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爷爷的照片弄成电子版了。爷爷是我家的传奇，也是我家所有人唯一的神，唯一的偶像。每次回家看他照片，都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暴躁、粗鄙、无知而愚蠢。前年我写过一个简单的文字，但很多事情先辈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的文字也拙劣，只能写成这样，有辱先人。

先祖父军三公事略

公讳冠英，字军三。先祖山西人，清中叶徙居庆阳。及公，已百余年矣。

公之生也，在民国七年。时先曾祖凤朝公业医，乡里称富足。凤朝公以四代单传，门户堪忧，甚溺爱之。公有妹四，皆与家人等伍，唯公受学。

五岁，受儒者业。或问凤朝公曰：“满朝已灭，民国方兴，西学鼎盛，儒学废弃，何乃受儒业？”对曰：“虽宇宙颠倒，乾坤翻覆，圣人之言不可废也。朝代兴革，何时不有，今为其烈也？吾终不信。”

读书能明其理，尤善书。八岁，有客来佃。时凤朝公方出作业，惟妇人居家，无人书契。公下学归，跳跃言于太夫人曰：“吾书！”太夫人笑曰：“麒麟锁犹在项，书乎？”对曰：“吾闻蔡邕已盲，抚碑识字，独以为吾不可乎？”众皆曰：“不如一试。”即命笔，书讫，凤朝公乃归。审之，字甚庄，文字未有脱误。由是众皆奇之，乡里称善焉。

稍长，凤朝公欲授以医，公曰：“方乱世也，虽有医术，岂足活人？得一术，活千万人，吾所愿也。”凤朝公曰：“咄，是何言也！救人一命，胜于七级浮屠。医者，黄帝所创，正道也。祖宗习之，传至于乃父，尔竟欲废之！小子无孝，欲陷尔父于不孝乎？”公默然。

已而复间言曰：“吾长，欲游。”凤朝公欲不许，又念公长于裙钗之间，未锻炼，许之。

公既至武威，受聘于西北盐政公署。公性恭谨，所掌事皆未尝有过，稍稍迁，乃为书记。未几，抗倭之役兴。公致书于凤朝公，欲辞职以捐身报国。凤朝公启书大怒，曰：“小子死不足惜，独不念尔父母乎？”公乃止。

或问公曰：“自古忠孝莫能全者，君子取忠。公以父母之命废国家事，岂君子耶？”公默然不辩。退而言曰：“吾所思者，吾所欲行者也。言者哓哓，行者渺渺，于事何补，于国何益？”

凤朝公又以为公必逆命从军，为急书，称太夫人疾笃。书三至，公叹曰：“吾无为矣！”遂还。会太夫人疾愈，复至武威，与凤朝公相约必不违父母命。

又五年，会革命大兴，且至乡里。凤朝公严命以还，公携家妻子还。至，长女已七岁矣，呼父，公赧然对曰：“父母无奉，幼稚未养，吾之罪也。”未几，凤朝公逝，戒以勿豫国事，谨守祖业。公称诺。

民国三十八年，蒋氏失国，奔，悬孤岛，国朝初兴，海内底定，天下晏然。

初，乡里有牧者邵某、葛某，每会于山涧，辄纵论三国时事，自命知韬略。会国朝兴，民心未附，相与谋曰：“此吾等取天下之时也！”

天下粗定，匪人未清。邵、葛乃集乡里无赖子数人，起兵。民稍聚，且千余人。然众皆未知书，无宗主。闻公素为乡誉所称，乃效昭烈访孔明故事以请于公。众人至，公大笑，曰：“诸君知今何时乎？”众愕然，无以对。公曰：“共党百战以取天下，军锋所指，未尝败绩。蒋氏兵几至千万，逃奔海外。虽孙子复起，不足有为，况诸君小子邪？为诸君计者，莫若安于故业，犹享人伦之乐。一旦军兴，雄师挥指，悔无及矣。”

诸人不听，与解放军战。不利，退匿山涧。旋月，军败，众皆被执。公闻而诫诸子曰：“《诗》不云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邵葛等辈德未闻于乡里，能未过乎于中人，犹望裂土而王。何者？《三国》教之也。诸子记吾言，纵读书，无读《三国》。”

国初，所到之处，皆裂土为井田，给之贫民。久之，遂为定制。国朝定庆阳，谋分地。时乡里大族，唯公与耿氏。耿氏以子弟有参军者，免，惟余公。社教队说公曰：“革命者，开辟以来，未尝有也。乾翻坤覆，以要义言，无过乎解散家奴，分田佃者。公达人，勿拒命！”乃分地，且以公识字、能读书，为会计。

未几，三反兴。工作组查，闻公曾居武威，穷治，果发公为国民党籍。问公，对以不知其事。村支书耿某曰：“认亦反革命，不认亦反革命。每村必有反革命，吾村独无耶？”乃呼民兵系公，囚之。

先是，公有仆婢十余辈，皆散，配以夫妻者亦不乏人。赵姓者，与妻金氏皆尝为奴，解散，公给资置产，颇安定。会支书教以诸人污公压迫劳动人民，许以分上地。赵夫妇从命，公即以反革命罪被斗。会批斗，以劳动人民大翻身，拳脚相向。公右臂折，乃止。

公既被绌，产业无复，家道衰焉，子女几不能养。先祖妣金氏者，父家大族，嫁资颇丰，易米而食，老少赖以存。公惟日日被斗，夜夜磨面，风采不再矣。

吾家五代单传，至公乃盛。公有子七，女四，性皆果烈，异于常人。次子、五子读小学，教师诟曰：“尔父乃右派、反革命，无坐，立以受教！”二人皆怒，厉声对曰：“辱吾可，辱吾父必不可！”旋退学。

或以公次子已长，能任事，辟掌文书。然不善饮，每饮皆醉归。公教以法，后虽斗饮亦不醉。又欲演戏宣传社会主义，无人知其文词，公为书，复染面，教众人。被斗磨面之余，所事率皆类此。

文革中，诸子渐长，而公已老矣。子某问：“革命复兴，可效力否？”意以为公被革命之害，必不许。已而，公许之，且告以：“无贪无妄，一心为公事。”

改革兴，前右派始皆翻案。时公目已盲，臂复折，有恶疾。闻之，乃命人请于有司，欲翻案。子女皆曰：“翻案者，不过名耳。家已抄没，父且有疾，焉用名为？”公怒，骂曰：“汝等欲陷我冤鬼于九泉乎？”气稍平，乃徐徐言曰：“吾不德，祖业未能守，且被恶名于世，愧见祖宗也。名虽轻，君子所重；利虽用，小人之喻也。我必不为小人，且去，纵无功，死无恨矣。”

会有司查，乃平反。初，蒋氏将败，捕人入其军其党。凡有名籍者皆在其列，公未知其事，已为其党人。公不欺人也。

国朝三十四年春，公疾革。临终，诫诸子曰：“吾家弱，四代单传，至于汝等始盛，祖德致之也。汝等皆不肖，切记吾言：人以德立，鸟为食亡。吾家取德为训！”言讫而逝。

时诸子各粗有业，子孙茂盛，乡里莫及。诸子悲痛，举哀七日，盛葬。后此三十年间，乡里葬事之盛，未过于此。

二年多以前，她有个宏愿，要写个小说，于是就写了下面这些。

说实话，她写得不错，比我好。

可惜她没写完，就写了这些。

刚才翻出来了，在这里存一下。

这个故事我大概听过一些，也许我会替她把这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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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
灰色的雨点打在树叶上，打在人的脑袋上，噼啪噼啪地响着。
我站在雨里，感觉雨点也打在我身上，我讨厌水，水会把我的毛弄湿，半天都干不了。
于是我赶紧躲进看门人的小屋，那里我的妻正在吃饭。

她吃的是香喷喷的小鱼，可惜我一点都不饿。
我有好多天没有感到饿了。
我喊了她一声，她没抬头理我，这个贪嘴的东西。

我先坐下，打算舔干身上的雨水。
低头一看，毛上的水透过了我的背，透过了我的尾巴，透过了我的爪子。
像血液一般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然后一滴一滴掉在地上，悄无声息。
看着自己透明的身体，我发现，原来我确实已经死了。

好久了，自从那天被绳子勒着以后，我就感觉自己不饿、不冷、不困，身体轻飘飘的。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死了还是被救活了。
因为我分明看见姐姐抱着我，喊我，还替我擦身子。
原来我还是死了。

姐姐告诉我，人的世界里有一个传说，说死了的人要等到下一场雨才知道自己死了。
她说是因为老天哭了。
原来，不光是人，猫的死也需要雨来确证一下。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因为老天哭了。
可惜不能告诉姐姐了，她现在看不见我了。
哦，我多傻呀，即使她看得见我，也不懂我告诉她什么，她是一个人，而我，是一只猫。 

香香吃完了，抬头准备洗脸的时候看见了我。
她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惊骇，不过她马上就镇静下来了。
这个女猫就是笨笨的，又不是第一次看见鬼，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活着的时候，我哪天不看见几个鬼？
不过也奇怪，现在回想起来，死了以后到现在，我居然一个鬼都没见过。 

“盆里还剩一条小鱼，你要不要吃？”老婆一边洗脸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我不吃，我现在这样就不需要再吃了。” 
“那你每天都在干吗呢？” 
“还和以前一样啊，晒晒太阳，看看人。我是今天才知道自己真的死了。” 

香香抬头看着我，哀哀地叫唤。
想起以前我们俩一个窝睡觉，一个盆吃饭，生了许多小猫。
现在却看得见，舔不着了，我也有点难过，眼睛里湿了。

猫不常哭，男猫哭得更少。
我记得活着的时候我只哭过一次，就是姐姐把我们送走的那次。
现在居然哭了。
奇怪，连血都没了，我居然还有眼泪。
我转过头训她： 
“傻瓜，吃了饭脸还是老洗不干净！”

　　又看见了。像鬼一样的，上星期就看见了，这星期还看见，真有些担心是不是被盯上了。跟上次不同的是，他居然跑过来拉住了我的手，又说孩子要上学，我哪怕只是去坐坐，不找小姐都行，给他加个半分。我早没了上次的义勇，赶紧逃之夭夭了。
　　
　　我喜欢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去湖边走一走，尤其是心里觉得郁闷的时候。刚到杭州的时候，喜欢晚上去。可是每天晚上都碰见来问“先生，要不要去找个小姐玩玩”的人，我只好乖乖的缩在家里，不敢出去了。据那时的同事说，这种事情很冤枉的。要是去了真的能干什么，倒也罢了，就是你什么都没干，却要被诈很多钱，要不然就举报你强奸或者嫖妓什么的。只好趁着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出去逛逛。风景是早被遮起来了，也没得看，能看到的不过是双双对对的走过的年轻男女。
　　
　　上星期，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就一个人到了湖边。正背着手做沉思状的时候，他就上来跟我搭话了。我被他烦不过，只好走到边上坐下来。他也坐下来，就在我旁边。好在他脸黑，不会让人怀疑我是不是有断袖之癖。他先拿出了一个皮夹，里面放着一个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什么的让人觉得像是真的。但只给我瞟了一眼，就拿出了另一个，是一个军区招待所。他说，他们那里有两个姑娘，是原来的杭州大学的，现在改叫浙江大学了，人很漂亮，但是很规矩的，只是陪聊，不能有什么非分的动作的。
　　
　　我问他：你一直都干这个吗？
　　他说：当然不是。以前在一个国有单位上班，是省木材公司。单位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那时，木材属于一类物资，国家统一调拨，他们都很牛。改革开放一开始，单位效益就不好了。
　　他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我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单位的。他说是1986年。我问当时单位效益已经不好了，为什么还进？他说，是他父亲退休，他顶班进去的。当时还没有下岗这回事，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能有这个工作他觉得也不错。他说后来就下岗了。我问，下岗的时候没给你们什么说法吗？他说，能有什么说法？原来有2000多人，现在只剩下600多人了。这么多人下岗，谁能管得过来？
　　那你们就这样下岗了吗？凭什么让你们下岗？为什么他们不下，而是你们下？
　　话不是这样说啊。兄弟，你太年轻，还不懂。他们说是我们的合同到期了。
　　那你们进去的时候签过什么合同吗？
　　签是签了。可大家那时都没当回事，也没下岗这种事。就都不在意，谁知道十年后，真的让我们下岗了。
　　那你们下岗他们就不管你们了吗？
　　谁管啊？
　　单位啊，单位就这么让你们走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失业救济的。一个月200，领了17个月就没有了。
　　那你们都没想过任何挽救的办法吗？
　　怎么挽救？
　　比方说，有人上访啊什么的。
　　哎，不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是没办法嘛。
　　说着说着他就又想拉我去了。又说他们的小姐也是从乡下来的姑娘，很清纯的，又是大学生，素质很高。我不管他的话，继续问：那你们怎么生活呢？
　　怎么生活？就这样生活啊。
　　那你下岗了就干这个吗？
　　也不是吧，干过别的，都还不如这个。
　　你这个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说是600多，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有个1300吧。
　　你们全家人就靠这个生活？
　　当然了，老婆又工作的，还要带孩子。
　　孩子几岁了？
　　六岁，上幼儿园。
　　那你们觉得生活水平怎么样？
　　还凑合吧，吃得差一点就过去了。
　　你口才这么好，为什么不干点别的？
　　都三十几的人了，又没文化，谁要啊？我哥哥在一个工厂里长经理，本来想让我去的，可我觉得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在市里啊，离家很远，去那里上班，就得把老婆孩子撇在这边。
　　这有什么？现在不都这样？
　　不行啊，很难的。很多事情，兄弟，你还年轻，不懂。跟我去吧，加个一分好。反正也没什么事，去聊聊天，想看表演也有的。
　　那你住哪儿呢？房子怎么样？
　　是单位以前的房子。小是小了一点，不过总比住街上的人强些。
　　单位给你们房产证了吗？
　　没有。
　　那单位万一要收回怎么办？
　　怎么会收回呢？收回了我们住哪儿？
　　你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是正规的单位吗？
　　那当然了。（又把那个证件拿出来给我看了看。）
　　那你们做这种生意不怕别人知道吗？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要一个月拉22个客人去到里面就完成任务了，多拉多得少拉少得拉不到不得，别的都不用我们操心的。
　　你们一起的人有多少？都是像你这样下了岗的人吗？
　　二十几个人吧，也都差不多。
　　你知道杭州有多少下岗的人吗？
　　17万。现在是13万，找到工作的只有四万。
　　那么这些人怎么生活呢？都像你这样吗？
　　不知道，我只管自己，只要能管好就可以了。
　　现在其实你也不大宽松的，孩子上学了怎么办呢？
　　不知道，过一天是一天吧。
　　你这是在拉皮条，你知道吗？
　　谁说的？我们也是没办法，反正我总要有饭吃吧？就算我不是人，不用吃饭，还得供养老婆孩子啊。有什么办法呢？
　　
　　看见有另一个人过来了，他就跟了上去。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有些杞人忧天起来了：孩子上学了怎么办呢？单位要收回房子呢？他的明天在哪里？
　　不一会儿，就又来了一个人，是他的同伴，情况也相似。看我不是他们想要找的客人，于是离开。如果不跟我说话，我绝对看不出来他们是拉皮条的，走在人群中，他们与别人不会有什么分别。也许，他们的孩子正在等着父亲给他们带回什么东西吧……孩子知道拉皮条是干什么吗？

 

文/萧武

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看到“生于60年代”一类字眼，可是，真正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精神状况的能有几个呢？

背负历史：这一代的爱与愁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代人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往往也有着大体相同的精神经历。尤其是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他们见证了历史的荒谬、理想的坠落、革命的悖论，所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被公认为这一代的精神证词。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崛起的六十年代人也很快就有了《六十年代气质》，甚至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们也有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刘小枫把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称为“四五一代”，他认为划分“代”的标准应当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生理学上的标准。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毫无疑问，1968年足以作为一代人的精神胎记。
1968年革命高潮的最后衰落表明，自18世纪末期以来天经地义的革命如今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30年后，当年的革命青年们剩下的勇气只够搞“书斋里的革命”，“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曾经的革命勇士们如今正堂皇的站在讲坛上对着一脸崇拜神情的学生们讲论着市场如何运作，资本的力量如何无穷。1990年代一本的标题最明确的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告别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拒绝崇高”，“渴望堕落”。市井流俗的商品成了这个时代的座上宾。难怪一位出生于北京的“新富人”感叹：“如今的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人怎么会这样崇拜商人？哪个时代曾经如此荒唐？”
生于1968年以后的人从此再也不会渴望革命。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时代里，他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市场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主宰者。他们学会了顺从市场力量与资本意志。青春身体的骚动早在大学时代就已被驯得服服帖帖。文学终究不过只是一个青春的梦想，激情退去后，剩下的是深深的无奈与无力感。他们的学前记忆中关于革命的事情只有一大片红色。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那些生于1968年之后的人们对红色发自内心的喜欢。
这样的描述也许是过于苛刻了些，然而这却是事实。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1960年代”这个巨大的符号，而这个符号背后却是深不见底的精神黑洞。他们都太早的学会了现实。生于1970年代的歌手朴树面对采访的媒体堂皇的说：妥协并不可耻。另一位话剧导演张广天的名言则是：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

面对市场：拒绝还是拥抱？

1992年，市场经济时代正式降临中国。这一年，出生于1968年后的人中，最大的24岁，刚好大学毕业；最小的13岁，刚好小学毕业。赶上了1980年代文化热时期末班车的大哥们目睹了一个时代的最后终结，正要上中学的小兄弟们则才开始自己的思想历程。
面对市场巨大的吸噬力量，“四五一代”的姿态可谓复杂。他们表现出了剧烈的不适应感。人文精神讨论反映的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困境中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愿意承认，市场经济确实是他们呼吁了许久的社会建制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该“下海”去拥抱市场。虽然他们见证了理想最后变成历史的荒诞剧，也曾声嘶力竭的倡扬市场经济，但他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市场经济来了，他们却被边缘化了。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被打击，而是被忽视。他们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是社会把他们当成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他们需要被倾听，而不是被边缘化。他们对自己曾经经历了的事情千咒万骂，而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深深的留着那个时代给他们的理想主义烙印。即使是呼吁市场经济，他们也是以道德姿态出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作为“抵抗派”的代表性人物终于逃到海外去了，其余的空间留给了搔首弄姿的美女作家们，甚至连痞子文学也开始让人们觉得可爱了。
大学教授王晓明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不无愤怒的指责，这个时代里流行的是“半张脸的神话”，中产阶级、成功人士、高级白领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似乎真的“万物皆备于我”了，无数的报刊媒体都无私的把珍贵的版面嫌给了他们，心甘情愿的在封面上标明自己的品位属于这个阶层。
生于1968年后的人远没有他们长辈们内心的那种冲突。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法则不是以自虐式的精神痛苦来赢得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做出一个姿态，站在这个点上激扬文字，在镁光灯面前摆POSE、装英雄，即使他们事实上一无所知，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是否对市场有足够的敏感，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卖点。他们再不会像先辈们那样愤怒的指责什么了，他们要勇敢的拥抱这个曾经被一再的批判的阶层了，相反，他们要热情的为那些露着半张脸的人们热情的鼓呼，他们不用担心“资产阶级走狗文人”一类的帽子。“民营企业家”、“中国企业”、“私有化”、“市场”……是他们的关键词，哪怕他们并不是真正准确的理解了这些词语的含义，他们也能闭着眼睛背那些学院里的教授们制造出来的所谓“理论”。至少，他们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喝彩。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公众意见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的声音经常的被许多人当成“社会”、“人民”的声音。
面对这样的时代，他们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他们常挂在嘴上的再不是八十年代的尼采、文化、文学、主体性一类“无用的”词汇，而是“你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甚至，他们面对着比自己小的兄弟们，也能够一本正经的说：“你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不能。所以，你必须学会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反过来适应你。”即使他们在口头上大声的嚷嚷着各种各样让人激动的词句，当他们的亲人生病需要住院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在他们看来，这叫变通。所有没有学会这种“变通”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迂腐的、不可理喻的。
是的，谁都无法否认，他们是一群聪明的人。那些生于1970年代前期的人，现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白骨精”。当然，他们没有满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出“体制”，他们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人”。在网络上，这样的人随便都可以抓到一大把，你能在他们并不犀利的文字背后看到咒骂这个时代的声嘶力竭，他们常常能够赢得许多人的同情与支持。然而，他们真的有资格咒骂吗？有人指着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说道：“兄弟，你们不要指望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了，我们占了便宜，你们没机会了，你们的所有都必须一步一步的来，塌塌实实。因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了。”他们利用“体制内”身份积攒了足够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已经足够他们另立门户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离开不是因为自己发现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手上的资源足够他们获得的更多。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他们都可以算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常常自诩，他们是有资格批评别人的，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们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他们面对着激动的小兄弟们最简单的反击方式就是反问他们：假如你们中了五百万，你们还能像我们这样吗？他们为自己的平心静气洋洋得意。

走向未来：沉沦还是上升

还是以几个现实的例子说话吧。
案例A：余杰
自从1997年出版第一本书来，直到今天，虽然他已不再是北大学生了，也仍然被许多人当成是“北大第一才子”。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作品集上，可以看到，出道短短几年，他已经出版了十四种各种作品——当然，没有一本可以称得上“专著”的东西。崇拜他的人不知凡几，甚至连今天的许多反对者也曾经一度被他的道德姿态深深的感动过。当他扬着手指说“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时，谁能想到，几年以后，他会以一副无赖的样子出现在网络上说“谁说我抄袭”呢？除了极端无知的人，也许今天即使他最真诚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分一毫的长进。《康熙帝国》中最让人难受的是孝庄太后与康熙皇帝一直不变的说话声调，一直很高，但是没有变化，一点都不抑扬顿挫，没有节奏感。

案例B：许知远
从曾经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新近的《转折年代》，他一直都在写各种各样的专栏。许多人把他称为“小资教主”，这不是没有来由的。那些故做的无聊的没来由的忧伤，那些不知所谓的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栏文章，那些看上去幽雅的文字即使他自己，我也怀疑是否知道有什么意义。有人把那本粗糙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称为生于1970年代人的精神状态。确实，不需要别的什么理由，只要看看那些跟他一样迷离的眼神就足够了。但是，他真的如何，也许他自己比别人更清楚。对于他来说，文字需要的不是情感与理性，而是非常简单的数列组合。

