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写的关于通钢和林钢事件的博客被新浪博客删了，愿意看的同志可以到SPACE上面去看。

不过今天还是要再谈谈通钢和林钢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这几年来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不能不谈。当然，常来的朋友要是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可以这一阵不用来了，我还会接着谈的。

跟大家一样，我一直都觉得《瞭望》杂志属于官府喉舌媒体，所以也比较鄙视。但是这次在通钢和林钢事件里，不能不说，《瞭望》杂志填补了空白，在这个没有工人的声音的时代，他们多少还是替工人说了几句话。比如说，针对资产阶级先锋媒体说，通钢和林钢工人有国企情结，他们反问说，为什么民企的工人没有民企情结，而国企工人却又国企情结？他们说的原因当然不那么对头，主要还是说国企有比如工会、党委什么的这些社团，工人的意见有表达的渠道，他们的诉求能够合法的向上反映，所以对企业有认同感。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工人为什么反抗？原因其实很简单，就象许多人说的，通钢、林钢就是个小社会，一家几代人都在里面工作，企业就是他们的家，生老病死都仰仗着企业，企业要改制，要毁了他们的家，他们当然不能答应，当然要反抗。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就是个雀儿，你把他的窝捅下来，他也要叫几声，何况是人呢，你要毁人家的家，人家当然要不满意，当然有意见。有意见，还不让表达，或者说还没做好别人的思想工作，就要强拆，矛盾当然要激化。

但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还是在这两次的事情里，媒体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无知和无耻，异口同声地把这个事情当然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来评论。即使是《瞭望》这样这次表现比较好的企业，在稿子里也一直坚持说，虽然重组方在程序上存在问题，有些做法不那么合适，但是工人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也不对，是违法的，无论是一开始的堵塞高速公路，还是集体上访，还是围攻官府，还是到最后打死人、挟持国资委主任做人质，都是违法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法律课讲，你让工人怎么讲法律？

如果讲法律，那么很简单，工人就接受这个结果算了。按照现在的程序来说，如果一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上反映，让上级裁决。但是如果上级裁决还是跟地方官府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就没什么办法了，你只能接受并执行。这是党的工作纪律，从很早就是这么干的，革命年代也是这么干，就是上级决定，决定了的事情，即使你还有问题，你只能向更高的上级申诉，但是执行是不能耽误的。

大家可能可能都会习惯性的觉得，官府肯定是串通一气的，向上级申诉也就是那么回事，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他也不是这个逻辑。对官府来说，上级给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指示，比如说河南省政府指示，全省的国有企业都要改制，那么到了濮阳市国资委，他就要林钢改制，至于怎么改，方案怎么搞，这个河南省是不管的，濮阳市报上去的方案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都只是备案而已，不会干涉太多。要到出了大乱子了，下面不能解决了，上面才会插手。林钢的事情这次表现得就非常明显。工人闹，反抗，上面不管，等闹大了，省委书记给一个批示，好了，下面停止改制。如果没有省委书记这个批示，无论工人怎么闹，濮阳市都不能停止改制，还是得继续执行。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法律能解决的，如果法律和程序能解决，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可是如果不是闹大了，谁会听工人的意见，谁会尊重工人的意愿呢？既然把事情闹大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为什么不能闹？

通钢的事情里，吉林省国资委指责说，带头的工人都是离退休人员。其实这就是个废话。从国企改制开始，哪次带头的不是离退休人员？哪次不是老幼妇孺打头阵，无论是挡高速、挡火车、围攻官府，哪次不是老幼妇孺冲在最前面？为什么？在岗工人敢上去挑头吗，就是乖乖听话，都要马上下岗了，他还怎么敢闹呢，他就是有一肚子的委屈，他怎么敢说出来呢？只有老幼妇孺，尤其是离退休了的老工人，他们无所谓了，可以豁出去。

而且，为什么他们不能闹？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国企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国家掏钱买设备啥的，投资很少，然后从别的企业抽调人员，号召大家贡献青春和血汗，一砖一瓦一个螺丝一台机器地把企业建设起来的。在建设的时候，国家都说过，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明天，让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建设起来的。他们在企业里度过了一辈子，看着企业从无到有，从荒地变成一间间厂房一台台机器，一点一滴地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怎么能没有感情，怎么能没有“情结”？

离退休工人对企业的未来有没有发言权？这是个大问题。按照现在的程序来说，国有企业改制，只要职工委员会同意就行。但是，离退休职工，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当初建厂时就进来的工人还在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对企业没有发言权，他们怎么可能对企业不关心，怎么能不管呢？企业是国家掏钱建设的，拥有股份，这没错，但是，当初建设的工人以最低最低的待遇参与企业的建设，在企业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和企业共渡难关，他们难道不应该也有点股权吗，他们凭什么对企业改制没有发言权？

从这个层面说，国企的股权不能以资本论，即使要完全按照资本计算，工人们当初在建设的时候为企业建设节省下来的成本也应该折合成资本，换算成股权。如果要分家，这些人当然有他们应得的一部分。如果国家要得到国企的全部股权，就算是强买强卖，也要给点钱给离退休工人，对他们做点补偿吧。

彭德怀说过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崽卖爷田心不疼。建设的时候说让大家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但是到现在，国家只算自己当初掏的钱，不算工人节省下来的了。国企改制实际上就成了国家说了算了，在岗的工人可以拿点补偿费，在岗的干部领导可以拿股权，但是对企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的离退休工人却啥也不给，他们没有发言权，啥也得不到，这算是什么？这样的改制，就算是符合现行的法律的，能算是正当的吗？

国企是这样，国家的事情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当初说好了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家才革命的，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但是到了现在，却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说搞资本主义就搞资本主义，就算是程序上没有问题，这算不算是对先烈们的背叛？

就象所有这样的事情一样，轰轰烈烈的通钢工人运动被命名为“通钢事件”，在经历了仅仅半个月左右的媒体的密集关注后，正在从公众视野里一天天退出。如果没有林钢的工人紧接着就开展了护厂斗争，相信通钢事件会像2004年的重特钢工人运动一样，成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小插曲，不仅丝毫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甚至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通钢比重特钢幸运的地方在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过几年来各方面的斗争，滑稽的MBO已经被叫停；

其次，这几年来，钢铁行业的大形势已经大大地好转了，钢铁企业对于官府，已经不再仅仅是包袱了，多少还是可以带来一些收益的；

其二，对于民营企业的迷信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人中间被冲破了，原来那种把一切困难都推卸给体制和所有制的论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其三，民企的效率和业绩比国企好的背后的原因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那就是民企几乎不管员工的社保、医保等重要福利，而且享有诸多税收上的优惠；

其四，重特钢没有在宣传通知送达前在大众媒体上反应出来，而通钢做到了；

最后，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通钢事件有了林钢这样足资自豪的接班人，林钢工人公开喊出了向“通钢工人老大哥学习”，而重特钢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改革插曲，如同泥牛入海，很快就被改革的狂涛巨浪淹没了。

不过，从反抗方式来说，林钢的斗争在前期与重特钢并无太多不同，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包括堵塞重要道路、上访、请愿等等，所有的行动都是希望引起官府高层的关注并加以干涉，而通钢的斗争有所发展，采用的方式从非暴力走到了暴力。但林钢的斗争比通钢更进步的地方在于，林钢工人拒绝由原来的领导代表自己与官府谈判，而坚持要求自己选举代表。

林钢选举工人代表，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国内媒体对此几乎大多数都选择性失明了，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中国日报记者胡亦南（也就是中史俞）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了这一情节。选举自己的代表，意味着工人斗争水平的进步和提高，已经从自发斗争走向了自觉斗争，从无组织走向了有组织。如果说通钢工人的斗争还可以被官府喉舌媒体用“不明真相的无辜群众被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煽动、利用”，从而否定斗争的意义，那么林钢工人用自己的选举回应了这种最常见的对群众斗争的抹杀和污蔑，从而拒绝了官府对运动本身最可能的定性。

一切事情都需要技术。斗争当然也需要技术，但是斗争的技术不可能来自于理论，只能来自斗争实践本身。从1990年代的工人自发反抗下岗的上访、请愿活动到重特钢工人反对改制，再到通钢工人的暴力反抗，再到林钢工人的选举代表，这是一个虽然微弱但是连续的传统。正是在这个传统中，每次工人运动都在进步，都在从前面的斗争中吸取教训。

对于这个传统，作为左派，常见的看法可能有两种。毛左派会认为这是毛时代的遗产，没有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工人地位，工人不会想到斗争；非毛左派则会认为，这是工人在自发的运动中摸索和前进的。但这既不能用毛主席的遗产覆盖，也不能完全否认毛主席时代的遗产所起的重大作用。

为什么引起关注的工人的反抗斗争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当然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遗产。而国有企业的整套制度都是毛主席的时代的遗产，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毛主席的时代建成的。但是目前参加斗争的这一代人多数并没有体验到毛主席的时代就参加工作的，观念上未必有太高的觉悟，更多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还是要从头再来，重新在斗争中提高和进步。从最基本的维护自身的利益到维护企业的体制，将来上升到阶级斗争也不一定。

坦率说，国有企业改制遭遇工人反抗，甚至是发生暴力对抗，这些年来已经见过很多了，有了免疫力了，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为什么这次通钢的事情还是能强烈刺激到我？

其实是出于一个很个人的原因，就是安凤成的劳模身份，和资产阶级先锋媒体们暗示的他在这场运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让我很感动。

国企改制早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行了差不多20年了，除了1990年代后期曾遭遇工人大面积强烈反对之外，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以个案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我一直有个判断，就是我认为，经过1980年代的初步改革，工人阶级已经被打散了，阶级意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许多时候，老国企的工人的优越感确实也让我这个农民共感觉不太舒服。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很固执地认为，工人之所以对改革不满，是因为在原来的毛主席的时代里，工人是人上人，是领导阶级，享有特权，是这个国家的“贵族”，而改革改变了他们的这种地位，优越感没了，所以感觉很失落。所以，我对工人反对改制的态度基本上有些作壁上观的味道，如果真要反对，那么就应该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反对，在搞物质刺激的时候就反对，等到1980年代都已经过去了，改革的逻辑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官府的立场也早都变了，要动工人的饭碗了，才想起来反对，未免太亡羊补牢于事无补了。大体上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工人反对改制的态度就处在这个状态，哀其不幸，恨其不敏，笑其不争。

