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一个星期，看样子又要消失一阵子了，说是最近这个星期的气温可能上升到20度左右，完全没有冬天的样子了。很不正常。

今年夏天其实就很不正常。今年直到五一，天还没开始很热，然后就进入漫长的梅雨季节。梅雨到七月初，很热了几天，最高的时候到了三十七八度。这样热的天气持续了大概半个月，就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八月份。等到不下雨的时候，天气已经差不多开始慢慢转凉了，九月份就差不多已经开始进入秋天的气温了。

老百姓都知道，夏天不热，一般也就意味着冬天不会太冷。果不其然。这个冬天很不正常。上海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差不多半个月，上上星期还是20多度，外套都不是很有必要穿，到周末就突然转冷，气温直接下降到八度。整个冷空气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到周五的极端低温一度到零度左右，天气预报说是有降雪，市郊确实也多少下了一点，但市区没有，只感觉到冷。昨天天气转晴，到今天已经是差不多十度了，外面虽然还有冷风，但不穿棉衣实际上也可以过得去。

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气候确实有问题了。欧洲和米国已经忽悠气候问题忽悠了很多年了，甚至到现在气候问题都跟环保部放在一起讲了，全球变暖成了一个单独话题。今年奥巴马上台，碳排放、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大热特热，天朝也跟着一起热，最终弄得连新能源的部分产品都跟钢铁、水泥、造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害得朝廷不得不想办法控制。这次奥巴马来天朝访问，股市里的新能源也被热炒，一度有了奥巴马概念股的说法。

以前我一直都觉得环保这个问题没什么，至少是不那么严重，所以经常在心底里觉得这是后现代的问题，对于现代化尚未完全完成的天朝来说，谈这个问题还有些失之过早。如今看来，经过03年到08年这一轮大干猛上，天朝的工业化速度太快，确实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了。

以后要多注意气候问题。

这星期看完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应该说这本书很不错，观察问题的视角跟我们平常的不大一样，值得看看。

但是毕竟是外国人，虽然在天朝的时间不短，还是有些基础性的错误。比如说，他说楚国的优势在于水军，所以无法向北发展，最后中国只能被秦国统一。这个就是错误的。首先，当时楚国的水军并不强，各国都不强，楚国的主力跟别的国家一样，都是步军为主。其次，楚国的势力当时已经延伸到北方了，包括现在的河南南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都在楚国的疆界之内。而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北方的地形，如果强项是水军，是拿不下来的。再比如，他以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是因为突厥的帮助，才最后消灭了各个割据政权。而我们都知道，李渊起兵的时候只借了三千突厥兵，数量并不多，也没有以此作为主力，主力仍然是汉军。这种借兵与其说是军事上的需要，不如说是以这种方式来稳定突厥，使其不会趁虚而入。

不过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看法。我以前对边境和边疆的区分不大清楚，这次就基本上搞清楚了。他所谓的边疆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区域，尤其是长城沿线。他认为长城的形成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的侵略，而是因为汉族的扩张。包括现在的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都是这种情况，在长城形成之前，这些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区域，正是汉族赶走或同化了原来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才使这些地区变成了中国的内部，而不再是边疆。

他有个有意思的结论，在长城形成之前，汉族对于少数民族实际上是进攻性的，而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防守态势，即使发生了边境战争，也是因为汉族势力的扩张已经危及少数民族区域，才使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因为这些地方既不是内地那样纯粹的农耕区域，也不是纯粹的游牧区域，而是游牧和农耕混杂的混合经济，所以这种区域既可以作为汉族的生活区域，也可以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生活在这里的人既可以倒向汉族，也可以倒向少数民族。当内地出现大规模战乱的时候，汉族就可以向那些区域扩展，归附少数民族，而当内地比较稳定繁荣的时候，再归附内地。所以，他认为汉高祖的几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实际上并不是以消灭匈奴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而是为了保证边地的汉族不会倒向匈奴。

当然，他这种观察结论的得出还是基于一个欧洲中心的世界划分，他把这些区域当作亚洲内陆的边疆区域，而非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或领土。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这些区域都是属于中国的，亚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本没有多少意义的概念，我们不会认为这些区域是属于“亚洲”，而是下意识地认为这些区域非常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把中国当成一个现代欧洲式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以他说的中国，多数情况下就是汉族。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欧洲人不认为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而应该独立，不能理解我们所说的多民族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非常下意识地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正在被汉族侵略、剥削和奴役，因为他们的经验就是这样的。而中国的长期历史传统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关系，在今天也不是这样，而是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不过，现在这样民族区域频繁出事的时候，看看这样的书毕竟是好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的一年。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和献礼中，除了阅兵，最轰动的大概就是《建国大业》了。昨天刚看完《解放》，今天就又看了《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在一开头就已经说了，这个片子是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周年的。所以，在这个片子里，主题不是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而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进行的谈判，中间是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再是颁布民国宪法，选举正副总统，最后是共产党主导的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可以说，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国民党和蒋委员长建立一个法统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和新的法统最终形成的过程。

这个片子给我的印象要比我看之前所听到的评价好些，虽然主题线索显得不够突出，情节不够紧凑，常常有因人而设情节的情况，但大体上还是在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主题在推进。从历史来说，这也是符合事实的。1949年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实是各个阶级的共和，而不是人民共和。虽然它宣称自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但仍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是在兑现44年对全国人民和各阶级精英所做的承诺，成立一个由各阶级精英人物参加的联合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

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分三个阶段走的理论，宪政需要经过军政和训政两个阶段，才能最后建立宪政政府。军政是统一全国，训政是辅导人民学习行使民主权利，最后才能达到宪政。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建立的大元帅府并不是一个政府，而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是为了北伐而成立的机构。在孙中山去世后，才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这个国民政府，并不是一个选举的政府，而是一个革命政府，即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政府。所以，无论是冯玉祥还是李宗仁，在反蒋时打的都是护党的旗帜，而非改组联合政府。

经过1930年代初的一系列反蒋战争后，各军阀才基本达成共识，蒋介石是打不倒的，才改提改组联合政府的口号。嗣后，无论是在1935年桂系密谋成立西南联合政府，还是张国焘在川西北成立联合政府，还是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谈判，都是以成立联合政府为号召的。所以，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所有此类成立联合政府的态度都是一概扑灭，决不姑息。而到西安事变后达成的口头协议中，蒋委员长终于被迫承诺，成立一个由各政治势力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吸纳各种政治势力。但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一直限于为国民政府提出建议，而不是议会，所以对国民政府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在此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国民参政会之间的紧张是一直持续着的。原因很简单，无论共产党还是其它政治势力，都希望国民参政会能够升级为议会，能够对国民政府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作为国民政府来说，当然不愿意自己戴上一个金箍圈，受控于别人。但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参政会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无论其是否能成功地升级为议会，共产党都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既然在与国民政府的长期斗争中，一方是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一方是国民党完全包办的国民政府，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同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有些人说，国民党失去民主党派是在解放战争中，其实是搞错了，早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就已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相互同情、声气相投。