还有一些其他人，其实不用太仔细的描述与分析了，就只这两个人，已经足够代表这代人了。在今天的各种报刊专栏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口水”正是从他们那里制造出来的。口水制造是一个“写手”的天职，无须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必须靠这些生活。固然，今天又已经出现了许多人，他们正在逐渐活跃起来，但他们是否能够超越这个时代、能够走出低水平重复的路，谁也不知道。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们基于无知的自信。苏格拉底说：除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是一个更加需要诚实的时代，但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谁肯自断前程呢？一个著名的写手在自己的札记里说道，他不是企业的枪手，他攻击别人写的都是企业传，他要写真正的企业史，可他给人们的仍然不过是企业传而已。对于历史，他似乎并不知道该怎样写。
加尔布雷斯说：“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会注意到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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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后的生活平淡如白开水，波澜无惊。愤怒已不复再，未来尚须时间，一切都在平静中打发着时光，我的生命也随着我的失业一起暗淡了下来。朋友说，你还真是个无产阶级雇工。再回头想来，去年有人说的“泪眼看人？不就是那个不得志的小职员吗”这样的话居然也让我觉得有些像是安慰。
曾经在读元曲的时候深为那些渔樵理想感动，以为只要有个合适的条件，自己就可以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的晨钟暮鼓的过日子了。如今看来，确实这种想法于我太奢侈了。
日子一天天的在电脑里消耗，朋友处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所能做的也只有安安静静的读书了。既然我的文字已被人定性为煽情、毫无内容、了无意义，那就不如索性沉静下来，老老实实的读书吧，不要写让人厌恶的文字了。什么左派的臭名，什么自由的念想，都渐渐遥远起来了，若不是碰到什么事，大概我真的就要这样“安心”下来了罢？
然而恶因既在自己的内心，就难保随时跑出来。朋友叫我，去爬山吧。天气并不很好。正是台风的时期，一阵一阵的下雨，不大不小，空气又沉闷，我有些不大愿意去，却终究没有能耐住他说有本书的奖励的诱惑，于是去了。
雨中的山色一片灰暗，并不好看。三个人走在一起，其实就是聊天。天空还阔的胡乱扯淡，也没什么主题，大不了是我们已经争辩了无数次了的资本主义、我到底是什么派一类。下了山，天色尚早，就趁机会聊了一阵。他突然问我，李思怡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愕然不知所谓。于是他才讲了。
我们的时代，悲惨已成贵人宴席上的佐酒之物，贫困不过是闲人们的谈笑之资，感动已经变成了奢侈而遥远的记忆。还有谁会感动呢？孙志刚的死去终于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一项拖延已久的政策终于被废除，然而却并未引起人们更深刻的思考，多的倒是“换位思考”的冲动。固然，从学理上说，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是，难道学理可以不顾现实，可以无视良知？在良心与学理面前，难道人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与冲动果真只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清议”？既然都渐渐的退热了，那就不再追究了吧，毕竟我不是鲁迅，没有资格“一个也不宽容”，更何况，我现在不过是个民工，又有什么资格去反驳一个“青年学者”呢？照某些人的说法，我算是那种需要被“启蒙”的人，得等待着别人来拯救。只是我想知道，假若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工，假若孙志刚不是大学生，还会有这么多的愤怒吗，还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吗？再换一个想法，假若孙志刚不是被警察打死，而是被一群流氓打死，还会有人如此关注吗？
假设只是假设，我们的生活还是得靠真实。虽然我在无聊之中天天上网度日，却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与朋友谈玄、在网上搜索一些自己有兴趣的文章上面，却并没有关注太多的社会事件——一个民工有什么资格去忧国忧民呢？论坛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刘晓庆出狱、刘涌案我终究未置一辞，甚至连新闻频道，我也没有浏览的习惯。朋友说，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母亲因为小罪被警察抓了起来，母亲哀求说，她的小孩没人照看，希望能回去料理一下，却被拒绝了。过了十多天之后，当邻居闻见死尸的臭味再报警窗如的时候，孩子已成尸体，只有孩子稚嫩的小手抓扒留下的痕迹还在门上。
朋友很愤怒。他说，他已经与另外的一些朋友（他说的是他的朋友，我在这里并没说是“我的朋友”）通过气了，他们准备搞一个活动，以纪念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向谁表示抗议，而我想到的却是更加遥远的事情：为什么警察没有同情那位母亲？也许，警察们会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徇情枉法，也许会被另外的人们赞为法大于情的法制的忠诚卫士。
有人正在旁边说，这种事情多的是，只不过现在的舆论环境比以前好了，所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而已。我们能知道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也许是吧，真的我们的社会都进步了，不是都21世纪了吗？我们生活在新时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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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房子特别贵，对一个民工来说，真的租不起。托一个朋友的面子，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像停车库似的房子。一排有四家人，左边的一家是一位江苏农村来的中年人，带着儿子。儿子在隔壁的医院里做保安，每天晚上上夜班，他自己则在医院里收些废弃了的纸板去卖。右边的两家是江西来的，他们在菜场里卖鱼，有个人来了已经八年了，儿子今年上小学，也在杭州读了。无聊的时候，我常坐在院子里抽烟，借着房间里射出的灯光看书。他们也坐在院子里，有时实在太热，干脆就在院子里放一个躺椅，睡在上面。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与他们聊天实在比坐在酒吧茶馆或是高级酒店里更让我能畅所欲言，更感觉舒坦。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我却常常能体味到他们自有的幸福，不因为又挣了多少钱，不因为又升了职称长了工资，只是一家人坐在月下聊天。而这样的幸福于我，已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奢侈。
对门是一栋老房子。青灰的砖瓦，格局有些老派。别的我不大懂，只见得前面两个浮雕像不是俗物。听别人说，民国时候，这个房子里住的好象就是浙江省的什么省主席一类的高官。邻居有进去过的，说是里面很大，我看着却并不大，大概是很深吧。去年春节以后，突然来了一群人敲敲打打的弄了能有一个月，终于搬来了一些人住在里面。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子，大概都是二十岁左右，是附近的一个星级酒店的服务员们。起初也有几个男生，其中一个还跟我下过几盘棋。闲聊中得知，他们工作很辛苦。那时的员工不够，他们就拿着一个月五、六百的工资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我问他有没有加班费，他一脸的茫然，恍惚这是火星人问的话。时常听见有人称赞“浙江模式”如何如何，其实，只有那些“民营企业”里的劳动者们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超长时间劳动，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在浙江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有时晚上无聊，就买瓶啤酒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喝，心也随着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不知道想到的都是什么，偶尔就跟邻居聊起他们卖鱼的收入与种地的比较一类。有人号召做社会调查，其实对我来说，无须一本正经的下乡去调查，只须坐在院子里跟他们聊了就行了。他们的欢乐、艰难就都知道了。邻居的弟弟在另一个稍微远些的酒店里做事，也经常跟他下棋聊天。他压底了声音悄悄跟我说，你知道那些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妓女！
我一阵愕然。想起了妹妹。她也跟这些姑娘们一样大，倘若她也来城市里讨生活打工呢，是不是也要这样？是不是也要被人看成“妓女”？二十岁啊，正是天真、单纯的年级，大学里这个年级的女生们正穿得漂漂亮亮，背着书包，和男生牵着手并排走呢，而她们的青春却是这样。然而她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正在被别人窃取，都很开心。时常能见到她们在外面的小店里买了水果，三三两两的牵着手走在一起，在楼上大声的说说笑笑，在楼下的传达室里看《还珠格格3》，一切似乎都很平常。有朋友说，他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所以没有道德评价的态度。是啊，这也是职业，有人的职业是主宰别人的命运，有人的职业却只能是出卖劳动力，而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日子平平淡淡的过，我心里那个“她们真的很快乐吗”的问题越来越远，再也不能激动起来了。有时我坐在门口看书，她们就在楼上坐着聊天，也许在她们眼里，比她们大不了太多的我还是个老冬烘也不一定。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穷有穷开心，富有富过法。这是一个朋友的话，那就当这也是她们的生活吧，我再愤怒又能如何？
一个人过本该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在我已是平常的事。我照例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院子里边喝边看着天上并不存在的月亮，想着自己曾经写下的那些酸溜溜的诗，节日就这样过去了。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刚才起床，就看见几个姑娘相互掺扶着进来了，手捧着肚子，不时的听见她们在上面呕吐的声音。我有些诧异。邻居悄悄告诉我，她们工作的酒店里昨天晚上给她们吃螃蟹中毒了，有二十多个人。酒店的管理层怕影响名声，就不让张扬，把她们从附近的医院里抓将回来，都关起来了。
我说，这是违法的，他们知道不知道的。邻居笑了笑，违法？他们会害怕法律？你们知识分子（他们是这样看我的）就是傻，连这都不知道，现在的老板，谁把法律当回事啊？

3
大哥不听话，一定要去打工，去陕西的小煤矿上挖煤，刚一去那边就出了事，幸好他命大，没赶上，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了。
他个子矮，又瘦又小，单薄得很。大三那年回家。早上我还正睡觉，就听见有人喊我。赶忙爬起来披了件衣服，他就进来了。比以前更单薄更瘦弱了。我问他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债又还了三千了。结婚时欠的债，如今孩子都十岁了，是真的该还了，再不还就不象话了。只抽着烟说了一会，他就说得去镇上上班去了。我问他这大冬天的这么冷，还在干吗上什么班。他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才听五叔说，他在镇上做蜂窝煤，早上八点开始到晚上八点，自己带着馒头吃，很辛苦呢。那次回家并不高兴，发生了许多事，都是没想到的，很快我就走了，之后再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前一阵。
堂弟说打工并不容易，他没找到工作，所以就回家去了。我问了弟兄们的情况，一个小我三岁的堂弟去了天津，似乎两年了没有回过家；大哥去了新疆，也没回家过年；一个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大学毕业去了青海，另一个说是要准备考研，借了很多钱带走了。总之，他回家感觉没什么人了。是啊，都打工去了，还能有什么人呢？
君子们奇怪我怎么跟“历史潮流”做对，老是谴责“民营企业”，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无产阶级雇工的兄弟，实在学不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嚷嚷，给他们保护私有财产也罢，给他们参政的机会也好，在无产阶级雇工们说来，都是不相干的事。我们需要的不过是能按时拿到工资，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坐在楼顶上表演“民工跳楼秀”，家人能够看到我们没有缺胳膊少腿的回家，民工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市民社会的事就让市民操心，中产阶级政治就让中产阶级出力，我们无产阶级雇工需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东西。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的劳动力究竟值多少钱？这是个问题。

4
快十点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要来我这里。好吧，来就来，好几个月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典型的浙江人就是个子不高，瘦，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精明。
我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门口，边喝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工资的问题。他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值一个月500块，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得市场定价，市场决定了是500，你给501就是浪费。
我又问他，一个毕业的大学生真的只值500块吗？他还是很坚定的点了点头，说是的。
我突然想起耶稣在山上的故事来。众人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把她抓去见耶稣。众人都喊着：“砸死她，砸死她！”耶稣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好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这妇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走了。我不知道，要是这个故事搁在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会是“众人”都举起自己手里道德的石头去砸那个妇人了吧，既然连“你为什么不忏悔”都说得出来，还有什么说不出来，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有人当着我的面说：“让别人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话说得多好啊，跟共产主义战士似的。可是他自己却又说，他手下的员工的工资只有400块一个月。要是他给他们每人加100块钱的工资，我想他们一定很快乐，不知道他肯不肯？
我问他的话，他没有用一分一秒去思考，就给出了答案。是的，无产阶级雇工，能有什么资格要求权利呢？加班没有加班工资，节假日不能休息，超长时间劳动，对于一个“劳动力趋向于无限供给”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供给大于需求，当然价格低廉，刚念过两天经济学的人都会背这样的顺口溜。可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供给和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之间是否真的是跷跷板游戏那样简单？这个劳动力市场又是怎么形成的，它一开始的价格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广东那样号称高速发展的地方可以十年不给工人加工资，为什么大学生就业的工资要求只能是低于自己的投入的水平，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们面对公众时可以隐藏掉自己身后的血汗工厂堂皇的装出一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样子？
也许，当经济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时候，我们该回头去反问他的基本假设了：劳动力真的也是商品吗？它的价格真的只能由市场决定吗？甚至我们还要问，既然大学生的回报与投入的正在越来越不成比例，为什么却依然有那么多人去挤独木桥？
市场，在今天是一个多么天经地义的借口？用了它的名义，经济学教授可以要求中文系的人去搞汉字识别软件，老板们可以毫无愧色的给员工开出一个月400块的工资，工人们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可以一夜之间被当成“包袱”甩掉，民工在城市的艰难处境可以被“合理”的接受……而这些，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回头去问，市场真的值得我们如此虔诚的膜拜吗？除了服从市场，真的人就没有一点可以做的了吗？

5
没有朋友的日子虽很清静，却不好过。蚊子在房间来回的飞，等待着机会下口，书上的字一排一排的，我的生命也就这样慢慢的消耗着。看得厌了，我就去大门外，蹲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骑自行车的，开轿车的。街对面的咖啡馆终于关门了，不再有昏黄而暧昧的灯光了，再不能看见穿着修长的的白裙的服务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隔壁一家更大、灯光更暗的却已经开业了。玻璃橱窗里面的大大笨笨的沙发和台子，有说有笑的人们，服务员高举着的盘子，都在灯光中闪烁。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是那些侍者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人一起吃饭。大约是五个人，冬天的杭州有些冷，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小餐馆里很热闹，服务员很忙，来回的跑着，喊着，应着，我们就在这热闹中闲聊，等着我们要的东西。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忽然对她说了句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愤怒，我能用自己的良心保证，他当时有拿那个女服务员开玩笑的意思。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不承认他有什么不对，旁边的人也都以为我有毛病，这种小事也要计较。就算是真的，对一个服务员还要那么客气干吗呢？
可是我不能这样认为，我不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也要做那样的工作，是否也要面对这样对自尊的伤害。而我自己，已经经历过了。在旁人，也许我当时显得过于神经质，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我不能，我无法把这些看成平常的事，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的兄弟姐妹说不定日后也要面临同样的处境。我今天放纵这种事情，就等于参与了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自尊的侮辱。
常有读了我的文字的朋友说，很感动，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大事就让“大人”们操心去吧，我们是“小人”，小事总是能做到的，尊重服务员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可是，凭心自问，谁这样做过呢？当我们在网上大谈特谈给农民国民待遇、要求平等的时候，我们可曾平等的对待别人，把那些服务员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呢？也许君子们不需要这样做吧，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消费者，是上帝，他们去消费就是在帮他们了。然而，在我这样的民工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那点微薄的工钱，更需要别人把他们当成人来看。

6
哀莫大于心死。然而我们今天有“心”的不知道能有几个人？起码，我们的同情心我还没有看出来过。
刚到杭州的时候，西湖边还没成建筑工地，还可以去走走。每天晚上，就一个人到湖边去走走，不为什么，就为了看着那一池平静的水，也让自己稍微平静些。然而那里并不平静。来往的游人腆着肚子走过，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的闪烁，天南地北的方言里分明都是阔绰之后的语气。而那些戴着草帽等待着顾客光临的船工们却又瘦又黑，得不时的拉生意。远处断桥边上的灯火连成一串，像是美人的项链。而最扫兴的却是那些无奈的人们不时的问我“要不要去开心一下”。他们不知道，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
近处有家电影院，每次去书店都要从那里路过。每次路过，都会看见三个女的，浓妆艳抹。两个年龄稍微大些，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一个稍微年轻些，估计只有二十多岁吧。每每路过那里，我都看见她们坐在门口等待着别人的光临。我去书店里看书，从七点到九点，去的时候她们在那里，回来的时候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是做成一笔生意了没有。只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年龄大些的似乎在从一个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手里接钱。此外，再没见过，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坐在那里，明亮的眼影下，常常露出的却是慌张。我不知道，她们还有没有未来？“老大嫁作商人妇”，她们是已嫁的呢，还是未嫁？她们的家人，孩子又是如何看她们呢？
而这些，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的趣味甚至地下到了去窥探乞丐的隐私的地步。曾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组图片，那是一个小女孩，像如今流行的乞丐那样，她把自己瘦弱的腿放在了肩膀上，下雨的时候，她住在电话厅里。可是那些被我们当作“良心”的记者却英勇的卧底调查了乞丐们的生活，并且出了一本书，堂皇的和被当作纪实文学来出卖，我想要问的是，真的我们的趣味已经低下至此了吗？我们真的已经无聊到了去了解乞丐的生活的程度了吗？

7
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思考的能力。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为市场经济时代到来额手相庆时，却不知道，危险也在逐渐到来。作为一个素称礼仪之邦的国家，《厚黑学》这样公开宣扬无耻之术的书居然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取代了那些曾经热闹一时的关于哲学的书。今天，它已经光荣的隐退了，功成身退，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崇仰的一种人格，可是它并不是这样。它是被淘汰掉了。在《厚黑学》之后，我们已经把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个又一个名字用“厚黑学”揣度了一遍。才短短十年，我们的厚黑学比任何一门学问都发达得更快，今天已经到了“办公室政治”的时代了。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听来的故事。一个病人要穿过高速公路，是夜里，车很少，时间非常紧张。可是站岗的人就是不肯，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等到规定的开闸的时间，他们终于过去了，然而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我们的同情心既然已经没有了，那么，李思怡不是结果，而是开始，是我们缺乏同情心的生活带来的后果正在慢慢显示出来，我们还会遇到比这更加悲惨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饥饿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因为缺乏同情心。

　　石勇：“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像以往的任何一次“君临天下”的“运动”一样将一些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可以发现许多自由地骂人而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当然这些人不值一哂，也许朱学勤想“清理门户”就是清理这些“假冒伪劣”。不过，很多事情的发生还是令人措手不及。今年第4期的《天涯》刊载了温铁军、汪晖、秦晖的对话，连秦晖这种我平素尊敬的、稳重理性的学者也竟然动不动以自由主义作为真理来评判别人，说话之前就先在地假定别人是什么什么，而自己又是什么什么，这令我“大跌眼镜”。　　
　　
　　萧武：那是去年十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问题。后来有一套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叫《激进民主》，还有《反对资本主义》什么的。秦其实不是汪的对手，加上温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秦能顶得住的，所以他当时显得很不平和，几次失言。
　　
　　石勇：在我印象中秦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而仅仅是偏向自由主义而已。他也并非歇斯底里、气急败坏之徒。但一说话就自由主义者代表什么什么，而左派又如何如何，先在地剥离概念存在的特定的语境，并将各种本应加以澄清的事实混淆起来。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新左派就是极权主义者的帮凶似的，而自由主义者则是一些令人尊敬的“自由斗士”、“民主人士”。正因为这些话是从秦晖的嘴里吐出，所以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种屡试不爽的话语霸权，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语境下。

　　萧武：当时我有个很深的印象，秦会动不动说“左派”如何如何，汪就反击说，什么是左派。其实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派性问题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它也相当于是打棍子，先给你扣一个大帽子，然后说你有这个问题。这当然有问题，但正如先说一个人是一条狗再来扯上其它问题一样，不屑于作事实判断，首先就作出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很危险，倒果为因，用假定来解释事实了。当然，这么一来，操持这种话语方式的人可以不战而胜。一开始似乎就赢定了。但这不是讨论，而是―――我认为是―――讨伐。
　　
　　石勇：所以说，首先都不界定“左派”，不界定真左派和假左派的区别，不界定真左派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资源以及思想倾向，便笼统地将“左派”钉入极权主义者曾经打出的旗号所铸就的耻辱柱上，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当下的典型的思维方式，总以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他们习惯于运用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不仅在于“自由主义”确实与自由民主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以及极左（不是真左）的极权主义朝廷确实让罪恶挥之不去，还在于背后存在着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扩张。说丑点这有些仗势欺人，企图以身后的庞然大物来压服对手
　　
　　萧武：呵呵，我们俩会合了。权力与资本、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共谋和勾结，尽管似乎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自由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假设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这就有问题了，首先是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在今天要分为不同的层面，不能笼统；其次，就是忽略自身内在的不协调，他也不是铁板一块。
　　
　　石勇：的确如此。其实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冲击下已陷于尴尬。意识形态的惯性维持的是一种权力秩序，并用它来保证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仍然需要谎言和奴役，尽管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已开始渗透入官方的政治，特别是经济的架构中。官商勾结证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已开始了合谋，而“吸收资本家入党”更意味着这种勾结已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时的意识形态攻讦实际上不过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他们夺权的烟雾弹。就是为了夺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全盘扫清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敌视工农，甚至民族主义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他们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自由本身。因为无论如何，将工农侮辱为“愚民”、只盯着资本家的腰包鼓了没有却无视他们的苦难的人只能将自身的自由建筑在别人的不自由之上，尽管这种“不自由”也许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自由的“条件”。
　　
　　萧武：一开始自由主义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派别，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无数种版本。但是，我们能说哪一种自由主义的版本是正宗的吗？密尔固然强调多数人的自由也不能构成对少数人的自由进行剥夺的条件，但他也认为“文明人”可以像收拾野兽一样的收拾“野蛮人”。这就可以看出，这种自由绝对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文明人”，更进一步说是贵族（当时在英国如此），是能人、强人、资本家的自由（在当下中国正是这样）。而柏林更是认为：自由（消极自由）的无法实现并不在于人们无法对之进行享有，而是没有能力具备实现它的条件。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仍是为强者、社会精英的自由和弱者、工农的不自由进行辩护，或者说是为前者自由地强加于后者的不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我们看到，抛开强者能人可以动用手中掌握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影响政治不论，连制约工农的自由的条件（经济条件）也主要是一种由强者施加的政治――经济政策或制度的结果。这就非常虚伪，一边嚷嚷着抽象的自由，一边抽空你实现自由的条件，其结果使自由只成为少数人享有的东西。而哈耶克的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则更是将这种自由主义推到极端，在他眼中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东西都内含了极权主义的指令，而原子似的个人的残酷竞争对于自由的意义则纯粹看的是先天或后天拥有的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这将社会的弱者排斥在自由的享受之外，也即对平等的敌视将自由与少数人等同起来。德沃金、罗尔斯虽然强调公平，这种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尝试却很难成为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旨趣，或者说，对哈耶克等人的推崇和对罗尔斯等人的漠视恰恰是与他们潜意识的自由只能是资本家等人的自由而非工农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石勇：关于平等与自由的冲突的话题的确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在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根源于公平与效率的不可兼顾。然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都是保证人的尊严的手段，它们并不是最终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的价值相对性是可以加以评判的。固然从历时态的角度讲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可以弱于自由，或者说，它似乎使整个社会陷于一种相对的无效率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似乎对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远远没有自由所能起的作用大；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结果是：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本身优于自由，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的自由，而不像“自由主义”那样隐含着某些人的自由的逻辑判断那样。甚至在我看来，即使某些人能自由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只要这种自由仍然以弱者的不自由为代价，它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信条必须作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果，而不是相反，靠后者的具体性消解这种信条本身，最终以“自由”的自欺欺人来实现一种愚弄、奴役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

萧武：非常奇怪的是凡是主张公平、平等的都被看成左派。这固然是左派的传统，即始终站在弱者一边说话，因为弱者没有“自由”的“条件”，只能要求平等和公平。只有平等和公平才能让他有条件去实现自由。但是，甚至连自由主义者罗尔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左派，就像甘阳所说的那个“自由左派”。这显然有问题了。一说到公平平等就让一些人不舒服，是怕弱者与自己平等了让自己不再“自由”地掠夺、剥削、侮辱别人了？还是怕与自己拥有平等的使用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或权利后使自己丧失了原先那些足以震慑别人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怕“吃大户”？说丑点这是对弱者的歧视：这些人不应该与自己平等的，因为他们是“愚民”；说好听点则是他们想拥有迫使他人在实际生活中“不自由”的地位。我发现我自己这次最得意的发现是，改革过程是生产富人和穷人的过程，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勾结的，无权势者是被完全抛弃了的，包括民工、失业工人等等，都与此有关。
　　
　　石勇：这不难想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有一种形式，即谁都看得到的权钱交易，这种联手借助于一定的经济手段，并在冠冕堂皇的改革的名义下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官僚和资本家的名下。当然，这种瓜分在现在已属于很低档的了，现在鼓吹的是“卖”，将这个原本值一万块钱的家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某个人，当然，这个人不管是谁，都少不了给官僚以好处。而这个家原本的主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主人却被扫地出门。“全民所有”再怎么抽象，也应该有工人的一分，甚至有农民的一分，但他们却被残忍地以改革的名义将本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更进一步说，现有的国有资产无论如何少不了工农的创造，甚至主要就凝聚为工农的劳动，那么这种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瓜分的改革不正是对工农的掠夺吗？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分赃”的过程，是一种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抢劫。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集团是获益者之一，但它要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私有化（为了更好的掠夺），要求市场的完全放开（扫清掠夺的道路），另一方面需要转移视线，需要将这种掠夺的需要与政治上的夺权结合起来，即以对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攻击的方式彻底实现政治上的保障并掩盖其利益需求。因此当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只可能选择哈耶克而不是罗尔斯，后者最多在学术研究上才有意义。更因此，政治、经济的指令迫使自由主义者必须将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哪怕对此行使话语上的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接受，不接受便丧失道义上的存在理由。这非常类似于十字军东征。满嘴自由，却不过是“自由，自由，多么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萧武：是的，所以说看起来壮烈、悲壮的自由主义大战意识形态的故事不过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这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要求的冲突，所谓市场形成的过程也充满了国家培养和扶持的痕迹。甚至可以断言，没有国家的帮助，中国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今天看起来好象自由主义在争什么自由市场，其实是谎言，真正的是资本的翅膀硬了，要求不再给权力上供。当然，它越是需要这么做，就越需要将自由主义理论整合成一种符合他们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像极权主义者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利用了儒家那样。任何理论都逃不过被利用的命运，特别是一搬到中国再由一些人解释，就全变味了。　　
　　
　　石勇：而且这种味道还弥漫着一些号称是“自由主义者”的、见风使舵、虚伪无耻的“打手”以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骂人的粪味。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我去年曾在某个网站与一位我所尊敬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许应该更准确地称之为民主斗士）发生过一些观点上的“交火”。后来，彼此失去了联系。再　后来，也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那会儿，我在不寐思想论坛见到了他。他因持反战立场（当然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反战立场）竟然遭到那些口口声声自由民主的人的痛骂，竟然骂他是极权专制的奴才！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天大的幽默：一个真正为民主而战的人，一个被官方监视的人竟然被一些嚷嚷自由民主的人如此攻击！这种打着某个旗号来诛杀异已的人非常可怕！如果说什么是极权主义者，这就是极权主义者，只不过换了一种话语方式而已，而什么理论香他们就利用什么理论。一句话，你不赞成他们，或者说你对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美国政府本身，更不可能是美国本身和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提出批评，那么你肯定就是极权专制的奴才了，因为你反对他们，而他们代表了自由民主。世界上再难以见到这种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了。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分脏”，因为就像我已说过的，一定时期内从自然所掠夺的财富总是有限的，那么短时期内某些集团的暴富只可能是从别的集团的口袋里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压来的。而非常明显，工农不掌握任何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更没有话语权力，他们只能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改革，说穿了就是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分脏过程，他们的狗咬狗无非是想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萧武：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一个专制呈“超稳定结构”的黑暗王国，但仍然存在自由主义的星星点点，儒家也有自由主义。而且自从五四以来，胡适等人曾对自由主义的扩张起过很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些自由主义与经济联系不大，或者说无法成为为当下的资本集团的行径进行辩护的工具。所以流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和资本的扩张是同步的，而且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理论体系实质上最主要的架构不是哲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话语。经济学在这里主要是指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那种西方经济学，不包含政治经济学，我问过新学院的芷若，她是学经济学的，但是他们就不开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课。
　　
　　石勇：审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我发现：经济学的“热门”乃是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全面改革以后的事情；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呼唤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从西方贩卖过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让丘拜斯等人风头出尽。而中国自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以来，经济学一夜之间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台，还是各种宏观的市场运作的策划，经济学家们所操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市场背后活跃着他们炫人耳目的身影。

