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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3 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本文刊在《天涯》2009年第4期上。原文写的时候没有关于皇汉的部分,后来我又增加了,但是因为版面问题,在刊出时这部分没用。但要说明的是,《天涯》的编辑风格非常好,基本不怎么删改,这部分没用,是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已经够长了,占了很大篇幅,所以我完全理解,也没有异议。
萧武 兴许是这些年来的意识形态斗争让很多人都神经紧张起来了,不管看见什么,第一反应都是先帖上标签。似乎不帖标签,就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不高兴》一面世就马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即使几个作者百般剖白、辩解,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还是稳稳当当地扣在了《中国不高兴》头上。而扣帽子总是与打板子接踵而至的,帽子戴稳当了,接着便是主流媒体上落下的雨点般的打向它的板子。 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在回答《新京报》记者访谈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们在这本书里原本提的“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是出版商在出版时才在书的腰封上将这个说法改成了“内修公正,外争族权”。而且,照王小东自己的说法,这个提法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也没变。 民族主义在成长 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中国古代思想背景下并不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之一。坚船利炮给中国送来不平等条约和现代化的同时,也送来了主权国家的意识,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样,都是主权国家意识确立之后的产物。历史地看,每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都出现在与外部交往较多的时期。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在面临全球化时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确认。 什么是中国大目标? 按《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的说法,他们不止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提出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要求,而且表达了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看法,即中国需要领导世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大目标。 July 01 衙门奇遇这一阵忙着买房的事情,没管博客,都快长草了。这个事情暂时拉倒了,有空了。 因为牵扯到住房公积金,去了趟普陀公积金管理中心。我去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半,就在楼下坐了一会。一来是上楼的电梯很挤,我不想挤;二来想着人家大概要一点才上班,这会儿还早。 交易中心人很多,窗口也多,我就找了个穿制服的同志问了一下,大概是税务人员。她说我要到商务中心窗口排队,我就去排队了。排了一会,感觉不大对劲,就问了一下在前面的人,他说,这里是复印的,不是复议。我又去问税务的同志,告诉我到另一个窗口。我去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不是办这个的地方,要到西藏北路。 置业担保公司人也不少,我还是想着自己啥资料都没有,得先咨询一下。就问旁边一个咨询工作人员。这次的态度倒是不错,有问必答,看来是在上班时间,问她话不算不尊重她的私人空间。 到了单位行政部门。这个女同志向来很牛,每个月跟她打交道,大家都不舒服。 终于,我决定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过一阵不用复议了再说。 June 24 自行车又丢了自行车又丢了。昨晚到家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都还在,今天下来感觉不太热,本想骑的,就没有了。 去年换工作后,一直上夜班,夜宵车等得时间比较长,而且下车了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差不多需要20分钟,所以一直想着买个自行车。因为早知道自行车人员丢,而且当时没想马上搬家,所以就想着买个能折叠的,可以每天都搬上楼。 年前就在天山路那边看过,但是因为都是新车,觉得丢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也就算了。有一阵子还天天在网上看,但终究都没发现合适的,也就算了。 4月又想起来这个事情,又开始找。五一前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二手的,差不多七成新,原来245,现在卖170,我觉得差不多,就买了。买了以后就一直放在家里,到五月中旬,开始骑车上下班。上海的路比较畸形,很多路没有自行车道,或者不许自行车走。路过静安寺,还不能转弯,也比较不方便。不过下班了有点风,人也少,可以随便骑。除了过桥有些累,别的也就无所谓了。 周末搬家时因为现在到了三楼,而且楼梯比较陡,所以拿过去就放在楼下,刚好楼门旁边也有一块放自行车的地方,就放在那里了。本来想着再搞个链子拴在边上的水泥栏杆上,但是一直没弄。这几天比较热,骑车不大好,而且上周骑到半路轮胎还被扎破了,弄得挺麻烦,换了胎后多少有些后怕,所以一直没骑,就放着。昨晚到家看见的时候闪过一下应该搬上去的念头,反正这一阵子也不骑,但是因为走路时间长了,比较累,就像今天再说,没想到今天就没了。 从小学二年级学会骑自行车以来,到高中毕业,从没丢过自行车。大学打工那时候买过一个,后来不用,就扔在楼下,还被宿管科给搬走了,叫我去领,我没去,就算了。在杭州的时候买过几个,也丢过好几个。后来在报社买了一个新的,骑了一年半,来上海的时候给了雷天音。