一直到我后来有个朋友讲了她父母的故事。

她父母原来是大国企的工人，父亲技术好，当过劳模，但不是安凤成那种全国劳模，范围并不大。她说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她小时候就是在这种国企里玩的，跟原来的工人都很熟。她父亲因为技术好，人缘也不错，所以从车间逐步升到了单位的工会主席。1990年代，她父母的单位所处的行业成了民营企业扎堆的行业，国企的体制性劣势越来越明显，虽然质量很好，但是因为企业负担重成本高，所以经营情况日渐恶化。不过，行业和体制是一方面，按照她转述的她父母的观察，企业垮掉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全国国企里的职工都认定的原因，就是钱都被领导们给贪污了。原来的企业领导们贪够了，企业也快差不多该破产了，工人开始大面积下岗，原来的领导下了海，供人们又开始上访、闹事，组织上就把她父亲提拔上来，做了企业的党委书记。所以她跟我讲，她父亲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应付工人上访，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处去找钱，来给工人发点微薄的过节费。有一年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她父亲突然泪流满面，她和她妈妈都觉得很奇怪。她父亲说，我到处去找人，好不容易弄到点钱，本来说要发给工人，结果我们领导每个人发了一万块钱过节费，而工人只是每个人一百，双职工才200，我们在这里有酒有肉的过年，工人的年可怎么过？

听了这个事情，我才发现，老国企的工人还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即使已经被市场经济的洪流冲刷了这么多年，这种精神也还是若隐若现地顽强生存了下来，在关键时刻，在许多时候，这种精神就会突然迸发出来。这个朋友说，当初她父亲刚上去当书记的时候，单位还能维持生产，但是大面积的下岗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当了书记，她妈妈就下岗了，因为她父亲说，他当官，不能让别人说闲话，不能照顾自己老婆。下岗以后的那几年，她妈妈过得很困难，也跟她父亲闹过很多次，但她父亲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是觉得自己做得是对的。

在无产阶级最大的那个年代，劳模是一种荣誉，这不是物质奖励，比如给多少钱发多少东西能抵消的。只有那个年代的工人才会把劳模当作荣誉，才会在乎自己的这个荣誉。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讲时传祥当了劳模以后，觉得自己一个掏粪工都能得到国家的荣誉，还见到了毛主席，跟毛主席握了手。所以他很兴奋，晚上都去掏粪，本来他以为晚上厕所里没人，哪知道进女厕所的时候有个人在里面，结果被人骂流氓。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那个时代就可以，主动劳动，这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才会有的想法，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调侃的觉悟。我们今天当然已经看不到哪个劳模还会这么积极了，即使这么干了，肯定也要被别人嘲笑，说你脑子坏了。

上次写通钢的事情的时候，我对安凤成的了解还不多。后来看到有网友在这个帖子下面跟贴讲了安凤成的一点事情。安凤成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十七大代表，而且是吉林省为数不多的国企代表之一。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免去安凤成职务的同时，任命一个通化市副市长去通钢担任董事长，这就是说，通钢董事长的职务是地厅级干部待遇，是比较高级别的了，吉林省国资委也不过就是正厅级单位，虽然说吉林省国资委是通钢的上级单位，但从地位上说，通钢董事长显然不是吉林省国资委能动的，而是要通过吉林省委组织部的。

一个这样级别的干部领导通钢，而且在他的领导下，通钢的情况并不糟糕，在建龙进入之前，实际上效益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猜想安凤成跟建龙的斗争从建龙进入通钢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不光是工人在跟建龙斗争，安凤成当然也在斗争。建龙后来萌生退意，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通钢连续出现亏损，肯定也有工人和安凤成反对的原因在内。在安凤成与工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建龙仍然能去而复来，说明建龙显然是得到了比安凤成的地厅级更高的层面的支持，否则他大概不会再来趟这个浑水，陈国军大概也没有底气说出那些刺激工人的话来。如果安凤成是跟工人站在一边，那么跟建龙站在一边的是谁呢？

在这个事件中，其实我认为陈国军的死并不重要，就像对整个五四运动来说，火烧赵家楼并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是工人的大规模暴力反抗，占领了工厂，与当地军警对峙。五四运动中学生上街表明，中国是中国，北洋政府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可以卖国，但是中国人不能卖国，国家不是北洋政府的，而是中国人民的。工人占领工厂，也表明了一个态度，工厂不仅是国有资产，工人也应该有份。通钢是几代通钢工人用血汗建设起来的，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通钢供人们当然在重组问题上有发言权。实际上，不仅是通钢，全国的国有企业都一样。但愿从通钢开始，工人都能自己保护自己。

通钢事件从发生到现在才过了短短的半个月，但是在媒体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过程。

事件在刚一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传达了一个消息，说是事情之所以会演变到这个地步，最重要的原因是被打死的陈国军在事前说过很过分的话。他说，他要通钢的三万工人全部下岗，所以才激起众怒，终至拿自己的生命为自己这句过头话付出了代价。有趣的是，这个网上的流言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别的媒体报道中出现的。

但是，没过几天，媒体上的口径就出现了变化。新华社的报道依然四平八稳，而且发出来的几篇评论都批评了当地国资管理机构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与工人沟通不够，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结果。而在先锋媒体《财经》网上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倾向。《财经》网的报道暗示说，陈国军并不是被工人打死的，“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是被人利用了，而这个利用工人情绪的主体按照他们的报道，就是通钢在重组之前的管理层。接下来就出现了安凤成已被当地警方控制的消息，但通钢随后就否认了这个说法。

最有趣的是，关于陈国军在通钢工人中的形象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咎由自取的陈国军的形象马上被涂改了。按照所谓的“真相”的说法，在建龙第一次进驻后，陈国军虽然作为建龙的代表参与通钢的管理，但与通钢的工人群众并不熟悉，在工人中间的口碑也不算很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

几乎在陈国军的形象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的同时，另一家先锋财经媒体《经济观察网》发表了一篇评论，直斥吉林的投资环境，质问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对民营企业做出的承诺言犹在耳，怎么就出现了这种暴力反抗重组的事件？这个评论的意思当然很清晰，当地政府既然连工人都搞不定，怎么能请民营企业去呢？这当然也是一种要挟，如果当地政府对这种事情处理不好，以后民营企业就不去参与参与国企重组、不给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做贡献了。

出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当地政府当然应该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当地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按照《经济观察网》的评论的口径，政府当然应该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在这起事件中，当然也就是要弹压当地工人群众的反抗，为民营企业的重组做好打扫房间的工作，然后民营企业再去入住。

但是，我还是想请当地官府和全国的官府都注意一个宪法上至今没有改变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的政府，无论那一级，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人民政府，执政党虽然已经戴了三块表了，但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至今仍没有修改，无产阶级仍然是全国的领导阶级。即使是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出发，政府在这种事情中都应当而且必须站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民营企业那边。至于什么时候政府才能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看门狗，这要等修改了宪法再说。

不过，在我们这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里，民营企业有《财经》和《经济观察网》这样的喉舌，工人阶级却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所以，像陈国军在通钢工人中的影响如何的问题，我们听到看到的都只有《财经》和《经济观察网》的转述，而他们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是通钢原来的董事长安凤成。除了财经网上关于安凤成可能参与煽动工人打死陈国军的事情之外，关于安凤成的的信息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从公开资料中看到的仅仅有他曾经是个老劳模，在吉林省国资委已经与建龙钢铁达成重组意向的7月22日，曾向安凤成表达过希望他在重组后仍然担任董事长，但被拒绝了。至于安凤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通钢的威信如何，与通钢工人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拒绝出任重组后的通钢的董事长，则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看过几年前的小说《那儿》的人大概都会想到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舅”。“小舅”也是大型国企职工，曾经是劳模，在工人中的威信较高，在企业原来的领导人挖空企业逃离企业之后，他和工人一样下岗了，并带领工人反对重组。新的资方和当地官府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希望他能带头支持企业重组，但被他严词拒绝。最后，当他发现自己在无意间已经被资方和官府利用的时候，他因为感到自己背叛了工人而自杀了。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安凤成就是“小舅”这样的人。对于现在的国企领导人，我基本上没有信心，当然不会相信安凤成就是例外。但是，到目前为止，即使关于他的别的信息都未公开，但是起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和通钢工人在反对被建龙重组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重组后工人要下岗，安凤成在通钢的地位也会变化。所以我倾向于同意《财经网》的报道所暗示的，安凤成确实参与了工人反抗的反抗。新华社今天发布的消息说，通钢原来的董事长安凤成已经被免职了，另外任命了一位原来的通化市副市长去担任通钢董事长了。原因没有公布，但大家当然都知道这是为什么。

安凤成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的？迄今为止的报道还没有给出答案。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与工人一起参与反抗，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未必是决定性的，未必他应该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另一种可能就是现在的报道所暗示的，安凤成为首的通钢高管群体对此事负有全责，也就是说，他们在事前散布了虚假消息煽动工人情绪，恶意阻挠企业改制。

现在看来，当地官府的判断基本上是倾向于后一种的，也就是说，工人们并不反对改制，他们不明真相，而是被安凤成这些人煽动起来的，是被动参与的，也是无辜的。出事之后，官府找一个人出来当替罪羊，平息事态，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手法，并不奇怪。

但是，无论安凤成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起了主要作用要负全部责任，都可以肯定一点，参与此次反抗行动的工人们并不是“不明真相”的无辜群众，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建龙进入通钢已经不是一年了，供人们的反抗也不是一天了。媒体报道都反应出来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龙进入以来，通钢的情况并未好转，而且广大职工的工资是在不断下降的，而且有些工人已经失去了工作。为什么在遭遇工人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当地官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强行推动一个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的私有化？

要知道，钢铁业作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国家早已有明文规定，国资必须具有相当的行业控制力。而且，从去年以来，钢铁业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尤其要考虑到的是，通钢去年确实亏损了，但今年以来在钢铁业形势好转的大背景下，通钢也已经在盈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官府仍然极力推进，这是为什么？

这有几种可能。第一，当地官府跑得快，已经发现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了，几万工人的反对也没关系，人间正道私有化嘛，企业就该私有化。如果是这样，请当地官府不要再叫人民政府了，干脆把人民这俩字去掉算了。不过，这也还是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还不允许他这么干。第二，当地官府是二百五，觉得钢铁现在不赚钱，将来也不赚钱，还得养活几万口人，不划算，干脆卖了算了，一了百了。但是从行政纪律来说，中央政策还没改变，当地官府即使有意见，也得先向中央反映，等得到中央同意了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干。第三，当地官府也不愿意，但是架不住建龙钢铁的背景厉害。可是建龙钢铁有什么背景呢？第四，当地官府也不傻，但是和建龙钢铁有交易。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工人被当地官府给卖了。

这些可能里，哪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现在还不好说，因为除了建龙钢铁和当地官府，没人知道“真相”。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真相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了。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通钢几万工人可能暂时不会像陈国军说的那样全部下岗了，所以是好事；因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就这样被平息下去了，通钢不重组了，也许还会有别的国有钢铁企业被重组，所以是坏事。

