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点文摘，摘自网上流传的一个萧功秦的访谈。据说这个访谈时编辑的，但我与编辑者的看法相同，这些想法与萧功秦本人的想法不会相去太远。而且，不仅是萧功秦，整个自由派这些年来在鼓吹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他们说出了许多官方不敢说、自由派不好意思说的东西，很好，很强大。可以让更多的人都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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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是真正的绅士，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戈登曾直接指挥了把圆明园的文物搬到西方国家加以保护从而使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的活动，还曾统率“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这一邪教组织，使中国人口从4.3亿锐减至2.3亿，大大减轻了中国人口压力。

我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主张的新权威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

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又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又是修改条约，又是抵制日货，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结果，日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被迫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行动，再次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苦难。说到底，中国近代的深重苦难是自找的。如果按照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不被社会上的“虚幻的大国感” 挟裹，中国的深重苦难本可以避免。

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也就是厉以　宁　先生指出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的道路，也就是　茅于轼　先生指出的“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来掌舵”的道路。然而毛泽东本人不仅不愿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而且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邓小平就是当代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应该和这些人一样被充分肯定。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的好得多，不仅社会精英吃上了肉，底层民众也喝上了汤。

我认为，只有一种改革开放，就是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开放。为此我特别要说一说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的表意概念符号，与改革以前所使用的表意概念符号具有同一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它们所表达的实际内涵与具体意蕴，已经有了深刻的发展与变化。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极左时期的"穷过渡""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式的社会主义；这里所指的"人民民主专政"，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干部、商人、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专政，而非极左时期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专政；这里指的"党的领导"，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党的领导，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的党的领导；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包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世俗理性的内涵，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意识形态。

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存在甲午战争和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虚幻的大国感”，再次给中国带来那种深重苦难也不是不可能的。

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
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
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
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
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
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
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
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
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
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
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
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
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
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
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
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
“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
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
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
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
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
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
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
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
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
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
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
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
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
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
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
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
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
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
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
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
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
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
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
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
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
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
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
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
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
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
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
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
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
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
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
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
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
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
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
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
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
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
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
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
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人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
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
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
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
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
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
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
“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
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
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
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
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
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听’，
“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
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
事”。只有在leq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
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
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N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
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
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
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
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
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
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
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密电事件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
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
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
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
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
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
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
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
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
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
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
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
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
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
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
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
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
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
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
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
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
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
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
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
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
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
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
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
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
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
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
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
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
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
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
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
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
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
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
“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
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
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
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
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
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
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
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
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
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
之苦。