　　萧武：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来看，强调产权、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裂背后隐藏着一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语码：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恰恰是在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大量下岗、农民纷纷涌入城镇成为廉价劳动力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非常耐人寻味。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必须造就出不同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的现代企业，这些“独立”的、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的诞生却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新生的“民族资本”性质的企业的崛起，二是对原国有企业进行“转轨”。前者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而后者则注定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到现在，整个中国似乎都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国有资产的流失怵目惊心，而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量“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摧残则可谓是天良丧尽。

　　石勇：但经济学家们似乎看不到这些现实，或者说，他们恰恰是在为这些现实进行辩护。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他们只强调“产权明晰”，强调私有化所给一些人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神圣”，却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合法地挣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改革带来社会进步的希望，但却提供给了权力和资本分赃的机会。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动甚至只是修修补补都必然带来利益的重新整合，也即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顿丰盛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晚餐不属于弱者，他们只能被扫地出门。当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动用它们所拥有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通吃一切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人便只能在庞大的权力――资本之网的捕捉中陷于绝境。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和他们所获得的极不相称。这可以称为是一种“掠夺”，合法的是政策的歧视性，不合法的则是在违反劳动法的前提下的各种野蛮行为。

　　萧武：可以判断当下中国的极度贫富悬殊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一个恶果。经济学家们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但这种“竞争”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相差何止万里。自由竞争必须排除权力的干预，必须排除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也即，市场遵循的只能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权力的意志，并且市场的无序和资本的贪婪性必须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规范和制约。然而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其过多的权力意志与法律的软弱使“自由市场”常常沦为权力与资本分赃的道具。而弱者的被扫地出门与诞生一大批利用各种制度、政策、市场的空子巧取豪夺的暴富者是相辅相成的。其结果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丧失了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道义依据。因为这些暴富者并不是以劳动，而是以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和对劳动者的残酷掠夺为其“存在”的严厉前提的：国有资产和劳动者应该获得的钱许多都转到了这些人的手里。　　
　　
　　石勇：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也是这个无序市场的获益者。他们对私有化和这种自欺欺人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背后有着利益的因素。他们认为走向市场经济必须付出代价，当然是弱者必须付出代价，就像当年英国的农民付出的“羊吃人”的代价一样。但我们先问一问：把一些人的钱掏出来让一些人暴富是合理的吗？进一步追问这是否不可避免？再进一步追问：这是不是一些人掠夺的幌子，是一些人扛着市场经济的旗子为他的行径进行掩护的烟幕弹？不错，希望是市场经济，但问题只是在于现在的市场竞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经济学家闭眼看不到这一点却为这样的野蛮掠夺进行辩护，这是否有些过分？为这样的官商勾结大唱赞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品格置于何地？

　　萧武：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每个人似乎是抽象的、具有同等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原子，因此“市场”博弈的最后结果可以不作任何价值判断。这样，手段看不见了，而结果则是合理的。这牵扯到了经济学。经济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便是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这也的确是事实，尽管这种自私的放纵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且，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时，并不在意社会的复杂性，而是就从动机上看，所以它的结论往往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因为这些人往往自己可能不是那样自私。那经济学的解释对象中的那些人一定是自私的，至少比自己自私。经济学话语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膨胀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他们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和利益。甚至我们回顾一下，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萌芽首先就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
　　
　　石勇：经济学的学科思维并不像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那样具有总体性和人文关怀。一句话，它排斥集体利益，强调原子似的个人利益，以为无数个人的利益总和便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似的，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可以忽视收入的巨大差距。人当然是自私的，但人毕竟是社会人，而且人有感情，因此将人单纯地假定为“经济人”只是一种不成立的抽象。这种抽象在将人的私欲呼唤出来时假定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会冲破道德的堤坝。当然法律可以制约，或者说他们强调法律的保护作用，但一个事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律不过是强者的保护伞而已。法律只是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谁制定游戏规则强迫别人遵守谁就得利。这样，非常明显，在市场上没有掌握任何竞争资源的人便将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这种被剥夺的处境得不到法律和道德上的支持，一句“市场规律”就冷冰冰地打发了。我们看到，无论市场能怎么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的流动，最终都得有一些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也即资源、阴谋的竞争构成了不平等的先决条件和最终依据。
　　
　　萧武：也许正是经济学的这些特征培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品格。有人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没有良心”。话当然不能这么讲，但是，经常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经济学家们从来对贫富悬殊这些足以造成社会动荡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使是资本原始积累对劳动者的敲骨吸髓，他们仍然在那儿一个劲地鼓吹。而且，事实上他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甚至已经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经济学家便成了资本的雇佣。如此一来，他们还能让我们如何相信？

　　石勇：对。这就是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令人诟病之处。经济学本是经邦济世之学，说穿了并不是为了某个资本家赚钱当顾问，而是为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当顾问，而这种顾问考虑的决不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它不仅应当看到收入，还应该看到收入的分配。当然，在为国家当顾问的同时为资本家当顾问也未偿不可，但由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资本的掠夺、剥削性质，资本的收益的来源以及它所反映的事实被残忍地忽略了。而整个社会看的也是经济利益，是不看见人的。那些经济指标远远比弱者的尊严和生命更为重要。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发展是不是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的体现者是人还是物？是一部分人还是大多数人？
　　
　　萧武：经济学家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价格，市场上表现出来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在兑换成为金钱之前的价值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的。这次北大改革中张维迎的方案、周其仁的谈话，态度都很明显，就是经济学家思维，他们就是要把所谓的东西都放到市场里来检验其价值，中文系的人就让去高识别软件。这样的经济学，当然是丧良心的经济学
　　
　　石勇：不仅如此，他们的思维是：一切都可以折算成钱来表征，或者说钱可以代表一切事物。他们所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和“市场”，已经涵盖到人类的一切领域了。如此思维，当然他们看到当然是社会总体经济指标增长了没有，或者仅仅看到所谓的“企业家”赚钱了没有，而弱者的生命和尊严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的。
　　
　　萧武：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觉得只要市场自由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发的成为有钱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有些人是不愿意进入市场的，但他们不考虑，还有些人是不适合在市场里的，他们也不考虑。他就是要假设你跟他一样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市场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石勇：市场的配置当然很有效率，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愚蠢到拒绝市场经济，一句话，冷冰冰的资本比冷冰的权力好一些。但是，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市场会不会在社会的行将崩溃中内含着失灵甚至也崩溃的危险？毕竟当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可以将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将危险化解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中。而中国只能掠夺工农，矛盾却无法解决。而只有公平才能化解这些如地火一样在运行的社会危机。的确也如你所说的，“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他们惯用的是一种强者思维、能人思维，也即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讲这话的，资本家当然不怕市场，因为他有能力在市场中生存甚至呼风唤雨。然而弱者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能在市场上生存的法宝，不拥有应对市场的资源和能力，他们只能被市场吞没下去。这就是你讲的他们不愿进入市场的原因。其实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背后还有一层心理因素在内：因为是“市场规律”，它的天经地义使资本家吃掉弱者显得天经地义，从而也减少或消除了他们的负罪感。
　　
　　萧武：所以市场竞争无法忽略公正。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方面让我们失望。人们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也正是基于他们这方面的冷血。现在关于市场的说法中，最能让人接受的可以说是秦晖，他讲只要起点公正、程序公正，结果的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乍看起来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其实不对，因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一样。拿中国改革来说，在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当然有人离资源近，有人离得远，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可能公正？更何况，国家在这个过程里还做了很多手脚——这一点我会在文章里有比较详细一点的分析。

 

　　石勇：在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且越发尖锐对立的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有两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一正如你在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宪政》一文中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那么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不管他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或是一个无门无派的独立思考者。
　　
　　萧武：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存在于号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人身上，的确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因此对革命不热情的人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现在，我们认为，一个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且，这种思维方式正在象瘟疫一样传播着，我们在网上随处都可以看得见这种人，只要你稍微一提平等，立刻就有一大帮人冲过来骂你是新左派。其实，正如我在去年的文章《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里表达的意思一样，当人们争先恐后给自己的额头上贴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时，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不自由。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做出的判断是不是应该打个折扣？实际上，无论是国际的背景还是国内的背景都使得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成了一种强势话语。这种强势话语的形成和走向，内含着将自身的能指无限扩大的逻辑。如果它缺乏对自身的反省，他必然把更多的人带进这个思维陷阱里去。
　　
　　石勇：其二便是自由主义者在论战时，花样翻新，针对的不仅仅是观点，连一些新左派人物的底子都翻了出来。比如自由主义者就一次次地强调新左派人物的学术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于是这样的价值判断不言而喻：文学的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只能催生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有害的道德激情，这使得批判取消了自身的建构能指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并灾难性地以其先天的缺陷和不合时宜陷于对政治经济架构的作用软弱无力的理论困境之中。
　　
　　萧武：确实，我也承认，在比较有名的新左派人物中，有许多人本身是经历了文学专业训练的。但是，这是否构成一个指责别人的借口？是不是一个文学专业的人就不能谈经济？——正如韩毓海问的那样。相反地，我以前曾在与别人的讨论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去年记念五四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因为文学专业出身的人都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少有了解，尤其是鲁迅，可能恰恰是因为有文学研究的经验，他们可能对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个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充满渴望，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多少有些怀疑。一战结束后国粹猛然热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有些人以为他们只要一喊出“自由”，似乎自己就是这自由的化身，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便等同于批评自由本身。要是他说他是自由主义者，而你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提出不同的意见时，那你显然便是与自由主义从来较着劲的“新左派”了。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两个概念。举个例子来说，一篇曾经十分有名的文章、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中通篇讲的都是自由主义，但他认为自己是在讲自由。
　　
　　石勇：这倒是使人想起了那些喊“自由、平等、人民利益”口号的政治恶棍，想起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控诉之声。而实际上，“极权主义”并不仅仅与那个黑暗暴虐的制度、社会、人对应。它是一种特征，一种语境，一个概念，一面显微镜。并不是社会现象通过这个概念来确证自身并全然与之对应，恰恰相反，倒是这个概念通过社会现象的存在来获得自身存在的的价值上的证明。因此作为一种概念对现象、事实的概括、界定，其所指并不是固定的，而能指则在社会现象与事实的不断变幻中向社会和历史开放。因此，一个人是否极权主义者，最关健看的是他的思维，看他的各种高明或拙劣的表演是否符合它的特征。不过事实是常常富有讽刺意味的：那些声称与极权主义不共戴天的人，其表现倒恰恰与极权主义者无异。
　　
　　萧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保护伞，只要你顶着这个大帽子，无论你说什么，别人都可以原谅；反之，如果你对自由主义稍加批评，马上你就被赶出这个自由主义“阵营”了。我们曾经批评过20世纪所谓的“合群的自大”，以为许多人都象朱自清那样，内心特别渴望有一个组织，找到一种个人身份的归属感。其实，在今天看来，内心的“归属焦虑”依旧，不同的只是从前的共产主义被置换成了自由主义。比方说“少谈些问题，多谈些主义”，当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时，这种意识可不可以被成为一种另类的“主义”？能不能算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吃香时，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声称自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当它失势时，令人奇怪的是对它“解构”的最起劲恰恰是那些当年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
　　
　　石勇：真正的问题是：“主义”是否已变成一种已实现自律演绎的意识形态？它会不会在能指的无限扩张中变成一种“奖善惩恶令”？或者反过来说，从它体现自身存在的媒介――人――，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它的理念和由它所规约的种种素质？在铺天盖地的口号中，那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所折射出的理念和逻辑是否已经湮灭？历史会不会又陷入一种荒谬的悖论，即变幻的永远是旗号，而改朝换代不过是一场与真正的人的权利、与底层民众的真正诉求无涉的狗咬狗的斗争？
　　
　　萧武：争论最热烈的时候大概是在1999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走狗，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真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就是在为专制辩护。可是，请问这些人，你真的读过新左派的东西吗？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会告诉你，新左派的文风怎么怎么的不好，他们读不下去如何如何。这就很奇怪了，既然你读不下去，没读过，你是怎么知道别人在为专制辩护的？网上的情形更糟糕，在辩论中，动不动就指责对方的智力如何，脑子如何，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连起码的辩论规则都不知道，是哪门子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那个根本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来一大堆“应然状态”的描述给你，给你灌迷魂汤。可是，既然自由主义可以宣称不为这种拙劣的自由主义者负责，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逻辑说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什么什么的变种？如果能，那就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极权主义；如果不能，自由主义也应该为这些“自由主义混混”的脏话负责。否则，那就很抱歉了，我只能说你在搞双重标准，如果你说我就是要搞双重标准，那还是什么自由主义呢？连起码的规则平等都做不到？是个什么自由主义？胡适到老的时候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现在想来，这可真是值得好好的宣传宣传的话。
　　
　　石勇：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诸种表演是令人失望的。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情形就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难道这是思想的宿命？我一直在怀疑，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漠视穷人、弱者的权利而鼓吹自由，首先就表现为一种道义的丧失，一种没有良心的行为，此时你还能希望他真的能给你带来光明？正如甘阳所质疑的那样，在中国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如果只是贵族的，只是那些“成功人士”、能人、强人的自由主义，还能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要知道，最早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代表。让少数人“自由”地盗窃国有资产并试图要将这些赃物合法化，“自由”地剥削“民工”，让血汗工厂成为当下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一大风景，难道这就是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既然鼓吹自由，为何又仇视民主和平等？说难听点，我有些怀疑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是在为资本扩张做马前卒，鸣锣开道。或者有人会认为，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要为资本辩护、开路？那我就要问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先查查私有财产的来源呢，干吗这么着急要保护私有财产？还要“私产入宪”，动不动就说要求清算财产来源的人有仇富心理什么的。要是这就是自由主义，那么，不管我是多么的热爱自由，我都将对这种“自由主义”说：不！
　
 　　萧武：现在有种论调特别流行，就是动不动把什么社会问题的责任都推到权力身上去，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自由主义的的真理千条万条，总结起来只有一条：解放资本，减少管制。我以前老讲，我们的社会里至少存在着三种影响我们生活的权力，文化，政治，经济，哪个里面都肯定存在权力、压抑/反抗的关系。其实，这也不是我发明的，这在许多地方其实是常识。但我们这里的自由主义只要一说到权力，下意识的就当成了政治权力。固然，政治权力的强制与压制确实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可是，1990年代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东南沿海一带，所谓的发达地区，大量的存在着限制工人人身自由、超长时间劳动而不付任何加班津贴、也不承担任何社会保险责任的私营企业。在这种情形下，资本的权力之大难道可以被忽略？为什么老在批评专制啊什么的人不去批评这种资本的不人道的权力呢？他们与资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批判资本的权力？意识形态是用来哄老百姓的，从来如此。看起来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好象水火不容，资本方面——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老在抱怨政治权力对自己的管束太多，可在酒桌上他们一样称兄道弟。套句《红楼梦》里的话，很多地方的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为什么敢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不给工人提工资，不承担社会保险责任，不改善工作环境，还不用担心工人“造反”？这是为什么？工人们为什么面对这些敢怒不敢言？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一下就浮出水面，成了社会焦点话题，为什么这些包工头敢这样做？如果没有各种权力网络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怎么不怕工人一把火烧了他家？其实，他们对打工仔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全仰赖权力集团的两肋插刀。每发包一个工程，国有资产便轻而易举地被官僚与老板瓜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得利的不仅是资本，政治权力同样得到了好处，当然不可能去管。我经常用一个比方，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强奸还是通奸？或者是诱奸？所以，有时候真让人觉得，那些“主义”之争其实不过是一个游戏。但“假马克思主义”和“假自由主义”的相互攻讦却使二者都声名狼藉。令人奇怪的已经不是那种制度设计上的路径分歧，而是“主义”脱掉曾支撑它的伪装了。在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语境中，一个人成为一个穷人不仅不应该同情，反而是他活该。大鱼吃小鱼，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被富人垄断使越演越烈的不平等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于是富人“自由”地剥削穷人，而穷人“自由”地受剥削便变得天经地义起来。
　　
　　石勇：这倒使人想起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确实往往惊人地相似。那些英国的绅士们在革封建统治者的“命”时，扯出的那些口号是没有工人和农民的份的。不如说这些口号在当时更主要是用于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因此“自由”只存在于那些拥有资本和权力的人当中，而在“圈地运动”中发生的只有“羊吃人”。当然是工人和农民被吃。大量的破产者或者沦为无产者从而被迫出卖劳动力，或者漂洋过海去新大陆找机会。到新大陆的人的选择最好了，他们在本国混不下去，被人赶出来了，到了新大陆一看，哎呀，简直太好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人都这么真诚、这么淳朴，太容易欺骗了，给他一个玻璃球就能换回一袋黄金；正如现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被吃一般：工人纷纷下岗，就业形势越来越差，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民更容易骗了，一个乡下打工妹刚到城里，给她个四百五百，她恨不得给你下跪，哪儿还想得到自己原来是在受剥削呢？更不用说什么工作环境、社会保险和福利了。拿经济学的话说，这是市场规则，供给太多，需求不增加，价格当然低廉。可我们是不是该排着自己的胸膛问一问自己：他们的劳动真的就只值这么多钱吗？你在把那点钱给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你的良心在哪里？你有没有因此稍微感到脸红？可是，只要一进入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这似乎就成了历史的法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任何人”特别是指那些针对“自由主义”而高呼“民主”和“平等”的“新左派”。
　　
　　萧武：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你看过《资本论》没有，他说看过，我说你觉得你从中学会了什么，他说，太好了，我学会了怎么生产剩余价值！这就象曾经开放“红楼”给人参观本来是想让那些官吏们学好结果却成了学着怎么享受了一样。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你在制度上做出什么惩戒，他都有办法找到空子去钻。有人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是顽劣资本主义，我看中国的也离得不远了，甚至应该叫做无耻资本主义。我写过一个这样的文章，就引来了许多批评，当然，主要还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就不认为有什么剥削，而且认为中国根本还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所以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个观点是：剥削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无法作出价值判断的，它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就抽空了对此作出批判的道义基础。我得说这种论调构成了当下的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如果认为剥削不存在或合理，那么那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微薄的工资的事情也就“合理”起来了，完全可以视而不见。而由于经济权利紧密地联系着政治权利，很显然穷人仍然是会被排除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的。或者说穷人仍然只能为社会的进步付出成本而享受不到社会的政治权利。而在私有化的狂潮中，穷人将被无情地吞没下去。
　　
　　石勇：是已经有一些勇士起来否认剥削了。令我奇怪的是，剥削本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又不是纯粹的自然性的东西，怎么就不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了？姑且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切都是“自愿”的。但奴隶在当奴隶时又岂不是“自愿”的，可为什么奴隶制度却必须被推翻呢？当然也有个别现实主义者认为：既然它存在并且步不可抗拒，那么它就是合理，且不能反抗，为什么要反抗呢？还有更绝的，理屈词穷连说话的逻辑前提都不顾了。我记得在你的《穷人的希望》一文发表后竟然有人这么说：你既然那么对剥削不爽，“你可以不受剥削呀”（大意）。
　　
　　萧武：其实，如果照这个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 “既然你认为极权主义压迫你，那你可以去自由民主的美国呀”。但我们没有说，因为这就和泼妇骂街差不多了，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的抬杠，而不是讨论问题。就像你讲的，这些话抽空了它立论的基础。它将现象抽去了，语言已经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从而沦为一种无聊的游戏了。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够逃避压迫找到自由的乐土？就算大家都能够“出去”，难道就成为反抗压迫的理由了？或者说就取消了反抗压迫的必要了？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意味着少数人利用大多数人的劳动。现代国家的功能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象以前那样只用暴力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了，但这一功能无疑依然存在，而且只要国家存在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从广义上讲，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法则。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特定语境中，穷人受剥削的处境更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有两个问题：1、到处是剥削，试问哪儿能避免？2、个体选择的改变是否能够使这个剥削的制度发生变化？如果不能，我作为个体的反抗姿态只对我有意义，对更多的人则没有。正因如此，才必须反抗剥削。尽管可能反抗是徒劳的，因为不可能根除剥削，但由于经济上的权利与政治上的权利紧密相联，反抗剥削本身便具有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意义。用如今流行的术语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反抗你看见了我的力量，知道这样对我不行，于是妥协一步，这也是一种改进。
　　
　　石勇：确实如此，这个论点看起来颇能迷惑人。比如某私营厂并没有强迫工人去劳动接受剥削。工人在那接受剥削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不再接受剥削。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是否只有这家工厂在剥削工人而别的没有？非常明显，“你可以不受剥削呀”赖以成立的前提是只有这家工厂在剥削工人，而别的都假定是不剥削的。这就把事实抽空了，而实际上，现实就是到处存在着这类“私营工厂”。他等于把语境置换了，明明是“受不受剥削”的问题，结果被他置换成了“受谁剥削”的问题。这其实就成了一个语言逻辑游戏，就是假定了只有这两种情况。
　　
　　萧武：然而他仍然可能会这样问：为什么你非要去受剥削呢？你完全可以自己开一个公司嘛；或许也这样问：既然到处都在剥削你，而且并没有强制力量非强迫你去接受剥削，那你一样的可以免于被剥削呀。你既然自愿去接受剥削，出于你自愿的东西，你还能有什么说的呢？　
　　
石勇：这个问题有点像“拒载”的问题：出租车司机不可以拒载并且也要讲究服务态度，否则就是“犯规”。既然有出租车存在，那他能拒载吗？拒载等于取消了它的存在理由：运输。难道乘客自愿坐出租车司机便可以敲诈他吗？这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法律。同理，生产企业存在的理由难道不是雇佣人员搞好生产为社会提供产品吗？姑且不说没有工人干活它能不能存在，光它为社会提供产品、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一存在理由它就没有理由不雇佣工人。而且，工人自愿地来接受雇佣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对他进行剥削。因为看起来工人是通过它而得以生存，但它的生存也需要通过工人的劳动。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剥削的支持依据。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一个假定了所有人都“自由”（包括劳动使用自由）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抽象的自由在具体生活情境中面对的是一个个限制自由的超人的异化力量和实体。
　　
　　萧武：其实，这里首先的一个假定就是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现实远非如此，因为为了生活，你必须得让度一些自由，付出劳动换回报酬，然后维持基本的生存。比方说，我说我就是喜欢读书，就是不爱在社会上混。可是，我不去混就没饭吃，我不混怎么办？我有没有选择不混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里，可以让你因为现实而不自由，但不能因为政治高压不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免于强制的自由”。比如他们就一再的论证妓女合法化的问题，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女人有选择做妓女的自由，就象《沉重的肉身》里讲的妓女玛丽昂一样，我就是要是卖淫，我就是喜欢这个快感，你不能阻止我，阻止了你就是强制我。我当然不能说就一定没有这种人，但这种情况能有多少？如果有更好的选择，那些打工妹难道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青春肉体兑换成一叠纸？那么，我就要问，为什么我只能在出卖与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间选择，而没有别的选择？
　　
　　石勇：我总感觉他们的立论是斩断了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概念的联系。一个最大的偷梁换柱手法是：仅仅将某个具体的限制自由的实体（比如实施剥削的工厂）当作限制自由的“现象”，在此意义上将工人跳槽视为“可以不受剥削”。然而他们掩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工人跳槽后仍将接受另外的实体的剥削，除非你从这个社会退出，否则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必须生活。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这个现象已经和“不受剥削”以及“自由”没有关系。我们界定“不受剥削”和“自由”是从普遍的从各个具体的现象上升为概念的判断的，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以某个具体的个例能否推翻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结论？
　　
　　萧武：是的，什么是自由？是不是没有人来强制我，我就真的自由了？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为生活所迫卖淫难道能算是我的自由选择？我的土地被我自己卖掉了，因为我必须出钱供养孩子上大学，然后我就是个无产者了，你说我还有没有选择不受剥削的自由？谁来为这个负责？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别的选择了，于是我只好去出卖劳动力。当然，这个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面对的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会种地但这里根本用不着；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力能值多少钱。这个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我无法为自己作出一个评估，那我怎么谈判呢？比方说我在家里的时候种地，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元，好，我到了城市，人家一开口给了我一个月300元。我一想，哎呀，简直太好了，比我在家里得到的多得多了。可是，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家里种地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市场价值低是使我得不到更多的钱的，但我在这里的劳动本身就不是这个价钱了。比方说我在建筑工地上，我一天的工资说高一点，拿到了30块一天，可这就是我的劳动所值吗？如果仔细算算，以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火暴情况来看，哪里只值这么一点呀？可是我不知道这一切，我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了工头开给我的价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办法，公开信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价值；第二个，我不干了，干脆回家上吊；第三个，国家用法律强制性的对我们的工资做出保护性规定；第四个，我指望这个工头能有良心。你说哪个能有用呢？
　　
　　石勇：工人的现实就是这样，他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他别无选择。不工作就是失业，饿死，所以，他不是受这个剥削就得受那个剥削。而他们的逻辑是：你不想受剥削可以离开这家具体的工厂呀，至于你是不是只能再去受剥削，已经和这家工厂没关系了。跟他的这个判断——你通过跳槽证明了“你可以不受剥削”——的成立没关系了。