到上海后,05年买过一个,后来也丢了,后来又买过几个,也都丢了。07年硕果毕业,给过我一个,我给了润泥。 以前丢的那些,有好几个都是我觉得无所谓,就随便放着,也不怎么用。这次的自行车丢得多少还是有些意外,本来不想丢的,终究还是丢了。可见有些事情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June 20 又是仓皇辞庙日本打算在这里再凑合住一阵,想办法买个小房子再搬家的,没想到房子没买成,就得提前搬家了。 去年底算了一下,这些年已经给人付房租付了好几万了,觉得还不如自己买个小房子来的划算,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三月份开始看,留意了一下,觉得大致差不多,四月份就到中介登记了一下,看了看房子。当时我住的这一片的房价大概还只有一万三千多左右,比去年要便宜。但那时候总觉得,经济应该不会那么快好转,房价还是会继续往下走,就想再等等看。毕竟自己的钱不多,能少出一点就少出一点。而且,当时确实也没看到什么合适的房子,看了一个大概50多平米的房子,装修还行,房东开价就要75万,再看的几个要么是楼层不好,要么就是房型不好,就算了。 在厦门的时候中介给我打电话,叫我看房子,但是当时有些心灰意冷,觉得应该再等等,就继续等了,没理会。从厦门回来,看了数据才发现,四月份房产交易非常火爆,交易量是17个月来的新高。而且,因为房地产商去年底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拿地不积极,新盘开工少,尽量回笼资金,结果需求突然爆发,所以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 到五月份,虽然经济数据比较好,有明显的回升趋势,但是我还是相信即使数据有所好转,但是金融危机不会这么快过去,以中国今天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而言,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出现转折点。 但是现在看来,天朝确实是又创造了奇迹。朝廷刺激经济的措施确实已经初步显现出效果来了,汽车销量已经远高于去年,原来说今年天朝汽车销量不可能超过去年的人都已经在忙着修正自己的观点了。房地产交易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成交量猛增,出现了供不应求,而且房价的涨幅也已经达到了07年的水平。当然,反动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忽悠我们,说数据好是大宗商品和基建材料被刺激措施拉起来了,股市节节走高也不过是冒虚火,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还是没有释放出来,而且老百姓实际上也没钱消费。朝廷的态度也比较谨慎,周三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说,经济回声基础还不稳固,要在长时间内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的准备。而现在看来,天朝的经济确实已经在回升了,现在如果还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这个月初,我接到房东通知,他们打算搬回来住了,我要在着个月内搬家。虽然我的房租已经交到下个月了,但是我懒得去跟房东争这种事情,就答应尽快搬。开始时房东要月中就搬,我答应了,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这里附近的房租已经普遍比去年涨了两三百块钱,一样的房子去年可能要1500,现在都要1800了。加上刚好赶上学生毕业找房子的高潮,就更加麻烦了。只好告诉房东大概要到月底。我当时的打算是,边找房子边看,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就买,稍微拖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我到中介看下来的结论是,房价已经比四月份涨了1000多了,好一点的房子已经涨了两千了。当时中介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房子,40平米,60万,但是因为离轻轨远了点,我就没要。我觉得一个44平米68万的房子不错,但当时觉得单价有点高,就有些犹豫。第二天,另一个中介又给我电话,同一个房子,报价是七十万。过了两天,已经是七十二万了。上星期看房子比较多,有个房子还不到40平米,报价就已经是65万了。一个号称一室一厅其实是一室户的房子,虽然面积有46平米,但是房型比较糟糕,报价也要66万。这时候才发现原来犹豫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晚了,只好把自己的计划从原来的小两房改成带小厅的一室户。一个中介给我极力推荐的房子,我约好了第二天看,但是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中介告诉我,别人已经付过订金了,我不用去看了。 于是只好租房子。好在运气还行,总算找到一个价钱啥的稍微合适点的房子,今天已经找人把书都搬过去了,剩下的东西明天自己搬一下就可以了。 June 19 一个危险的行政官僚这一星期努力在车上看,基本上把老赵的回忆录看完了。
因为76年之后的事情很多都没有公开资料,有的也就是个别将领回忆录里稍微说几句,或者是师东兵的作品这种。像老赵这个级别,能这么清楚地记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的,无论立场如何,都可以当作一个资料来看。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立场,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CP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斗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书还是很有意思的。
政治与行政
大体上说,我觉得老赵还是个行政官僚。虽然他从县委书记起家,一直都是搞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在广东、内蒙古、四川做过省委书记,也算是历过州郡了,是一方诸侯。但是他的兴趣始终是在事务性技术性问题上,而对政治问题考虑得不多。在内蒙似乎没干什么,在广东干的现在知道得多一点的也就是大跃进那会儿,还有文革期间,都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他自己没能干出什么有点创意的事情来。他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在四川,但是在四川他做的主要的也就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就是他后来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效益的改革。所以说,以他的水平来说,做具体工作是可以的,但是要来做总书记,确实不大合适。政治需要政治家,政治家有时候行政能力也比较强,但是不一定每个行政能力强的官僚都能成为政治家。