前天，原来的中石化集团总经理、中石化股份董事长陈同海的判决公布了，法院查明陈同海贪污1.95亿，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2007年被抓到一审判决出来，前后共经历了两年。法院审的时候没有公开，而且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判决也只是公布了一个消息，甚至据说连陈同海的辩护律师也没拿到判决书。搞得很是神秘。按照新华社当日配发的一个评论和一个法院问答的解释，陈同海是建国以来贪污数额最高、国企领导人腐败案中级别最高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影响特别恶劣”的，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缓显然是从轻。按照法院问答和新华社评论中说的，之所以这样判，是因为陈同海有自首情节，主动交代了组织上不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如果这个理由真的是充分的，为什么不能公开审判，要这样藏着掖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因。

他是革命世家出身，他父亲陈伟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在华东野战军里当过师政委，解放后长期在浙江工作，当过宁波地委书记、市委书记，还当过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78年调天津工作，先后担任过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期间，与陈伟达搭班子的两位市长分别是胡耀邦当初看中的接班人胡启立和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陈伟达本人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还做过中顾委副主任。

有这样的身份，陈同海从轻判决是可以理解的。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此案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薇至今没有消息？别忘了，2008年初公布陈同海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时候，新华社发的稿子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涉嫌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利益”。而且，稍微了解点这个事情的人都知道，这个李薇不仅是陈同海的情妇，还是原山东副省长、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情妇，也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两个部级高官共用一个情妇”。尤其重要的是，从杜世成和陈同海两个人的判决看，杜陈两人的贪污腐败都与李薇有关，主要的案由中石化青岛炼厂、奥帆项目和地产项目，李薇都是关键人物。

因为整个案子的审判和判决完全是保密的，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审判过程中和调查中到底涉及到李薇没有。所有的媒体报道里，只有21世纪经济报道提到了判决书，说是陈同海的1.95亿，来自五个人，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是1.6亿。数额如此巨大的行贿，当然构成了行贿罪。但按21的报道，五个相关的人都是作为证人出现的，这在法律上当然说得过去，程序如此。但奇怪的是，此次判决没有公布任何关于李薇的消息。而且，李薇从杜世成案发时被相关部门监视居住到后来被拘捕，再到现在，只有《财经》杂志2008年3月发的一片稿子里提到，李薇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她是杜世成的情妇，至于是不是陈同海的情妇，没有提到；再就是那篇稿子最后说的，李薇仍在接受调查。

从杜世成案发的200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了，陈同海都判了，李薇到底有什么难调查的，到现在还不能公布消息？

目前知道的关于李薇的消息基本上都来自财经杂志那篇稿子，她是云南昆明人，1963年出生，前夫是云南某著名烟厂厂长，离婚后去了深圳，后来辗转到了北京，然后在北京结识了陈同海并成为陈的情妇，陈又把她介绍给了杜世成。财经的报道没有提到时间，假设李薇认识陈同海是在2000年，也就是他接任中石化集团总经理的那年，那么她当时也37岁了。按照大家都知道的正常情况推测，以陈同海的身份和级别，可以说国内的一线女明星可以随便他挑，他为什么却偏偏喜欢这个从照片上看并不能算是非常漂亮、只能说是财经杂志说的“周正”的女人？更让人费解的是，按照财经杂志那篇稿子所说，杜世成找情妇要求很高，一般来说研究生以下都不要。他居然能接受别人介绍给她的一个离异中年女人，只能说明这个女人有很特殊的东西。

两个部级高官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并且最后上了贼船又落水，两个人都被判决了，她的调查还没结束，这到底是我为什么呢？难道是蒋艳萍的故事要重演？

邓玉娇案发生有一阵子了，一直没说什么，这几年也比较少掺和这种事情。这次要掺和一下。

按照此前的说法，就是三个公仆去娱乐城寻欢，用钱砸了邓玉娇，邓玉娇气愤不过，就用水果刀把他们刺死了。这个说法显然不合情理。即使他们说了什么过分的话，用钱砸了她，她也不至于情绪激动到这个程度，要用水果刀去刺死他们。

从那两个已经被解聘的律师最后发的控告黄仲德的控告书看，我认为逻辑上基本上是能说得通的。整个事情的大致经过应该是：黄仲德在水房意图强奸邓玉娇不成，出到外面后，跟邓贵大讲了，两个人辱骂了邓玉娇，并且把邓玉娇推到了，邓玉娇才用刀乱刺，刺死了邓贵大。

律师提出要找邓玉娇的胸罩和内裤取证，已经被人反驳为对证据学毫无常识了。而且，从法律上说，即使能够证明黄仲德确实在水房对邓玉娇确实有施暴情节，仍然不能证明邓玉娇刺死邓贵大就是正当防卫，甚至有可能被论证为邓玉娇在受到刺激后报复杀人——这样就是故意杀人了，罪名就更严重。

按照这个逻辑，那么要为邓玉娇减轻罪刑，确实就只有一个办法了，证明邓玉娇当时的精神状态有问题。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前景确实对邓玉娇很不利。

看起来，黄仲德是否曾在水房对邓玉娇施暴，与邓玉娇杀人是否有罪之间有因果关系，可以成为邓玉娇杀人的理由，但不能成为邓玉娇杀人无罪的理由。但我认为这个情节是否存在，还是与对事情在随后的演变是有关系的。

如果不存在这个情节，只是那两个律师的编造，邓玉娇的反应显然过激了，有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嫌疑。

但是，如果这个情节是存在的，黄仲德确实曾对邓玉娇施暴，那么邓玉娇在后来被推倒时，就完全有可能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出于恐惧，会本能地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意图施暴，因而采取正当防卫措施，也就是用水果刀乱刺，结果刺死了邓贵大。

现在的问题是，黄仲德是否在水房对邓玉娇施暴，这个事情现在确实无法证实，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即使确实发生过，但只要没有证人证据，不能被证实，也就不能影响此案的判决。物证显然是没有的，证人即使有，我认为现在的证词是否靠得住，也已经很成问题了。

现在的讨论基本上都集中于如何证明邓玉娇确实被施暴，而对邓贵大和黄仲德则是无罪推定。所以，我认为现在要转换思路，要撇开“无罪推定”的原则，而要做“有罪推定”。

也就是说，如果黄仲德无法证明他没有对邓玉娇施暴，那么就要推定他确实有施暴的情节。否则，他就必须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为什么邓贵大说了那些话，用钱砸了几下，邓玉娇就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说她那一阵失恋了心情不好，那边的民风比较彪悍，说她精神不正常，这些都是无效的。

如果他不能合理的解释这一点，那么这个案子就好办了，邓贵大与黄仲德对邓玉娇施暴，邓玉娇正当防卫，邓贵大被刺死，黄仲德逃脱。那么，判决就应该是邓玉娇无罪，邓贵大死当其罪，黄仲德以强奸未遂处罚。

如果仍然坚持对黄仲德的无罪推定，那么就是前面说的办法了，只有证明邓玉娇精神有问题，才能减轻处罚，否则，即使是按照防卫过当处罚，邓玉娇刺死邓贵大仍然要援引“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罪名来量刑。

在目前这种各种情况都明显不利于邓玉娇的情况下，仍然用这种推定方式，我觉得无论法律还是程序，对邓玉娇都是不公正的。

这些年来流行英美法那一套，凡事都讲证据，即使大家都明知道是坏人，也必须以证据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就不能说他是坏人。这个原则应该是有限制地适用的，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这种原则。至少在邓玉娇案中，不能适用这个原则。

昨晚在一个论坛上看见刘小枫和甘阳在一个论坛上的演讲，就转到学社上去了，顺便自己也认真学习了一遍。虽然说的大体上跟他们这几年说的都差不多，甘阳这次也重复了一些以前讲过的东西，但还是看得比较激动的，甚至有点奋袂而起的冲动。

以前没在公开场合见过老刘和甘阳一起演讲。老刘提到甘阳和甘阳提到老刘的时候都不太表态，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暧昧。这次算是比较清楚的说了一下。虽然老刘说得还是不太正经，有些调侃、戏谑的味道，但我觉得还是有点正经的意思在里面的。老刘说，甘阳把我要讲得都讲完了。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以前老刘是没这样讲过的。而且，甘阳前面讲的都是说中国要崛起了，文化建设一定要跟上，要对人类文明有贡献。老刘以前虽然这几年也讲中国要有自己的希腊罗马研究，但是从来没跟崛起挂过钩。这次甘阳讲了，他现场表示同意，算是挂上了。

老刘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变化。前一阵看过一个他的文章，里面算是比较正面的表态了，说施特劳斯不是目的，施特劳斯就是一个方法，一个通道，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古典里去。这个判断我以前讲过，熟悉的朋友大概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次他们讲的有点进步。施特劳斯讲的还只是说，不能用现代人的方式去理解古典，而是要用古代人的方式去理解古典。现在甘阳等于把这个朝前推了一步，中国需要的不是用柏拉图的方式去理解柏拉图，而是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柏拉图。用甘阳的话说就是，以前欧洲、美国都是不管中国人在想什么的，只管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管中国人自己怎么解释在发生的事情，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而且，这种理解的方式还传到了中国，中国人这些年来想的就是怎么接轨，怎么用别人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现在这个形势要颠倒过来，欧洲和美国开始关心中国人想什么了，中国也不能再用别人的方式理解自己了。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希腊罗马，去解释欧洲美国。

我觉得这个跟汪晖多少也有些呼应的地方。汪晖这些年来一直在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地理概念里是有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广大不发达的地区都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这是一种文明的视野，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个视野没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文明视野了，完全接受了欧美的文明视野，亚非拉被删除了，不存在了。比如说东南亚，离中国这么近，但是了解的中国人没几个，而美国离中国那么远，大家却多少都有点了解。最典型的就是欧洲认为中国和印度、阿拉伯都是亚洲，但是实际上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有各自的文化和历史，但现代中国人却把这个亚洲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于甘阳所谓的中国自己的方式，按我的理解，也不是现在比较热闹的复古，不是简单的回到儒家传统上去，比如说用史记的方式重新翻译一下希罗多德历史和修昔底德，用资治通鉴的方式去重新写一个编年体的罗马史。这个方式应该还是通三统，不仅理所当然地应该以中国自身的传统为主——尤其不仅仅是儒家，也同样应该包括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

甘阳说，他对批判已经被自己否定了的东西没兴趣，这个事情比较无聊。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觉得好奇，老刘到底是在想什么，尤其是他的基督教的问题。他不是立志要做“道之贼”，要用夷变夏吗，现在他讲的这些跟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明确一点。如果说他真的是完全同意甘阳讲的，甘阳讲的就是他想要讲的，那么他应该明确自己已经放弃了用夷变夏的想法。而且，如果他真的同意，那么他应该回答一个问题，也是我以前跟一些朋友讲过的，为什么在他主编的丛书里，对中国古典的解释里，采用的都是非主流的东西，而不承认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中国自身的解释体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回答，那么我觉得他对甘阳并不是真正的同意，只是口头上的，心底里并不同意。这样，他就是在“曲线救国”，在用一种离散主义的方式弱化和抵消中国自己的这个解释体系。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是在误导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头脑”。