　　萧武：说这样的话的人事实上正象你说的那样，认为：除了这个工厂，别的工厂都是不剥削人的。但是，回头再来看一个问题，我们说：离开了穷人，富人什么也不会得到。同样的，富人会反过来说：离开了富人，穷人没办法过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劳动来说，在生产要素中，资本永远是稀缺资源，而劳动力则永远都是富余资源。当然，在左派的理论中，我这样反省自己就等于中了“庸俗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圈套，而使用了“稀缺性”这个概念。可是，我们确实不能否认，稀缺性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石勇：已经被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左派” 的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其实是一个稀缺的“价值资源”，强者和弱者的利益都是从这个“价值资源”里获取来的，当然强者所获取的远远超过了弱者。而这个“价值资源”是由所有的人（包括强者和弱者）共同“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基本贡献”都相等。按照正义原则，既然每个人对“社会”的基本贡献都大致相等，那么他们从社会中所获取的利益也应该相等。而现实远非如此，强者由于种种先天后先的原因，过多地从社会这一“价值资源”中获取了利益，也即是过多地使用了这一由强者和弱者相等地进行贡献的“价值资源”，过多地侵占了弱者的“基本贡献”，也即已在事实上过多地占用了弱者的利益，因此强者必须返还一些利益给弱者对其进行补偿，即将从弱者身上抢占来的利益返还给弱者。这不是一个谁离开了谁便无法生存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由大家共同创造的东西中，谁更多地抢占了本属于大家的一份。

　　萧武：这样的话，其实就成了一个知识资源的问题了。比方说你，你会强调社会的价值，但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社会是一个人的派生品，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诉求。再进一步来说，如果富人因为利润底而放弃了这些形式，不去办企业了，那么真的就如有人说的那样，穷人没地方去打工，真的没办法生活了。应该说，你的立场是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已经溃不成军了，基本上很少有人相信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只相信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所开出的各种药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分析性很强，可以用于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但是，如果要说到社会建构，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政治经济学确实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突然对你说，你说得都对，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针对现实，你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什么？

　　石勇：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了。这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经济学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没有良心”，看到的是冰冷冷的数字和效率，而没有看见人。而实际上发展只可能是人的发展，即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存在状态，通过牺牲公平而达致效率，实际上是一种“异化”，一种对目的的背离。当然这个话题已扯得很远。从公平的角度上讲，我不否认“资本家”的能力可以创造很多价值，但这些能力如果离开了“社会”的人力、物力支持以及通过他人的劳动的中介能不能转化为财富都很难说。财富是某人的能力与他人的贡献，以及利用一些自然资源共同组合的结果，能力在这其中虽然贡献较多，但不可能多得这么多。因此，暴富者的财富来源已经暗含了对劳动者的剥削。穷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放眼社会和历史，从总的方面看，我们会发现贫穷――绝对贫穷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相对贫穷――归根结底受制约于社会制度的安排而非受制于个人的先天素质以及后天的存在境遇。这个“社会制度的安排”实际上可以这样表达：它是一种统治的方式，一种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一种将人“阶级化”的架构。因此不言而喻，这个社会制度的安排本身就规定了必须有人作为统治者、管理者，以及由此与其社会地位相对应的权势者、强者、富豪，而有人必须成为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以及由此而界定自身社会性“身分”的弱势者、穷人。至于谁成为统治者管理者谁成为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则由许多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决定。如此我们必然可以看穿一种个体化原理：某个人从穷人通过“奋斗”变为富人，也即其在社会结构上的位置的位移并不必然说明不存在穷人与富人的严格划分或穷人皆可以变为富人。这个人变为富人后已不是穷人。具体个体的身分的改变无助于改变阶级的结构。作为一个符号，他的流动随着他的位移完成而相应地改变标示的含义。然而与此同时仍然有穷人和富人存在，这两种抽象的符号的分野并不随着某个具体符号的改变而改变含义。因此，不管一个人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富了起来，这社会仍有人要陷于贫穷的境地（不管是相对贫穷还是绝对贫穷，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吃了肉，不给被统治者一碗汤喝他的统治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贫穷的特征越来越凸显）。这就是说，从抽象的类的意义上，或说从本质上讲，贫穷的根源不是能力，不是某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社会关系，而是统治，是一种有人通过权力掠夺他人的劳动的吃人制度。这个世界是如此残酷，只要有统治存在就一定有不平等（包括权利、地位、占有社会价值资源上等等的不平等），从而也就一定有穷人（不论相对还是绝对）。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当然可以改变穷的处境，但也仅此而已。要最大限度地消灭贫穷，只有从改变统治制度的“安排”着手，使许多穷人也有权力平等地使用原来仅仅由统治者和管理者所占有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

感谢网络，我自己都已经找不到这个前年的旧作了，居然在网上看见了，做个备份

 

——读书札记：《理想国》

理想国与乌托邦

什么是理想国？照柏拉图的想法，就是一个由哲学家当王的贵族制国家。之所以叫理想国而甚少受到人的非难，大概是因为理想国这一说法比较明确的说只是一个纸上谈兵式的设想，即假设一种社会形态，并配以相应的制度形式，而不是像后来的空想家那样，具体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批判与重建，并试图以人的理想来建构一个社会形态。乌托邦是近代思想史上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它所提供的社会建构方案累经几代思想家的努力，最后终于成了一个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大提案，并引发了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

理想国之为理想国，就因为苏格拉底很清楚的说了，除了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之外，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此他，啊所说的话只是呓语，自然不用劳心费神去批判它，倒是重新解释的人不绝如缕，每有推进，每一时代的人总是在这一基点上做出切近自己时代的解释，晚近如正流行的施特劳斯放言，要理解现代性，就必须回到古典中去——也就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乌托邦则不用，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者还仅仅是像理想国那样意想，并不十分自信。到了马克思这一代，因为理性已被从潘多拉盒子中解放出来，一个基本理论基点即在于“世界是客观的，客观事物是可以被人认识和改造的”，所以，它就显得底气十足，相当自信，并勾走了大批人类优秀分子的魂灵。

到今天，乌托邦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果碰上一个觉得确实不对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的东西，只消说一句“这是乌托邦”，对方立刻就成了泄了气的气球，再也鼓不起来了。而理想国因为尚未尝试过，也未有人打算尝试。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到底如何，便保持了必要的敬意。

中国的传统思想当然也有理想国，却与柏拉图的不同：中国的理想国到了王阳明说了“满街都是圣人”以后，它就强调一种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生活状态，离“圣王”越来越远；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却一直以哲学王居于众人之上为本色，并不指望人人成为圣人。换句话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像是哲学家的理想国，而不是普通人的理想国，里面的关系仍然是治与被治，而不是平等的。

这就要问一声：既然理想国是哲学家国王在统治国家，并把他自己的思想通过教育来灌输给普通民众，难道这样的普通人的不是生活一种被强制的状态中吗？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教给人家，并引诱人家这样生活，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

谁在诡辩？

《理想国》全书的结构安排十分奇怪，只有第一部是真正的在辩论，苏格拉底的辩论对手有大段大段的陈词，后面的几卷几乎是苏格拉底在教育一帮小学生，虽然对话角色的名字不断变化，但他们似乎基本上都完全同意苏格拉底的每一个推论，没有做任何有效的反驳发言。所以，色叙拉马霍斯像小学生课堂上唯一一个敢于反驳老师的人，是个异端。

苏格拉底挖苦色叙拉马霍斯说：“你以为我疯了，居然敢班门弄斧跟你色叙拉马霍斯诡辩？”色叙拉马霍斯是著名的诡辩派哲学家，可当他遇到苏格拉底时，仍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面对一个辩论对手，人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猛兽对抗那样正面辩论，是为雄辩；另一种是像老鼠面对狮子一样，玩弄智术，是为诡辩。雄辩显得滔滔不绝，即使输了，也会显得慷慨，而诡辩则是采取一些小技巧取胜，比如拆解对方的概念，不顾事实玩逻辑游戏，总之背后袭击比较多，就像是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战斗。

 

色叙拉马霍斯说苏格拉底使的是有名的“苏格拉底的反语法”，即“人家问你问题，你总不愿答复，而宁愿使用讥讽或其他藏拙的办法，回避正面回答人家的问题”。色叙拉马霍斯叫嚣说，不但他自己早就领教了苏格拉底的这一套，也跟别人打过招呼了。可是，面对苏格拉底东拉西扯的烟幕弹辩论手法，他还是不知不觉的被拖上了苏格拉底的贼船，完全顺着苏格拉底的思路推论了，他后来在辩论中的失败便显得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尽管色叙拉马霍斯一再提请苏格拉底注意，用规范的语言为正义下一个定义，即从正面回答问难者的问题“什么是正义”。可是，苏格拉底却不是“十二是怎么得来的”扯起，就是从医生治病开始，总不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定义当作底牌，不轻易亮出来，一直要到他的论证结束时，他才肯公开。既然说是诡辩派哲学家，那么色叙拉马霍斯就需要先知道苏格拉底的正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展开反驳。可是，在这里苏格拉底与色叙拉马霍斯的位置却颠倒过来了，本不该亮底牌的色叙拉马霍斯刚一上来，甩手就打了自己的王牌：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接着又做了一个简单却并不严密的论证。苏格拉底则不管对方在说什么，实在不行就呵斥“够了，不必罗嗦了”，然后强制性的要求对手回答自己提出的治病救人一类的问题。只要色叙拉马霍斯一回答，显然主动权就掌握在苏格拉底手里了，也就是色叙拉马霍斯被对手牵着鼻子走，至于对手究竟要将自己引往哪里，他如坠云雾，并不清楚。加上苏格拉底一会儿医生舵手，一会儿牧羊骑术，色叙拉马霍斯根本就摸不着头脑，只好过一阵子就“好象是澡堂里的伙计，把大桶的高谈阔论劈头盖脸浇下来”，然后就趁机准备开溜，却总被苏格拉底一会儿厉声呵斥一会儿“恳求”的留下来。就好象鬼子进村，找不到游击队员，只好朝着天空胡乱的开几枪了事，刚准备离开，却又被人袭击了。

作为一个诡辩派哲学家，色叙拉马霍斯显得很有些名不副实，至少在这里如此。诡辩家所需要的当然是听清楚对方的陈词，在其中找到可以攻击的软肋，最后把对手打垮，或者是拆解掉对手立论的基础，可色叙拉马霍斯却一上来就先给了一个观点，并做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论证。而苏格拉底的表现才像一个真正的诡辩哲学家，无论对手说什么，都不要紧，只要他一说完，自己照例从最琐屑的事情扯起，然后逐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夹带的攻击对手对手的观点和拆解对手的立论基础。等到他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时，对手早就“欲辩已忘言”了——因为苏格拉底的每一个推论环节都是以反问的方式得到肯定的，如果等到看见他的观点再来反驳，对手就首先得先打自己耳光。所以，每个苏格拉底的对手在离去时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在辩论中输了，甚至对苏格拉底有了怨气——也就难怪雅典后来要处死他了。

正义：色叙拉马霍斯的诡辩？

克法洛斯离开后，克勒马霍斯作为他的继承人，继续与苏格拉底讨论。克勒马霍斯作为辩手，显得十分不合格，上来就说：“他说还债就是正义。我觉得他说得对。”这就中了苏格拉底的埋伏。苏格拉底一看对手进了自己的埋伏圈，自然高兴万分，就急忙嘉奖他，说他说得不错。接着，苏格拉底还怕别人不相信自己的话，就装得神神鬼鬼，说什么“像西蒙尼得这样大智大慧的人物，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怀疑的”，先拉了虎皮，给自己做好大旗。接着就继续深入，开始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担心对手翻供，还先打了一个埋伏，说“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你懂得，我可闹不懂。”做好了前期准备，他才步步为营、打着解释西蒙尼得的话的旗号，卖起了自己的土货：“西蒙尼得跟别的诗人不一样，对于什么是正义说得含糊不清。他实在的意思是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这就是他说的还债。”

“什么是恰如其分的报答”？照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欠债要还，但假如两个人是朋友，而“原主正是头脑不正常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该还给他”。因为，“如果对方是朋友，又，如果把钱还给原主，对收方或还方是有害的，这就不算是还债”。不过，这接下来有很快的东拉西扯，把这个“恰如其分”给否定了，还煽动玻勒马霍斯说：“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西蒙尼得，或毕阿斯，或皮塔科斯，或其他圣贤定下来的主张，那咱俩就要合起来击鼓而攻之了”。玻勒马霍斯这个糊涂蛋赶紧应了一句：“我准备参加战斗。”苏格拉底一看对手已经死心塌地的呆在了自己的贼船上，就有些挑衅的问：“既然这个正义的定义不能成，谁能给下一个定义呢？”
很显然，苏格拉底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断定没人敢回答。之所以成为挑衅，是因为他自信自己东拉西扯的战术已经把众人都弄得稀里糊涂的了，既然他说那不是正义的定义，那就只有听他说了。这个时候，他要是说出来，众人当然都得附和。不料，刚好在这个当口，色叙拉马霍斯却按捺不住的跳了出来：“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当然不能同意，就东拉西扯，略带讽刺的说：“你说对强者有利就是正义？”接着，他又换了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色叙拉马霍斯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总不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浦吕马达斯是运动员，比我们大伙都强，顿顿吃牛肉对他有好处，所以正义；而我们这些身体弱的人吃牛肉虽然也有好处，但就不正义？”

色叙拉马霍斯面对刁难，实在有些失身份，居然恼羞成怒起来了：“你真!坏苏格拉底，你成把水搅浑，你使这个辩论受到最大的损害。”确实，苏格拉底是想把水搅浑，也想把他和色叙拉马霍斯的这场辩论搅浑，好让色叙拉马霍斯快点退出来，然后说出自己的答案。苏格拉底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把问题极端化了——这倒很常见，喜欢诡辩的人一般倾向于这样做。这使色叙拉马霍斯下不了台，难怪他会火气冲天。

色叙拉马霍斯为自己的观点所做的辩护词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他看来，统治各个国家的人有的是独裁者，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贵族政府，城邦统治者。“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者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告诉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了，谁不遵守，他就违反法律，又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当然有权，所以，唯一的结论就应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了。”

色叙拉马霍斯显然不是什么统治者，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实在很激动，像是在揭露某种众所周知但却敢怒不敢言的事实一样。换句话说，他所谓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是一个事实存在。他的定义是对事实的简单抽象，是正义的“实然状态”，即“是什么”。苏格拉底所反复申论的则是正义的“应然状态”，即“应该怎样”，是理论演绎，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有。不能说苏格拉底说错了，也不能不说苏格拉底的定义是一个大家都乐意于承认的定义，但这种正义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事实一直都是色叙拉马霍斯所揭露的那样：因为永远有强者与弱者两种人，强者不但用自己的权力保证了自己的力量，也就有话语权，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义的。从而，历史就真的成了色叙拉马霍斯说的那样了，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把这个问题再扯得远一点来说，其实真正该问的应该是：法律是否反映正义？色叙拉马霍斯所揭示的事实之所以可怕就在于，抽象的正义在现实中其实是无力的，更多的时候，法律是正义的衡准。色叙拉马霍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感到无奈；而苏格拉底显然不承认这一点，他假设法律只是法律，正义与法律无关。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法律从来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用法律体现出来的正义就不是什么普遍的正义，而是阶级的正义。用色叙拉马霍斯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只要把这里的“强者”换为“统治阶级”。苏格拉底不承认这一点，显然另有企图。

政制问题与心灵品质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品质是先天的，是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由神规定了的。神决定人的品质的办法就是给不同的人的头脑里装上价值不同的金属。苏格拉底认为，金质人是神选定的人间的“护卫者”，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替神来灌输这些废铜烂铁。废铜烂铁之所以为废铜烂铁，就是因为这是神定的，不是通过什么造反啊、革命啊一类的东西可以改变的，就好象一个人种了一棵树一样，种你在这里，你哪怕心再高也没用，不管怎么样，你都离不开这里。所以说，金质人是天生的做王的料子，也只有在这种人为王的时代里，正义才能出现，因为哲学王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是人间最好的选择，就好象中国的圣人一样。

但是，他很清楚，因为人世是混乱的，有可能金质人生出一个银质甚至铜质的儿子，废铜烂铁也有可能生出金银质的儿子。由此，就产生了不和谐和不一致，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废铜烂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其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争斗，然后取得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己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为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保卫后一类人的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斗捍卫他们的，现在变成奴役他们和压迫他们的人了。”

苏格拉底从来不把统治者叫统治者，而叫护卫者。照他的看法，护卫者是神的宠儿，兼有不同于常人的天赋，所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先天义务，即保卫他人。因此，他们是没有私心的，他们担任其他人的护卫者就会牺牲掉许多东西，就是对别人的贡献，别人就应该红样他们。这样的社会分工就如同蜜蜂家族的分工一样，是天然合理的，是最佳的政治状态。

苏格拉底说这番话之前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欲说还休了好一阵子，最后上的时候倒弄得反像是别人在逼他说、不是他自己想说似的。苏格拉底之所以怕，就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人大多都是废铜烂铁，趋向私利，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一定不会相信这种“基因优秀论”。更何况，因为这句话是苏格拉底说出来的，而苏格拉底又被认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金质人了。言下之意就成了苏格拉底觉得自己应该是雅典天生的王。这话不但会受到现在的统治者们的敌视，也会被愚蠢又自私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危险。不过，这也不只是苏格拉底遭遇到的，康有为做了《大同书》后，就“忍诟蒙谤不忍白”，尼采实在忍不住就喊了几句，结果是疯了。

他终究还是说出来了，这就让他前面的犹豫有些像是吊人胃口。不过，他可能确实是很担心结果，所以说的时候言辞闪烁，也没敢像以往一样大加发挥，只是一带而过，很快就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其实，也就是转移话题，因为他说的都是与此有关的，无论政制，还是教育，都是以人先天的有五种不同的品质这个假设作为基础的。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假设，但在当时可能许多人真的就信了他的话了——哲学家之不可信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是得神宠爱最多的金质人，所以他们必然是人类中最聪慧的，因此就要负担起管理和教育其他人遵守传统秩序的义务来。这样的政制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最完美的哲学王的统治了，是最好的政体。只是可惜，不知是神太吝惜自己的黄金不肯给每个人都多少给一点，还是神的黄金实在太少不够给每个人都给，总之是始终都是废铜烂铁占人类的大多数，因此，苏格拉底的理想国总是遥遥无期。

废铜烂铁的政治

在苏格拉底看来，最好的政体当然是王政，最理想的国家是哲学家为王的统治。他认为其他的四种政治体制都是恶的政体，错误的政体。王政之下的四种政体是斯巴达和克里特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政制。按照这个次序，恶的程度也依次增强。

苏格拉底说：“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政制就总是与人的心灵品质有关。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个人品质决定城邦公民的习惯，习惯再决定政制。而公民的个人品质又是从何而来？苏格拉底说是靠神给人的头脑里注入的金属的品种决定的。

斯巴达和克里特制是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统治者既爱财富，又爱荣誉。“但这种制度里勇敢往往起主导作用，因而仅有一个特征最为突出，那就是好胜和爱荣誉。”寡头制“是一种根据财产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却是从荣誉政治里产生出来的，而荣誉政治之所以能产生寡头政治，则是因为私人财产引诱了原来爱美德的人，使他们慢慢变得爱财产甚于爱美德。贫富两极分化。最后对立的是寡头政治的特征，作为统治者的富人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由于寡头政治中的贫富对立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两个阶层的分裂越来越大，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竞争，最后崩溃，这时就成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们极端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宽容的，却又是“轻薄浮躁”的，对苏格拉底渴望的理想国的那些原则表现得很蔑视。僭主政制则比较复杂，混合着民主与寡头的成分，相互矛盾，轮流占上风。

如果说哲人王的国是最理想的政制，是金质人的政制，而不常有，那么斯巴达和克里特制就是银质人的政制。剩下的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毫无疑问就是废铜烂铁的政制。在废铜烂铁政制里，金质人被置于边缘地带，不是像苏格拉底这样被民主的处死；就是隐于山林，终老一生，总之就是被压抑。废铜烂铁们不爱美德而爱财富和权力，相互争斗，最后总有胜利者，于是就沐猴而冠，粉墨跳梁。在苏格拉底眼里，这样的事情显然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哲人要不断的教育废铜烂铁，驯化他们，让他们呢挂钩尊重理想国的原则，安于本分，不要头脑里只有废铜烂铁、还总是想处在金银质人的位置上这种荒唐的念头。因此，哲人们都不免关注教育问题，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卢梭还是今日的“启蒙主义者”们，莫不皆然。

其实，苏格拉底所谓的民主政制决不是他说的那样平等自由，因为雅典城里的奴隶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人，只有纳税的人才是公民，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生活。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奴隶们难免有一天“戌卒叫，函谷举”，揭竿而起，也想要过金质人的生活，于是发生“人民革命”。一般的说，“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人历史的成为“人民领袖”，领导人民反对富人统治的时候显得勇敢而富于智慧，一旦革命成功了就变成僭主。这时，人民才会发现自己的领袖有时也会变成自己的统治者，于是注意到约束领袖的重要性，慢慢变得理性起来，从“人民领袖专政”的时代走向“平民民主”的时代。在最后的这个时代里，任何以财富、权力、教育程度安排起来的社会等级制度都会被打碎，所有的人都自由的生活，可以信神也可以不信，可以自以为是金质人而不必一定要统治别人。所有的人都穿上一件合身的民主的外衣。