这个逻辑继续发展，随着共产党力量日渐强大，与国民党博弈的实力也就越充足了。所以，到1944年，由毛主席所作的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表达出了各个民主党派的事实诉求，各政治势力都能够进入政府，而不再是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了。而在这一时期里中共反复提到的民主，其衡量标准实际上很简单，也就是是否允许国民党之外的各政治势力参与政府。毛主席在于黄炎培的谈话中说的民主，实际上也就是许诺，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一定会给各民主党派一席之地。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实质上就是在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按照米国人的要求，军队应该是国家化的，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各党派均应放弃军队。所以，在这一时期的谈判中，核心的问题是国共的军队如何改编为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军队。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为国民政府提供合法性，党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活动，而政府应在党派问题上保持中立，军队由政府统一领导，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这之前，所谓的国军，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的党军，而不是国家的军队。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都是国民党领导的，别的政治势力无缘插手。

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政府一边宣布八路军与新四军为叛军，开始“戡乱”，一边召开了没有共产党和当时最主要的民主党派民盟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嗣后不久又宣布取缔民盟。而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除军事上坚决反击外，在政治上则继续以联合政府为号召。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按照蒋委员长的理解，共产党的巢穴既已被击破，也就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因此就着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全国大选，使自己成为合法的民国总统。所以，在这次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身份变了，从原来不代表民意的国民政府主席变成了经过民意代表机关选举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就在国民党提出举行全国大选的1948年，实际上国军已经完全进入守势，在东北差不多败局已定，关内也是人心惶惶，江河日下了。而共产党方面则已在准备召开由自己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政权。到1948年底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全国战争胜负形势已经明朗，中华民国政府牌子虽在，但已不具备代表全国人民的资格，共产党则大张旗鼓地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法统。

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虽然是全国各阶级进行政治协商的机构，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从法理上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均非经过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共产党邀请参加的。以此一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后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与职权相对照就很明显，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只是各个阶级共同参加、共享权利的联合政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的共和只是各个阶级精英人物的共和，而不是人民的共和。一直到了1954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中华各阶级共和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今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可以的，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可以，却不能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这也许恰恰是今天的精英们也愿意纪念60周年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更是因为他们希望今天的中国也是1949年的共和国，而不是1954年的共和国。

另外对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表演在这里也说几句。

张国立演的委员长很失败，口音搞不清楚，既不是委员长的宁波口音，更不是纯粹的普通话，语气上有模仿孙道临的痕迹。

邬君梅的宋美龄扮相，尤其是在美国争取美援时的打扮和口气，有失庄重，虽然是米帝的狗腿子代理人，但好歹也是一国元首夫人，不能搞得跟妓女向主顾讨要嫖债一样。

许晴的宋庆龄完全是继承她的一贯风格，她大概搞不清楚一个以革命为志业的女性该是怎样的气质，仅仅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守寡多年的闺中怨妇。

尤勇演的白健公太过轻剽，说话不经大脑，不是健公的风格，健公一生为人阴狠，老谋深算，不能是这个风格。

王学圻演的李德公太过阴险，而李德公本人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也很和蔼可亲，是张发奎所说的“伟人”，没有那么阴险。

吴刚的闻一多过于夸张，没有拿捏好分寸，让人感觉闻一多不是因为悲愤而慷慨激昂，完全是一个疯子在众人面前胡乱喊叫。

共方主要露脸的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是老演员了，驾轻就熟，不存在问题，就不说了。其他客串演员都是出来露个脸，也不说了。

从国庆长假前就开始看，到今天总算是基本把《解放》看完了——48和49两集跳过没看，所以只能算是“基本”。

应该来说，这个片子还是吸收了许多最近的党史研究成果的。比如卫立煌在东北的消极状态对东北形势转变影响甚大，而这一点以前的影视剧里都是没提到的。但对卫立煌与CP的关系也没有多少交代，这算是个遗憾。不过，从卫立煌后来的表现看，他当时确实只是在军事部署上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不肯积极进取，让国军丧失了许多战机，尤其是在对廖耀湘兵团的使用上，但并没有积极配合共军行动。应该说，这是符合他当时的状态的，他应该没有加入CP，只是有消极厌战思想。而且，在东北战后，他孤身逃亡香港，被押回南京受审后，又在外漂泊了几年，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回国了。

还有郭汝瑰的作用，以前也比较少提到，而这次则明显重要多了，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他提供的情报对当时的共军决策影响也非常大。但郭汝瑰因为战后只是按起义将领对待，并没有承认其为共军工作的贡献，所以待遇也比较一般，只是在政协工作，所以名气比较一般，远不如后三杰尤其是熊向晖的作用明显，也不如熊的名声大。但这次仍然承认了其贡献，这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与郭汝瑰相似的刘斐，在解放战争中也为共军提供过不少情报，不知道何以没有得到多少体现。不过刘斐与共产党的关系似乎也不甚明确，因为他是白崇禧的人，所以白崇禧在回忆录里也只是说他投共，而没有指责他在当时就已通共，并且说他投共后也没得到多少好处，言下之意似乎他也不认为刘斐是共谍。

杜聿明的作用一如既往地突出，在这个片子里，他在国军将领中，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从东北到淮海，他一直是重大战役策划和指挥者，对委员长比较忠诚，也有军事才干。不过国军将领中对他的评价不甚高，比如张发奎，对他就很是不以为然，不认为杜聿明的军事才能有多高。当然，张发奎眼里，国军将领中就没几个有才干的人，大概只有白崇禧他认为确实是有军事天才的，再就是后起之秀孙立人了，其他人他都不放在眼里。

对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这个片子的反映也基本上是比较忠实于史实的，没有篡改太多，从战役计划的提出，到他独立指挥华野部队作战，再到他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关键时刻的重要建议，都能反映出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才干确实优于许多人。这个片子里的陈毅多少显得有些无能，只是个和稀泥打哈哈的人，没有发挥太多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片子，总是难免挂一漏万，会少提到许多人，比如55年上将级以下将领基本上没有几个露脸的，元帅中徐帅也没得到几个镜头，解放山西也基本上没有反映，提到一野的也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的时期。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整个片子的主角还是毛主席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共方的焦点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身上，所以毛主席党中央走到哪儿，片子的重心就在哪儿。大将里露脸比较多的也只有粟裕一个人，别的基本上都没多少镜头。倒是刘亚楼的镜头还不少，颇有几个。

下午看到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想到一个话题，也在群里扯了一会。这就是，在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如果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如果能够突破宋时轮指挥的阻击防线，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形势会如何发展？按照国军方面制定的徐蚌会战作战方案，就是如此，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则在外围的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就会积极进攻，共军就等于陷入国军包围，而这恰恰是国军自解放战争以来积极寻找的以大规模会战消灭共军的指导方针，而且，如果出现此种情况，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所辖国军部队都会积极出动，达到对共军的聚歼。如此，则共军在关内的形势就会急转直下，由攻势转入守势。华野和中野只能突围出去后分散为几个兵团分别作战，短期内无法与国军进行决战性的会战。