这个小文章刊在5月23日的《新京报》上，题为《克鲁格曼很爱国》，有删节，这里的是原文。

顺便说一下，这几年写博客写坏了，写这种千字文都写得不太通顺了，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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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要爱国

 

萧武

 

据郎咸平说，自从金融危机来了以后，需求萎缩，所以什么商品都在降价，只有他的讲课费和出场费在涨。他这话说得未免夸张，其实哪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都是经济学家走穴赚钱的大好机会。不止是他，稍微能做一点宏观经济分析的搞经济学的人，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逮着机会狠赚一笔。

克鲁格曼来了，又走了。来这一趟到底赚了多少钱，他的出场费是多少，虽然这些年中国媒体挖边角料的工夫大有长进，也还是没有挖得到。现在已经知道的只是，虽然他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地方讲得内容都大致相同，而且他讲的内容都是早已在媒体上已经出现过的观点，但是他的演讲的门票却是一分钱也不肯少。据说是 5.8万元，得一个普通的小白领忙活一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买得起一张。最便宜的也要5800元，就连以往这种场合都是掏钱请去参加的记者，这次也难能搞到一张。

当然，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之流就不用掏钱了，都是被主办方——也就是克鲁格曼中国之行的经纪人单位——请过去“与克鲁格曼”对话的。

不过，从会后媒体上报道的情况看，经济学家们这次对话参加得似乎都不大愉快。从网上的报道看，克鲁格曼不仅一点不给他的中国同行面子，而且还动不动就用“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非常可笑的”之类的言辞回应给他提问题的中国同行们。但要说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我倒觉得应该是，他们发现原来经济学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还是有祖国的，而且人家克鲁格曼还很爱他的祖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虽然对什么时候结束中所纷纭见仁见智，但大体上都还同意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展和监管缺失。而且，现在各国也大体上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加强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发达国家也都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负主要责任，并且也基本上同意在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各国也都同意，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改革，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改变。虽然发达国家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明面儿上还是没有赖账的。

但是克鲁格曼却不同意。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州，参与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最主要的当然是美国会不会在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克鲁格曼却既不同意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的，也不同意美国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按克鲁格曼的说法，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不能只怪美国。至于美国要承担责任，克鲁格曼就说，要是十多年前，美国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美国那时候是超级大国，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多极世界，要承担也得欧洲、日本和中国一起承担。

他还讲了一些别的观点，但总体来说，他在中国所宣传的就是：首先，美国不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其次，美国没有义务承担比别的国家多的责任；再次，美国不但没有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阻止危机恶化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最后，他既不同意改变美国改变美元的国际地位，又认为人民币也充当国际货币没有必要。而这些观点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维护美国的利益。

而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早已告诉人们，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已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告诉人们，经济学家是没有祖国的，都是“世界公民”，所有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强调都是民族主义的、反全球化的，当然也就是错误的。

但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诸多表现却恰恰说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的。到底是用哪一手，就看哪一手对自己有利了。当发达国家需要别的国家的市场和资源的时候，他们就呼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当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与他们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反倾销的大棒来了。所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被反复开导要搞自由贸易不要搞贸易保护的中国现在反而成了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倡导者，不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到处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曾经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只买美国货”的呼声，反倒搞起贸易保护来了。

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如果说克鲁格曼在中国所宣讲的观点对中国经济学家没什么太大启发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从他身上学会这一点，经济学家也要爱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没必要老是跟着《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的舆论导向转，给外资在中国的扩张当吹鼓手，而当中国收购国外企业时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是反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是对中国增加在IMF的发言权的要求冷嘲热讽，而是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前一阵朝廷搞了家电下乡招标，国内稍微有点名气的家电企业都中标了。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试验了一阵子了，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不过正当着经济危机的时候，朝廷放出这个消息来，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这个事情跟朝廷抵御经济危机有点关系。这一阵子，朝廷又在吹风，说是准备已经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也要准备下乡，有些企业已经作出了生产计划调整方案，原来以城市主流车型为主的企业也准备着转向，搞点农用车下乡去了，原来总装上流社会的品牌也开始计划生产点便宜的、适合内地消费水平的车了。总而言之，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打上内地和农村的主意了，指望着天朝广大的内地和农村市场能成为载着他们渡过这场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

不过，我的看法还是那样，农村不是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拯救不了天朝，也拯救不了资本主义。

天朝的家电业从80年代开始起步，90年代的时候最红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知名家电企业，比如长虹、海尔、TCL等等。而且，经过初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基本上都发展成了综合型的家电企业，电视机、DVD、冰箱、空调、洗衣机什么的都搞一点。不过，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家电业就开始初步洗牌了，一些地方性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了，资本实力比较强的家电企业基本上都把营销神经伸展到了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同时，家电业的行业平均利润也在急剧下降。这个现象其实至少应该能够说明，天朝家电业的发展已经正在接近天花板了，大家应该考虑转型，但是大家谁也没想过这个事情，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指望着靠抢占更多市场来维持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家电业出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各家电企业几乎没有分工，都是综合型企业，什么家电流行就生产什么家电。到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前，天朝就出现了VCD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而当时仍然有一定空间的彩电市场也比较冷清，原因就在于VCD当时利润较高，而彩电经过几轮价格战，已经利润很低了，企业都不愿意干。最后只能靠降价打价格战来解决问题，大家一场火拼，最后把行业利润降到了最低点，直到最后VCD被DVD替代，才算了事。后来又出现了电脑和手机，大家又是一窝蜂地往上冲，结果到03、04年，大部分家电企业都退出了，只剩下部分企业还在浴血坚持。2000年前后，家电行业开始进入全行业危机，大企业也开始寻找别的路子，或者生产市场上流行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电脑，或者转向开拓国外市场。但这些也没能解救深陷危机的家电业，原来的著名家电企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倒闭、被收购的消息仍然频频出现于报端。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就在家电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的时候，家电行业的营销模式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了。国美和苏宁这种家电卖场的崛起截断了家电行业的整个营销通路。原来家电企业都是自己在各地设立营销总部，然后向代理商、零售商发货。面对分散的谈判对手，家电企业基本上还是能掌握定价的主动权的，所以利润还是能够控制。而大型家电连锁卖场这种销售模式迅速兴起后，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各个主要市场的营销渠道基本上都要经过大型家电卖场，家电卖场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生产企业只能被迫接受。整个行业的利润既更进一步被摊薄了。江湖传言说，在黄光裕处事前，实际上国美的主业也就是家电销售连锁的平均利润只有5%，垄断了主要市场营销渠道的领受连锁尚且如此，生产企业的行业平均利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家电业的生产能力相对市场消化能力来说，已经严重过剩了。这里的市场主要是指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市场已经早都饱和了，而广大内地市场和农村市场仍然是有很大空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很穷，农民没钱，农民不是不想用电器不想现代化，而是实在用不起。比如彩电吧，城市市场已经开始推广和普及平板电视了，而农村实际上连20英寸左右的彩电都还没普及。但是相对新产品的高利润来说，老式彩电的利润确实是太薄了，企业都不愿意生产。所以大家都往平板电视市场里挤，而真正还有广大空间的市场却无人问津。再比如洗衣机，现在流行的已经是滚筒式、电子化的了，而这些玩意儿对农村来说，别说农民根本买不起，就是买得起，也不会用。可是生产企业不管这个，还是猛上新产品。去年我租的房子里的洗衣机坏了，我想买一个，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便宜点的，最便宜的是两三千块。老式的倒是便宜，但是根本没有。同志们啊，两三千块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啊，而对农民来说，那可是一个人辛苦大半年还不一定能挣到的巨款，你让他们怎么敢用电器怎么敢享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呢？

去年五月回家，我到镇上的家电专卖店里看过，基本上都是老式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电视机主流的基本上就是一千左右，洗衣机也大概800到一千上下，冰箱贵点，基本上是1500左右，而且都是海尔、长虹、TCL之类农民眼里的“名牌产品”了。而到现在洗衣机在我们家那里实际上还是没有普及，原因无非是，第一很贵，第二耗电，第三费水，农民还是望而却步，没有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之类的事情，一般还是不会去买的。我家的电视机也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用了十多年，直到04年才换过成彩电的。家电超生命周期服役对必须节俭过日子的农村来说是普遍而且必须的。

汽车业我以前谈救市的时候谈过一点，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上次的话，汽车业的危机实际上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并不大，不管有没有华尔街风暴、金融海啸、次贷危机，汽车业在今年转入低估都是肯定的。全国的汽车生产企业的产能预计2010年是1200万辆，而市场消化能力只有1000万辆，就这还不算这几年还在陆陆续续地审批上马的地方上的汽车工业项目。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怎么可能不危机呢？经济危机顶多不过是让经济危机早点爆发罢了，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自己的事情还是不要往米帝身上赖的好，要说纺织业、小商品和玩具之类的东西是米帝拖累了天朝，还可以说说，汽车和家电就别赖人家了吧。

话虽这么说，这毕竟是天朝变修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来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乱想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天助自助者，还是自己多想办法吧，不要出了事情就找别人的麻烦。

天佑吾国。

前一阵朝廷搞了家电下乡招标，国内稍微有点名气的家电企业都中标了。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试验了一阵子了，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不过正当着经济危机的时候，朝廷放出这个消息来，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这个事情跟朝廷抵御经济危机有点关系。这一阵子，朝廷又在吹风，说是准备已经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也要准备下乡，有些企业已经作出了生产计划调整方案，原来以城市主流车型为主的企业也准备着转向，搞点农用车下乡去了，原来总装上流社会的品牌也开始计划生产点便宜的、适合内地消费水平的车了。总而言之，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打上内地和农村的主意了，指望着天朝广大的内地和农村市场能成为载着他们渡过这场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

不过，我的看法还是那样，农村不是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拯救不了天朝，也拯救不了资本主义。