2003年4月12写于杭州
一个月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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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字之前，每次赶集，父亲都是带我去文具店看；识字之后，每次都是去书店。他顶着草帽坐在地上看，我也扒着柜台一跳一跳的往里面看。有时父亲看得忘了我，我就一个人离柜台远一点站着看那些书名。僻地小镇，文化本不发达，没太多的书，除了一般的课本，大多都是些《包公案》、《三侠五义》一类的“旧书”。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父亲作在地上一看就是一天，我也能看一天。看得多了，不免想到：这么多的书，都是谁写的，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这些书还不够，人一辈子要读很多书才算有成就。什么叫很多书？“学富五车”。什么叫学富五车？就是读五车书？
　　
　　五车书终于还是没有读到，自己却走州过县，从西北到了东南，从黄土高原到了江南水乡。“美丽的江南、美丽的杭州”，可惜，这美丽却与我无关。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除了上班之外，基本上不用开口说话，只好看书。买不起就在书店里看——虽然不再顶父亲的那顶草帽了，但坐在书店里的样子估计和他差不多。居所的不远处就是杭州图书馆，还有两家不算太小的书店。常常乱翻，每每胡思乱想：这么多的书，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像？流行温柔的时候清一色的卿卿我我，流行小资式的幽雅时清一色的酒吧咖啡黑色长裤，流行愤怒的时候清一色的龇牙咧嘴，流行“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时候又是清一色的游戏文字……为什么这些书这样相似？父亲教训我要“学富五车”，这样的书即使我读了五车，真的就算是有“成就”了？我有些疑心。
　　
　　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最近在干什么？没干什么，就是上班看书。看书，你怎么不写书？我写什么书？写一本拯救中国的书啊。噢，写一本拯救中国的书。我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夜空里一声长笑。是自嘲，也是无奈。一本拯救中国的书？中国真的需要拯救吗？一本书真的能拯救中国？我有资格去拯救中国吗？仓颉造字，鬼夜哭；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红宝书率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各国一片惊慌。书的威力确实不可谓不大。可是，为什么康长素做《大同书》，却“蒙谤忍诟不忍白焉”？是世界根本无须大同，还是“康圣人”的话纯属胡说八道？《资本论》不绝于世，世人谓之“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究竟是一道光射进了幽灵的世界，还是世界上出现了幽灵？为什么这么害怕？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还是让“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吧，拯救中国的伟业总是少不了有人操心的，而我不过是贪生蝼蚁中最默默无闻的那一个，还是找食物过活要紧。上班，读书，写字，睡觉；又上班，读书，写字，睡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匆匆之间，离开那片熟悉的土地就已经五年了，什么父母，什么朋友，什么事业，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有的只是再平淡不过的生活。文人的抒情始终没有学会，小资们的文字游戏又模仿不来，愤青们的凌厉也离我遥远。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朋友说“你就这样浪费青春啊？”我说“是啊”。不是又能怎样？青春，一个多么熟悉的词语，一个多么遥远的事实？在这个机械工业已经退潮商业气息无孔不入的时代里，是不是青春又有什么关系。“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在哪里？恐怕还没有降生就已经胎死腹中了。“穷人没有爱情”，穷人又有什么青春可言？任别人把头发染红把眼睛涂绿把身体曝晒，那也不过是别人的青春，又与我何干？我的青春只在流浪中，在夜行中。
　　
　　一个同学手里挥舞着一本书甩着他的黄头发问我：“这本书，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读的？”刚当选的保守党主席撒切尔夫人挥舞着一本书对他的同伴们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她拿的是《自由宪章》，而他拿的是一本“抽屉文学”。“北大第一才子”的标签不知是书商故意的炒做还是作者自己的张扬，反正很耀眼的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哦，这本书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读的？”我多少有些疑心：谁是“我们”？又是谁规定了年轻人该读这本书？为什么年轻人非读这本书不可，难道不读就说明我已经老了？
　　
　　是的，我已经老了。一个沾了一点1970年代的边的人，早就老了，甚至还没年轻过就已经老了。一个帖子在网上流布，一个声音在中国回荡：七十年代人，你们已经老了，该我们登场啦！那你就登场吧，难道我碍着你了？你登场不登场干我什么事？谁又是七十年代人呢？究竟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新锐学者，还是“1970’S”？我也愚钝，搞不清楚这种复杂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至少我自己没有资格代表1970年代人。因为，那些当年和我一起躺在“隆然高炕”上的人们如今正不是在汽车修理铺里一手油污就是在建筑工地上两袖水泥，再或者就是在私人小矿窑里出卖劳动力。他们才是真正的七十年代人，至于我，不过是一个背叛者而已。其实，这也正常，历史无情，记得的总是帝王将相和乱臣贼子，留下的永远是发出过声音的人们，没有声音的人总是要被征伐奏对淹没。“我秀故我在”，是啊，不秀就不在了。
　　
　　沉默着的人们总是沉默，喧嚣着的人们总是喧嚣，世界因为有了前一半人所以前进，因为有了后一半人所以热闹。一个万籁俱寂的时代总是让人觉得悲哀的。还好，我们这个时代至少给愿意做秀并做得好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于是，美女作家捧着自己的脸扭捏作态，妓女作家当中撕开自己的衣服，愤青高喊着“鲁迅是愤青的祖宗”，小资在城市的路灯下来回徘徊，“新锐学者”说“某某，你为什么不忏悔？”镁光灯闪烁，他们苍白的身影，连同他们声嘶力竭的声音一起，出现在了报纸上、电视上，形诸文字，就上了台面成了所谓的“我们年轻人应该读的”。
　　
　　鲁迅与洋派文人论战，说着说着文人们就说鲁迅拿了苏联人的钱，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拿的才是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究竟是谁拿了外国人的钱呢？民工为了讨工资跳楼自杀，正人君子们正气势汹汹的为之讨要“自由”的媒体立刻跑出来名之曰：民工跳楼秀。好一个民工跳楼秀啊，什么民工的低工资，什么民工的安全措施，什么民工过不了年，什么包工头们脑满肠肥民工却可怜巴巴，都不过是扯淡罢了，民工既然都会秀，那还有什么不会的？媒体做秀还是民工做秀？这个问题反正我不好说，人家媒体这年头正准备当“无冕之王”，又是“民之喉舌”，就算敢“逆龙鳞”冒犯“无冕之王”，恐怕也没胆量冲撞“人民的呼声”。那就做秀吧，“像媒体那样做秀”，像小资那样幽雅的生活，这也许是宿命。鲁迅先生那句著名的话在今天恐怕要被篡改为“不在做秀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一个做秀大行其道的时代，除了做秀确实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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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的生活无聊至极，吃饭，睡觉，混课，日日如此。同学说，我有本书你要不要看？我说好啊。拿过来一看，上面有几个字让我感兴趣：网络文学。什么是网络文学呢？难道也像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美男作家、“七十年代后”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反正也没什么事情，那就看看吧。后来知道，那些作者都是还算有名的作者，算是网络文学第一拨写手。据说，他们的出现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前途改变了看法，可能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要出在网络上。花了一天时间，看了几个中篇，只有一个感觉，文字玩得很溜，其他的就不提也罢。
　　
　　“文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有人像背顺口溜一样说了这句话，又问我：你有没有文学的梦想？是啊，我有没有文学的梦想？首先，什么是文学？其次，文学梦想的有无有什么判断标准？再次，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资治通鉴·唐纪》中几乎每次提到“以文学进”这个词，这个人十有八九是奸邪乱党。小时候，父亲每每教我背些诗词，每次完了却都要告诫说，千万不要做文人，诗人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我只想你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世称韩文杜诗，河阳章奏，樊南穷冻”，韩文如何，杜诗又如何，诗圣还不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李义山还不还是到处依人。“诗本吾家事”（杜甫），“我本亦王孙”（李商隐），诗又如何，王孙又如何？“痞子文学”、“妓女文学”之后，“武侠文学”已经蔚成大观，传说都有所谓“金学”了，还有什么文学可言？要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个什么状态，恐怕只有说“后文学时代的文学”了。
　　
　　生活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于是上网，我胡打乱撞，居然上了BBS。有人说，网上发的东西大多是现实里发不出去的人自我安慰的一种办法。也许是这样吧，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大学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码字的时候”，别人的鼾声渐渐响起，烛光摇曳，抽一根烟，于是写下一些生活的痕迹。文字的背后，是蹒跚的步履和胡思乱想的印记，疼痛，受伤，欢乐，都留给纸与笔。别人“以笔为旗”，我“以笔为纱”，在清夜里用笔把自己的伤口裹起来，免得给人家看见了，影响市容。上了网，仗着三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就跟人家争论一些问题。刚一开始，就有网上名人立马横刀，大喝一声：“来将通名”。“通名”才通了一半，人家就看出来了，“你这个新左派，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好吧，新左派就新左派，反正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从历史到现实，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装作一副专家的样子，胡说八道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只要自己觉得有道理，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
　　
　　现在似乎流行一种做法，首先给一个人定一个什么主义，然后与之争论别的问题。就自己的经验而言，正是许多高叫着“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人在拼命的给别人扣帽子，大谈其主义，凡是不对自己的主义表示认同的就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事实上，今天的主义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人的主义，而且，当大多数人都把这种主义当成自己的桎梏的时候，这种主义就成为意识形态了。经过一段时间对网上的争论的观察，加上自己平时胡乱读书的一些心得，于是就有了《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篇文章。有人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称为自由与公正之间的冲突。且不说这个概括是否正确，我们仅从自由来看，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已经陷入了那种“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义的圈套中，那么他的内心还是不是自由的？当他把一种自己“读不下去”的思想认作是胡说八道的时候，他难道是在争自由？至少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意识形态斗争，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争鸣。必须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被允许的资本扩张范围的扩大，资本的权力所能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多，诸多的所谓社会热点背后都存在着商业资本与媒体之间的共谋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任何问题的评价出现都必须放弃以前简单的把罪责归结为政治权力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在资本与政治互动的结构中来考察和分析。忽略资本或忽略政治，对文化的分析最后得出的都有可能是片面的看法。而所谓的大众文化研究虽然显得十分激进并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但是，应该说这种“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另类”的，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文化现象的评论上，而没有对其生产的过程进行必要的严谨的分析。这样，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文化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是结论十分简单而表面的判断，而没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分析过程中就没有任何倾向。曾经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者？我的回答是：不管别人说什么，你只管睡你的觉，醒来了等他讲完了，你只要讲一句“政治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是空谈”，别人就当你是自由主义者了。换句话说，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人们不是经过思考才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从一开始就先有了结论，然后才找一个路径去论证这个结论的“合理性”。放弃过程的分析，而只注意结论，至少就方法上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但是，这种危险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增加而减弱，而是在不断的继续扩大之中。更多的人沉湎于情绪化的对于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的叫骂之中，而不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再做出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结论。结论的过于简单、集中与过程的缺席几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思想者”的通病了。作为利益单位，媒体显然更愿意追捧这种声音，因为这种声音能够聚集更多的眼球，而吸引眼球的能力的强弱则意味着商业机会的多少。
　　
　　所以，为了与这种趋势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自己对现实的分析中，我更多的强调了资本的作用。也因此，我被许多人目为“新左派”。当然，别人怎么评价是别人的事，也是别人的自由，我无法干涉，也无权干涉。我自己也没有兴趣在擦拭那些吐在自己的影子上的口水，毕竟，人还是得往前走，影子不过只是影子，走过了，口水不过是在地上而已，并不影响自己。所以，我一向懒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有朋友说我好辩，所容易受伤。其实是误会，“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自己没有权力去要求别人遵守什么规则，只能自己注意，既不怀疑对手的水平，也不做诛心之论，不去怀疑别人的动机，如果我真的有什么证据认为对手可能存在某种动机，我也不愿意直接揭穿，而是自己退避三舍。
　　
　　不同于一般的看法，我个人以为，一个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的生存经验与阅读经验的双重制约，所以，立场往往是先定的，视角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为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差异很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我强调了“站在穷人这边”的立场。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人有所谓的“仇富情结”的话，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延续的不是这种情结，而是它的对立面——拜富情结。财富排行榜一类的东西每年都能吸引许多人的关注，而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普通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通过盗窃原来的国家财产等方式，许多人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现在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结构。许多人都在呼吁富人参政，2002年，几位著名的“首富”进入政治领域引起了几近于FANS们看见明星般的尖叫、欢呼，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著名学者们纷纷出场对此做出的论证，仿佛真的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但是，我认为，更加需要保护的是穷人而非富人，权益受到更多伤害的正是那些受控于资本的劳动者们——工人、农民以及城市贫困者。他们缺乏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正常渠道，也缺乏自我组织的条件和能力，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勾结正在越来越多的侵害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的工人劳动时间都超过了10个小时却没有任何津贴，在一片呼吁宪政、法治的声音中，劳动法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的原因仍然构成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资本正在扩大的权力及其所造成的恶果。
　　
　　所以，“站在穷人这边”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现实的道义选择。一个人站在什么立场或是否选择一个立场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当然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任何别人的道义判断都无法代替别人做出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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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以来，先后在几个比较有名的BBS参加过一些讨论，甚至自己的一些文章也曾引起过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讨论。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有一个判断：今天的网络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早期的文字游戏者们的平台那样简单，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聚集与传播渠道，更不是无聊者之间的交流的手段。相比于比较早期的那种游戏文字与调侃而言，今天的网络上活跃的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观点，网络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打破传统媒体制造社会热点的垄断权力，上面的内容也更加成熟和正式。有人认为，在网上发表的文字大多是现实中因为不够水平或其他问题发表不了的，这是很不负责的说法。“大隐隐于市”，在一个广场已经成为购物场所的名称的时代里，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广场，许多人找到的一种归属感，享受的也不再是早期的那种近于手淫的快感，而是交流的乐趣。虽然可能还没有到有些人所说的“21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将出现在网络上”的地步，但是，不能不承认，网络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大众政治参与的方式。
　　
　　当然，“更为成熟”不等于已经完全成熟。网络上的文字仍然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垃圾般的文字，无论是哪一方面，几乎都不能被称为文章，而只能当成一种简单的近乎口号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从网络上挑选一批文字用来结集成书或者拿出来发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网络上弥漫着一种“伪青春情绪”，所以，文字上大多显得十分轻浮。即使是在网络上“潜水”的编辑们，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也无法一一选择。
　　
　　我们的时代存在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优秀的文章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另一方面，各种刊物却为找不到好的、原创性的文章而烦恼。许多网络思想者都处在“沉默”的状态之中，在默默的写作中，等待着一个发表的机会。许多人都把发表文章当作一种荣誉，而这种荣誉却总是迟迟不肯到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也像所谓的“70年代后”或者“新青年”们那样，把发表文章当作自己“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机会。我始终认为，如果思想与生活无关，那么这种思想就是毫无意义的。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公众传媒上所充斥的恰恰是这种隔靴搔痒或无病呻吟的文章。即使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毛发皆张的东西，也仍然值得怀疑：他们所说的是否是经过他们思考的？这些所谓的观点是否真的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这些知识究竟来自何处？这些东西与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能否解释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思想，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之外的那些人究竟在怎么样生活？如果去掉这些东西的思想还可以被称为“思想”，那么，这不是所谓的“科学的知识”，而是可怜的、可悲的知识。
　　
　　2002年年底，我就曾试图选编一些网络上的朋友们的文章结集成书出版。文章是不难找的，很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就有了一批质量并不算很差的文章。但是，出版社显然对我们缺乏热情，他们并不看好这些，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商品能否赚钱。他们拒绝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没有市场。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里，“有没有市场”是决定一切东西价值的唯一判断标准。他们的这个理由确实是“合理”的，无可埋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问，没有市场的东西就真的没有价值？难道市场价值真的等于一个作品本身的价值？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是资本的势力在作怪。我们这些作者都不过是劳动者而已，我们没有资本，没有权力决定是否可以出版。
　　
　　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石勇兄的推荐，我到了新青年网站。相比于比较老牌的文学网站而言，新青年是一个年轻的网站，但它聚集的不是一群简单的“文青”。固然，这些人里面有许多人都曾经有过或仍然有着文学梦，有些人甚至还仍然在用心的写着一些读者未知的文体难以界定的文章。比之于那些已经“浮出水面”了的“70年代人”来，我们更像是一群夜行者，走在暗夜中的旷野上，看不清来路，看不清去路，在漂流中寻找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无法被命名的一群人。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无名吧。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的生存处境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也有许多人就此发表意见。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土地私有化”，甚至有些人只要一提到“三农问题”，就说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差不多已经成了有些人的条件反射。
　　目前，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土地所有权问题，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变成农民”。而且，是否支持“土地私有化”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语境中几乎成了一个分辨一个人的立场的衡量标准，支持就是自由主义者，反对者无论是谁就都不是自由主义者。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按照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来说，自由主义是反对任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路径只有一条，就是试错演进，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根本解决方案，任何“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案都会被判为理性的“致命的自负”，是乌托邦。而现实情况却恰恰是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在寻求“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的方案。那么，就要问一句，自由主义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设计？如果支持，那就要修改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如果反对，那就不能说“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进一步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相当广泛的影响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的言说，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存在着一股“产权决定论”的潜流，即许多人对市场行为的分析与解释都是从产权制度开始的，在经济学包打天下、解释一切的今天，大有“自由主义的真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产权制度”的势头。也就是说，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产权制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而这点恰恰是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内在的冲突的。
　　退一步说，假设人们在“土地私有化”这一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歧见，可以立即实行。那么实行以后呢？是不是“土地私有化”一实行，原来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就立刻变成“农村真富，农民真幸福”了呢？显然不是。那么，农民要了土地的私有产权能干什么呢？可以用于交易，完成市场行为。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在现在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的情况下，土地产权交易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土地私有化”以后，农民将会拥有完全的土地私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农民也将会是直接的受益者。也就是说，许多人认为他们呼吁实行“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变成农民”是在“为农民说话”，是在“为农民谋福利”。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承认，土地交易的受益者不是农民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城市边缘地带。假设一亩土地买方出价是35万元人民币，而农民所得不会超过2万元。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如果不是城市的大规模扩张或大型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他们是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在目前的产权制度下，相当多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事实上的“准私有制”，给不给农民所有权在他们看来，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不会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任何现实利益。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呢？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私人资本集中土地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之所以高昂则是因为价格完全由政府规定，资本所有方谈判的回旋余地很小。也就是说，现在的土地产权交易中，买方处于弱势，而卖方处于强势。土地私有化以后，这一形势则会发生逆转，面对单个的、缺乏足够交易所必须的信息、谈判能力极差的农民个体来说，资本就会变成强势，相应的，土地集中所需要的成本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在“为农民说话”的“土地私有化”实行后，真正的受益者其实不是农民或者农民受益很小，最大的受益者将会是资本。与以前的产权制度下的交易结果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受益方从政府变成了资本所有方而已，农民不会得到实质上的利益增加，或者，农民所得到的利益增加与资本所有方节省下来的成本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一提。
　　再退一步说，在土地私有化与产权与产权交易上都不存在歧见，得到了实施，假设一个农民因为生病或子女教育问题，迫不得已而卖掉了自己的土地，那他怎么生活呢？（请注意，农民在出卖土地时往往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一般的说，不到最后一步，农民是不愿意卖出自己的土地的。而且，出卖土地所得往往马上就被支付出去了，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出卖土地，然后用所得收益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的一直是少数。）论证“土地私有化”的人早就为这一问题准备好了答案：进城啊！放开户籍管制，让他们进城。而且会义正词严的说：难道农民天生就应该是农民吗？他们也应该进城，让他们成为“城市人”。（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很感谢真诚的这样说的人，无论他们的意见是对是错，毕竟他们的出发点是站在道义一边的）那么，让农民进城干吗呢？打工。对于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技能，唯一能够进入的行业就是重体力劳动集中的产业，比如建筑业、原材料的初级加工等。这里必须考虑到的问题是：城市能够提供多少这种即便看起来不怎么好的工作岗位？这会牵扯到两个方面的问题。1、非农业产业有没有这么大的就业空间来吸纳这些劳动力？2、他们在非农产业里所能取得的收入怎么样？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劳工力供给已经差不多呈“无限供给”的状态了，所以老板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而不用担心雇不到工人。据《浙江工人日报》在2002年年底的一期上的报道说，2002年浙江省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比例高达80%；在深圳，有民工以跳楼相威胁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在山东，有民工自焚……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大批的民工不能拿到钱回家过年。也就是说，因为初进城的农民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是任意一个人正常劳动力所有者都能做到的，可替代性太高，如果他们与老板谈条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被解雇。事实上，许多老板也正在这样做。在上海，有些小餐馆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每三个月就轮换一批打工妹服务员。因为三个月是通用的实习期，工资也相应的低。实习期满她们该拿正常工资的时候，老板却以不满意为名辞退她们，而老板们根本不担心招不到人，因为劳动市场的打工妹可以随便找，而她们往往要求很低。供给增加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长速度时，价格相应的下降，这是基本的常识。如果出现“土地私有化”以后的系列反应，则劳动力的供给必然将进一步拉大与需求增长速度的差距，结果当然是劳动力价格进一步降低。也许有人会说，国家可以用法律保证一个最低工资。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供需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这种规定不会起到任何实质作用，更不用说老板们还和执法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所以不会受到制裁了。即使法律真的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前面说到的餐馆老板定期换服务员的现象仍然不能杜绝，因为，法律总不能禁止用工方设置实习期吧？而实习期是不会签劳动合同的，就是真的上了法庭，也一样没证据，要知道，现在都不能无罪推定啦！另一个问题，农民进城后的收入是否比正常条件下的农业收入高呢？农民在城市里缺乏最低限度的生活保证条件，所有的支出都必须以自己的劳动收益负担。当除去这些基本生活支出之后，农民是否仍然能取得比正常条件下的农业收入高的收益呢？在广州一带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民工的工资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义无返顾的进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乡隔绝，信息不对称、农民对城市产生过高预期的结果。于是，所谓的“农民进城”以“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市民”的办法的最后受益者又一次成了资本所有方，而不是农民。
　　总体上说，“土地私有化”所引起的系列反应中的每个环节，受益者都不会是农民，而是资本所有方。这难道是“在为农民说话”？说得好听一点，是好心办了坏事，“欲得一鹿而误得一獐”；说得不好听，这种观点就是在为资本所有方——即资产阶级——谋取更大的利益，持论者就是资本扩张的马前卒、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

　　按理说，这样重大的事关“精神”的话题不该我这样的民工来讨论，因为，“老百姓又不要过精神生活”（刘小枫语）。但是我仍然愿意冒昧一试的原因很简单，似乎我们都只是这个民族的身体，大学才是精神，既然精神是指导身体的，那我们就得关心关心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它特别蠢，所以没有“精神”。它没有精神，但是很有性格，性格就是愚蠢。而且，不管从哪方面说，当代中国大学的愚蠢都让人难以忍受，基本上没有一个不愚蠢的可供品鉴。
　　
　　基本上，大学里的人可以分成学生和老师，然后学生又分普通学生和干部，老师也分成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我们一个一个的看他们到底蠢不蠢。
　　
　　一般来说，上了大学的人总比没上大学的人要蠢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大学得通过考试，而且考试的方式极其僵化，只有记住老师在模拟试题里教给他们的那些教条，才能通过考试。如果一个人是聪明的，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么他就怎么也不能接受老师教给他们的那些教条；对他们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能理解的东西。而那些没有想法比较愚蠢的人就有了优势，他们反正“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管它三七二十一，只要记住就成，考试的时候按自己记得的往纸上一添，一切OK。就这样，愚蠢的人就上了大学，而聪明的有想法的人却只好回家去种地或者去打工什么的。理工科的人可能觉得，我们学的东西不是教条，是科学，不是靠记忆的，所以，只有聪明才能考上大学。要是谁这样想，就越发能证明他愚蠢了。一个热材料处理专业的研究生都读了二年级了的人去工厂里实习了一个月，干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打了一把锤子出来，又笨重又粗糙，基本上不能用。可是这样的活儿对聪明的人来说，只要在随便一个铁匠铺里学几天的人一天就做出来了。
　　
　　再来说学生干部。什么人能当学生干部？就是比一般学生蠢没想法的人。因为在大学里能不能当上学生干部能不能入党，全得看跟老师的关系。而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比较蠢的人。这种愚蠢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老师说什么他就跟着说什么，这样的人比较听话，老师当然喜欢；另一种往往看起来比较有性格，比如说他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坐在前排，问老师一些傻得不能再傻的问题，老师一般都会觉得这种人比较虚心好学，当然也喜欢。当上干部以后，他们就比当群众的时候更蠢了，因为不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跟老师“协调”好关系，跟老师的关系不好，他们当干部就白当了。因为他们当干部本来就不是打算“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了捞取各种资本，比如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老师会优先推荐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有这种好处，他们当然肯干，而且一定要尽最大可能符合老师的意愿。
　　
　　再来说那些行政管理人员，就是爱让别人叫他们老师而其实他们从来都没上过讲台也什么都不懂的人。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先是在企业里当领导，结果搞得连年亏损，上级领导说，既然你实在不适合在企业工作，那就去当行政领导吧。大学里跟这个差不多。只要进去了，先试着当老师，要是老师当不好，那没办法，就当行政人员算了，不用承担什么科研项目，也不用管上课效果。当然，这就证明他们是比一般能上讲台的人要蠢。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比普通学生更蠢。只有蠢了，才能“认真”贯彻上级部门的指示嘛，才能不担心学生比自己强，因为在蠢的人眼里，再优秀的人也没用，照样得听他们的。越是蠢就越是有权利欲，有一点点权力就一定要用，一有机会就有，只要这种方式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有比别人强的地方，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是没必要这样做的，越是这样做的人，越是能证明他们的愚蠢。
　　
　　最后来说那些老师。对大多数人来说，总会觉得，大学老师总是比较有文化的，是得尊敬的。就是在大学改革的讨论里面，舆论也对教师大表同情，好象老师是无辜的。其实不然，老师跟他们一样蠢，比行政管理人员强不了太多。首先，当大学老师，得有文凭，比如博士什么的。这就得通过那些无聊的考试，而这些考试里最重要的又总是政治和英语（理工科得加上数学）。在大学里，如果看到那些比较刻苦、在用功的人，千万不要认为这种人很上进，其实他们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考试一种技能，就像妓女必须会叫床，明星不会唱歌也要强装一样，他们的刻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只是为了训练一种技能。时间都用到背英语单词、背政治说教、做数学练习上去了，哪能有时间看书获取知识呢？从一开始，大学要挑选的就是最会考试、最愚蠢的人。其次，大学现在也改成聘任制了，看起来好象不错，是凭本事吃饭了，比以前强了。其实也远不是那么回事，同样机械、僵化的。到时候得看发表的论文、在学校里是不是积极参加了什么白痴活动、是不是博得了老师的喜欢、拿过什么奖学金一类的硬杠杠。当然，现在好象情况好些了，有了些真的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希腊罗马什么的了，都会骂马克思了，还能做出很“激进”的样子来吸引眼球。其实这又是看错了，他们自己是有了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只是一种“习得”的知识，而不是“思得”的知识，他们自己是从来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跟着嚷嚷“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一类的顺口溜，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那样“真诚”的呼吁民营企业什么的？最后，其实大学老师也是追星族，大多数人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他们仅有的那些所谓的“思想”的来源很单一，就是看别人发表的文章，然后记住了就在各种场合拿出来现一现。好在这年头的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不看书的，不懂装懂别人也分辨不出来。
　　
　　制度什么的，别人说得很多了，我就不重复了。反正，再好的制度也得靠人，人很愚蠢，制度再好也没用。所以说，中国大学是不可能有“精神”的，因为它在各个层面上要求的都是最蠢而不是最聪明最会思考的人。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再举一个例子。一般来说，大学老师最愚蠢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不知道，而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处发言，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还要给别人“启蒙”。我曾遇到一个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老师，他曾说，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那些叫做经济学家的人其实基本上是对经济领域最无知的，这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够了，前面的经济学对事物的解释总是会有后面的人推翻，这样一拨接着一拨；还有，经济学家的预测里面基本上99.99%是肯定要失误的。
　　
　　不过，这也不要紧，反正这年头，到处都是越蠢越有好处。所以上，大学不用觉得冤屈。只是，大学不该嚷嚷什么大学精神，更不该以为自己是别人的“精神”。