在东北也是一样。如果在打锦州时，廖耀湘兵团和东进兵团能够积极进攻，则共军围攻锦州、切断东北和华北国军联系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而在这个关键当口，卫立煌的消极和廖耀湘的狐疑避战就对共军帮了很大的忙，让共军迅速达成了解放锦州的目标，而后又转头围歼廖耀湘兵团。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共军的阻击也打得相当艰苦，成就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如果共军稍有松懈，让东进兵团成功地突破共军的阻击防线，则整个战役的形势也会发生转折性变化。

从总体上说，这个全面反映解放战争的片子仍然是成功的，让一般观众对解放战争能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了解线索。

　　1945年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百度百科上关于李明瑞的介绍。

以前看莫文骅回忆录的时候就知道了李明瑞，但是具体事迹不甚了了，只记得他参加过北伐，是比较有名的将领，后来领到了广西的红军其一，并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这两个均的总指挥，张云逸时为副总指挥，在苏区时职位甚高但后来叛变的龚楚时为参谋长。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广西斗争失败，从广西一路转战，辗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艰辛备尝，但保留下来的不太多。共军后来的将领中，比较有名的大概就剩了受中央委托组织起义的小平同志、1955年大将张云逸、1955年上将李天佑、1955年中将莫文骅和1955年中将韦国清。还有一个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的同志，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法院院长雷经天。其他的大多牺牲。到苏区后，红七军一再被缩编，直至最后缩编为红三军团五师。李明瑞本人则在1931年的肃反中被误杀。

后来看李宗仁回忆录，虽然也提到了一些，但是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谈及。这次看白崇禧回忆录，他谈到的比较多，对李明瑞的评价也比较高，认为李明瑞打仗比较勇敢，是不错的战将。但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与共军军史记载不一样的事情。健公说，李明瑞到江西后，处境并不好，确实曾与国军联系，想反正，被共军发现后杀害。如果健公所说不错，那么李明瑞之死就不能算是误杀，确实是咎由自取。

健公没讲他的消息来源，也不清楚他是有李明瑞与国军联系的证据，还是说，他也是后来从共军杀了李明瑞的理由猜推导出来的呢？但是莫文骅回忆录里也只是说，1931年肃反时被误杀，至于究竟有何证据，他也没说。

顺便也说说俞作柏，他和李明瑞关系比较深。俞作柏从李宗仁在山里当土匪的时候就已经归顺了李宗仁，但后来嫌山里太苦，又离开了，投奔了黄绍竑。后来讨贼军与定桂军联合统一广西，俞作柏一直是主力之一，李明瑞为其手下。广西统一后，俞作柏升任旅长，李明瑞升任团长。其时俞作柏与李明瑞已有左倾倾向，被李宗仁免职后归顺蒋委员长。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领袖李宗仁正在上海，白崇禧率领北伐军在京津一带驻扎，通电辞职下野，北伐时留守广西的黄绍竑独木难支，桂系失败，李黄白败走香港。国民政府解决时，以俞作柏代领桂军并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桂军在武汉仍有势力，李明瑞时为师长，将各部队首长集中起来开会，乘机将之缴械。

俞作柏回广西后，违反委员长编遣桂军大部的命令，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收容编遣下来的桂军干部，这个教导总队由张云逸率领，后为百色起义的主力。桂军问题解决后，国民党左派在汪精卫领导下，粤军张发奎又在广东发动反蒋的护党救国军。张发奎与广西联系，希望能一起行动。小平同志时在俞作柏身边工作，劝其不要响应，俞作柏不听。李明瑞时为广西绥靖司令，与俞作柏一起开赴广东参加护党救国。而粤军中意见也不统一，陈济棠时为张发奎手下师长，被蒋委员长收买，反戈一击，护党救国军失败。桂军随之失败后，俞作柏逃亡香港，李明瑞回到广西，参加红军起义，并成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抗战爆发后，俞作柏曾任苏浙皖“忠义救国军”副司令，因为不肯以反共为主业以抗日为副业，违背中央方针，遂辞职他走，后参加民主运动，成为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的1956年应广东省政府之邀到广东任职，曾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1959年病逝。

很惭愧地说明，因为我懒得翻书，上面俞作柏这一部分基本上也是抄的百度百科对俞作柏的介绍。

但李宗仁与白崇禧对俞作柏都相当反感，印象极其糟糕。白崇禧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在定桂军与讨贼军取得初步胜利后，俞作柏时在黄绍竑的讨贼军任职，曾私下劝黄绍竑突袭李宗仁，将定桂军纳入自己麾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李白二人认为，俞作柏为人不好，反复无常，而且贪财。白崇禧回忆录里还曾多次提到，孙中山曾委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君武到广西不能胜任，遂去职回广州。李宗仁时在山里做土匪，俞作柏为其部下。李宗仁曾明令部下宁可卖枪，也不得抢掠行旅。但俞作柏在路上打劫了马君武，并当场打死了马的姨太太，让马非常伤心。白崇禧回忆录还提到，在桂军讨伐唐继尧时，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部曾假以援手，白崇禧曾与范约定，平定广西后即当助范回滇。但在对唐战争胜利后，俞作柏受命支援范部，在路上却因为贪图烟土，突然追击滇军龙云部，以致被龙云击败，范石生也因此未能回滇。白崇禧说，这件事是他失信于人，所以他终生抱歉。健公并称，俞作柏在败走香港时，曾带走大量钱财。

范石生想来不少人知道，共军初起时，在潮汕一带失败后，余部曾由朱德率领加入范部，后又脱离。

总而言之，俞作柏人品很不好，但是却在北伐时即能左倾，而且一直同情CP，解放后还能回国参加建设，实属难能可贵。可见人确实很复杂，私德与公德常有背离。

《白崇禧口述回忆录》看了大半，感觉比较一般。这都是当年拿党国的钱搞的口述史，但是质量很一般，从中完全看不出白健公为啥被人叫“小诸葛”，也看不出来他的军事水平到底如何。

那天在群里跟人扯了一会，算来算去，国军里也没几个特别能打的，尤其是到一级上将这个级别的，白健公应该算是同级别的人里面军事素养最高的人了。但是这个口述史也整得很糟糕，看不到健公到底如何策划战役、指挥军队，能看到的都是些乱七八糟，跟健公本人不大有关系的事情。

比如抗战一段，抗战时期他的职务是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但是也指挥过大规模战役。武汉会战本应由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指挥，但是当时李长官旧伤复发，回武汉养病，健公代理其职，负责指挥五战区国军参加会战。再一次是在抗战后期，成立委员长天水行营、桂林行营后，健公担任桂林行营主任，理论上说，长江以南包括四战区、七战区、三战区、九战区的国军都归他指挥，但他真正指挥过的就是昆仑关之战，别的都是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按说，如果真要写健公在抗战中的功绩，那么应该突出写这两个时期，但回忆录却舍此不为，而给整个国军抗战史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忆，包括国军的各个战役、各兵种的抗战表现，都有一个大致的概述，然后是健公的检讨，而健公本人的行踪、作为都是穿插在其间，并不突出。健公还兼任军训部长，到过各个战区参加各军校的毕业典礼，是本应该讲讲的，比如他对各战区将领的观感之类，但是没有，有的就是简编的国军抗战史。