天朝的家电业从80年代开始起步，90年代的时候最红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知名家电企业，比如长虹、海尔、TCL等等。而且，经过初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基本上都发展成了综合型的家电企业，电视机、DVD、冰箱、空调、洗衣机什么的都搞一点。不过，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家电业就开始初步洗牌了，一些地方性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了，资本实力比较强的家电企业基本上都把营销神经伸展到了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同时，家电业的行业平均利润也在急剧下降。这个现象其实至少应该能够说明，天朝家电业的发展已经正在接近天花板了，大家应该考虑转型，但是大家谁也没想过这个事情，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指望着靠抢占更多市场来维持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家电业出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各家电企业几乎没有分工，都是综合型企业，什么家电流行就生产什么家电。到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前，天朝就出现了VCD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而当时仍然有一定空间的彩电市场也比较冷清，原因就在于VCD当时利润较高，而彩电经过几轮价格战，已经利润很低了，企业都不愿意干。最后只能靠降价打价格战来解决问题，大家一场火拼，最后把行业利润降到了最低点，直到最后VCD被DVD替代，才算了事。后来又出现了电脑和手机，大家又是一窝蜂地往上冲，结果到03、04年，大部分家电企业都退出了，只剩下部分企业还在浴血坚持。2000年前后，家电行业开始进入全行业危机，大企业也开始寻找别的路子，或者生产市场上流行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电脑，或者转向开拓国外市场。但这些也没能解救深陷危机的家电业，原来的著名家电企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倒闭、被收购的消息仍然频频出现于报端。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就在家电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的时候，家电行业的营销模式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了。国美和苏宁这种家电卖场的崛起截断了家电行业的整个营销通路。原来家电企业都是自己在各地设立营销总部，然后向代理商、零售商发货。面对分散的谈判对手，家电企业基本上还是能掌握定价的主动权的，所以利润还是能够控制。而大型家电连锁卖场这种销售模式迅速兴起后，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各个主要市场的营销渠道基本上都要经过大型家电卖场，家电卖场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生产企业只能被迫接受。整个行业的利润既更进一步被摊薄了。江湖传言说，在黄光裕处事前，实际上国美的主业也就是家电销售连锁的平均利润只有5%，垄断了主要市场营销渠道的领受连锁尚且如此，生产企业的行业平均利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家电业的生产能力相对市场消化能力来说，已经严重过剩了。这里的市场主要是指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市场已经早都饱和了，而广大内地市场和农村市场仍然是有很大空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很穷，农民没钱，农民不是不想用电器不想现代化，而是实在用不起。比如彩电吧，城市市场已经开始推广和普及平板电视了，而农村实际上连20英寸左右的彩电都还没普及。但是相对新产品的高利润来说，老式彩电的利润确实是太薄了，企业都不愿意生产。所以大家都往平板电视市场里挤，而真正还有广大空间的市场却无人问津。再比如洗衣机，现在流行的已经是滚筒式、电子化的了，而这些玩意儿对农村来说，别说农民根本买不起，就是买得起，也不会用。可是生产企业不管这个，还是猛上新产品。去年我租的房子里的洗衣机坏了，我想买一个，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便宜点的，最便宜的是两三千块。老式的倒是便宜，但是根本没有。同志们啊，两三千块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啊，而对农民来说，那可是一个人辛苦大半年还不一定能挣到的巨款，你让他们怎么敢用电器怎么敢享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呢？

去年五月回家，我到镇上的家电专卖店里看过，基本上都是老式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电视机主流的基本上就是一千左右，洗衣机也大概800到一千上下，冰箱贵点，基本上是1500左右，而且都是海尔、长虹、TCL之类农民眼里的“名牌产品”了。而到现在洗衣机在我们家那里实际上还是没有普及，原因无非是，第一很贵，第二耗电，第三费水，农民还是望而却步，没有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之类的事情，一般还是不会去买的。我家的电视机也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用了十多年，直到04年才换过成彩电的。家电超生命周期服役对必须节俭过日子的农村来说是普遍而且必须的。

汽车业我以前谈救市的时候谈过一点，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上次的话，汽车业的危机实际上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并不大，不管有没有华尔街风暴、金融海啸、次贷危机，汽车业在今年转入低估都是肯定的。全国的汽车生产企业的产能预计2010年是1200万辆，而市场消化能力只有1000万辆，就这还不算这几年还在陆陆续续地审批上马的地方上的汽车工业项目。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怎么可能不危机呢？经济危机顶多不过是让经济危机早点爆发罢了，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自己的事情还是不要往米帝身上赖的好，要说纺织业、小商品和玩具之类的东西是米帝拖累了天朝，还可以说说，汽车和家电就别赖人家了吧。

话虽这么说，这毕竟是天朝变修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来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乱想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天助自助者，还是自己多想办法吧，不要出了事情就找别人的麻烦。

天佑吾国。

前一阵朝廷搞了家电下乡招标，国内稍微有点名气的家电企业都中标了。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试验了一阵子了，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不过正当着经济危机的时候，朝廷放出这个消息来，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这个事情跟朝廷抵御经济危机有点关系。这一阵子，朝廷又在吹风，说是准备已经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也要准备下乡，有些企业已经作出了生产计划调整方案，原来以城市主流车型为主的企业也准备着转向，搞点农用车下乡去了，原来总装上流社会的品牌也开始计划生产点便宜的、适合内地消费水平的车了。总而言之，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打上内地和农村的主意了，指望着天朝广大的内地和农村市场能成为载着他们渡过这场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

不过，我的看法还是那样，农村不是经济危机的诺亚方舟，拯救不了天朝，也拯救不了资本主义。

天朝的家电业从80年代开始起步，90年代的时候最红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知名家电企业，比如长虹、海尔、TCL等等。而且，经过初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基本上都发展成了综合型的家电企业，电视机、DVD、冰箱、空调、洗衣机什么的都搞一点。不过，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家电业就开始初步洗牌了，一些地方性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了，资本实力比较强的家电企业基本上都把营销神经伸展到了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同时，家电业的行业平均利润也在急剧下降。这个现象其实至少应该能够说明，天朝家电业的发展已经正在接近天花板了，大家应该考虑转型，但是大家谁也没想过这个事情，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指望着靠抢占更多市场来维持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家电业出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各家电企业几乎没有分工，都是综合型企业，什么家电流行就生产什么家电。到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前，天朝就出现了VCD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而当时仍然有一定空间的彩电市场也比较冷清，原因就在于VCD当时利润较高，而彩电经过几轮价格战，已经利润很低了，企业都不愿意干。最后只能靠降价打价格战来解决问题，大家一场火拼，最后把行业利润降到了最低点，直到最后VCD被DVD替代，才算了事。后来又出现了电脑和手机，大家又是一窝蜂地往上冲，结果到03、04年，大部分家电企业都退出了，只剩下部分企业还在浴血坚持。2000年前后，家电行业开始进入全行业危机，大企业也开始寻找别的路子，或者生产市场上流行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电脑，或者转向开拓国外市场。但这些也没能解救深陷危机的家电业，原来的著名家电企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倒闭、被收购的消息仍然频频出现于报端。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就在家电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的时候，家电行业的营销模式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了。国美和苏宁这种家电卖场的崛起截断了家电行业的整个营销通路。原来家电企业都是自己在各地设立营销总部，然后向代理商、零售商发货。面对分散的谈判对手，家电企业基本上还是能掌握定价的主动权的，所以利润还是能够控制。而大型家电连锁卖场这种销售模式迅速兴起后，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各个主要市场的营销渠道基本上都要经过大型家电卖场，家电卖场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生产企业只能被迫接受。整个行业的利润既更进一步被摊薄了。江湖传言说，在黄光裕处事前，实际上国美的主业也就是家电销售连锁的平均利润只有5%，垄断了主要市场营销渠道的领受连锁尚且如此，生产企业的行业平均利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家电业的生产能力相对市场消化能力来说，已经严重过剩了。这里的市场主要是指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市场已经早都饱和了，而广大内地市场和农村市场仍然是有很大空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很穷，农民没钱，农民不是不想用电器不想现代化，而是实在用不起。比如彩电吧，城市市场已经开始推广和普及平板电视了，而农村实际上连20英寸左右的彩电都还没普及。但是相对新产品的高利润来说，老式彩电的利润确实是太薄了，企业都不愿意生产。所以大家都往平板电视市场里挤，而真正还有广大空间的市场却无人问津。再比如洗衣机，现在流行的已经是滚筒式、电子化的了，而这些玩意儿对农村来说，别说农民根本买不起，就是买得起，也不会用。可是生产企业不管这个，还是猛上新产品。去年我租的房子里的洗衣机坏了，我想买一个，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便宜点的，最便宜的是两三千块。老式的倒是便宜，但是根本没有。同志们啊，两三千块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啊，而对农民来说，那可是一个人辛苦大半年还不一定能挣到的巨款，你让他们怎么敢用电器怎么敢享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呢？

去年五月回家，我到镇上的家电专卖店里看过，基本上都是老式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电视机主流的基本上就是一千左右，洗衣机也大概800到一千上下，冰箱贵点，基本上是1500左右，而且都是海尔、长虹、TCL之类农民眼里的“名牌产品”了。而到现在洗衣机在我们家那里实际上还是没有普及，原因无非是，第一很贵，第二耗电，第三费水，农民还是望而却步，没有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之类的事情，一般还是不会去买的。我家的电视机也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用了十多年，直到04年才换过成彩电的。家电超生命周期服役对必须节俭过日子的农村来说是普遍而且必须的。

汽车业我以前谈救市的时候谈过一点，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上次的话，汽车业的危机实际上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并不大，不管有没有华尔街风暴、金融海啸、次贷危机，汽车业在今年转入低估都是肯定的。全国的汽车生产企业的产能预计2010年是1200万辆，而市场消化能力只有1000万辆，就这还不算这几年还在陆陆续续地审批上马的地方上的汽车工业项目。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怎么可能不危机呢？经济危机顶多不过是让经济危机早点爆发罢了，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自己的事情还是不要往米帝身上赖的好，要说纺织业、小商品和玩具之类的东西是米帝拖累了天朝，还可以说说，汽车和家电就别赖人家了吧。

话虽这么说，这毕竟是天朝变修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来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乱想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天助自助者，还是自己多想办法吧，不要出了事情就找别人的麻烦。

天佑吾国。

奥巴马毫无悬念的当选了，悲哀啊，不逛是米帝的悲哀，也是天朝的悲哀。

其实我对这种选举没什么兴趣。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跟天朝选超女差不多，没什么太大意思。有回我在电视上看见李人妖见粉丝，那叫一个寒。与其有那么多那种质量的粉丝，那还是不要粉丝的好。基本上就没有长得正常的，基本上都属于歪瓜劣枣型。奥巴马跟麦凯恩这种竞选秀也跟超女一样，把粉丝们弄得五迷三道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爱吃萝卜的说萝卜维生素含量高，爱吃鸡蛋的说鸡蛋的蛋白质含量高，如此而已。看见了尖叫，激动得热烈盈眶，我尤其不能接受。他们算哪根葱，又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用得着这么激动吗。所以我一直都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爱谁谁吧。