　　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如果要对中国自1978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解释而只许用两个字的话，那么这两个字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市场。这一观点流行的结果是一套以市场为起点的顺口溜式的推论：市场自由会导致社会自由，社会自由导致社会民主。在这里，市场、自由、社会、民主这些基本概念都被广泛的认作为一种元概念，即无法再分解，无须再分析，只有在认同它们的基础上对话才能展开，思想才有可能。姑且不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武断和由此造成的话语霸权，对这些本身而言，也已构成了流于迷信的江湖骗术的危险。在这样的语境中，《反市场的资本主义》遭到冷遇并不奇怪。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作为本书导言的汪晖的长文《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虽然只是以思想史的方式处理了复杂的卡尔·博兰尼、布罗代尔的思想意义，但它作为一个文本，自问世以来就不断地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评论。当然，这些评论都已经越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而进入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这个框架下被讨论。固然这主要是因为汪晖本人在学界的公众形象，但在今天重新提起这篇文章却是因为他的主题：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甚至，是经济史还是经济学这个题目本身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以并不对立、也不对应的两个概念会在这里相互排斥？
　　首先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字面含义上来，追问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在结构相同的“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显然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而对象则是法律。按照这一理解方式，能否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对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或者是倒过来，是对经济的政治学分析？这样的重新理解和界定是必要的，而不是单纯的字面游戏。追究这个问题的答案便进入了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如何评价政治经济学。在当前的语境中，政治经济学被更多的当成了一种左派甚至只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但是，现代经济学所广泛采用的数学模型的分析模式并不是从亚当·斯密而是19世纪末边际分析学派兴起开始的。在从亚当·斯密到边际分析学派兴起的这段时间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不排斥，即使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也更多的是与经济学可以互换使用的两个概念。假如我们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对政治的经济分析或对经济的政治分析，那么就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恰恰是对经济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了一门规范的社会科学学科。
　　从边际分析学派开始，现代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而原来的政治经济学则逐渐被边缘化，原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也一同被扬弃了。今天所谓所有的经济学都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同样无法掩饰，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指涉，早已大大背离了它原初的含义。与政治经济学传统中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决定”关系不同，现代经济学大多抽掉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而使它成为纯粹的“经济学”。也因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所赖以展开的历史分析逐渐退化成为当代学科体系中的“经济史”。在“经济史”的范畴中，中心问题是经济的历史延续性，而不是同一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这样，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遭遇了共同的被边缘化的命运。
　　卡尔·博兰尼与布罗代尔都被一般地认为是经济史学家。但他们的著作所关注的不是经济如何“自发扩展”至今，而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制度的形成如何深深地受到政治事件与制度的决定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汪晖的问题：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在当代才有必要以经济史的面目出现。因为，在现代经济学兴起后，当下的语境中，政治经济学甚至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以经济史的装扮出现。
　　马克思一再明确的把政治经济学视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且断言李斯特是它的终结。然而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正如汪晖所言，马克思才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只不过汪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意义上的了。政治经济学选择与经济史而不是其他的经济学子学科结合，其实也另有原因。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一种静态条件下的分析与描述，面对纷繁的历史，它无能为力，不是型而上的抽象处理就只能依赖统计数据，而无法顾及同一背景中的政治与经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才是资本主义？
　　经过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相对的概念都已经变得不再自明了。在一个人们羞于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年代里，资本主义似乎已无法被明确的界定了，而只能采用“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这样的排除法。甚至有相当多的人有意的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成分。然而，这里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而是非常公式化地使用了这一概念，粗略说来，大致可以被化约为国家干预经济、高福利和工会主义；而资本主义也被前定的预设为自由市场和竞争。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概念十分明确，即资本雇佣劳动，并由此导致剥削。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首先解释的并不是资源如何最有效的培植，而是论证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合理性，即不同的人群在经济中所处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再明确地说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才“必须”批判政治经济学。换句话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论证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现代经济学不同，它主要围绕市场展开，供求关系、均衡、企业理论等等。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市场是天然的形成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的去适应它，使它更有效更良好的运转。它的理论假设是，在充分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所有人的福利都同时提高。因此，现代经济学中不能过多的关注不同的、具体的人在现代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则是“资本主义的”。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都是这样。而且，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事实上扮演了人类社会的模板的角色。因为市场需要公共产品，所以有了政府；因为市场需要共同的规则，所有有了道德与法律，而且不断地通过竞争来筛选；人们由于交易活动而被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了社会。然而，这里必须追问一个“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即先有市场，还是先有人类社会？是先有国家还是先有现代市场规则？固然可以认为有经济就有市场，因而自从有了人，就有了经济。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显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代的市场也不是古来有之的。现代经济的发生是在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经存在的时代，现代市场的形成也无时无刻不在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市场是镶嵌在人类历史中的，而不是相反。进一步，由现代经济学所演绎出来的社会理论就只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词。
　　由于现代经济学把“市场造社会”当成了一种理论预设，所以它对历史无能为力。而在历史学家看来，市场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没有固定不变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史因此而成了当代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学，它不把目光限于市场内部，而是关注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及在不同时代显现的不同形态。
　　自由贸易也许为此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这是无须饶舌的问题，天经地义的如此，古来然之。然而对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往往并不单纯的只是经济或市场的需要，而取决于许多因素，甚至“贸易保护是正常状态，而自由贸易才是反常的短期现象”。并且，“自由贸易”展开的过程中，充满了战争与暴力，只有在剥夺了不贸易的自由的前提下，自由贸易才得以展开，鸦片战争就是如此。曾经有而且现在也仍然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主要的责任应该由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承担，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为的只是能让市场秩序“自发地”扩展到中国。然而，炮口下的交易能算是自由贸易吗？如果连最起码的买卖自由都做不到，还是什么自由贸易？
　　
　　资本主义反对市场
　　
　　在中国特殊的思想语境中，1990年代的市场在很多时候的真实含义应该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它的本来意义。直到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整合，资本主义才作为一个论题浮出水面，成为讨论对象。似乎，市场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市场的唯一形式。然而在卡尔·博兰尼看来，市场却应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人与人交往沟通的整合模式”，另一种是“指称历史上曾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交易场地、机构和制度”。前一种意义上的市场常常被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模式，而后一种则仅仅存在于对经济史的描述中。
　　如果说后一种意义上的“市场”是对历史存在的一个抽象概括，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那么前一种意义上的市场则更多地被神化了，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忽略了它可能包含的历史内容及不断衍变的过程。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市场”在大多数时候都接近一种“道可道、非常道”的状态，并被有意地描述为一个不断膨胀和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来的“市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天然合理的状态。但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它的形成过程与国家的种种作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市场的品质和特征。1990年代中国的市场是被“建立”起来的，而非“自发扩展”而来的，过多的强调它的自我调节能力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布罗代尔在它的书名里就已提示出，他把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他那里，物质文明是不用于交易的生产活动，资本主义近于大资本主义垄断，在这两者之间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因为资本主义即意味着趋向垄断，所以，它天然的反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在反对市场。事实上，1990年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并未妨碍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也未对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明显的垄断趋势构成有效的阻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大型跨国公司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性力量，并且常常为资本利益而反对政治行为。“资本主义”不仅反对市场，而且反政治。这才是对流行的“市场=资本主义”公式的嘲讽。就中国而言，官僚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在所有领域都全面地反对市场的自由竞争和流通，并且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打击与之竞争的民营资本。而民营资本也逐渐发现，与其激烈的反对政治干预，不如利用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而选择一方依靠，谋求政治保护。如果说，民营资本主义曾是政府干预最激烈的反对者，那么今天它则是已经学会了利用政治为资本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民营资本与官僚资本，权贵资本之间的差异性也在逐渐消失，国家越来越具有“公共性”了。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命运依旧，即使最自由的市场，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仍然十分有限，反正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一夜暴富也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上演。对于他们来说，为谁打工已不重要，重要的只在于为谁打工对自己更有利可图，因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市民”。
　　
　　2003年11月于杭州

　　1968年。这一年，中国人正沉浸于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宝书铺天盖地，大字报漫天飞舞，大辩论的人们彻夜不眠，走资派和保皇派正在被工农群众们施以“人民民主专政”，或是无休无止的批斗会，或是在牛棚里面壁思过，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口号中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发配到遥远的“广阔天地”去经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国的人们对此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何止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在造反。在巴黎，学生们在街垒里和警察战斗，哲学家萨特也站在街头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在日本，愤怒的反战者把美国派往越南的航空母舰“企业号”重重包围起来，直逼到它比预定的时间早四天离开佐木堡。在古巴，哈瓦那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们召开了全球大会，一位预定的演讲者因为勾引了古巴一位官员的情人而被迫放弃与会，匆忙逃走。在希腊，美国接替英国，帮助军人集团对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的镇压。在美国，年轻的学生们发动了反战运动，后来成为拳王的阿里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坚决不去越南打仗，唱片歌手厄莎·基特把反战的消息带进了白宫，并呼吁总统夫人理解“孩子们”的造反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们正准备发动一场改革，杜布契克被“推”上了第一书记的位置。在苏联，几位年轻作家的被审判引起轩然大波。在西德，学生们喊着口号站在街头抗议伊朗国王的来访，因此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引起战斗。
　　
　　这还不是全部，不是1968年十二个月里发生的全部事情，仅仅不过是第一个月里的一些事情而已，更重要的是，格瓦拉的继承者们正打算在全世界更多地方发动游击战争来分散美国的兵力，缓解北越的压力。左派，共产主义，自由，反抗，造反，这些词构成了这一年绚烂夺目的历史景致，是这一年的关键词。这一年流行的不是后来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一类的人，而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和切·格瓦拉。格瓦拉的尸体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死人，被拍成照片，与他的头像一起流传。毛主席像章首先开始全球化，无数的抗议者们高举着这位后来被视为一个与秦始皇不相上下的独裁者的语录和像章，把他奉为偶像，直到今天人们看新一代的拳王泰森的比赛转播时还能看到他胳膊上的毛主席文身。
　　
　　这一年的流行色是红色，红色弥漫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以自由为名的党旗帜鲜明的与左派站在一边。一切看上去都在骚动不安之中，谁也无法平静下来。这是生机，还是回光返照？人们无暇反问，似乎一个新的世界将真的在大乱之后到来。
　　
　　然而，这一年却不是新时代的开端，更不是左派胜利的起点，而是所有反抗运动的滑铁卢。格瓦拉在前一年就被杀死在玻利维亚，他的尸体被FBI秘密的掩埋。美国的警察送给反战示威者们的不是妥协和谈判，而是步枪、达姆弹、机关枪、催泪瓦斯、梅斯催泪毒气、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苏联的几位年轻作家接到的是法庭审判通知。越南收到的新年礼物是更多的军队和航空母舰。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背叛终究招来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苏联的坦克和装甲车。日本包围美国航空母舰的结果是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造成150人受伤。希腊的内战中，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最终被拉进北约，等待先前的左派的是刚上台的上校们的种种酷刑，头发被大把大把的扯下，指甲被连根拔掉，2777人被施以电击。德国的警察们也不甘落后，朝抗议伊朗国王访问的学生们开抢，一名叫本诺·昂尼索格的学生被当场打死。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发动了春节攻势，然而照来的却是1月31日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被一支勇敢的游击队占领。“五月风暴”中的法国更是伤亡惨重。
　　
　　北越游击队胆大妄为的行动——在1月31日攻占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激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一场新的扫荡很快发生。2月初，一支试图攻打总统府的游击队与政府军和美国军队对峙了三天后，终于投降，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穿着黑裤子带着9名游击队员从他们最后的堡垒——一家小旅馆——里走出来，双手举过头顶。但他们换来的是被全部处死的命运。一个大约只有35000人口的小城槟知被一支大约2千5000名左右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占领了，美国官方对此发明的声明中称：“拯救槟知的惟一办法就是摧毁它。”美国军队对古城顺化发动的猛烈攻势中，武装直升机、俯冲式轰炸机以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支持地面军队的行动，古城立刻被占领。但是，春节攻势也引起了美国内部的强大分裂，纽约议员鲍比·肯尼迪说道：“对越南的情况讲真话的时候到了。我们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政治妥协不仅是通向和平的最佳道路，也是必由之路。”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写道：“每一个被炸的村庄都是我的家乡。”美国的左派积极发动学生举行游行时，来复枪、催泪瓦斯和机关枪也被迅速的配备给了12000名警察。2月17日，“越南问题国际大会”在一个左翼学生组织的主导下开幕，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挪威、丹麦、奥地利、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们参加了，会议大厅里悬挂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和格瓦拉著名的口号：“革命者的责任是发动责任。”18号，群情激愤的与会者们组织了游行。红旗、卡尔·李卜克内西、列宁、罗莎·卢森堡、胡志明和格瓦拉的画像一起，飘扬在那一天西柏林冬日寒冷的上空。
　　
　　在1968年革命者的眼里，社会主义和左派都是神圣的字眼，苏联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标本，更不是革命者的家乡，都是一样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遭到了游行的学生们的嘲笑，西德的抗议者们隔着柏林墙对东德的人们发表演讲。自由是神圣的，任何统治在他们看来都是不义的，都要被打倒，无论统治者们头上的帽子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这时还不是西方社会的外衣，无论总统和议员、将军们怎样解释他们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年轻而富于血性的学生们都一样不愿饶恕。一张当年的照片上，一个抗议的学生瘦弱的身躯被三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摁在地上，另一个警察的膝盖正顶在他的脸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配备防暴装备的意大利警察防卫一个用书本武装起来的学生”，防卫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警察们的理由是防卫，而他们的对象是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学生们对警察们的攻击不过是向他们投掷石块和垃圾，而警察们用来防卫的却是警棍和催泪瓦斯，甚至还有步枪、机关枪。社会主义波兰的警察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政府给学生的最后通牒是：如果学生们不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他们的罢课，到9点钟时他们将被赶出校门，与此配合的是大批的警察开到学生们集会的广场上，包围了他们。英国的一名女性示威者被两个警察——一个抬着脚、一个拎着头——架出了广场，另一位神情严肃的警察正在用力的拍打她的屁股。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手插在裤兜里，不屑的看着广场外面聚集着的人们，而群众只能在广场外面远远的举起拳头，他们知道，警察手里早就给他们准备好了礼物。法国的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但很快就被驱散了。
　　
　　约翰逊总统宣称将与北越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宣布只对北越进行“有限的轰炸”。“有限的轰炸”把北越的一个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人们四散奔逃，父亲失去女儿和儿子，丈夫失去妻子，妻子找不到丈夫，孩子找不到亲人，当一个父亲找到自己女儿的尸体时，她小小的身躯已被炸弹炸飞到了30英尺以外的地方，埋在一堆灰的下面，而她这时只有13岁。是啊，这是“有限的轰炸”，比起后来的“地毯式轰炸”来，美国军队已经很仁慈了，好歹也能找到尸首。美国国内这时的黑人民权运动轰轰烈烈，马丁·路德·金在一个平静的傍晚被枪杀，给他送行的人们悲愤的挤满了亚特兰大的街道，而市长却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宣布整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4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占领了城市要道。
　　
　　警察在任何一个革命时期都扮演着最让人讨厌的角色，虽然人们的语言并不一样，但在这个年代里，警察却有一个所有语言中都相同的名字：猪猡。警察们挥舞着棍棒、扛着步枪和高压水龙头，当然也少不了催泪瓦斯这种必备的“防暴”武器。在这样的时代里，警察们没有比学生造反者更可怕的敌人了，学生们敢在街上游行，敢烧掉汽车，敢朝戴着钢盔的老爷们投掷石块和易拉罐，法国激进的学生还筑起街垒，准备重演巴黎公社的历史。戴高乐总统看清楚了，法国已经到了革命的边缘，他赶紧趁着夜幕的掩护离开法国，跑到西德与人达成交易，以释放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犯下罪行的罪犯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造反的学生们。五月一日劳动节，北京宏大的阅兵场面让法国青年们激动不已，喊出“打倒警察”的口号。面对荷枪实弹，学生们能拿得出来的武器只有木棍和石块这些最原始的东西，而他们连夜筑起的街垒在警察们的全副战斗装备下根本就不堪一击。街垒被冲开后，防暴警察们一个手里拿着盾牌，一个手里拿着棍棒和武器，头戴钢盔，身上批着共和国卫士的外套。在他们脚下躺着的，是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任何战斗训练的学生，双手抱着头，棍棒和皮靴像雨点一样飞向他们的身体，腹部、面部，女性还包括更柔软的地方，警察们或许是受了很长时间的压抑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对待学生的态度丝毫不比中国造反的红卫兵们对走资派们的态度逊色，只要是能出击的身体部分，一律都派上了用场。学生们被包围在楼里，受伤者昏迷不醒，被只受了轻伤或还有战斗力的学生围在中央，警察们的手榴弹、燃烧弹和催泪弹不断的飞进楼里，学生们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放弃抵抗。如今的人们奉为英雄的戴高乐总统坐在办公室里听完部长们的汇报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革命终于被镇压了。
　　
　　不，革命还没有结束，真正的、规模更大的战斗还没开始。学生造反者们的鲜血流淌在巴黎的大街上，步履艰难的伤病员被警察们架进监狱，汽车和街垒的残留物触目惊心的占据着巴黎的早晨。巴黎，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名字，浪漫之都，但在3月10日这一天，巴黎却遭受了血的洗礼，流血的是年轻的学生。这一天的历史应该被所有的学生们记住，“街垒之夜”里的战斗不仅是巴黎人纪念的日子，它属于所有的年轻人。在这一天的历史面前，所有的妥协者都是无耻的叛徒。工人总是统治者们最担心的阶级，但他们也是最有正义感的人，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却有着最淳朴的良知。在鲜血面前，他们勇敢的支持了学生，和学生手挽手走在巴黎的街道，工厂的汽笛声长鸣，表达着他们对统治者们的残忍的愤怒。10万工人从工厂、铁路、码头、油田、机关、银行、商场、政府大楼里走出来，鲜红的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顶，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再见、戴高乐，再见、戴高乐”，连士兵们也接到了呼吁他们支持学生的传单。全世界都在这几天里发生了革命，但都无一例外的被镇压，日本的铁路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截获了一列为美国军队运送弹药的火车，只有九个小时，警察们就驱散了人群，给美国大爷们的杀人事业清扫好了道路。
　　
　　美国深险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政府和将军们许诺的胜利迟迟没有到来，来到人们眼前的只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生命被送上战场，美国一些女性感叹到：“难怪孩子们要造反”。谁都珍惜生命，都都会怕死，谁都不愿意到战场去冒着自己被杀死的风险去杀别人，尤其是当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一场侵略战争的时候。愤怒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年轻人们的反战运动相互结合，胡志明在法国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人们还为他庆祝78岁生日，瑞典、英国、日本的人们在六月炽热的太阳下面走在大街上，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帝国苏联也不甘落后，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邀请，隆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正如美国的飞机大炮被源源不断的送往越南。在北越的丛林里，游击队员在坚持战斗，反抗侵略；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捷克人用游行抗议苏联军队的入侵。美国的轰炸在继续，苏联的坦克也毫不犹豫的向示威者开火，越南人与捷克人的鲜血都表达着同一个正义的事实：反抗侵略。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也招来了警察，枪声在街道里呼啸而过，运动的领袖们被抓进监狱。墨西哥的警察向被学生占领的国家大学发起进攻，学生们同样遭到了殴打和被捕，士兵们站在坦克上，枪口朝向一坐大楼，他们担心那里的工人起义。
　　
　　这一年，奥运会在墨西哥举行，墨西哥的统治者革命制度党担心学生们的造反影响了游客们观赏墨西哥风光的心情，更担心他们好不容易争来的发财机会被学生们葬送。10月2日晚上，墨西哥总统命令部队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开枪。广场上有一万多人，他们正在听一场演讲，六十多人被杀死，一百多人受伤。作家何塞·里胡塔斯写道：“政府里的那些绅士们都是行尸走肉。正因如此，他们屠杀我们。”叫喊声和子弹的呼啸让人们听不清楚演讲者的内容，其实，他说的不过是让人们取消原来计划中的游行。22辆卡车，14辆装备了机枪的吉普车，还有许多坦克，演讲者呼吁听众：“我们请求你们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家去。”但是军警没有理会这些，他们从广场的各个方向冲了进来，对着四散而逃的人们扫射，人们尖叫着奔逃，公寓楼的窗户上所有的玻璃都被子弹打得粉碎，灯光在这时理所当然的被熄灭了，人们找不到自己的同伴和亲人，血流和尸体混在一起，受伤的人和死人混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墨西哥政府已经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阻止奥林匹克火焰在10月12日平安进入体育馆”。是的，火焰将平安的进入体育馆，因为可能影响“那些绅士们”发财的“暴徒”已经躺在了血流里，永远安静了。北爱尔兰人的抗议活动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游行队伍刚刚早到公爵街，两派皇家警察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人们商量着该怎么办的时候，警哨就已吹响了，警察们冲了进去，警棍和身体碰状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有人逃进商店，也被抓出来继续打，“警察们仿佛并不是只想把慌乱的人群驱散，而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打翻在地。”加利福尼亚的警察也冲进伯克利大学，抓走了121名学生，学生们占领了一个大礼堂，堵住警察的去路，要求他们放人，但很快门就被撞开了，警察凶神一样的冲进礼堂，把墙上悬挂着的旗帜——无论是红色还是黑色——都扯了下来，学生们则被赶到在外面等候他们的警车里。11月马德里爆发了反对佛朗哥的学生运动，警察们毫不客气的带走200多人，十多个人被以“恐怖”活动的最送上法庭。在这一年里，无论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自命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赤裸裸的独裁国家，对待学生们的造反态度毫无二致，警察把棍棒、子弹和拳头皮靴送给了学生。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在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造反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一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是一样的？
　　
　　一个人被五花大绑，手绑在背后，脸帖着冰冷的马路，两只脚在无助的挣扎着，身强力壮的警察用一支警棍横在他的腰上，以防他反抗，另一只手按着他头。一个黑人示威者头上鲜血淋漓、手被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箍得紧紧的，其中的一名看起来力气比较大，还边走边用另一只手里的警棍敲打着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不幸者。强硬的里根总统派了一个更强硬的校长来对付罢课的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们。这位博士先生站在讲台上高声说道：没有无辜的旁观者！450名学生在这次罢课结束后遭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意大利反对失业的游行者有100多万人，并且坚持战斗直到1969年的“火热之秋”才结束。
　　
　　当“巴黎左岸”成为最后一个左派社会运动符号的时候，曾经被当作革命圣地的中国人现在正盘算着如何“告别革命”，担心失业工人变成新的暴民，更多的人则拜倒在哈耶克那张生硬、呆板的脸孔面前，虔诚膜拜。1968年发生的事情在即使出生在1968年的人眼里，也是那样恐怖——不是因为血腥的镇压，而是学生们的造反。左派这个让1968年革命者激动万分的身份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恶谥，社会主义更是已经被苏联的解体证明为失败，有人迫不及待的跳出来说：历史终结了。1968年革命者口里高呼的名字是“胡、胡、胡志明”，而今天却是哈耶克符咒般让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当年的反战示威者和造反青年如今已经事业有成，正西装笔挺皮鞋裎亮的坐在高楼大厦里，享受着他们当年声嘶力竭的反对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老一代的统治者们不是已经进了坟墓，就是已经成了历史铁蹄下的冤魂，新的统治者们正是当年的造反者们。我们这些还没有造反过的人呢？造反，还是早点开始学习怎样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尽快成为统治者们的一员？
　　
　　2003年3月13日