不过总体来说，健公确实担任军事主官的时间不多，大多都是担任参谋长。在统一广西诸战中，他都是担任定桂讨贼联军的参谋长，有时候会担任某次战斗的前线指挥。粤桂联合，健公居中联络，可谓厥功至伟，但是北伐军兴，他仍然是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没啥机会发挥他的战略战术水平。抗战开始后，他又被调任中央服务，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还是没有独当一面。抗战结束，成立国防部，他担任国防部长，一直到解放战争后期，他才到武汉指挥所担任华中国军的指挥，但这一时期华中地区国军作战不多，除了刘邓所部挺进大别山时和最后四野南下时之外，华中部队多被调往其他战区参战，而健公本人也并未直接指挥。

就以回忆录所述健公对国军抗战历次战役的检讨来说，其实也不甚高明，没什么特别见解，只是多次提到，“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发明权属于他。他对国军抗战历史战役的检讨中，看不出来他对当时国军排兵布阵的深刻检讨，也没说国军到底作战如何，只是说国军武器不行，训练不好，所以每战皆北。尤其让人觉得没有说服力的是，他对抗战的整个检讨其实是建立在制空权决定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国军中前期作战全部失败，是因为国军没有制空权，而到后期，出现局部的反攻胜利，则是因为美空军参战，倭寇制空权渐渐丧失，所以敌我形势大变。他甚至在检讨桂柳战役时说，国军在同等装备条件下，如果制空权能大体平衡，则相同人数的国军与倭寇战斗力其实相去不远甚至略占上风。果真如此，则无法解释为何国军在解放战争中占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仍然连战皆北，最后败退台湾。反观共军，在朝鲜战争战场上，完全没有制空权，但是共军仍然能取得前面几次战役的胜利，整个战争到结束，共军也未取得制空权，何以仍然能胜利？

所以，这个口述回忆录真是让健公的功业打折不少，该表现的没表现，不该表现的瞎表现。抗战讲得一塌糊涂，解放战争没讲，北伐结束到抗战军兴这段基本空白，到最后，只能详细讲了统一广西的诸次战役。从这个回忆录看，健公完全就是小聪明，在大事情上没做什么太多贡献。比如说在桂柳战役中，他在昆仑关视察时发现，倭寇守一个山头，国军久攻不下，他到上面看了看，让部队换了一个炮位，侧击倭寇阵地斜面，战斗进展遂转为顺利。但是像这样的事情，一个师团级甚至营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能力，而不是以健公的副总参谋长兼前敌指挥之尊应该做的。然后就是耍一些小聪明。比如在统一广西的战争刚开始时，他们要缴临近驻扎的敌军的械，但是因为当时双方尚未开打，他们实力也不及对方，于是他设计邀请对方指挥官来饮宴，让黄绍竑即席解决之，而他带兵将对方部队包围并缴械。

他在台湾做这个口述回忆时，委员长和当事人大多尚在人世，是以不能不有所回避，所以对桂系他一直显得比较回避，也否认他与李黄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比较强调他对中央的忠诚，对委员长的公忠无私。而李宗仁就显得放得开得多了，好不避讳。

其实我对一个事情很感兴趣，就是广西部队在国军中一向以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擅长山地战著称，是最接近共军的风格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怎么看共军和CP。而且，在抗战初期国共蜜月期他还曾访问延安，并与毛主席讨论过持久抗战，但是他对此事却未着一字，殊堪遗憾。他只是在武汉会战结束向南撤退时提到，他当时与周恩来同乘一车。他对周说，你们不到广西来，我很感谢。周则说，我们要做的你们广西都做了，我们不用去了。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有资料价值的事情是，他几次谈到红军长征中的湘江战役，红军此役损失人员近五万，损失比例超过60%，是共军战史上少见的大败仗，共军战史中提到时都是模糊过去了，不大详细。而健公则在回忆录中交代了一个细节。健公说，廖磊当第七军军长时，对部队训练较严，要求战士能负重跑，而且演练过全军泅渡江河。红军长征到湘江时，将江边所有能收集的船只都收集控制起来，满以为就能将桂军阻挡在对岸，不想桂军却乘夜全军泅渡过江，出其不意攻击红军，红军毫无防备，因此大败。

总之，即使要让别人代做回忆录，一定要选个好点的人，不能找这种完全不负责任应付差事的班子。看看共军将领的回忆录，就严肃得多了，国军还是要学习。

拜毛主席的伟大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所赐，我们天朝的文学里增加了一个新品种，也就是知青文学。知青文学其实大多数都故事雷同，无非是在农村生活如何艰苦，他们怎么欺骗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小芳”之类。但是我不知道知青们到底在农村受过多大委屈，为什么这苦能有这么多，都诉了30年了，还没诉完。而且能够30年如一日毫无进步的重复建设，雷同的故事，雷同的感受，雷同的控诉，就像祥林嫂的那句话，都成口头禅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前面的30年里，掌握着话语权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通过高考成功地跳出了农村，回到了城市，而农民如何看待知青，很少被人提到。我看过的对知青的回忆的稍微能有点出息的就是王彬彬了。我记得差不多七八年前在一个什么杂志上看过一个他写的文章，是从农村人的角度去回忆知青的。除此之外，都是从知青的角度写的。

实际上，知青的真实情况远比知青文学的描述更复杂。比如说，有许多知青在有了回城政策之后，他们是没有回城的，而是选择继续在农村生活，或者做医生，或者是民办老师，默默地过了一生。他们如何看待知青文学，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回了城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回忆了。因为回忆是有闲阶级才有心情干的事情，比如那些当年回城后来下岗了的，或者生活并不好的，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知青经历？我们同样不知道。

今天看了个片子，《走着瞧》，文章演的，故事背景在秦岭深处的大山里，讲一个小知青在那个年代里下乡时干的一些荒唐的事情。他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件好事都没干过，能干的坏事都干了。他不仅害了畜生，而且害了人。他为了偷懒，设法当上了饲养员，结果害了一头驴黑六，让黑六原来“骄奢淫逸”的皇帝生活无法继续，又不能干活，最后被杀死了。黑六的弟弟为了给哥哥报仇，不断地作弄他，最终不惜纵深跳进火海以至烧死。

他看中了村里的一个漂亮姑娘彩凤，就千方百计接近她。他因为被黑七作弄住院，出院的时候彩凤去接她。在回家的路上，他在驴车上把彩凤睡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黑七自己拉开了缰绳，跑回去了，等到他们醒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在围观他们。结果是彩凤因为名声已经毁了，只好被迫远嫁他乡。彩凤的家人打他的时候，他说，他是认真的。这句话是我觉得最无耻的。