他的回忆录里谈得最多的就是经济改革,说起来这个他头头是道,但是说的基本上都是他做总理的时候的事情,而对他做总书记之后的1988年,他谈得就没那么实在了,线索也不是特别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兴趣还是在搞经济工作上,以前他做总理,一直管经济,没思考过政治问题。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就是不太对的。他当时处在总理的位置上,是国务院的一把手,当然要考虑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开阔的视野。但是他自己实际上是在做副总理的事情,就是主要管经济和外交,而且管得比较细。这样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没有意识到他所在的位置上应该干什么事情。
所以,我有些倾向于相信,他当时确实是想继续搞他的经济工作。不过,这个似乎不能成为他就不想当总书记的理由。这从他主张“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能看得出来。之所以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当然就是因为党对政府管得太多了,成了政府的婆婆。他所处的国务院当然也一样,虽然他贵为总理,但他头顶上还是有中央,有总书记,对他还是有约束,他不能完全按他想的去做事情。他跟胡耀邦对经济的看法不太一样,一开始是胡干涉比较多,后来因为他得到邓的支持,才取消了胡干涉经济工作的权力。但这样显然就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他之所以能成功地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还是因为邓在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哪天邓不在了,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说到这里,岔开说几句。从当时的情况看,整个八十年代,实际上都是行政官僚在前台,包括胡,也包括赵,他们都算不上政治家,而是官僚,只不过胡是党务官僚,而赵是行政官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真正的政治,也就是主权,实际上是在邓和元老们手里的,他们才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他们才是政治家。他们需要的就是一群熟练的官僚们来为他们工作,把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当这些官僚稍微有点政治意识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起来,当在前台的政治与行政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支持行政的一边,而反对政治的一边。所以,在胡和赵的冲突中,他们选择支持赵,后来赵做总书记,又与李发生冲突,他们又选择支持李。在总理与总书记的斗争中,他们总是习惯性地选择支持总理,而反对总书记。
再跑得远一点说,国外的反动媒体长期以来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经常性地吹捧总理,鼓励总理去对抗总书记,也就是鼓励行政去对抗政治。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行政官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弱,会更接近他们的立场,甚至对总理寄予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重新认识邓
这个书让我对邓修的评价高了很多,在他们这些人里,邓修确实是最高明的,他们都玩不过。
对于所谓改革,按照鲍彤和老赵的说法,邓修其实没什么概念,他会的还是75年那时候那一套,无非是治理整顿,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治理整顿,而不会想到去打破这个计划经济体制。而老赵是比较早就有了自觉的。早在还在四川主政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必须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然后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地去打破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所以说,赵和鲍彤都认为,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名不副实的,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对外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这些都是赵最先发现并推行开来的,所以赵才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但赵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许多主张,如果离开了邓的支持,实际上是无法推行的。包括陈云、李先念、王震这些人,还有下面的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反对的,如果没有邓以个人权威来强力支持,以赵本身的能量,显然是无法对抗这些人的,他的改革也就只能是些腹案而已。而且,赵也承认,在许多问题上,邓的想法与他是比较接近的。
邓力群的回忆录里也讲到,在赵下台后,王任重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是哭,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邓力群的意思无非是,赵觉得自己比较委屈,实际上是在代人受过,他并没有什么主张,他只是在执行邓的决策而已,所以要他对许多事情负责,他就觉得比较冤枉。