摘自曼斯坦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假使对1942-1943年南俄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俄国方面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俄国人围歼了德国的第6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一个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4个同盟国集团军也都被击溃了，许多勇士都已丧命疆场，还有众多的人做了俘虏。剩下来的同盟国部队早已溃不成军，迟早都要撤出战场。即使又利用残部恢复了第6集团军原有各师的番号，霍利德特集群也于1943年3月改称第6集团军，可是20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大量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却始终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丧失他们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的地区中缺少了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5个完整的集团军，但专凭这一点，任何人都还不能断定它对于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所赢得的大片土地，包括各种天然资源。夺取高加索油田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最终也未能达到——在这里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强烈要求的，但决定性地分散了攻势力量。在他们追求这个经济性目标时，完全忘记了必须先击败敌军的主力，才有机会达到并守住这种目标。不过总而言之，德军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的一部分，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必要的关系。 
　　尽管俄军无疑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收获，但他们在德军的南翼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南翼被摧毁，则我方必将一蹶不振。在此次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再度回到了德国人手中，而俄国人也遭到了两场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获得了使东线战争发展成相持局势的希望。既便如此，我们却决不应试图通过1943年夏季攻势扭转战局。我们的战斗力损失惨重，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行性。 
　　德国统帅部应该得出结论，尽一切努力以求能至少与一个敌国先行签订和约。同时，它也应该认清，今后在东线的战争指导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整个集团军)，同时设法消耗敌人的攻击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目的，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中开展重大行动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线。 
　　我们现在回顾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可能应该提出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俄国指挥当局，在战役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却仍然未能决定性地歼灭德军的整个南翼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便握有战术优势，所以是有机会获得全胜的。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国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完全不顾兵力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的素质仍然很弱，而且，在1941-1942年间所损失的炮兵，到现在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的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兵团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1941年，敌人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来加以运用。现在他们已经学会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也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战术。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能击败(毁)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相当深入德军前线——只有1942年11月的情况例外。自从围歼第6集团军之后，俄军再没取得过同样的成功，他们想要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未曾达到。除了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制造的机会，俄军统帅部从来不曾开展第二个大包围战，像我们在1941年所作的，当时一次就俘虏好几十万人。尽管在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德军的后方，结果只是如此。而我们在1941年，却是以正面突破为主。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依照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战况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从同盟国集团军的正面进行突破的构想也是非常明显的。换言之，在1942年晚秋时节拟定作战计划时，俄国方面并不需要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波攻击，即包围第6集团军，无疑是正确的。假使这一击成功——德军统帅部一直倾力促成实现——则德军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被消灭了。 
　　假使这第一波攻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似乎会更好；俄军在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以达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配备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俄军才延缓了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俄军的运输情况，并不允许全部兵力都能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的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国出乎意料地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的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和第聂伯河没有能够切断德军的整个南翼，只表示他们自己无能。以近代战争的标准来看，俄国攻击兵力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的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的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相反，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俄国的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从未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中，俄国当局为了确保第6集团军这个头奖不会溜走，无疑不必要地牵制住了太多的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齐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强大，但是在行动上却并不一致。 
　　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再次未能不顾一切地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求直捣罗斯托夫。当然在作此种行动时，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所发动的攻击，恰好可以提供相当的保护。我承认这不免要冒风险，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甚至在成功突破匈牙利集团军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什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俄国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方向(即第聂伯河渡口)挺进。俄军不是集中强大兵力于一点，反而分散兵力作了一连串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里芬曾说过，在一个会战或一个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于最后的结果同样具有页献。德国统帅部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究竟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着数量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指挥官作了超人的努力，则难免一败。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缺乏适当的反坦克装备——面对着敌方装甲兵力的攻击，能够挺立不动，而在敌方坦克突破防线之后，又能立即封闭缺口，并最终歼灭对手，这个冬季战役也就无法进行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出了无比的活力，东奔西跑，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的战斗部队深信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而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英勇的第6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歼灭德军的整个南翼。假使它没有一直抵抗到2月初，而在情况已经绝望时，就立即放弃斗争，那么敌军在各个要点上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整个南翼的德军也将注定被围歼。这是第6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6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并不能扭转大局，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上的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大责任——为了他的同胞，在绝望的情况中仍能奋斗到底。

大概是1999年，寒假回家在家看过一个电视剧，《西游记后传》。当时觉得还凑合。印象里那年春节后还去过赵傅仪家，跟海学一起去的，晚上在他家看的应该就是这个。五月回家，大家说起他来，都是一阵叹息，人生无常啊。

 这一阵子电视上不知道怎么又重播起来了，而且是好几个台都在重播。晚上到家，《井冈山》完了，没的看了，只好看一阵子，感觉尤其差。孙悟空的脖子硬且不去说，观音菩萨总让人觉得像是叶子楣，动作效果也奇差无比，为了好看，一个镜头反复放好几遍。

不过今天晚上看到一个有趣的情节，大概是出自佛经里的，改编过。话说大魔头无天年轻的时候也是对我佛无比忠诚的，去了一个地方传教。地方官说，你要是能让小偷不偷，爱打架的人不打架，让妓女不卖淫，我就允许你传教。无天同意了，他果然让小偷发誓不偷了，让爱打架的人发誓不打了，让妓女不再卖淫了。可是官老爷却翻悔了，还是要杀他。晚上，官老爷找了妓女来陪她，妓女说，以前我每次接客都要别人的手指，这次我不要了，就要你放了那个僧人。官老爷同意了。僧人于是得救，妓女却没有能恪守自己的诺言。无天由此对佛法赶到绝望，变成了魔鬼。