前几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在网上贴一篇文章。我看了看，是给奥巴马拉选票的，就表示没什么兴趣。他打电话来，聊了一会，我其实也没说我讨厌奥巴马，也没说我就喜欢麦凯恩，但是我也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居然就问我是不是有种族主义倾向，讨厌黑人。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说实话，我心底里很反感。这种愚蠢的政治正确未免也太敏感了，难道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就一定要支持奥巴马？然后他就大谈了一通麦凯恩是富人阶级的走狗，奥巴马是穷人利益的代表。并且说，佩林反对堕胎，如何如何不好，云云。

其实我根本就没关心过米帝的竞选秀，他们俩到底有啥特别大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了佩林同志，情况就比较不一样了，每天都会看看有没有佩林的消息。当然，主要是看看图，别的也不是很有兴趣。以前我就比较喜欢看季莫申科同志，虽然她跟尤先科这种颜色革命的暴发户都是一样的政治暴发户，但是与其看一个政治小丑上跳下窜，总比看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政治美女的感觉差远了。反正他们说什么我都无所谓，那我当然是看看着比较养眼的了。

话说回来，那个朋友讲得也对，小树丛集团跟天朝的权贵关系是很好的，都是一伙的，所以他说海外的民晕同志们还傻乎乎的支持小树丛、麦凯恩，是很愚蠢的，以为共和党比较在意意识形态，肯定会跟CP势不两立，派米帝解放军来天朝，其实完全是一厢情愿，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以前克林顿同志在台上的时候，天朝的自由派同志们就天天骂，说这个同志不行，是个跛脚鸭，完全没有政治觉悟，就知道天天搞经济，也不对天朝采取点强硬点的措施。其实这就是愚蠢。现在看看，反倒是克林顿那时候天朝跟米帝的关系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虽然不能算很差，但是也说不上很好。反倒是他们很喜欢的小树丛同志在台上这八年，跟天朝的关系突飞猛进，别的不说，光是看看天朝持有的米帝国债这些年翻番的速度，就知道到底谁跟天朝关系很好了。

从长相上说，麦凯恩显得太衰老了些，这确实是个毛病，而且还有伊拉克战争这个包袱。但是奥巴马的长相也不是很好，从面相上看，显得就比较轻浮，不够老成持重，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改革，时不时地秀一下人情味啊啥的。其实当初我还是挺看好希拉里的，没想到她这么不争气，党内选举就出局了。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年龄有些大了，要是她在45岁左右就出来竞选，成功的几率就高多了。毕竟已经不是当年徐娘半老风姿绰约的那个希拉里了。后来出来了佩林同志，跟希拉里的风格很不一样，美女，而且时尚，看着很舒服。不过这次跟着麦凯恩输了，据说下届准备再搏一把，我估计希望也不大，跟希拉里一样，四年后，她也该人老色衰了。

至于说奥巴马代表穷人利益，这个就比较无聊了。就像润泥说的，要是真代表穷人的利益，那就先把拉美和非洲的穷兄弟们先解放了再说。至于减税计划里多收了富人点钱，这个纯粹没有意义。这几年天朝的汽油零售价年年涨，该买车的同志们还是照买不误，一点不受影响。对富人来说，多收少收那点钱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就算在米帝多交点钱，多跑天朝、非洲、阿三这些地方剥削几回，还不是都赚回去了。

对天朝来说，虽然小树丛同志跟天朝权贵的关系过于暧昧，但是至少没有再像克林顿那时候似的，隔三岔五的就拿人权这种无聊问题出来说事儿，恶心天朝。小树丛同志虽然每年也照样要提一下天朝的人权问题，但是基本上属于应付差事，不太认真。民主党的同志们就比较无聊了，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这点事。我很疑心，要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米帝还会不会救市。很多同志都觉得，这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去为华尔街的贪婪埋单。其实这个时候不是保卫华尔街的问题，而是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共和党显然就要清醒得多，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含糊。这回选了一个黑哥们，民主党更加有话说了，肯定要天天拿这事儿寒碜天朝的人权了。

对于奥巴马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的能力，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所以我把对米帝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的估计从三年调到八年。这对天朝来说，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般来说，民主党在外交上都比较无能，现在正是天朝要改变国际秩序的时候，应该是好事；经济萧条，对天朝多买点他们的制造业还是有好处，但是米帝长时间萧条，天朝的经济恢复时间可能也会比较长一点。总之，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朝廷还是多在天朝内部想想办法吧。

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引用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话后来被人歪曲得很厉害，说是毛主席记仇，嫌彭德怀没照顾好岸英，让岸英牺牲在了朝鲜，所以才把彭整得那么惨云云。其实，只要稍微看看毛主席那次讲话的全文就应该清楚，毛主席的意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说，他以他一贯的幽默风趣和大公无私，劝受了打击的同志们振作起来，努力工作，纠正错误。至于暗含的意思，大致就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CP坐了错事，要受天谴，那么我已经受过这个天谴了，同志们不用害怕担心天谴了，放心大胆地工作，为人民服务，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其实这也有些牵强，毛主席绝无当自己是皇帝的意思，只是开开玩笑罢了，熟悉毛主席讲话风格的人，料来不至于不明白这一点。

毛主席说的也是实话，除了早已病废的岸青，毛主席确实没有儿子了。泽覃不仅牺牲了自己，而且连他的儿子也牺牲了，泽民牺牲在了新疆，剩下的也就是毛远新了，后来毛主席有些偏爱，也是人之常情，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毛主席的儿子虽然阵亡的阵亡病废的病废，但是毛主席的孩子却是并不少的。从思想渊源上说，其实整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人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思想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过去的三十年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没有承认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孩子，但是现在，因该说他们都已经开始逐渐地承认了。当然不仅有孔庆东之类的同志，也有很多资本家同志。比如搜狐的张朝阳、三一重工的向文波，还有前两年买了英超和意甲转播权的同志，都在媒体上公开地说过，他们最崇拜毛主席。

第一财经频道有个节目叫波士堂，就是采访老板的，挺有意思，我挺喜欢看，经常看看。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同志，就都是在波士堂这个节目上看到的。

主持人问张朝阳最近在干什么，他说在研究CP的历史。支持人问最崇拜谁？想来原本以为他会回答是小平同志的，但是他却说他最崇拜的是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那他就最崇拜毛主席，他觉得还是毛主席厉害。我记得后来他好像在博客上还写过，他为什么崇拜毛主席。不过他崇拜毛主席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毛主席打下的基础，就没有改革开放了。基本上是现在稍微有点爱国心的同志们的主流观点了。

向文波同志是在05年凯雷收购徐工的时候就出名的，很爱国，坚决反对凯雷收购徐工，说如果凯雷要收购，凯雷能出多少，三一重工就愿意出多少。去年徐工的事情又闹起来的时候，波士堂就采访了他。前面一直谈徐工的事情，到后面谈到他最崇拜的人，他就说是毛主席。不但崇拜毛主席，而且他说，他觉得他生错了时代，应该生在毛主席那个时代，跟着毛主席一起干革命。这就是比较有觉悟的了。当然，他也很爱国，说三一重工和徐工一样，都是机械制造企业，如果有一天国家发生了战争，三一重工和徐工一样，都可以为国家生产坦克之类的重装备。

收购英超和意甲转播权的同志的名字我忘了。他做的这个事情当然不太好，让同志们没足球看了，确实不好，没一点点共产主义精神。采访的时候也放了他公司的镜头，公司里很多地方都帖了毛主席的图像，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是因为喜欢毛主席吗？他说是的，他不仅喜欢，而且是崇拜毛主席，他觉得毛主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毛主席打造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团结的团队，所以才有革命的成功，才建立了新中国。他现在还在创业阶段，也需要打造一个好的团队，所以就要用到毛主席的思想。

再说一个最近比较出名的，就是山东日照钢铁的杜双华，这个同志是这几天才公布的今年的胡润富豪榜的第二名。这个同志一直比较低调，网上连个照片都找不到，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也很少，只有一个比较简略的简历，然后就是他在大地震的时候捐款一亿多，别的就什么都没了。他成了富豪榜第二名以后，外界比较关注他，但是也还是没有采访到他，基本上都是外围的采访，其中有一个报道就提到，他最崇拜毛主席，而且在最近的九月的一次公司的内部会议上还和公司的人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

这三十年来，CP历史上除了已经有定论的同志们之外，大概只有骂毛主席是不犯法的，所以同志们都很英勇，不管啥事都往毛主席头上赖。比如说，你能说邓修、陈云、彭真、李先念、叶吕端这些同志在文革的时候干过什么吗？不能。但是，你可以毫不忌惮地说毛主席，说他如何整人，如何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工作作风，没人说你什么。至于地摊文学上的英雄们，说毛主席跟哪个名演员哪个女服务员如何如何的，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总之，这三十年，大概只有毛主席是可以随便骂的。

骂了三十年，当然是有些成绩的，比如天涯、凯迪这些地方的小朋友们，就被毒害得比较深，学会了顺口溜。但是，那些六十年代出生的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到现在却差不多是集体改口了，都很崇拜毛主席，即使也对邓修有不少的好感，要说最崇拜的人，也基本上还是会跟张朝阳一样，选择毛主席。

大概是五六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讲“六八年这一代”，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大致的意思还记得。基本上就是说，这一代人在精神气质上跟前面的五十年代人不一样，跟后面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也不一样，他们有种几乎说得上是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他们记忆里的文革大多数已经不再是那个到处搞破坏到处一团糟的毛时代了，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在完全不同的风格里。他们在八十年代最青春的时候，曾经对未来满怀希望，但是九十年代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大潮把他们打翻在地了，有的人猝不及防堕落了，有的人没有被淹没而是扎到了商场里去挣钱当老板。但无论他们的际遇如何，他们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是纯洁的。对那些堕落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生活如何腐化堕落，他们都顽固地认为自己是纯洁的，他们的内心和精神始终是无辜的，他们只是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牺牲品，一切的腐化堕落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看来都是迫不得已的。他们的世俗是因为他们必须适应这个时代，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内心并没有被这个时代的空气所污染。

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很矛盾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所谓中产阶级六十年代的同志，刚在酒吧夜总会之类腐朽的地方花天酒地完，出来看见路边卖唱的乞丐，他们可能却感动得泪流满面；可能刚才骂完手底下的人不肯卖力干活就知道天天想着涨工资，却又会在大地震这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捐款；天天想着自己的公司怎么还不被米帝资本家收购，却又把格瓦拉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电脑桌面上。

也许在许多左翼的同志们看来，都已经当了老板了，成了资本家了，还说自己崇拜毛主席信奉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当了婊子又立牌坊嘛。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才是正儿八经的毛泽东思想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他们又要如此精神分裂地活着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在精神上比较迷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才是对的，他们内心仍然是向往着革命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死后，也许我们的儿子会变修，搞资本主义，但是不用怕，过几十年，儿子的儿子还是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大概就是说的这些人吧，只是希望这些同志们能觉悟得更快一点。