知青们对“小芳”到底是有感情的，还是根本没有感情，只是出于一时冲动？年初的时候有个电视剧，叫《北风那个吹》，我觉得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夏雨根本就不喜欢闫妮扮演的鲜花，但还是跟鲜花发生了关系。后来夏雨回了城，鲜花也带着孩子跟他回去了，但是他一辈子都不喜欢鲜花，觉得鲜花是个累赘。实际上，他从来就没喜欢过鲜花，只是在那个时候需要鲜花，而且在当时鲜花是生产队长，他是想利用她。

《小芳》也是个很不错的文本。它清楚地说明了，在回城和“小芳”之间，知青们到底会选择什么，对她们的感情到底如何。“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回城就忘掉了，都另外结婚生子了，从来没想过去把小芳们也找来跟他们共享改革开放时代的幸福生活。“小芳”之于那些忘恩负义的知青们，不过是一个青春期的恶作剧，如此而已。

当然，我不想否认，“小芳”们并不都是像知青文学里描述的那样天真纯情，当然有很多人喜欢知青，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跟农民不同，而且多少会有些想以后跟他们一起回城的想法。但是，如果说这是一桩交易，“小芳”们用她们的身体来换取一个城市生活的未来，知青们显然是不守信用的。“小芳”们如约献出了自己青春的身体，但是知青们却没有给予她们承诺的回报。在需要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最后却并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而是让“小芳”们在等待中老去了。

知青们不知道跟“小芳”们发生关系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预约一个未来的城市生活，这是他们在这桩交易里的资本。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姑娘跟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这不要说是在“封建、愚昧、落后”的农村，就是在城市，也同样是会招致严重后果的。男人也许过一阵子就好了，但对女方来说，她的未来就大打折扣了。知青们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自私，他们只想自己，没为对方考虑过，也从没认真考虑过即使两人真的要在一起，未来他们会如何生活。

干完那点事，提上裤子走了。回城的机会来了，头也不回地甩头走了。多少年以后，他们都已经成了成功人士了，才假惺惺地想起来了，于是唱一曲《小芳》，以纪念他们远去的青春。与八九十年代的知青文学里的那种悲情不同，这些年来的知青文学越来越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味道。他们的青春荒唐，但却精彩，农村、农民、牲口、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青春大餐的佐料。

知青的历史结束已经三十年了，但是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对他们的作为稍有一点深度的反思，可见知青们从来不认为他们自己的青春时代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有什么罪过。文章在《走着瞧》里反驳彩凤的家人时说的，我认为主要这事儿主要是怪那驴。今天的知青们都把自己年轻时代的错误用一句轻轻的“那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就打发过去了。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那些还在热心地创作知青文学的人们注意一件事，今天的中国，虽然话语权仍然被知青们所掌握，但是农村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如果知青们不及早反思，若干年后的知青史或许就会完全被颠覆，被重写。

胡斌案才刚判，马上就出来了保时捷撞飞打工妹的事情，杭州真是越来越危险了。

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只觉得杭州的出租车都开得比较猛，都跟赶着去投胎似的。这几年看来杭州是多了不少好车，开车的人也年轻了很多。杭州其实很小，路况也非常差，堵车堵得很严重。年初去拿新身份证，打了个车，感觉比走路费的时间还多，才下午三点多，就已经非常挤了。在这样的城市，买了好车确实有点没有用武之地的感觉，这个我倒确实很能理解。不过，话反过来说，在杭州这样的城市，如果没什么特殊需要，买那么好的车到底干什么用呢？除了炫耀，还有什么意思？

胡斌案的时候，给他辩护的人都说，网上要重判的人都有仇富心理在作怪，说如果不是怀疑胡斌有什么特殊背景，网民的情绪不会如此激动。这么说确实是有道理的。中国每年发生这么多车祸，为什么别的车祸没有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而恰恰富二代的身份就让网民这么敏感呢？其实看看网上的80后、90后小孩炫富烧人民币什么的事情，就能明白到底是中国人仇富，还是富人真的表现太糟糕了。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善良、仁慈的人民，这一点我想任何在中国生活和生活过的外国人都能认识到，经过几千年的先进文化教化，早已经没什么太强的报复心了，只是要求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正义，有时候甚至都不是正义，只是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明显不公正的结果，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胡斌案从头到尾最错误的地方也就在于，多个地方是明显在欺负全国人民的智商。比如七十码之说，连胡斌自己后来都承认大概在八十码左右，而警方始终坚持说是七十码。判决尤其糟糕，晚上八点、繁华路段、飙车，如此明显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且导致严重后果的案子，最后的判决竟然是以交通肇事判处，刑期竟然只有三年。而且，在辩护的时候居然提出的减轻刑罚的理由里居然有胡斌以前得过什么什么体育比赛的奖。如果这个理由也能成立，那是否奥运冠军杀人就不算犯法了，这个奖比胡斌的如何？为什么胡斌案没有给人警示作用，保时捷案发生的地点恰好是因为胡斌案而特设的爱心斑马线上？因为胡斌案的结果本身就不是在警告这样的人，而是在鼓励他们，让他们步子再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速度再高一点。反正你就是开到200码，警察也会帮你说成70码，还怕什么呢？大不了就是出点钱再蹲三年班房吗，钱当然不存在问题，随便卖几套房子就够了，三年班房也无所谓，可以减刑，可以保外就医，出来了也还是一条好汉。

保时捷案和胡斌案里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让普通人愤慨的事实，就是这些富二代们面对普通人的生命时表现出来的冷漠。胡斌案发生的时候，他飙车的朋友居然安慰他说，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赔钱吗。保时捷案发生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时髦美女显得异常镇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正常人，尤其是正常女人碰到这种事情会是什么反应，她是什么反应？一般女人看见死猫死狗都会紧张甚至哭嚎，更不用说看见别人的血溅在自己面前了。而且，别人还是因为自己而死的。想想《士兵突击》里的情节，许三多击毙的不过是个犯人，坏人，敌人，他也很长时间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这个美女的反应居然能够冷漠到如此地步。他们之所以这样反应，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打工妹、穷小子这样的人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可能他们养的狗过的日子都比这些人好，撞死这些人跟撞死一个小昆虫差不多。

胡斌在证明法庭上和服刑的不是替身而是本人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也能证明这一点。胡斌的这个访谈的基调是忏悔，但是即使是忏悔，他也表现出来一个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口气。他表达对被撞死的谭卓及谭卓父母的歉意的时候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个辉煌人生，而谭卓会有一个美好人生。请注意这个说法，也就是辉煌人生和美好人生的区别。他有的是辉煌人生，而对方会有的只不过是美好人生。辉煌人生不用我解释，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而美好人生就不同了，美好只是一个主体的心理感觉，而不意味着有什么特殊内容。比如说，一个没有房子没有车的人，如果心态好，同样可以是美好人生。而辉煌人生的指向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是叱咤风云、轰轰烈烈。这话背后暗含着的是胡斌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他们眼里，人的生命是不平等的。