　　据说，《尤利西斯》是反英雄的，里面所有的人物原型都来自希腊经典《奥德赛》，却又与《奥德赛》里所有的人物形象刚好相反。奥德修斯勇武，布卢姆就懦弱；裴奈罗佩坚贞，莫莉就荒淫；忒勒马科斯从一个毛孩子变成真正的男子汉，斯蒂芬就从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到理想破灭之后的堕落。《奥德赛》讲的是奥德修斯上天入地、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逐步接近家园，简直可以称为希腊的孙悟空；而《尤利西斯》讲的则是布卢姆从一次屈辱到下一次屈辱，一个颓败到下一个颓败。
　　如此看来，《尤利西斯》确实是反英雄的。
　　但是，这需要确认一个前提，就是承认《奥德赛》确实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奥德修斯是战无不胜、智慧过人的英雄，而裴奈罗佩则是坚贞不屈的烈女贞妇。可是，这个前提真的就那么确定吗？奥德修斯果然是那样值得我们崇拜的英雄么，裴奈罗佩果然是坚贞的么？
　　伯纳德特是施特劳斯的弟子，对古圣先贤们的微言大义独有心得。他就想到了别人没想到的问题。比如说，奥德修斯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伊萨卡去？裴奈罗佩既然是那样坚贞，何以不直截了当地拒绝那些求婚人，却要白天织布晚上拆掉拖延时间这种暧昧的方式？还有，莱耳忒斯不也曾经是有名的英雄么，何以奥德修斯与阿开亚英雄们一起远征特洛伊的时候不请他来看护一下家门？裴奈罗佩如果真的对那些求婚人讨厌至极，为什么不请莱耳忒斯出手相助？须知，那种莱耳忒斯“廉颇老矣”的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后来奥德修斯归来，一起剪除求婚人时，他还曾有过不错的表现。（详参伯纳德特：《从柏拉图读‘奥德赛’》，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照伯纳德特的看法，只要知道宙斯是怎么从克罗诺斯那里得到王位的，就可以知道莱耳忒斯与奥德修斯之间的权力转移是怎么完成的。如果说“逼宫夺权”不会影响奥德修斯之为英雄的光彩的话——因为唐太宗也是这样做的，却没有影响他作为千古圣君的名声，——那他把受伤的战友遗弃在荒岛上、看见别人比自己聪明就设计陷害、别人都在应用作战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的往后溜、战胜了就想抢战利品也能算是英雄行为？埃阿斯作为一介勇夫，对奥德修斯的指责难道真的毫无道理？至于说他的所谓智慧，不过就是些阴谋诡计、尖牙利齿罢了，在希腊的那个时候，可是不崇尚这些的。伯纳德特看得明白，荷马其实根本就不喜欢奥德修斯。
　　再回头来看《尤利西斯》。照许多人的看法，《尤利西斯》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通篇充满对于现代生活的冷嘲热讽，在那荒诞的面具背后更多的不是想象和对自然的惊讶，而是对现实人生的失望、苦闷和悲哀。”可是，我有些疑心，这“对现实人生的失望、苦闷和悲哀”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精神现象，而是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时兴起的。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遁世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要说乔伊斯所反映的无奈只是现代才有的现象，难免有些勉强。
　　但是，《尤利西斯》里的失望、苦闷和悲哀确实是很有些与庄子的选择逍遥不同的。布卢姆所面对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生活于现代生活中的所有人所面临的现实。莫莉能够肆无忌惮的与人偷情，理由也许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既然布卢姆已经失去了性能力，便无权再过问她的性事。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启蒙后对性是没有统治权力的，启蒙思想家们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莫莉还没有喊口号，铁匠西蒙的老婆与妓女玛丽昂的态度再明确不过，就直接质问大街上阻拦玛丽昂卖淫的人民：这是身体的自然需要，有什么无耻的，干什么要遮遮掩掩？（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换句话说，莫莉相信，婚姻是性是两回事，丈夫失去性能力不应该影响他们的婚姻；而丈夫既然不能满足她，她就要另外找人。基于个人身体的自然欲望不能被压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就是启蒙的结果。只不过，启蒙思想家们所谓的“自然正义”实在不该叫做自然正义，而该叫做欲望正义。启蒙思想家们所谓的自然其实不是自然，而是人类天生来的欲望。因此，现代主义者们怪罪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述总是围绕着“欲望”这个概念展开，实在是搞错了，欲望本就是现代主义的先祖们从潘多拉盒子里解放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不过是把启蒙的这一方向发扬广大了而已。与后现代主义者相比，现代主义者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打这个意义上说，莫莉真可谓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而布卢姆多少有些让人觉得就是乔伊斯自己的化身：面对现实，充满不满，却又无能为力。
　　因此，布卢姆的性无能可以看成知识分子想要批判却无从下手，布卢姆面对莫莉的无奈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奈。资本主义就像是莫莉，相信自己是天然正义的（哈耶克就把资本主义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那种试图压制自己发展的东西——比如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不道德。
　　莫莉的肆无忌惮与布卢姆的无能为力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启蒙思想家们把欲望从上帝的袍襟下解放出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霸权话语体系，莫莉与布卢姆一样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莫莉用这套话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布卢姆跳不出启蒙宏大叙事的圈套，所以感到无能为力。这些都是因为，启蒙颠覆了启蒙之前由宗教所规定的美与恶、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美德与恶德之间的秩序，搞乱了人赖以评价自己行为的价值规范。刘小枫说得对，启蒙是一个伦理事件——他所谓伦理是指“生活样式”，“有多少种生活样式就有多少种伦理”。莫莉对启蒙之前的一切已经毫无印象，所以心甘情愿的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启蒙者们的教导，而布卢姆则夹在中间，要还是不要道德，这是布卢姆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的大问题。
　　看起来，布卢姆不仅是把斯蒂芬在潜意识里看作自己的孩子，而且确实是把斯蒂芬当成自己精神的孩子。斯蒂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对斯蒂芬本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布卢姆的意义却更大。斯蒂芬“活着，还是死去”，对布卢姆来说，意味着还有没有明天、未来和希望。所幸斯蒂芬终于还是没有选择与莫莉发生点什么，而是选择了出走。对布卢姆来说，这个结果是他所能指望和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对乔伊斯而言，这也是他对未来所能有的最乐观的设想。
　　可是，斯蒂芬走后怎样？
　　《奥德赛》里，奥德修斯的回归与胜利相伴；而在《尤利西斯》里，斯蒂芬的出走意味着未来的开始。从年龄推算，斯蒂芬这一代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毁灭，最后做的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出走，而是重建资本主义。不是斯蒂芬，而是斯蒂芬的孩子们，1968年，他们在街头与资本主义做了最后决战。但是，他们失败了，并且到今天已经是各个行当里的中坚力量。从反叛到回归，从希望到奋斗再到希望破灭后的安于现实，这是斯蒂芬与斯蒂芬的孩子们的路。而中国，这条路不过才刚开始……

　　——读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
　　
　　一
　　1990年代的中国学界流传着一句话：“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话虽苛刻，倒也不是纯粹的胡编乱造。不过也说不定，真的过若干年后，人们看见的这个时代的作品不是那些煌煌巨著，而是随笔。随笔，顾名思义，当然是一种比较随性的写作。学者的随笔当然比作家们的随笔要稍稍正襟危坐些，却又比学术论著要稍微轻佻些、随意些。可刘小枫不这样想，他就觉得：“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
　　为什么“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刘小枫写完后自己说，：“如今终于成章，算是生命经历的缘分”。这就难怪了，既然是“生命经历的缘分”，当然不比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炮制专业论著要“费精耗神得多”了。这个年头的学界喜欢讲究“学术规范”，想要把学术写作变成纯粹的技术操作程序。社会学科倒还好说，人文学科要是也囿于学术规范，把自己的生命感受挤出去，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人文学者多愁善感，免不了要有些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想写，论文里不许缠夹，只好放在随笔里了。
　　随笔写多了当然也像作家一样，免不了要收集成书，谁不知道1990年代连地摊上都有“学者散文”在吆喝着出售？一般的随笔结集大多按照内容分类成辑。但刘小枫没这样做，他自己说：“文集的构思费了一番心思，读者要是留意到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就好了”。他干吗“刻意安排”？干吗不随性一点？他接着说，“时下人们正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中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难道刘小枫想用这本“告别二十世纪随笔”诱导人们“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
　　书的副题是《现代性伦理叙事纬语》。“本书的叙事纬语从人民伦理转到个体自由伦理，主要围绕中欧两位当代作家的叙事，以探讨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的差异。”换言之，对于人民伦理与个体自由伦理之间的差异，在作者已不屑于进行比较，因为人们“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是“身不由己”的，不需要进行太多诱导。
　　上引的这些话出自该书的《前记》，是一篇大约五、六百字的短文，写于1998年。这年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恰巧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新左派衔尾追击也一起浮出水面”的时候，双方的笔仗刚刚拉开序幕，“敌对的两个阵营每天都在分化、重组，有人叛变、有人当奸细、有人当领导核心”。作者是1980年代学界引领风尚的人，难道会对此一无所知，不闻不问？
　　二
　　现代性是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几个焦点之一，也是“分化、重组”的一个当口。关于这个问题，作者早有煌煌巨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堪布于世了，用不着又用随笔表达。这里关心的是“现代性伦理”。什么是现代性伦理？他说：“所谓的现代性伦理，我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可见，他不象许多人那样固执的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形式，人民伦理也是现代性伦理的一种。
　　要知道什么是现代性伦理，当然要首先知道什么是伦理？“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就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论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伦理就是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性伦理不是像古老的伦理那样，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而是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
　　他自己很清楚：“伦理学都有教化的作用”。那么，他声称“不说教，只讲故事”的“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有没有什么教化目的？如果有，是什么？
　　他的教化从对“人民伦理”的解构与批判开始。既然是“人民民主”、“人民伦理”、“人民道德”、“人民公意”……还有“人民法庭”，那就得问：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由是否给人民领袖鼓掌来决定，鼓掌是人民民主的道德意识的体现。”既然“谁是人民”是“由是否给人民领袖鼓掌”来确认，那么，鼓掌的就是人民，不鼓掌的就不是人民了。也就是说，人民领袖的话是当然正确的，要不然怎么充当衡量一个人是否人民的衡准？这样一来，“人民“就成了一个不确定的群体了，要是一个人今天鼓掌，而明天不鼓掌呢？他到底还算不算是人民？
　　他在前面还就妓女是不是人民的问题做了一番考究，“本来，玛丽昂也是人民中的一员，由于她做了妓女，就引来了这样的问题：她是否还属于人民？”要是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按照人民公意的道德，当然不是，她的行为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人民是道德清白的化身”，所以她就不是“人民”了。可问题不这么简单。要是玛丽昂没有生意的时候，一边磕瓜子，一边挤在“人民”堆里看人民领袖在讲台上进行煽情表演的时候，人民因为领袖讲得精彩而鼓掌，她不懂装懂，也鼓起掌来，是不是她就也成了人民了？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人民”看来，倒不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被现象迷惑”，哪怕是连书的正反都搞不清楚的革命干部也知道这个。像玛丽昂这样做了妓女的人，就是再给人民鼓掌，哪怕把巴掌拍烂了，也算不得人民，而是混在人民当中的破坏分子。
　　作者这样引述罗伯斯比尔的话：“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看样子，作者认为这话不对，太武断了。不过，这话在当代世界的翻版是这样的：“与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正义的，反恐怖主义的；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恐怖主义者”。说这话的不是奉行“人民伦理”的国家的人，或是中了罗伯斯比尔的毒的人，而是奉行“自由的民主”的国家的领袖。这样看来，武断不是“人民伦理”的症状，“个体自由伦理”一样没办法杜绝人武断，而武断是现代性病症。
　　三
　　既然“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而进行的人民革命也就要打上问号了。作者讲了自己读完《牛虻》后激动的心情：“我想有一番属于自己的革命经历，以便也拥有可歌可泣的一生情爱！”他想有自己的革命经历，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不是为了让自己在死的时候不会为生命的碌碌无为而悲哀，而是为了“拥有可歌可泣的一生情爱”。这个革命目的确实是不怎么崇高，他自己讲的革命经历——在山里挖洞——看来终究是没给他带来“可歌可泣的一生情爱”。因为这个革命目的不怎么样。人家牛虻就不这样，虽然他干革命“不再是为了民族独立的民主共和，而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但结果是他赢得了“可歌可泣的一生情爱”，而且，还不止一个女人。
　　照这么说，革命就是自私的人报复的借口了？那也不一定。“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要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痛苦’起来革命的伦理”，两种不同的“起来革命的伦理”的结果当然不同。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就不同意牛虻的做法。“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还不同意牛虻的暴力革命论。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不光中国人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到意大利去支援革命的英国人亚瑟也知道：“短刀可以解决好些问题”。
　　琼玛和牛虻的辩论不是小情人拌嘴，而是严肃的革命路线斗争。还等不到“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把人民的脸蛋染红”，琼玛肯定就会害怕，会惊慌失措的说：“看，那么多的血！”牛虻会一直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不是死了，他肯定会到处去“支援革命”。
　　四
　　琼玛与牛虻谁对？
　　不可杀人！这个道理其实不用上帝来说，世人都明白。像雅泽克那样不去工作、就在大街上胡乱转悠、专门等着给别人找个茬儿杀人的人毕竟不多，大多数人杀人都是需要原因的，比如窃贼要离开的时候被归来的主人发现，于是杀人灭口；比如人民法庭说某某是个反革命分子，于是斩下他的脑袋，挂在城墙上；再比如，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军队在阿富汗打击恐怖分子时，一个惊慌失措但却无辜的人被当成恐怖分子打死……至少，杀人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能让自己从道德绞刑架上解脱出来的理由才可以去杀人。现实可能还要更复杂一点。比如，一个女人快要被强奸了的时候，情急之下拣起一块砖头，就把那个流氓砸死了。她要不要为此负罪？从道理上说，即使这个女人真的被强奸了，对她自己而言，如果撇开价值判断不说，着其实不过是一次做爱而已。对女人来说，一生要做多少次爱，一次算得了什么？难道就因为她不愿意，就可以杀死他？难道一个人的生命比一次做爱还不如？做爱才值多少钱，现在的妓女的价钱谁不知道？
　　五
　　如今的时代，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地到来，早就有人预言过了，民主自由统一天下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历史也就要终结了。当然，这些不过是政制上配合“人们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的过程而已。问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用什么手段去“终结历史”？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先把一个不“自由民主”的国家在道义上宣布为流氓国家，然后用军事介入的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制，强制他们的统治者实行“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国家把一个国家叫做流氓国家和“人民”拒绝一个妓女加入有什么分别？既然妓女玛丽昂有自己的身体偏好，为什么一个国家就不可以有政制偏好？即使他们在原来的体制下的生活如同妓女被迫卖淫一样，心底里并不支持他们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去争取？再说了，人家实行什么政制，与你什么相干？
　　看来现代国家还大多数都还是“道袍的国家”，“体现个人身体曲线的国家”还未产生。“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是这制度的关键。”现代语境中，可供革命的人民与领袖参考的有两种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当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选自由的个体民主国体的国家则可以用程序限制恐怖的出现。只是可惜，理论上虽然美妙，事实总让人沮丧：希特勒恰恰是在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下上台并发动世界大战的，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下出现的结果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不过，现在的情况好一点，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中间路线”，既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的个体民主”。
　　要是这样看，两者之间的斗争就不象有些人说得那么可怕了，至少不是冰炭不同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的自由还是自由的民主？
　　六
　　自由有两种：个体的自由是“不受他人强迫的感觉和思想偏好的自由”，专制的自由是“依凭某种公意的道义有权利做什么的自由”。“两种自由的不同关键在于，自由的在体性基础是总体性或共同性的人民公意，还是个体感觉的实质偏好？”由此进一步推进，上升到政制，则是“两种民主的不同，也是由于这种自由的在体性基础差异。民主的自由是人民公意的自由，这种自由必然是人民公意专制的自由。自由的民主是个体感觉的民主，这种民主必然是有思想和感觉分歧、冲突的民主，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使得民主不可能结集为统一的公意，更不用说由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器用专政来贯彻统一的公意。”也就是说，用人民公意这样抽象的东西来劫持个体感觉偏好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专制的自由，而自由的民主因为自由在先，充分尊重了每个人的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也就形不成“人民公意”了，于是也就防止了民主劫持自由的危险。因此，只有充分尊重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主义伦理才能推倒出一个自由的个体民主的社会。
　　果然，民主和自由开始冲突了。在现代语境中，不是民主劫持自由（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自由强奸民主（自由的个体民主）。这个时候，到底要自由还是要民主？刘小枫的回答是：感觉偏好优先于自由，自由优先于民主。当然，感觉偏好也要优先于民主。
　　丹东说：“整个革命已经分化成自由主义的和专职的两部分，而且定要毁灭于没有文化的贫穷阶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因素，单是饥饿就可以成为自由女神，只有给我们的脖子套上七重埃及灾难的摩西可以成为救世主。如果你养肥了农民，革命就会半途而废。”说这话的时候，丹东仍然在每天签署一批人被砍头的命令，但他已经开始害怕了：“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他开始倒向自由主义的一边，还担心“革命……毁灭于没有文化的、贫穷的阶级”。可见他不光同罗伯斯比尔产生了革命路线上的争议，也已不是“没有文化的、贫穷的阶级”的领袖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来说，丹东说这话时心里应该很清楚，他现在已经不是“人民”了，他和“自由主义的、有文化的、富有的阶级”站在一起。虽然罗伯斯比尔和他的门徒们指责丹东“企图往自由女神健硕的躯干里受精”，丹东还是觉得民主已经把自由劫持走了。
　　现在终于可以明白了：穷人渴望民主，富人渴望自由。
　　
　　还是丹东的话一针见血：“穷人与富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的因素”。
　　
　　2002年1023日于杭州