无论是赵说的,邓并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只是在支持他,还是按照邓力群说的,赵只是在执行邓的决策,都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赵自己也说了的,没有邓,改革开放实际上毫无可能。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恰恰说明,邓其实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赵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罢了。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上打仗的时候都是吴用出主意宋江拍板的,功劳却都记在宋江头上。但是吴用从来没有说过,哪个战役的功劳应该是他的,而不能算在宋江头上。再比如打仗的时候,作战部门一般是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作为军事主官,要做的并不是来制订这个方案,而是对这个方案做一个评价,拍板执行,但是同样的,从来没有哪个作战部门的人可以说,哪个战役的功劳应该算在自己头上,而不是军事主官的。
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下,无论是赵还是胡,实际上都没多少决策的权力,而是在扮演执行的角色。他们有什么想法,都必须得到邓的同意,然后才能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提出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上,胡和赵一样,只有建议、提议的权力,而没有决定的权力,作用相当于作战部门,这个方案能否通过并付诸实施,得看邓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的想法即使邓连一个都没提出过,但是只要是通过邓来决策并施行的,功劳当然都得算在邓头上。为什么说邓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不说是设计师?原因也就在这里。作为总设计师,他要做的只是在别人提出的设计方案里来选择和决策,而不是自己去搞设计,去策划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在下台之后经过数年的反思,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试图贪天之功为己有,把改革开放的功劳都记在自己的名下,可见他的政治水平确实不怎么样。
胡赵之间
胡赵被邓发现并提拔利用,是在对付“凡是派”的时候。在那时候,胡赵二人可以说是邓的“马前王横,马后张保”,一个在党务上,一个在行政上,冲锋陷阵,为邓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候,二人的位置是差不多的,扮演的角色也相似,是并肩作战的。但胡为邓鞍前马后的效劳要比赵早很多,胡是邓在75年就已经重用的人,而赵则是在邓在政治局已经取得相当优势的情况下才发现的,要晚一些。
当然,二人在想法上基本上也是比较接近的。胡在党务上的一些观点赵基本上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赵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措施胡也基本上都同意。他们的分歧比较早地显现出来,是在80年代初,也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下台之后对经济工作的意见上。胡当时观点接近邓,希望把指标搞得高一点,速度快一点,提前翻番,而赵则相对稳健些,观点接近陈云。但邓在这一点上后来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选择了支持赵,并且取消了胡干涉经济工作的权力。
在政治观点上,两个人也基本上一致,比如对反自由化的态度。胡下台的理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但赵上台后与邓力群发生的第一个正面交锋就是在反对自由化上,赵基本上继承了胡的路线,对反自由化非常消极。这一点赵自己在回忆录里说过,当事人的评价是,胡是讲自由化的人,而赵是干自由化的人,反自由化只是反掉了讲自由化的人,换上来的却是一个干自由化的人。邓力群的回忆录里也讲到,胡下台后他曾在长沙与胡谈过,胡对这个情况很是不平,说不是指责自己反对自由化不力吗,现在换上去的人比自己还要自由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还没有看到胡对赵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和看法,但赵在回忆录里也并没有完全把胡和自己放在一个阵营里,也还是有距离的,只是相互欣赏,分工合作。从赵的回忆录里看,虽然赵认为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并且推测胡也会跟他一样赞成议会民主制,但他对胡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对于一个已经死了而且享有比较好的名声的人,而且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一个阵营里的人,赵对胡如果是非常欣赏,完全可以把他们算在一个阵营里。但赵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显得比较平淡,也没讲他们有什么私下的来往。
而且,赵的回忆录里记述了两个有趣的细节,一个是赵说,元老们认为,胡作为总书记不够持重;另一个是他讲的一个事实,胡下台的时候,中央派去谈话的人恰恰就是赵自己。第一个细节,赵在叙述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从这一点看,赵对胡的看法其实与元老们基本上是一样的,认为胡作为总书记,最高政治领导人,确实不够持重。第二个细节,他讲得比较简略,除了说他介绍了批判胡的生活会的情况和最后的决定之外,他还责问胡:在自由化的问题上,几年来邓打了几次招呼,胡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与邓保持距离?首先,如果说他们当时的关系非常好,他不可能代表中央去和胡谈话;其次,即使他与胡的关系一般,如果他对胡确实还是比较欣赏的,他完全可以例行公事地讲一遍会上的情况就算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责任胡是不是有意与邓保持距离,也就是背叛邓。很显然,他对胡的态度并不友好。如果参照邓力群的回忆录,胡后来在长沙说的话如果是真实的,意思未必不是说:你不是说我不重视邓交代的反自由化任务吗就是背叛邓吗,现在你对反自由化也态度消极,不也是背叛了邓吗?