这一阵朝廷人事变动比较频繁，被抹了乌纱帽的同志们比较出名，但上来的最出名的反倒是跟问责风暴没什么关系的青海副省长马同志。据说是得了什么劳什子经济学奖，是什么经济学家，所以媒体上大肆的宣扬。山西换了省长和副省长，宣传规格就没这么高。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马同志是知识分子这一条，还是经济学家。

这三十年来，自由派造孽无数，那真是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鼓吹知识分子崇拜这一条。知识分子所到之处，那就成真理的化身道义的代言人了，闹到现在，连CCP的干部政策都败坏了，其罪大焉。

本来党的干部政策是在革命年代就已经成熟了的，用汉宣帝的话说，就是我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大革命失败前，知识分子在党内到底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下台，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革命过程里暴露无遗，所以干部政策有些变化，尤其是那段时间CP成了苏共在天朝的支部，所以那段时间的情况比较复杂点，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干部政策不太一样。在中央，主要是在苏联啃过面包学过俄文的同志们党权，同时也提拔了一些没什么水平但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干部，比如项英向忠发这些同志。但在各根据地，则比较强调出身问题，当时最主要的两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是一样，比较愿意提拔工农干部，而一般上过学能识文断字的土鳖知识分子们就比较受排挤受打击，尤其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按照当年的同志们回忆的说法，基本上干部里面能识字的都杀完了，出身越苦文化水平越低就被认为越富于革命精神。到延安后，毛主席崛起，干部政策也有所变化，毛主席一再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讲，要信任知识分子干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干部也要学习知识学习文化，过去那种越是不识字越是革命的观念不对。到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基本上就大体形成了，政治第一，能力其次，学历再次；有水平没文化的要学习，有学历没政策水平的基本上都不能担任领导干部。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的，比如那时候王实味同志、范文澜这些同志就是在搞基础研究的，而陈伯达胡乔木这样的同志就能在南书房行走。到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应该说也是非常好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待遇之高，空前绝后，但知识分子们不识好歹，放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要，却片片热衷参与政治斗争，要跟CP轮流坐庄，终于闹出了反右运动。这个事情闹到现在，居然成了毛主席没文化所以嫉妒以至迫害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可见知识分子吃了忘了挖井人的白眼狼本质。

现在的同志们一提起来毛主席那时候，就都是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毛时代，歌颂伟大的改革开放。但是这些同志们不想想，毛主席月工资只有400多块的时候，现在也被知识分子们拉进自己一伙的戏子的收入居然可以达到1000多，而他们所歌颂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老师们却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看不起病来了。就这样，这些同志们居然还一个劲儿地鼓吹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北大不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么，怎么北大每次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参与政治的热情高于所以其它地方呢？蔡元培不是独立自由的很么，怎么就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老袁复辟的学术带头人了呢？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啊，都是扯淡，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个狗皮膏药罢了。孔子其实说得也很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恭。知识分子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还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想吃饱饭，吃饱饭了想有钱，有钱了想泡妞，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也是肉身凡胎凡夫俗子。

俗话说得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自由派鼓捣了这么多年，还真就把不少人骗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上学的时候看所谓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民国那几年的知识分子们的情况，而且每每看到在建国后如何被迫害被压制最后悲惨地死去都要扼腕叹息拍案怒斥一阵子。好在社会这个大课堂教育了我，让我迷途知返，早日对看穿了所谓著名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点小，著名学者的专业是枪手，经济学家拿钱给民营企业家唱堂会之类的八卦，多少知道了一点，对知识分子也就不再那么仰之弥高了。

只是跟文化是两回事，有知识的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未必有知识。知识与操守就更加没关系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比别人更会扯淡，更能“批判”官府，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比官府老爷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很生气，为什么自己这么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华掌握着真理却没有官府老爷们那么多贪污受贿包二奶的机会。这些同志们一边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状骂官府骂朝廷的时候，私底下有几个不搞学术美女不带一届研究生换一茬二奶的，而且他们比官府老爷还爽，用周星驰的话说，官府老爷们的二奶得到的不过是身体还没得到人家的心，这些同志们是啥都得到了。

鲁迅先生教育我们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唱着宽容的高调的那种人，往往是最无耻的，可惜我们没记住，所以同志们还以为敢于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秀的同志们就算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了，做了官就会比CP干部们强多少了，其实大谬不然。这些同志们的所谓批评，不过就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算罢了，跟独立自由没一点点关系。这些年来的所谓学者型官员，出了事情的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在这里再列举了，基本上可以说明，学者型官员并不会比官僚型官员少贪少包，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比他们的批判对象贪的更狠包的更多。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相信自由派，宁可相信CP，都不要相信知识分子。

老毛子比较让人失望，只占领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就停下了，没有继续向格鲁吉亚本土深入。本以为不说拿下阿扎尔，准备策动乌克兰分裂，至少也要兵临城下，让那个颜色革命的暴发户下台，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进入口水仗阶段了。不过，小树丛说霉菌要到格鲁吉亚去保护和平，这倒是个让人激动的消息，不知道啥时候可以兑现。

还是看奥运会吧。

从目前看，天朝的金牌数拿第一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天朝的强项除了乒乓球和羽毛球外，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结束了，剩下就该米帝发挥了。不过男篮、女排的比赛虽然得奖牌的概率不是很高，但还是值得继续看的，怎么着也比看男足在那里丢人强百倍不止。

今晚看了女排对米国队的比赛。以前就知道女排里面赵蕊蕊漂亮，这几天看下来，应该说第一号美女是薛明。女排输给了古巴和米国，比较遗憾，但是看得并不觉得遗憾，古巴的卡尔德隆和米国的格拉斯都是美女型球员，长得好，身材好，打球也好，看她们赢球也是很幸福的。

据说是郎平如今已经取得米国国籍了，是正儿八经的米国人了。所以网上颇有些爱国的同志们骂她，说她是民族的败类，领着米国队赢中国队，云云。然后自由派的同志们就赶紧跳出来继续秀智商，说爱国的同志们还在做什么春秋梦，人家早都是入了别国的国籍了，人家的祖国如今是米国，不是天朝了，人家要爱国也是爱米国，云云。看起来吵得还挺热闹的，爱国的同志们不明就里，还爱上去跟自由派的同志辩论，殊不知，他们这么起劲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是在帮人家，骂的人越多，回帖率越高，说明人家越是著名评论家，稿费赚得越多。而爱国的同志们还是什么都捞不着，顶多也就是嘴上舒服一下罢了，其实是完全犯不着的。

爱国的同志们虽然勇气可嘉，但确实也是太狭隘了些。人家入个米国国籍有什么关系呢？米帝多奸诈啊，拿个绿卡多不容易，有同胞拿到了，咱作为娘家人，应该恭喜人家才是。我觉得，天朝人移民越多越好，最好是把一半人口移民到米国去。天朝人到米国就成米国人了？完全不见得。以前有人评论基督教在天朝传播的时候说得好，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这话就说得很好，很有气度，也有风度。对待移民这个事情，也要作如是观。天朝移民不要说一半了，就是一亿人去米国吧，对天朝来说完全是不要紧的，对米国来说，形势就很不同了。

毛主席就说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你看这气度，这气势，这才叫大国的心态。老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多是天朝的优势，也应该与世界共享嘛，怎么能这么小气，向米帝学习呢，天天惦记着那点知识产权，到处拿着知识产权的绳子勒第三世界兄弟的脖子。咱不能这么干，要大方点。天朝这么多人，走几个算不了什么，天踏不下来。一个郎平去了米国，千万个郎平会成长起来的。啥时候全世界的女排教练都是天朝女同志了，那才叫解放全人类呢。

金牌这个事情就更加无所谓了。看看乒乓球，中国女队的同志们没地方去，连多米尼加都找上了，打乒乓球比赛，至少一半是中国人在打。这是好事。金牌不要紧，这一届得不到，下一届还有机会嘛，又死不了人，怕什么呢？最多不过就是主管的同志们不能升官发财了，这跟大多数天朝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升官了又不是给咱老百姓好处。那些出去的同志们虽然人出去了，有了别国的国籍，但是他们真能把黄皮肤变成白皮肤？就不是中国人了？不可能的事情。这就跟自己的儿子给别人出嗣承祧是一个道理，就算是给别人当了儿子了，他也改不了自己的血统，是谁生的就是谁的儿子，姓改了血脉改不了，有机会他还是会回来的。

这就要说到何智丽了。何智丽那时候嫁了一个倭寇，一时得意忘形，自己把自己也当成倭寇了，在比赛的时候喊哟西，全国人民都讨厌她。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你觉得在天朝没什么前途，要去倭国发展，没什么问题，走了我们欢送，但是你不能跟二战那时候台湾籍、东北籍的倭寇一样，端着刺刀杀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但是，后来她也很不幸，离婚了，于是全国人民就看其笑话来，嘲笑她悔不当初。这就很不对了。女儿嫁出去了，成了人家的人，可能她得意的时候对娘家人不好，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她落魄失意的时候咱也跟着落井下石，那就不是娘家人了，成仇人了。

要对所有出国去混的同胞都抱有这种心态，要让他们感觉到天朝是他们的娘家，走了咱们欢送，，在外面跟人家有了啥矛盾了，作为娘家人，当然也要多帮她，给她壮胆万一不行再回来，咱们也欢迎。不要总是搞得那么小家子气，人家在外国混，很不容易，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来做客，咱要让人家有回娘家的感觉，怎么能骂人家是卖国贼、是民族败类呢？女儿嫁人了难道就要骂她没良心吗？不是这个道理。娘家人要有娘家人的风度，大国要有大国的气度。

所以我劝那些能到现场看比赛的同志们，如果碰见用别国国籍的同志在跟天朝的运动员比赛，给天朝运动员鼓掌加油的时候，别忘了也给那些嫁了人远行的同志们也鼓鼓掌加加油。

折腾了七年，昨晚总算把这筒子花给放了——陇东土话，就是达成心愿的意思，花是指烟花，心花终放之谓也。总体上说，效果还是可以的，创意也不错，很好很强大。在这里谈谈观感。

1.2008个人参与，场面很大；3000个人一起读经，还是很符合先进文化潮流的；主题为和，很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文艺演出之前的烟花尤其好，很漂亮，不愧是火药发源地。

2.文艺演出的几个板块设计的都还行，但是不应该没有毛主席。尤其是有了丝路这个板块，有了中西交流，但是却没有天朝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的反映，是不对的，也寒了广大第三世界兄弟的心。这是很不应该的。