这样的富二代，这样的富人，怎么能让中国人不仇？不要说是中国人，随便在哪儿，都是一样要仇的。

中国的富人们之所以会如此表现，原因无他，现在的富人的财富来的太容易，几乎是一夜之间暴富，他们还没有做好相应的文化准备。当他们已经有了贵族的物质条件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却完全是脱节的。那些热衷于未民营企业家辩护的人总是喜欢拿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来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比，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如何如何被压抑，但他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地忽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欧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如果说欧美资产阶级多少还有些文化上的积累，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积淀。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一起成长的，而在中国，资产阶级在成长，但却没有相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感、历史感，甚至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反文化的特点。所以，那些指望着民营企业家作为政治力量最后改变中国政治的人们注定要失望，因为中国的富人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暴发户。他们的灵魂和他们发家的过程一样卑鄙、龌龊、粗俗、虚无。

因此，如果那些民营企业家的吹鼓手们是出自真心，那么请他们劝说保时捷案的当事人魏志刚的父亲，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前途，请他不要干预此事，不仅不要通过非正常渠道干涉司法程序，而且要断然拒绝为儿子的行为支付任何赔偿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请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家”们闭嘴，让人民用人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兴许愚子愚妇们今天还没有什么力量来改变这个明知道又要被轻纵的案子的结果，也没有投掷石块的权利，但他们有权利也有理由仇恨富人，向魏志刚和他的父亲们吐一口鄙视和仇恨的唾沫。

上周末在外面买到了《白崇禧口述回忆》，也是在盗版书摊上买的，这个是我一直都想要的，这次算是意外买到了。本来是去买《张治中回忆录》的，刚好看到白崇禧的回忆录也在，就赶紧买了。

这书是台湾的史语所弄出来的，虽然用的是机构的力量，组织了不少人参与，访问了很多次，但说实话，质量并不怎么高，虽然也是按照每次访谈的内容整理，再以时间顺序加以编纂，但感觉还是简繁不当，关于白健公本人的事迹的讲得并不多，比如抗战一段，几乎是概述了整个国军抗战的主要战斗过程，而他本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所做的事情却没有多少着墨，不是一个好的回忆录。不过，考虑到那时蒋委员长还在世，诸多当事人也都还在，而且白又在台湾，在委员长的眼皮子底下，大概不好多说什么。比如他对众所周知的李白联盟似乎都不大愿意承认，提起的时候也远不如李宗仁在回忆录里那样坦诚，多少有些遮遮掩掩。

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对抗战的检讨是我看过的，很是佩服。因为白健公的回忆录也有一篇对抗战的检讨，自然想看看，也难免有对比。不过，这个检讨未免失之于太过简略，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过去了，并未展开，远不如李宗仁讨论得好。健公抗战时任军政委员会总参谋长，本以为他对军委会对军事决策的过程多少会述及，但看了让人很感失望，完全没有，检讨也只是泛泛之论，并无多少真知灼见。而德公不过是在五战区，后来又调任天水行营，可谓抗战进入相持期后便未再参与，但对敌我两方的长短利弊谈得远较健公为深入，不免让人对健公的小诸葛称号有所怀疑。

不过，白健公智谋过人这一点确实无可非议。我只看了开头几页，比如他讲到，小时候在私塾里，有个同学老欺负他和一起上学的弟弟，他有一天就把该同学忽悠出来，让其走在前面，趁不注意，突施杀手，将其推下台阶，该同学滚落而下，已经鼻青脸肿，他又赶上去踢了几脚，算是给该同学一个教训。他所在的讨贼军起初对付一个广西地方军阀，他怕对方兵强马壮，己方不是敌手，便趁其不备，将对方骗到自己这边，然后大摆宴席款待，他自己则悄悄溜走，将对方的部队团团围住，一阵猛攻，对方军中主将不在，只稍事抵抗就缴枪投降了。基本上来说，虽然白健公号称小诸葛，善用计谋，但并不是在什么时候都用计谋，只是在发现强取成功机会较小的时候才用计。

坚持了几个月，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把《丁盛回忆录》看完了。

这个书总体上说比较无聊，基本就是个流水帐，主要目的还是翻案。九一三后，他从广州军区调任南京军区司令，跟上海有点接触，所以后来就被算成四人帮同伙了，1977年被拘押，1980年审判，他被免予起诉，开除党籍军籍，以师级干部待遇转业了。不过国家仍然发给生活费，原来是150元，后来经过他申诉，增加到200元。

他打仗算是能打的，但是对做过军长这个级别的同志，尤其是单独负责过中印战争瓦弄方向的战役，但是从他的回忆录里居然没看出来对当时的情况的具体分析，在军事学院的演讲记录也乱七八糟的。对比一下，看看徐帅的回忆录，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凡是他担任方面军主官的，对于下属部队的战斗序列都有很清晰地表述，如果有战役，也能讲得非常清晰，对方是什么情况，我方是什么情况，各个部队怎么安排，都讲得很清楚。而后面几个上将以下的回忆录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只是讲自己啥时候干了啥事儿，意义不大。丁盛就更不用说了。看来有没有文化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不过丁盛也有点意思，讲他在延安学习的时候，他最有兴趣的是哲学，觉得这个哲学比较有意思。他的作战风格也比较有特色，就是胆子大，执行任务比较坚决，他提升其实主要也就是这些原因。抗战的时候他是营长，跟着部队往前走，走到半路上前面一个城不让进，部队停下了，团长不见了，他自己就做主进去了，就当了这个团长。后来在衡宝战役的时候立功，其实主要也就是靠这一点，跟总部都失去联系了，自己只有一个师，四周都是敌军，但是他不紧张，还是准备作战，就是单打独斗他也不怕。

对印作战他讲得不太清楚，不过也能看出一点有趣的东西。比如他讲当时双方的情况，虽然共军的补给很糟糕，跟不上，部队吃饭都不能保证，但是印军更糟糕，后来的战俘工作其实也简单，只要跟阿三吃的，他就老实，饿了很多天了。阿三的战斗力当时非常弱，上去一打，只打了十个小时，阿三就全军溃散了，所以共军毙伤俘敌不是很多，后来搜索作战因为后勤原因，也没有持续多久，没抓到多少人，很可惜。据说阿三的条令里有个说法，说是战败的时候溃散是允许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很多人就是跑了，既不战斗，也没让共军抓住，就这么结束了。

阿三当时确实太穷了，只要给吃的，他么就感恩戴德。共军当时自己吃的炒面，但是发扬了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给阿三都吃的大饼油条，所以阿三都觉得共军好，中国人好。战俘说，他们回去了没地种，打工也找不到事情干，所以还是只能当兵，不过他们不会再打中国人了，要是再打，他们上来就打白旗。这就说明，当时共军搞土改，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阿三不搞土改，现代化程度就低了很多。还有一个事情也能看出来这一点，当时共军已经全都是自动或半自动枪了，没有那种拉枪栓的枪了，而阿三拿的还是英国人走的时候给他们的那种二战的武器，所以他们火力很弱，远不如共军。他们搞什么不抵抗运动，也缺乏战争经验，战术上非常差。丁盛说，比如说有四五个地堡，相互之间应该有火力支援，但是共军上去打一个的时候，其他的不动，后来他们问战俘为啥不动，阿三说条令里没规定要支援附近的地堡，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敌人靠近自己的时候才攻击。