在胡赵交替的问题上,当时香港曾经流传过一个说法,说是赵给邓写过一封信,让邓下决心拿掉胡。对此,赵在回忆录里特别澄清,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当时只是批转了一个材料,希望能健全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而且,他还把这封信全文写在回忆录里面。这样就能撇清他对胡下台的责任吗?我觉得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胡所处的位置显然就是邓的接班人,位置要比赵更重要。在这时候,他希望邓考虑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想要制约谁呢?显然不可能是邓,他很清楚,他是不能挑战邓的权威的,他甚至还总结导致胡下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胡似乎有挑战邓的权威地位的意思。处在他当时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能引发他的担心的当然就是胡了,当然就是希望邓能在有生之年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防止胡继承邓的这种权威。
赵为人阴险
看过邓力群回忆录的人大概都知道,邓力群有个很深的印象,胡和赵对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胡对人不满,就是当面说出来,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在背后搞小动作,而赵就完全不同了,赵会在背后下手,比较阴险。这在赵自己的回忆录里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邓力群一直都是胡赵的心腹大患,是政治上的对手,但胡始终没有想到在政治上解决邓力群的问题,而赵一上台就绝了这个问题,不仅拿掉了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的权力,而且解散了邓力群控制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社。而他所用的办法,即使是他的同情者,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同意。
实际上赵搞掉邓力群的办法很简单。李锐写了一封信给赵,讲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的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邓力群和李锐的老婆曾经“金风玉露一相逢”。李锐对这个事情怀恨在心,显然早非一日了。他给赵写的信,未必就没给邓写过,没给胡写过,但他们都没有对这个事情太重视。而赵得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马上就批转给了邓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邓随后作出的决策是,同意赵的意见,取消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的权力,但让他进政治局。而最后的结果是邓力群在中央委员选举的时候落选了,而且在中顾委常委选举的时候也落选了,从此完全淡出核心权力中心。
要说邓此前不知道邓力群的这个事情,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但是邓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放弃邓力群?绝不仅仅是因为邓力群深受陈云、李先念和王震这些赵所谓的保守派的欣赏和信任,而是邓力群对邓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是用来平衡胡赵的。而胡在一开始,按照邓力群的回忆录里所述,他们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所以胡没有想到要搞掉他,等到胡发现邓力群已经成了他的政治反对派再想搞掉的时候,他能够用来与邓交欢的政治本钱已经没有了。而赵比胡聪明也阴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在胡下台后,如果邓不想改变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就只有重用赵,所以赵可以在这个时候与邓做交易,让邓放弃邓力群。
而且,对赵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个划算的交易。按他自己在回忆录里的叙述,在胡下台后,对于空出来的位置,胡曾在多个场合说是自己的接班人并且要为之早做准备的胡启立实际上也不可能了。王震曾提出一个方案,赵继续担任总理,总书记让姚依林来做,但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上。赵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因为他不能允许让邓力群接替胡的位置。此后,姚依林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说了原拟进入常委的田纪云的坏话,最后,胡启立和田纪云都未能进入常委,常委从原来拟议的七个人变成了五个人。所以说,我倾向于认为,这实际上是赵与邓之间的一个交易,邓牺牲掉邓力群,而赵则放弃胡启立和田纪云。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确实如邓力群所说,比较阴险。胡下台的时候,余秋里因为之前和胡走得比较近,所以发言时批判胡的话说得很重,赵对余秋里的看法不太好。后来姚依林在田纪云的事情上做了手脚,他又对姚依林的看法不好。但是,从他搞掉邓力群的手法来看,他又能有多高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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