无天教化在教化小偷和爱打架的人的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义正词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胁之以威，很顺利。可是到了妓女的时候，站在他面前的妓女袒胸露乳，弱不禁风，动如飘风，一脸的文学青年式忧郁，无天不敢抬头，只是说“你很美”。妓女说，之所以每次接客晚了都要留下嫖客的一根手指，是因为她对世界感到绝望。原来，有个僧人告诉她，她长大了可以嫁给国王。可是等到过往要娶她的时候，她却自愿地嫁了一个平民。过往把平民关起来，逼她，她就坐了妓女，赎了自己的丈夫。她说，我一直在等一个能让我颤抖的男人，可是总也没有。他看到的都是垂涎于她的身体的男人们，她要他们留下一根手指，是为了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无天要拯救她，最终却是她拯救了无天。无天想要拯救的是她的灵魂，而她却用她的灵魂做代价拯救了无天的生命。

她依旧绝望，无天也绝望了。如果在灵魂与生命之间选择，灵魂总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生存总是占据上风。无天年轻的灵魂的那一点脆弱的信念动摇了，终至于绝望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一看到那个妓女，我就想起《沉重的肉身》里的妓女玛丽亚来，要想驯服欲望，何其之难。

这个文章2000年的时候我在网吧看过，一直觉得很好，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那时候还不是甘阳的粉丝。不过大概在有些人看来，正因为不是粉丝，这种喜欢才显得特别真切。后来可惜没再找到原文。今天听说《读书》内部可能会有变动，看了看，居然发现了这个文章，赶紧转来保存着。　

 

现在关于《读书》可能的人事变动的说法是汪晖和黄平要走，也不知道真假。虽然已经有一阵子不看《读书》了，但毕竟好些年都买下来了，不管看不看，每期都还是买来翻一翻的，有时候也就是买来放着。这期是难得的我看了几篇文章的，其中刘梦溪那篇最无聊。编了一套书，虽说质量还可以，但是就象几百年没地方发表文章似的，写了一个好几万字的长序摆着。现在这套书4.8折在书店里卖，好几次都想买，但是每次只要一看到他这个序言，就一下没兴趣了。没想到这种的烂东西现在居然要堂皇地单独成册出版了，真是晕倒。《读书》上发的大概是他给自己这个小册子写的序言，一派评功摆好的口气，要不就是卖弄跟李慎之、王元化的交情，也没什么新鲜的。

 