这事儿过去了快五十年了，也不知道阿三进步了没有，现在就天天叫嚣，准备要跟天朝打仗，还在藏南增兵，号称能打到拉萨，还能打到成都。班博说他们其实连个卡宾枪都不能完全自给，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股子劲头，敢天天这么吆喝。就是米帝和毛子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干，那也得他们死人。而且，以阿三的国民性来说，就算是武器水平跟共军一样了，打起来占到便宜的机会恐怕也还是不会超过三成。

其实，对阿三的斗争就像很多同志说的，也不能光准备防守反击，也要有点进攻性的政策，比如在那边支持一下分裂势力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啥的。丁盛在回忆录里就讲，他们当时还没撤退的时候，就有阿萨姆那边的群众跑来要共军去解放他们。现在那边的毛主义同志们孤军奋战，天朝也该发挥点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一下才是。

不过他再三辩解说，他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些人没啥联系，因此不能算是四人帮同伙，这个不大能成立。按他的说法，当时他只是路过上海，没打算惊动上海的地方领导，但是军区政委廖汉生刚好在上海看病，秘书说希望丁盛给上海打个招呼，让上海关照一下，所以他才打了电话，然后他们就来了，坐着谈了一会，但他坚决否认说他们当时进行了反革命叛乱阴谋。他说，马天水等人后来在供词里说的丁盛说“六十军我指挥不动”、“准备杀头”等等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自己在申诉里说，除了这些人的供词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他的理由是，建制部队的调动必须通过军委，有军委的命令没有调不动的，没有军委命令，不光六十军调不动，随便哪个军都调不动。但是，这个反驳不大能成立。既然是反革命叛乱密谋，难道会留下什么证据供后人查吗？

他还说，后来作为罪状之一的他说毛主席死了后他是准备杀头的，这话他根本就没说过，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毛主席的病情如何，他离毛主席太远了。这话是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在一封给一个护士的信里说的，说的是毛主席可能快要去世了，毛主席去世后可能会打仗。因为军区拿到这个信后感觉比较难办，就请示了他，所以他才知道的，但他没有到处乱讲这话。这个反驳也不是很能成立。差不多在73年，高层相当多的人就已经知道毛主席坚持不了三年了，这话不可能不透出来，丁盛这个级别的干部不可能没有耳闻，也不可能不预作打算。

不过他这事儿到现在也没平反，他已经死了，确实挺让人同情的。编者汝信在后记里说，他95年因为给某上将做传，跑到深圳采访丁盛，完了他要走的时候，丁盛拿出一个大存钱罐，说是公交车是七毛钱，让他多那点零钱。丁盛的老伴孟文虹就在边上随口说，你看深圳这事儿弄的，很麻烦，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一律一块钱算了。丁盛当即反驳说，我就不同意你这种观点。看着确实也让人挺心酸的，怎么说也是老红军，革命了一辈子，到晚年连几毛钱都还在当钱用，而那时候别人的孩子早已经做到将军了。

施密特的书被介绍到天朝来以后，出过一些，我以前买的有《政治的浪漫派》、《政治的概念》和《宪法学说》，去年就看过了。后来断断续续买了《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论断与概念》和《陆地与海洋》。《政治的浪漫派》是早在03年就看过的，《政治的概念》和《宪法学说》是去年看的。4月底去厦门时顺手带了本《论断与概念》。我有择床的坏毛病，换一个地方第一天晚上一般都不大睡得着。到厦门那天也是，就拿出来看，觉得比较有趣。不过回来后还是乱七八糟看了一些别的，才又看《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然后是《论断与概念》。

《论断与概念》与《政治的浪漫派》、《政治的概念》、《宪法学说》同属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出过两个版本，一个黄色封面，一个灰色封面，我买的全是灰色封面。这一辑本该还有《论专政》与《大地法》，但至今只看到前四本，后面的两本一直没看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陆地与海洋》看译者的序言，也只是节选，并非全本，想来与原先预告的《大地法》也不是一回事。这一阵子韩毓海的文章《天翻地覆大地法》在网上四处流传，我也看了，觉得也挺好，越发想看看《大地法》了。

《论断与概念》出来较晚，等出来时我正忙着看《资治通鉴》，也没注意。大概是去年，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闲逛，看见打折卖，就买了本。但是这次看下来，这些施密特的书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

按刘小枫的编者序言的交代，《论断与概念》分两部分，39年以前的这部分是原来的《论断与概念》，45年以后的几篇是另外结集出版的，原题是《从囹圄中获救》，与其中的一片题目相同，但因为书太小，汉译本不便单行，所以才将两本编在一起。不过，全书仍然用了原来的《论断与概念》的题目，副题也还是“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副题的句式简单说就是“在斗争中”，是我很喜欢的风格，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则是斗争的对象。

众所周知，所谓魏玛是指一战后德国经过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政府，日内瓦是指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成立的国际联盟，凡尔赛则是对德和约体系。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一个体制性的力量，远非一个人可以匹马单枪所能对抗。施密特虽说功夫了得，但要以一己之力与这三个力量“斗争”，未免让人联想到唐·吉珂德。这样的姿态一方面让人感觉到施密特像一个战士在战斗，一方面也让人觉得不自量力。不过，斗争毕竟不同于战斗，战斗非得你死我活，而斗争则更加政治性，可以没有胜负，可以以双方妥协告终。施密特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就也以德国主动挑起二战做了了结，算是一个不大圆满的句号。

作为施密特生前亲自编定的两本政论文集之一，《论断与概念》中所收集的文章前后之间显然不只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概括来说，全书的主题词主要是国家与帝国、和平与战争、国际与国内，刚好可以与副题的三个城市名字所蕴含的意思相对应。

对魏玛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对魏玛民国时期的德国“哀其之不幸、怒其之不争”。按照施密特的说法，现代国家是中世纪宗教战争的产物，在别的国家行得通，而在德国不一定行得通。经过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几波革命，别的国家也就是施密特所谓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德国进展缓慢，而且进一步退两步。俾斯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貌似现代国家，实际上还是帝国。不过这个帝国中就有天生的软肋，也就是普鲁士和整个帝国的奇怪的关系，还有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还有政体，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终于在一战中自我爆炸了。爆炸的结果就是魏玛民国。不过，魏玛民国只是安于现状，毫无进取之心。所以施密特很不满意。

所谓与日内瓦的斗争，是因为施密特对国际联盟非常不满。施密特的质疑是，既然国际联盟号称是独立国家的联盟，那么参加的国家当然都应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国际联盟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者，美国并没有参加国际联盟，但美国控制下的一些国家比如巴拿马却参加了。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美国似乎不能对国际联盟施加影响，仍然保守着他的门罗主义信条，但实际上却可以通过他控制的国家对国际联盟施加影响，让国际联盟的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要求。施密特对国际联盟的性质也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质疑，国际联盟到底算是个什么呢？既然是独立国家联盟，那么应该算是一个邦联制国家，但它不是？不是邦联制国家，又凭什么拥有司法权呢？司法权是国家的主要权力之一。所以他对这个四不像的国际联盟非常反感。不过，这些都只是面子上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施密特从心底里认为，美国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要发起成立这个国际联盟，为的就是对付德国，让德国永世不得翻身。