3.主题歌没气势，压不住场子，不好。今晚电影频道刚好放《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最后有两首歌，一首的名字不知道，另一首是周杰伦那个。不是周杰伦唱的那个很好，应该用这个做主题歌，才符合天朝特色，才能表现出天朝崛起的主题来。

4.各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相应国家的领导人只要是来了的，都站起来致意。看得出来，领导人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这个场面我觉得最感人，那时候想起来《理想国》里护民官那个说法来。就是狗日的小树从居然拿了一个小星条旗在手里挥舞，真是时时刻刻不忘阶级斗争，时时刻刻不忘用爱国主义给米国人民洗脑，NND，太不符合自由主义教育的精神了，连爱国有罪都不知道。

5.朝鲜代表团入场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是所有代表团中除了中国代表团之外，欢呼声最高的一个。不过，英国、米国入场的时候欢呼声也很大。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还是相当深入人心的。对朝鲜人民的热情说明我朝人民还是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兄弟，但是对英国、米国也抱以热情欢呼，说明人民群众心态还是很开放的，没有一小撮反动分子污蔑的反西方心理。

6.别国领导人都只是挥手一次，就是胡主席一直在挥手，每个代表团入场他都坐在那里挥手，很辛苦，也没个人上去提醒一下胡主席保重身体。NND，工作人员都干啥去了？

7.中华台北代表团入场的时候，连战、吴伯雄和宋楚瑜都站起来挥手致意了，但是胡主席却没有站起来。要是所有国家领导人都站起来致意，就太好了。至少胡主席和温总理应该站起来表示表示嘛。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主要是设计这个程序的同志们工作没做好，粗心大意，应该严肃处理。

8.尼泊尔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欢呼声很小，伊朗入场的时候声音也不大，这些都不好，说明人民群众还是不够关心世界大事。尼泊尔人民还在高举毛主义旗帜，天朝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伊朗正在对抗美帝，朝廷虽然碍于种种原因，不便表态，但是人民群众用欢呼声表达一下态度，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总不至于给伊朗代表团一点欢呼声，小树从就离席退场吧。

9.不知道设计的时候咋设计的，花了许多银子的鸟巢居然没有制冷设备，所以坐在里面的人都热坏了，这个设计的同志罪该万死。烟花放完，各国领导人就每人都手里多了一把扇子，而且是清一色的黄颜色的，显然是临时发的，但是转播里没有发扇子的镜头。可是工作人员也不知道稍微搞点区别，黄色是谁都能用的吗？应该给胡主席发明黄色的扇子，上书“万国来朝，四海升平”，给别的同志们都发黑色的。

10.大国就是大国，小国就是小国，别的不说，代表团规模就不一样。比如阿三，奥运代表团才那么两个毛人，还不如伊朗、朝鲜人多，也好意思自称什么世界大国？

总之，虽然大体上是一个有天朝特色的奥运会开幕式，还是展现了天朝的大国风范的。但是有很多细节上有些问题，没搞好，可见相关的同志们思虑不周，应该严肃处理。

一直没谈过奥运会，在这里也顺便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虽然花了很多钱，也干了很多无聊事，但是朝廷要把奥运会搞成封禅大典，这并不算错。橘逾淮则枳，西夷传统不赡养老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责任，但是在天朝就是重大道德问题，这很正常。奥运会嘛，西夷有西夷的办法，天朝有天朝的办法。西夷搞奥运会是纯粹娱乐，并不见得天朝也应该把奥运会搞成娱乐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批评是扯淡，没有打中要害。天朝办奥运会，就是要搞成和平崛起的宣示，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地球上不是只有一个米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开幕式基本上还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当然，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还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钱应该怎么花啊、是不是非要死皮赖脸请帝国主义头子赏脸啊，等等这些问题，都还可以再商量。

前一阵子把《政治的概念》学习完，接着又把以前买的《宪法学说》也学习了一遍。就是一个字，好。我朝搞宪政的同志们啥时候才能有这觉悟呢，啥时候才能明白重要的不是对宪法进行表决也不是去搞那些条款而是谁在决定要不要宪法这样的道理呢？明白了这些，大概就不会再有民元之初是先孙总理破坏天朝宪政前程的胡扯蛋了，也不会胡扯什么蒋委员长的宪法如何现代，如何前景一片大好了。不过这恐怕还要很久，想起来就让人伤心。谈宪政的人水平如此，我朝的宪政看来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是没什么大希望了。

接着也就顺便把《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学习了一遍。这书大概是06年在博师打折买的，一直没翻过。上星期周末开完会回家时顺道在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随便转了转，看见这书又再版了。在书店里看了一阵子，就感觉第一篇的对话还有点意思，于是想到自己也有这本书，还是回家来看看。回家来拿出来看了才知道，内容变化相当不小。这哪儿是什么《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完全就是施密特批判论文集嘛。

第一篇施特劳斯的还好，接下来的两篇就很糟糕，洛维特我还知道，马丁是没听说过的。前一阵班博在群里讲，洛维特那本《从康德到黑格尔》相当不错，很是推荐，我还到书店里去找过。这次一看他评论施密特，感觉真是大失所望，水平简直接近当年薛涌批甘阳，活是徐友渔批汪晖。除了义正词严地喊口号背顺口溜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马丁不知道是个干什么的，文章的水平简直直追南方报系的社论，就是再三再四地重申普世价值，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对马克思、韦伯的评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朝的自由派同志们自己的评论用的洋鬼子的名字。

新版的变化较大，但是因为这两年不看新书，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天朝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这几年似乎已经回过神来了，去年我记得世纪中国上还发过一个天朝的同志们批评施密特的小专辑，虽然多是隔靴搔痒，但是比起过去那种看见洋鬼子的名字就望尘膜拜来，还是要让人感觉欣慰很多的。那次评论的多是所谓法学家，而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这些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地倡议用行政代替政治，所以把实质性的问题都用程序问题遮盖了，而施密特这样讲政治的法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在坏这个行当的规矩，必欲诛之而后快了。可惜的是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水平还不如男足，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半天施密特，跟男足过了中场就射门的意义接近，看起来勇猛，实际上总是偏离球门的距离在十里之外。

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法学研究员讲，要研究我朝自己的宪法，不能再搬运西夷的理论和宪法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评论了一下54宪法，说来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先前的同志们提起来宪政史就是温柔的抚摸晚清到民国那几次不成功的失败试验的历史遗体，说到宪法视就是从宪章运动开始扯起，一直到米国第某某条某某款修正案，如数家珍，而对我朝建制以来的几部宪法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变化，则不甚了了，甚至连我朝五六十年代整体上有主席制到内阁制之变这样简单的变迁都不知道，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年的工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施密特，主要的还不是忙着去批判他，而是学习他对祖国的爱，和他对魏玛宪法这样没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分赃协议都能如此当一回事的指著精神。在这方面，天朝的同志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批判施密特的事情不妨暂且缓缓吧。

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个战乱，但基本上没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在天朝凶猛生长的步伐，还是在一直保持着逐步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同志们的西洋镜似乎不太坚固，禁不起事实的检验。冯玉祥少年生长在保定，从军后基本上也一直都是在北京周围的地区，保定、天津这一带。按理说，这一带密迩京畿，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很严重。不仅普通群众一般吃不到细粮和肉蛋禽，就是有朝廷养活的军队里面，实际上伙食也相当糟糕。所以冯玉祥后来入川的时候很感慨，觉得四川的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人民群众不仅平时能吃上米粉肉，能喝酒抽大烟，就是缴纳皇粮的积极性都要比北方高很多。

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发展到1949年，民国前期北洋政府就不算了，就从北伐之后开始算起。王宗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在江西的生活水平极低，吃饭毫无保证，日常也以红薯和红米为主食，能吃上大米的时候极少。河南的秦基伟的记忆就更不用说了，十二岁就成了孤儿，基本上也吃不饱饭。李志民是湖南浏阳人，但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记忆也十分深刻。换句话说，那时的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有这个记忆。这不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而是传说中蒋委员长治下的黄金十年的时期。就算是资本主义萌芽再怎么蓬勃生长，市场自由只需再怎么自发扩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总是说不过去的。

这种情况的彻底解决一直要到解放战争结束，也就是全国基本上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到土改结束，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之后，虽然59到62年间因为政策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饿死了人，但我想情况虽然严重，但这并不比翻案史学里说的那些时期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法计算，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吹捧黄金十年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那些时期，比如秦基伟的亲人都饿死，王宗槐的亲人都饿死，像这样的情况算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总不能说这也是共产主义流毒所致吧。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什么办法都行。

在遭遇重大危机、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决断，拿个主意，这就属于政治能力的范畴了。吏不需要这种能力，吏们需要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官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危难识纯臣。有个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开动脑筋，作出决断，制订方案，为下面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这是官们需要干而且必须干的事情。没什么理由，就一点，官是有主权的，而吏没有。主权就意味着作出决断。权力的权，本身就是衡量的意思，权力就是衡量轻重，作出决断的意思。

比如说范仲淹，没上过水利高等专科学校，但是要他去负责修治黄河，那么他上任后除了了解情况外，并不是要由他拿出一个修治方案来，而是要他在做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决定用哪个。决定以前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基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做方案，在决定之后想方设法执行这个方案，实现目标，这都属于吏要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官僚们应该干的事情。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决定采用哪个方案，这就是范仲淹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官的职权范围。

我朝建制以来，别的事情都好，惟有这一点不好，就是官吏不分，官从吏中铨叙提拔。搞到最后，就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别的不说，就先向上级请示，上级没有指示，自己坚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在毛主席的年代，对政治能力还是非常强调的，政治干部和专业的技术干部是截然两分的。比如说部队上，政治干部就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就是军事干部，除了少数的个别情况，两者之间是不大能自由转换的。建国后也一再提过红和专的辩证关系问题，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又红又专，但一般来说，对党来说，最重要的考察干部的仍然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行政能力。

1978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的路线指导下，专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政治干部都被当作极左分子清理掉了，最后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政治上就是政治淡出，行政凸显。这种制度三十年未动，到现在，我朝就只有行政干部了，没有政治干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如此，所以出了像贵州这样的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对朝廷的面子影响很大。90年代藏乱的时候，群众围攻警察，警察问上面怎么办，上面也不说话，只说要保持克制，等待中央指示，结果等中央指示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志被群众打伤了。事后检讨起来，大家一致同意，假若当时能有同志敢拿个主意，边干边向中央请示，事态未必会闹成后来那样。今年以来出过的几个事情，皆是如此。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前90年代的时候搞三讲，让大家讲政治讲正气讲道德，最后没有搞起来，现在出了事情，才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发这个通知，虽然说不上及时，但好歹还是希望能于事有补，能引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同志们注意，尤其是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光拣没有错误但也没有成绩的同志们提拔的局面了。说到底，还是要继续搞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