《读书》上发点智商不太高的文章可以理解，但是居然能发这么低级的文章，而且是有明显的问题的文章，真是低级得可以。要是死在这个事情上，那这十年的《读书》可就真是死得太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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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文章历来易惹是非。我为香港"明报"每周写一篇专栏，早就诚惶诚恐。最
　　近一篇"为《读书》讨个公道"批评戴晴不应该中伤《读书》杂志，文章发表后，戴
　　晴倒还比较老实，只咕噜了几句而未大吵大闹，没想到的却是由于文章中提及《读
　　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退位乃是年龄关系的正常退休，似乎大大伤了昌文兄的心，
　　导致他恶狠狠地写了"甘阳先生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一文破口大骂我。多年之交荡
　　然无存，无穷是非由此而生，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沈昌文先生这篇大作先以"亦远"的笔名在网上流传，但大概是生怕读者会误以
　　为这是一个小混混写的骂街文章，最近又特地加上"《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回应甘
　　阳"的大标题再上网流传。"沈昌文"这三个字有头有脸，确实使我无法再将之视为
　　小光棍的无聊文字而置之不理，不得不来写这篇"无可奈何答昌文"的文字，算是对
　　沈公作个交代。
　　
　　　　直截了当说，我提及沈昌文是年龄关系的正常退休，本无任何恶意，无非说了
　　一句大实话而已。我诚然非常理解，昌文很希望外界把他的退休看成是象方励之李
　　慎之那样挑战而壮烈牺牲的例子，但坦白说认识昌文兄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种杀身
　　成仁的人；硬充英雄和烈士，于他自己未免太吃力太勉强，而在旁人眼里看来未免
　　就有点发噱而好笑了。昌文说他的退休有政治原因只有中宣部和中组部才知道，这
　　话也说得太玄了一点。老实说昌文兄直到退休为止并没有犯过什么"天条"，他离中
　　宣部中组部也还差一大截，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沈昌文的升降退留还要中宣中组二部
　　决定。昌文如此自作多情，高攀起什么中宣部中组部来，不知是否因为想象自己已
　　经熬到了出版局副局长才退休？
　　
　　　　今日中国最常见的一个把戏，其实就是以自称受迫害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
　　有些人为无法证明自己如何受迫害简直急得要发疯，因为不受点迫害怎么能算个人
　　物？而有些所谓的迫害说穿了不过是官场的互相倾轧甚或小单位里的排斥异己和争
　　权夺利。例如当年沈昌文就利用给他的那点权力，把《读书》编辑部主任王炎先生
　　赶出《读书》和三联书店，此事曾引起北京知识界对沈昌文的公愤。说得难听点，
　　这事也可以说就是沈昌文用的权力迫害王炎，因为对王炎，沈昌文就是"党的领导
　　"。不过当年的北京知识界尚没有那么无聊，大家尽管普遍同情王炎，普遍反感沈
　　昌文，也只是指责沈昌文这个人心胸狭仄、气量太小，最气愤的人也只是说沈昌文
　　这个人手段卑鄙、人品太坏，却还没有人说他就是共产党的打手。
　　
　　　　如今沈昌文自己退休离开了《读书》，他希望造成自己是受迫害而被迫退休的
　　光荣形象，这本来可以理解，包括笔者在内都愿意成全老沈这番心愿，并无意拆穿
　　这里面种种矫揉造作。可是令人百般不解的是，昌文因为自己离开了《读书》竟然
　　从此开始与《读书》作对，用尽种种迹近无赖的手段破坏《读书》的工作，包括大
　　量截取扣压作者寄给《读书》的稿件，一度造成《读书》稿件不翼而飞的闹剧。所
　　有这些近年来外界早有所闻，只不过谁听了都只能摇摇头，觉得昌文怎么会变得如
　　此无赖？《读书》杂志本是知识界之公器，沈昌文却似乎把它当成了自家的私物，
　　不能占有就宁可毁去，似乎不毁掉《读书》作陪葬他的退休就不值，似乎不搞臭搞
　　垮别人主持的《读书》，就不足以发泄他个人的失落感。现在他在这篇以"《读
　　书》前主编沈昌文"名义散发的文章中，公然指责现在的《读书》"完全违背《读
　　书》多年来倡导的学术自由精神"，看上去真有点为担当"学术自由"不惜赤膊上阵
　　的勇气，但说穿了，昌文不过是看准了今日中国知识界分裂混战的格局，因此出来
　　混水摸鱼、乘火打劫而已。
　　
　　　　沈昌文指控《读书》现在"完全违背学术自由精神"的理由，据说是《读书》光
　　碟版有文章被删，因此表明现在的《读书》"完全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而且从商业上也是货不兑现"。这种指控看上去振振有辞，实际却无异于为虎作
　　伥，欲助官方而置《读书》于死地。设想我们常人如果听到《读书》光碟版有删节
　　之事，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想到《读书》一定受到了当局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作出某
　　种让步；第二个反应是一定有王八蛋向当局告密。昌文是著名的包打听，十有八九
　　知道这个告密的王八蛋是谁，因此他首先应该通知《读书》谁是那个告密的王八
　　蛋。其次，昌文既然已经有退休后仿效李慎之豁出去挑战的英雄心态，那就不妨公
　　开发表文章指责当局打压《读书》。但他现在却把矛头不是对准官方，也不是对准
　　告密的王八蛋，反而是对准《读书》同人发难，大骂《读书》为什么不以自杀抗
　　争？这真是令人百般不解，难道帮着官家打《读书》就是昌文家的"学术自由精神
　　"？
　　
　　　　沈昌文这篇文章中说得最正确的话是："三联书店毕竟是共产党的"，不管谁主
　　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他们只能在容许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大陆思想解放，