对凡尔赛的斗争则是，凡尔赛和约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分赃会议，让施密特不满的是，德国的领土被法国“合法地”占领了。其实，别说是战败国德国，就是战胜国的中国，何尝不是任人宰割。所以，施密特对这种帝国主义行径非常不满，批得很狠。

刘小枫在编者序言里说，施密特研究专家们公认，即使是在1933年后的文章里，施密特也还是信守其魏玛民国时期的民主宪政观。这话未免有点太欺负别人的智商了。任何看了施密特在这本书中1933年到1939年的文章的人想必都会发现，施密特对领袖的赞美和鼓吹、对总体性国家的呼唤、对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的热情，无不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者色彩。所谓总体性国家，当然就是纳粹体制，所谓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其实也就是明确地跟美国要求，美国不要再干涉欧洲的事务了，作为欧洲中心的大国强国，这属于德国的大空间。所谓的大空间，还不如领袖希特勒说得含蓄，希特勒说得还只是生存空间，还没施密特那么斩钉截铁，而施密特则把它神圣化了，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奇怪的是，自从施密特被引进到天朝以来，批判的人已经很多了，但却几乎没有人提到或者批判过施密特的帝国主义倾向？这是为什么？是被刘小枫说服了，还是大家都已经成了施密特研究的专家，都从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看出施密特还是信守他在魏玛时期的民主宪政观的？当然，更让人遗憾的是，天朝搞国际法的人不知凡几，却没见有人像施密特这样用自己的专业工具捍卫一下天朝的利益，不亦悲乎？

最后喊一句口号，也顺便澄清一下我的民族主义问题：打倒帝国主义！

早就听说《潜伏》好看了。一开始是在乌有之乡上看到有人在说，便有看的意思，后来不知怎么居然给忘了。接下来是瓦修在群里推荐，也还是没有下决心看——其实应该说是瓦修起了负作用，他的品味我一贯不信任，他说好的东西多数情况下都让人失望。后来在电视上断断续续看了一点，但没有下决心完整看。一直到班博和老宋都在群里说好看，老宋说得比较夸张，说都赶上美剧的水平了，我才下决心要看一下。接下来就是在网上找到，坚持每天晚上看个三五集，一直看完。

这个电视剧确实是不错，这一点没有问题。无论是孙红雷和姚晨的表演，还是里面的配角吴刚和站长，都演得非常好。我甚至认为，要是让吴刚来演孙红雷的角色，效果有可能会更好。据说以前这个剧本是为辛柏青和朱媛媛量身打造的，现在看来，真要是让他们俩演了，就不会有这么红了。朱媛媛大概演不出姚晨的这效果，辛柏青更不用说，电视上这几天正放他演的《雪狼》，差不多是近似的题材，效果并不好，总让人感觉傻乎乎的，不行。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乌有之乡上的同志们说的这个电视剧好的理由。他们说，这个片子讲的是对信仰的忠诚，超越了一般的谍战片。这个我不同意。要说对信仰的忠诚，其实我认为去年放过的《光荣岁月》里的信仰也相当让人感动。孤身一人潜伏在敌营里，随时都有与组织失去连续的可能，这当然需要信仰来支撑，但相比之下，《光荣岁月》里不被组织信任却仍然保持着对信仰不变的忠诚，这种忠诚更让人感动。

那么，这个片子好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老宋说的理由，编剧搞得好，整个剧情比较紧凑，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紧张但又不失风趣，尤其是姚晨的表演让整个电视剧本来比较沉闷的调子变得活泛起来了。一直都比较硬气的孙红雷收起来演，分寸押把握得相当好，符合人物的角色定位。但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在翠平已经暴露之后，余则成已经接近暴露了，却突然出来了个盛乡，把余则成挡过去了。应该说这是整个电视剧里情节设计上最大的一个漏洞，跟整个电视剧的严密逻辑不太合拍。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让人印象最为深刻，对大多数观众也最有启发意义。不是信仰，不是编剧，而是翠平和余则成的感情，还有就是余则成在保密局天津站办公室政治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借刀杀人，移花接木，调虎离山，三十六计都用上了。

这几年很流行都市感情剧，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结婚时代》和《双面胶》。但这两个片子都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个片子的基本矛盾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在城市里艰难地讨生活，骗到了一个小市民媳妇儿，穷小子夹在小市民媳妇儿和自己的乡土、父母、家庭中间，在不同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夹缝中走钢丝，两边都不能得罪，谁都得罪不起。应该说，这确实是比较有典型性的，跟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的急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过程是相符的。一边是温情脉脉的旧传统，舍不得放弃，一边是安逸舒适的都市生活，是自己想要的。

《潜伏》刚好颠倒过来了。作为公务员的老公和从乡下来的女游击队长老婆，一个八路军女游击队长要从一个乡下姑娘变成城里的官太太，学会打麻将，跟老公的同事的太太们一起扯咸淡，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去适应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刚进城的翠平连穿旗袍都觉得是丢人现眼，到后来逃跑时沦落到给人做佣人还是被发现做过太太，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巨大。翠平在麻雀变凤凰的道路上进一步，余则成对她的感情多一点，当翠平已经完全适应了公务员太太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有了感情。这个感情的发展过程是整个电视剧的主线，余则成作为CP情报人员的工作不是主线，而是道具。

然后就是办公室政治。前几年在刘晨光的博客上看过他对《金枝欲孽》的评论，据说实际上也是讲办公室政治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耐心看。但这个片子当初的流行程度确实相当惊人，比《潜伏》差不了多少。说明办公室政治的斗争指南确实相当流行。《潜伏》恰好就有这个。余则成刚到天津站的时候，比同级别的马奎、陆桥山的军衔都要低，人家都是中校了，他还才只是个刚晋升上来不久的少校。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办公室政治斗争中，他用尽心机，先是借刀杀人除掉了马奎，接着又再用这一招搞掉了陆桥山，他自己则成功上位，成了天津站的副站长。好不容易来了个旗鼓相当的李涯，却每每都在关键时刻被余则成釜底抽薪，终于消耗完了站长对李涯的信任。

站长的领导术也相当令人惊艳。首先是故意空置着副站长的位子，故意谁也不提拔，眼看着自己的手下在斗争中向他献媚，而他自己对天津站的控制则不断加强，同时让手下之间不致出现严重的势力不均衡。很显然，一旦有人成功地战胜了所有别的对手，那么下一个目标就会是站长了。所以站长没有在两个中校之间选择副站长，而是选择了资望最浅的余则成。当余则成的地位上升之后，李涯的到来又给了站长重建势力均衡的机会，给李涯的过多信任让余则成的副站长实际上成了空头支票，基本不能发挥作用。而当李涯被余则成抓住把柄的时候，他又故意不肯及时出面制止，要让李涯的把柄落到自己手里。然后他再把这个把柄留着，等到最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一直到天津快要被共军占领了，站长在天津站的地位也稳如泰山，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