　　这是他们个人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是典型的沈昌文语言，说得千真万确，人人同
　　意，而且我们可以立即进一步点明：不管是沈昌文主持《读书》，还是别人主持《读
　　书》，他们都同样"只能在容许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大陆思想解放"。从前沈昌文主编
　　《读书》时，为了避免触怒官方而不发或暂时不发某些稿件（包括笔者的稿件）乃
　　家常便饭，我们从来没有用"完全违背学术自由精神"来指责他；现在昌文退休，别
　　人继续主编《读书》，他竟然对《读书》的艰难处境毫无同情，反而在官方已经打
　　压《读书》以后再来落井下石，指控《读书》"完全违背学术自由精神"。沈昌文是
　　否以为他退休就表明"三联书店不再是共产党的"？是否以为那"无法改变的现实"已
　　经因为他退休而完全改变了？是否认为现在的《读书》可以不必在"容许的范围内
　　推动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是否认为他的退休标志中国已经有全面彻底的"学术自
　　由"了？沈昌文到底是在装疯卖傻，还是真的神经错乱？
　　
　　　　我上面说沈昌文现在是想混水摸鱼、乘火打劫，是因为晚近以来关于《读书》
　　早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说到底是与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有关。确实，今天中
　　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都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状况是七十年代末
　　以来从未有过的，因此引起很多强烈的情绪化反应不足为奇。但这些分歧说到底是
　　知识界内的正常分歧，应该在知识界内以思想学术争论的方式理性地思考，严肃地
　　讨论。事实上我个人对于《读书》近来的一些文章同样有强烈的保留看法，例如我
　　认为Frank那本什么《白银资本》不值得那么重视，在最近收到《读书》第五期后
　　我曾直接联系汪晖先生，批评《读书》在半年内对《白银资本》发表两篇正面评价
　　文章有欠妥当，希望《读书》能够找到合适作者对此书进行批评，并且希望今后对
　　所谓"世界体系"等理论应该采取更具有批判深度的文章，这些批评汪晖先生都表示
　　《读书》完全能够接受而且他个人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有批评力度的文章。我以为围
　　绕《读书》表现出来的晚近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调和，至少是可以通过
　　思想学术的讨论方式来交换意见的。
　　
　　　　但遗憾的是，近来许多人似乎无心或无力于思想讨论，而是力图把国内的知识
　　界降低到海外民运多年来的最可笑状况：到处谣言满天飞，人人不是指控他人是"
　　特务"就是自己被打成"特务"！我的专栏文章"为《读书》讨个公道"并不是要和戴
　　晴女士过不去，而只是希望有关《读书》的争议应该导向思想学术的辩论，而不应
　　该以道德抹黑政治打击的方法来对待《读书》。但现在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似乎
　　至少在近期内，许多人更喜欢道德抹黑政治陷害的做法。
　　
　　　　沈昌文的文章在这方面又是一个恶劣之极的标本，因为沈昌文很知道，许多人
　　都知道甘阳早在88年底就已经收到美国大学入学通知，事情早在89学运之前，因此
　　他的意思就并不是指我沾了学生运动的光去美国读书，而是要暗示我出卖过学生运
　　动。他用"甘阳先生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作标题，无非是想指控我是派来的，因此
　　他最后竟说，甘阳"今天代表组织部或宣传部来为《读书》辩护"就太过分了，沈先
　　生这是想把甘阳也打成"特务"了！但老实说如果甘阳也可以打成"特务"，只怕中国
　　知识界没有几个人清白了。这种血口喷人已经属于丧心病狂一类，我却也无意与他
　　计较了，因为这种血口喷人是实足从前上海滩上专门出庭作伪证的小流氓的职业行
　　为。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

朱子讲得甚好，只是打字累，就不多选了，只选些有趣的。如下：

 

语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论语易晓，孟子有难晓处。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

 

孟子比孔子时说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又见孟子说得实。

 

孟子要熟读，论语却费思索。孟子熟读易见，盖缘是它有许多答问发扬。

 

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仔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贯通，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会也。

 

论语多门下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下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无传”。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岂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门，而没世不闻耶！

 

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