　　 谁都知道，《水浒传》是讲一大帮打家劫舍的“草寇”们的故事的。据说，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些草莽英雄们如何“替天行道”不怎么感兴趣，倒是对写武松的十回评价最高，还有专门称为“武十回”的。武松杀嫂也是各种戏曲中的必备曲目。到如今，革命史观风光难再，《水浒传》自然也就水落船低。种种水浒故事渐渐在历史的飞尘中远去，潘金莲的那段“浮出水面”，风头甚劲，各种翻案文章和重写文本随处可见。我猜想，施耐庵老先生地下有知，当感叹：我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也难怪，比起那些落魄的低级军官和各色市井无赖一见面喝一碗酒就成了生死之交来，潘金莲更像是个人。她没有替天行道的使命感，没有做忠臣良将的抱负，没有等待招安的伪造反，她在自己的路上郁郁的走，追寻着自己作为女人的价值，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在她的故事里，人们看见的是命运对她的捉弄，而她的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不过是她与命运搏杀的痕迹罢了。
　　荡妇潘金连与烈女潘金莲
　　牛魔王的妹妹香香问至尊宝，要是上天安排你爱上猪八戒，你会不会爱？至尊宝说，要是上天真的这样安排了，他就接受现实。可当真的要他爱猪八戒的时候，他还是吐了。但是潘金莲做到了，至少她做了一段时间。
　　潘金莲的主人要她给他做小，她拒绝了。为了守护自己的贞节，她答应嫁给武大郎。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这样义无返顾？因为她的贞节观。
　　礼教之为礼教，首要之义就是在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一种观念，让人们按照规定的秩序生活。只要活在这种秩序里，谁都无法避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中国人来说，人生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做多大的官或者挣多少钱，而在于怎样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圣人指定的规范，在自己的生命中体现“道”。老子早就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宇宙道为大、为本原。“道”不是只为男人设定的，中国的女人一样要像反函数曲线向数轴无限靠近一样，向“道”看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潘金莲出身卑微，没念过四书五经，却照样知道三从四德、“烈女不事二夫”一类的道理。她或许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过自己是个美丽女人，但是，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是一个道德实践者，她也象那些死守名节的节妇烈女们一样，知道“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做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让自己如何实现价值，而是去实践这些道德教条。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潘金莲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有错。孟子说教导说，做人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潘金莲知道，如果在主人面前低头，那将会是她道德上的污点。所以，她不愿意屈服于主人的财大气粗，而是选择嫁给武大郎。给大户人家做丫鬟不是长久之计，女人嘛，终究是要有个归宿的。武大郎除了人不好看一点，其实心地还是不错的，只要和他好好的过日子，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武大郎以后，她也没有怎么怨天尤人，还是好好的帮着武大郎卖烧饼。她觉得，或许，自己这一生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了。就在这种平淡的生活里消磨自己的生命吧，只要她还没有背离自己的道德信念。她这时的理想只有一个：做一个烈女。儒家讲三不朽，一曰立德，一曰立言，一曰立功。但这些不属于女人，只属于男人。对于女人来说，立言和立功都是不可企及的，女人不朽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做烈女，进《烈女传》。做烈女当然要付出代价，青春，美丽，幸福，有时甚至是生命。对下定决心做烈女的人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必要的时候都可以牺牲。潘金莲就是这样打定主意做烈女的人，所以，她不在乎那些。
　　要是真的就这样结束她的故事，那么她真的可以不朽了。她没有屈服于权势，没有嫌弃面貌丑陋的丈夫，每天早起晚睡的帮武大郎做着他们的小买卖。至于《金瓶梅》里揭露她虐待武大郎的女儿，每天站在家门前勾引别人，大约每个看过《金瓶梅》的人都知道，那里面的潘金莲简直不是人，除了肉欲，她连什么都没有。这大概是因为作者对女人有些偏见，他觉得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天生淫荡的女人。所以，不要对这些太认真，要知道，再怎么说，她也还是个人，肉欲不是生命的全部。其实，如果没有以后的情节，说不定她还真的可以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呢！
　　但是，武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喝了几碗酒，靠着三分勇力七分运气打死了一只老虎，帮县衙解决了一个治安问题。知县为表彰他的功劳，特地把他聘为本县的步军都头，还让他游街做秀。一时之间，武松在清河县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虽然那时人们追星还不至于像今天的中学生那样疯狂，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打虎英雄在年轻女子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人们对他又是如何敬佩的。
　　武松的伟岸、挺拔和武大郎的矮小、委琐判若霄壤。他哥哥坚决要武松住到他家去，他也就答应了。这就好比一块玉与一片瓦放在一起，一直都不分开的并列在一起，你看瓦多还是看玉多一点？所以说，如果以前潘金莲还能勉强接受武大郎的话，那么，现在不是潘金莲不想要武大郎了，而是武松把武大郎比下去了，他侵占了武大郎在潘金莲心里的位置。也可以不这么说，换做是任何一个平常女人，这两个男人中间，你选择谁？就算是你已经是武大郎的老婆了？
　　朝夕相处使潘金莲的心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正常人，潘金莲在这个时候对她和武松之间的关系的错误定位是明显的：她只知道清河县大名鼎鼎的武都头，没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的小叔。她对自己的身份想象也立刻从武大郎老婆的位置上游离出来，也就是说，她在心理上已经和武大郎“离婚”了。当然，这仅仅是她的心理感觉，不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一个正当年少的女人，她当然有权利崇拜某一个人；但是，作为武松的嫂子，她的感觉明显违背了伦理规范的约束。一旦这样想，她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向武松暗示自己的某些情感了。
　　武松察觉了嫂子的心理，这是个要命的错误。于是他想到了逃避。也是天缘凑巧，就刚好有一个差事要他去做，他借出差之名离开了这个家，也离开了暗恋自己的嫂子。在他离家之前，曾经警告过潘金莲，要她安守妇道；也告诉武大郎不要与人争执，凡事等他回来再说。但是，潘金莲既然已经在心理上抛弃了武大郎，就很难再回到原来武大郎妻子的自我定位上去了。她在思恋武松之时遇见了西门庆。
　　虽然西门庆并不是潘金莲能真心喜欢的那种人，但是却比武大郎要强千百倍，也比武松更加善解人意。何况，他让她得到哪怕虚假她也乐于接受的生命欢乐。她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很快就陷入了西门庆与王婆设计的圈套之中，直至最后与人合谋，鸠杀亲夫。于是，她成了人们众口相传、十恶不赦的“淫妇”。
　　在这个过程之中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发生在潘金莲的道德审美标准之上而是发生在她对自己的价值定位上。她从一个烈女一变而成为荡妇淫娃的关键因素在于，她以前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个道德主体而忽略了真正的主体价值，到她遇见武松的时候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道德价值对情感主体的压抑，也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真正不可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道德价值。这事实上是一个人的觉醒的过程，而不是道德堕落过程。
　　天生丽质难自弃
　　她真的从一开始就想我们善良的希望的那样，只是想做个烈女吗？难道聪明的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卑贱苦恼？真的就甘心把自己的生命荒废得如此平常？我就不相信，难道谁会真的承认自己是天生的贱种？她肯定不想认命，肯定要忧郁，要把自己对生命的埋怨写在脸上。人们最喜欢的戏剧是悲剧，人们最喜欢的气质也大多是忧郁。忧郁让一个女人更加美丽，也让潘金莲更加楚楚动人，惹人爱怜。
　　由于美丽，她被自己的主人看上，是为她命运的第一个不幸；由于美丽，恼羞成怒的主人决定把她嫁给武大郎作为对她不肯屈服的报复，是为她的第二个不幸；这两个不幸成了她生命的转折点。从此，她生命之舵开始不由她掌握了，在命运的汪洋中，她的小舟被偶然的礁石撞得粉碎。起初，她还试图反抗，想要“扼住命运之神的咽喉”。她努力的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尽量不去多想自己的不幸，极力的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她的生活态度无异于对她的主人说：你看，我一样能过得很快乐。
　　在他眼里，男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好色如那个财主者，一种是武大郎那样的。当武松回来之后，她在财主和武大郎之外发现了男人的第三种类型。她甚至觉得，只有武松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不仅因为她的偶像崇拜心理的作祟，更是因为武松不苟言笑、说话不多——用新新人类的话来说就是酷——但是他却对自己“身高不足五尺”的大哥服服帖帖。大凡英雄人物差不多都是如此，遍观《水浒传》，这样蔑视权贵却对老母亲或者其他家人毕恭毕敬的人俯拾皆是。潘金莲遇见的是武松。这时的潘金莲正沉湎于自己的烈女梦，武松的出现难免让她感到一丝慰藉，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单了。因为道德理想，她心甘情愿的嫁给了武大郎，现在又因为自己的道德理想欣赏武松。“女为悦己者容”，她不想让武松眼里的她是个“黄脸婆”。可以肯定的说，她一定是照了镜子。看过中国戏的人都知道，照镜子意味着什么——思春。《牡丹亭》里，杜丽娘就是如此，在池塘的倒影中看见自己和春天一样美丽的容貌时，她就“觉醒”了。潘金莲也是一样，正是这一照使她发现了她的真正价值——一个足够漂亮的女人，她的自我想象从一个烈女变成了一个漂亮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她真正最重要的东西终于从道德主体压抑下解放出来了。
　　潘金莲在这里表现出的心路历程很明显：普通女人——道德本体——美丽女人，她发现了自己的根本价值所在。这其实也是 “人的觉醒”过程，只是由于她后来的故事才让人们忽略了她的心路历程。倘若她是一个大家闺秀，最终结局不是和人私通、而是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那么潘金莲的故事将会和《红楼梦》一样经典，大约也可以被当成启蒙文学的重要经典的。不过，潘金莲之为潘金莲，不在于她故事的前半段，而在后面，尤其是经过《金瓶梅》的书写以后。《金瓶梅》的重点不在试图发现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根本所在，而在把一大群每天酒足饭饱无所事事的堕落者展示给后人们。到了现代，港台三级片的大肆走红更加突出了潘金莲作为“淫妇”的一面，人们也就把她看成一般的“淫妇”了。
　　当她有了人的自觉的时候，她就背离了那些道德伦理给她和武大郎之间设置的夫妻关系了。她觉得，虽然自己也是武大郎的老婆，但首先是一个女人，自己有权要求一个配得上自己的人和她在一起生活。为此，她要像“娜拉”那样出走，所不同的只是娜拉的出走是现实的，而她是内在的的、精神的。内容和意义其实都是一样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整个书只写到她的出走，至于出走以后怎样，从来都只有人问而没人回答过。潘金莲故事的重心却在于她出走之后的情况。出走之后，她首先还是想到了武松。但是，任她怎么挑逗，武松也始终不敢越道德禁令的雷池于半步，他始终都只把她看做自己的大嫂，不敢接受她。她在失意之中找到了西门庆，而且西门庆也把她当作一个漂亮女人。在西门庆这里她得到了出走之后的第一次快乐，武松的薄情对她造成的伤害得到一点抚慰。她或许认为西门庆发现了她自己身上武松所没能发现的价值。所以，她和他很快就勾搭成奸，做了“奸夫淫妇”。
　　由此可见，潘金莲的悲剧的产生正是在于她的漂亮。但是，漂亮有错吗？当然没有。人被上帝造出来的时候，究竟是给一个漂亮的身体还是给一个丑陋的身体，只有上帝有权决定，作为人，我们没有机会选择。一个人的漂亮与否不是后天的而是先天的。正如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身门第的贵贱一样。因此而自豪或自卑其实都没太多必要。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说，认识到自己是个“漂亮女人”的时候，这个偏正短语的重点在于“女人”两个字，不在“漂亮”。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是个体意识萌发的第一步。潘金莲走出了这一步，把自己的生命从沉重的道德负荷下解放了出来。
　　身在曹营心在汉
　　刚开始和西门庆“通奸”的时候，他只是把西门庆当做武松的代替品，她想她还是喜欢武松。毕竟，武松显得更像是一个值得自己用心去爱的人，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可是，没过多久，潘金莲就沮丧的发现，原来武松是武松、西门庆是西门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谁也不能代替谁。在她的心理上只有武松，但她的身子却不听使唤地喜欢着西门庆。她在武松身上发现的那种认同感在西门庆身上完全找不到。西门庆只是个浪荡公子，只对她的身子感兴趣，他只能满足自己的身体需要。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西门庆了，武松虽然也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西门庆的存在。她慢慢的开始明白，并不一定要她的身体属于武松才能显示她对武松的坚贞。
　　潘金莲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当她发现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不同需要的时候，她也发现了自己的现状正是最好的存在方式，她的两个部分恰好被她给了不同的人。她决定让这种状态就这样持续下去——让自己的灵魂在对武松的思恋之中体验爱情中的痛苦，让西门庆来满足自己身体的的本能欲望。所以，西门庆占有着潘金莲的身体，却从没有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武松占据着她的内心世界，却从没进入过她的身体。在一般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件极悲哀的事，但是在西门庆看来却很好。他觉得，只要能和这个漂亮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他就满足了，管它灵魂不灵魂。
　　人的灵魂究竟能不能分离？即便是暂时的。聪明的潘金莲用行动回答了这个让许多人类精英分子伤脑筋的问题，她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两相分离的存在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她在西门庆和一起做爱时显得很放纵——一个名副其实的荡妇；当面对武松的时候，她就显得温柔娴淑，恪守妇道——十足的节妇的样子。她之所以会这么做——或者说敢于这么做——就是在于她的心理预设层面上认为，自己的感受只有自己才有权把握。用刘小枫的话说，这叫做个体感觉正义伦理，和价值判断无关，无所谓对与错。
　　当然，她的生命经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女人究竟要不要遵守道德？或者说，当她服从自己的个体感觉而做出背离人类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她究竟要不要为此而负责？就算是她的身体在狂欢中沉沦的时候，她的灵魂一点都不知情，她还要不要承担由此引起的道德评价？身体的放纵往往要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责任却大多由灵魂承担——前提是这个人的灵魂知道忏悔，这究竟是否公平？比如，潘金莲在和西门庆“堕落”的时候，她的灵魂其实并不在场，没有参与这一事件，可她身体引起的罪恶还是由灵魂承担了罪责。一个女人服从道德指令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已经习惯了指责那些这些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身体已经基本上完全不听从灵魂的劝导了，欲望在到处泛滥，灵魂被掩没在欲望舞蹈的背后，现在，我们是应该呼唤道德的重返，还是应该继续呼吁解放身体？扯得远了，我们继续说潘金莲的事情。
　　人类的困惑：灵魂和肉身的二元冲突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哲学随笔集《沉重的肉身》里面曾经讲到过一个古代希腊神话故事：一个受上帝委派来拯救人类的神在两个女人面前困惑。一个是身体丰盈的卡吉娅，一个是多愁善感的阿蕾特。这位刚离过婚的神在这两个女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难以抉择的困惑，并且，一困惑就是三千年，直到现在他也还是没有作出选择。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肉身和灵魂之间的哪一个才是合义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里的神其实是一个男性化了的抽象的人，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人类在卡吉娅和阿蕾特之间的艰难选择。卡吉娅是身体的化身，而阿蕾特则是灵魂的此世显身。对人类而言，肉身是不能摆脱的存在基础，而灵魂则是人类的精神本体；要想体验生命就要有身体的支持，要超越生命就要有灵魂的推动。而体验生命和超越生命是无所谓义的，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两者兼得——说成是这位神灵的最佳选择就是让卡吉娅陪自己过夜睡觉，让阿蕾特陪自己度过白天的时光。但是，对于人类的现实而言，这将仅仅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到底如何取舍，那位可爱的神灵困惑了三千年，人类的困惑则贯穿了自有人类以来的所有历史时间，我们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取舍，未来恐怕也不知道。这就是人类的永恒困惑。
　　在我看来，刘先生后来似乎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他通过对电影的解读来试着解决这个问题，让人类不再困惑。他提出了两个假设：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那个灵魂——特丽莎——拥有经常自慰的萨宾娜那样丰盈的身体；一个是象波兰电影《双面佳人》里的薇娥丽卡那样，让人同时拥有两个身体，一个去追求灵魂的超升，一个去体验身体的快感。但是，人类毕竟只是凡夫俗子，如何能让忧郁变成性感，更不用说同时拥有两个完全不发生关联的身体。或许，潘金莲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潘金莲知道，一个沉重的灵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套上一个丰盈的身体，更没法让自己支配两个完全分离的人的身体。所以，她的选择不属于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而是开创性的。她把自己当成一个角的原点，让灵魂和身体沿着两条射线分别向两个不重合的方向延伸出去。在这两条射线之间仍然有一根线，供她调节两条边之间的张力以使这两条射线不偏离方向，可以随时放松或者拉紧——就象薇娥丽卡唱歌时手里捏着的那根线一样。没有那根线，我们就无法察觉基斯洛夫斯基的用意；没有这根线，我们就不能说潘金莲并不虚伪。因为，无论是武松还是西门庆都没有看到潘金莲的全部真相，道德和欲望同时存在，而每个人又只能看见镜子的一面，镜子的另一面往往被遗忘。在西门庆面前的潘金莲和武松面前的潘金莲是两个几乎难以说成是一个人的女人。但是，我们之所以说潘金莲并不虚伪，是因为她对这两个男人有着不同的需要，而要想获得不同需要的满足就得付出代价，她的代价就是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撕裂。她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没有别人强迫她暗恋自己的小叔子，也没有人逼她和别人通奸，但是，人的本能欲望却内在的强迫她这么做。
　　事实上，不仅是潘金莲想这么做，我们每个人都想这么做，只是我们远没有潘金莲的勇气去冲开道德的束缚，社会习惯和道德观念像一只桶一样把我们围困在里面，使我们没有机会这么做。这样说来，人们在指责潘金莲的时候多少有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思，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是凡夫俗子，还不能像潘金莲这样离开道德禁令和价值系统的约束而解构自己的存在，安顿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两个生命中不同但又联系的方面。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怯懦和对现实的妥协，更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社会道德迫不得已的虚伪认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
　　现代的人们在为潘金莲翻案的时候会经常的谴责武松的不解风情，甚至于把武大郎被害的原因也说成是武松的责任。这样潘金莲当然占便宜，武松则不免吃亏了一点。
　　武松真的就是象人们说的那样无情？他真的会那么不解风情？他真的没被潘金莲的美丽和贤惠打动？答曰：非也。武松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知道打架、像李逵一样的人，他是一个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大英雄、真男人。凡成英雄者，不但要有胆略、有血性，也要有些温情。武松身上比一般的梁山好汉多的就是他的血性背后也有温情的一面，他解风情，能看出别人对自己的情感态度，也有感情。难道他给嫂子买衣料仅仅是对嫂子的酬谢，没有暗藏一点私心？在他被发配孟州的时候他不是就曾经喜欢了那个张都监府里的婢女么？如果说喜欢那个姑娘是武松试图自我修复的话，那么，那姑娘死后的武松的状态大概就是在忏悔中的自我救赎了。那位姑娘死后，他就变得沉没寡言起来，就如看透红尘一样的清静，除了喝酒之外，他简直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武松了。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和人争过名利，没和人争过金银，也没打过抱不平等等。总之，他的整个人都变了。他只是在默默的忍受着世间的一切，他几乎是在用这种方式赎罪，似乎这样的自我折磨就是解救他自己的方式。在被刺配沧州之前，武松一直都是一个性情中人，性情耿介，心直口快，好打抱不平。这难道不象是看透红尘？如果前面没有感情，又何来看透一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面对潘金莲这样的人间尤物一点都不动心呢？何况，可以肯定武松对潘金莲的第一印象并不坏。她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嫁给大哥这样的人也从没发过牢骚，还在真心真意的帮大哥做烧饼生意，料理家务，平时谨守妇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个绝对的好女人的典范。武松也是男人，而且还是男人中的英雄，他如何能不动情？！但是，武松知道，他和潘金莲没有可能的，他也不能接受这份爱情。面对一个需要自己去解救的人，他能怎么样，要他和潘金莲做一对露水鸳鸯吗？他做不到；要他和潘金莲私奔吗？更不可能了。他之所以拒绝潘金莲不仅是因为道德约束，也是因为他知道大哥也在爱着潘金莲。在他看来，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占有她，更重要的是让被爱的人得到幸福，而他觉得现在的大哥和大嫂的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却也舒服。名节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他知道，他不愿意为了一时之快就让潘金莲一辈子生活在流言蜚语里面。他只有放弃，只有默默的守护着她。
　　他是喜欢潘金莲，但是，他也爱大哥。
　　所有关于这个故事的说法中都先入为主的把武大郎定格为一个怯懦，委琐，又无能的人上面。这样做的确能够让人觉得武大郎和潘金莲婚姻的悲剧性结果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武大郎虽然丑，但是他也是个人，虽然身体不健全，人格和心智却都是健全的。对他来说，潘金莲能嫁给自己不是财主老爷的好心，而是上苍对自己的恩赐。上天把自己生得这么丑，又给了自己这么卑贱的出身，这么懦弱的个性，潘金莲则是补偿。他甚至觉得，潘金莲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带领自己进入天堂的天使。所以，他不会愿意潘金莲离开他，潘金莲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潘金莲还在一天，他相信就是上天还在关心着自己一天。只要有了潘金莲，他就足够了，他就会觉得他拥有整个世界，就仍然有可能和别人一样摆脱沉重的肉身而进入天堂。天堂里没有身体的灵魂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美丑贫贱的分别。曾经有一个文本虚构了一个情节，让潘金莲向武大提出离婚的要求——要求武大郎休了她，但是，武大郎没有答应。在那个文本里面武大郎拒绝是因为武大郎的自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不是个自私的人。他不愿意和潘金莲分开，不仅是因为自己不能没有潘金莲，也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他看得出西门庆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愿意让潘金莲落到火坑里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误解武大郎呢？仅仅是因为一个很卑琐、一旦说出来就大家不会承认的原因：他实在是太丑了。
　　武松深深的知道这一切，他能理解武大郎，不仅因为那是自己的大哥，更是因为一个人对同类的同情。他为大哥感到不平，为什么上天要给他这么丑的肉身，又给他一个漂亮的妻子，这不是捉弄他吗？所以，他不是不敢接受潘金莲，不仅因为她是自己的大嫂，更是因为他不忍心夺走大哥在人间的唯一希望。
　　在天愿做比翼鸟
　　不论武松有多少理由，他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是他一手把潘金莲从烈女的位置上推到了“荡妇潘金莲”的位置上。因为他拒绝了她，使她的人格发生裂变，走出了自己的道德桎梏，最后杀死了他的大哥。上天是公平的，他伤害了潘金莲，潘金莲杀死他大哥对他也是一种报应。他使她的灵魂飞离了她的身体，让她美仑美奂的肉身成为她堕落的原因，让她承受了人间的恶名，把自己的身体贱卖给了西门庆。但是，又是这个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薄情寡义的人亲手解除了她的痛苦，用他的那一刀让她的灵魂摆脱了身体的羁绊，回到了适合她存在的状态之中去的。
　　聪明的潘金莲虽然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让她的灵魂和身体分别找到了一个妥帖的归宿。但是，这样的存在方式终究会使自己的身体有难以言喻的空虚感，也会让她的灵魂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从这层意义上讲，她的身体在享受生命快感的同时，灵魂体验到的却是生命的无常，疼痛，无望，孤苦。她和西门庆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身体很快乐，可这种快乐从来都不进入精神体验。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孤独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她所体验到的就只能是痛苦。身体的快感终究是有极限的，一旦到达顶峰，就再没有什么意思了，而她不是那种能把灵魂完全抛弃掉的人。当她的身体体验快感的时候，她的灵魂在身体外面飘荡，无所归依。她无法弃绝灵魂对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指责，身体也终究无法保持长时间的兴奋，火终究有变得微弱以至熄灭的时候。当身体的火焰熄灭之后，她该怎么办？每当身体和灵魂短暂相逢的时候，她就不得不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种苦闷是生存设定给人的，无法解脱，而每个人都免不了要挣扎，绝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进入身体，摧毁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所以，在欧阳予倩写的《潘金莲》之中就有关于她自杀的叙述。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假设，应该是真的。加缪早就说了：真正的哲学只有一个问题，人到底要不要自杀？
　　不，她不愿意自杀。谁都会在绝望的时候想到自杀，但是真正能自杀的人并不多，尤其当一个人还有某种东西在牵扯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在灵魂和肉身的冲突之中，生是唯一的缓和方式，死是最终使冲突得到解决的唯一途径。但是，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她觉得这样死是不明不白的，她要等着看到武松承认自己的那一天。这是身心疲惫的她还能残延苟喘于人间的流言蜚语之中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倘若武松能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么她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有个了断，也可以让她的风流账有一个最后的清算，仿佛基督教传说的末日审判。她要武松看见自己鲜红的心，她也要亲自看一看武松面对自己的心时会是什么态度。
　　武松真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帮她解决了问题，亲手杀死了她，并且真的掏出了她的心肝，只不过武松杀她的理由让她失望。他不是因为明白了她的内心矛盾，而是因为她害死了武大郎，他要用她的心来祭奠武大郎的在天之灵。她终于还是没能实现自己在人间的最好一点愿望，直到她死的那一刻，武松还是没能脱下他的道德假面，表露自己的真心。她死不瞑目，心有不甘。武松这样做，不仅断了她“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希望，也绝了她“在天愿做比翼鸟”的后路。
　　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时，一定对世界充满了怨恨，失望透了。生命短暂的她把自己的生命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的男人：罪感给了武松，快感给了西门庆，尸体则成了武大郎的祭品。而潘金莲终究只带走了自己的魂魄。可是，等待她的未来命运仍然是漂泊，因为，据说冤死鬼是不能转世投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的潘金莲刚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披头散发，口口声声要报仇——虽然她不知道究竟是向谁报仇。不知道当他们相逢于九泉时是什么样的情景？是相互安慰，还是继续复仇？轮回中的他们究竟怎么抚平前生的伤痕？
　　她活着是分裂的，死了也是飘散的。所以说，分裂是她的宿名。她挣扎了一生，也没能摆脱冥冥中的天数。命运之神的咽喉究竟哪里？我们真的能扼住吗？

　　——从电影《偷窥》说起
　　
　　香港警匪片里充满了这样的情节：一桩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的过程被一个某个人无意中拍摄下来，恰好成了警方所需要的证据，为了它有了拼杀和后面的故事。
　　这类片子总是这样开始，弄得我忽略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录象带——现在成了光盘——是否可以充当法庭上的证据？法律不是早就说了“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不具有证明效力”吗？这种证据取得手段是否正当？
　　
　　看起来，《偷窥》是一部色情电影，至少我所知道的看过的人都不是感叹于情节的惊险，而是沙朗·斯通的身体。我看了倒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沙朗·斯通的身体确实诱人，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男主角沙纪偷窥行径是否正当？
　　
　　漂亮的出版社女编辑（沙朗·斯通饰）和结婚七年的丈夫离了婚，搬到一栋公寓，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有一天下班后，她在自己家发现了一架莫名其妙的望远镜。她没有立刻想到用它去干什么下流的勾当。在她家举行的一个PARTY上，一位来宾以外的在望远镜里看见：大天白日，一对男女赤身裸体的在床上厮缠……这来宾尖叫了一声，引来了更多来宾的好奇和参与。
　　就是从那次的宴会开始，嘉莉认识了一个住在她家楼下的男人。很快，他们坠入爱河，有了肌肤之亲——这倒不奇怪，美国电影都这样开始。一次用身体表达的爱情的活动结束后，这个叫做沙纪的男人告诉嘉莉，他的父亲是个富翁，他是他们住的这幢大楼的业主。
　　嘉莉已经知道，她住的房间在她之前的住户是一个年轻女子，后来莫名其妙的坠楼死了。她还知道，住在这幢大楼里的人都不知道业主是谁。沙纪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后，她感觉心里塌实多了。
　　一天，在沙纪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密室。密室里是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沙纪说，他母亲是个演员，所以他从日本买来这个看她的节目。她又发现，沙纪似乎在隐藏一个什么秘密。她禁不住诱惑，就自己打开了那架机器。她在屏幕上看到的不是沙纪母亲的节目，而是整幢大楼里的人家的生活：有人在洗澡，有人在大声嚷嚷，有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当然，也可以看到她家的每个角落。她十分愤怒。沙纪轻轻的打开了一家的频道，说那家的父亲猥亵自己的女儿。嘉莉果然就在屏幕上看见了那父亲的罪恶勾当。她突然感到自己崩溃了，不禁黯然神伤，就走了出去。她在电梯里看见那位禽兽不如的父亲正和可怜的女孩子在里面，即便是这样小的机会，父亲也要对女儿动手动脚——他紧紧的捏着女儿的手。女儿看着嘉莉，向前走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又退回去了。
　　她在屏幕上看见人们琐碎、凌乱的生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秘密：现代生活中封闭的居住环境给许多人提供了犯罪的机会，比如家庭暴力，父亲猥亵女儿，说不定还有其他她没看见的乱伦……
　　沙纪告诉她，他已警告那无耻的父亲，如果还不停止他卑鄙的行径，他就会杀了他。他说，他在“替天行道”。可嘉莉还是止不住的忧伤。上班的时候心烦意乱，神思恍惚，还摔了一交，脸上挂满了悲哀的神情。我不知道，嘉莉伤心究竟是因为她看见了生活的破碎、感到生命的无意义？还是她看见了掩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罪恶和无法阻止？
　　
　　刷牙、洗脸、刮胡子、洗澡、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天白日的做爱……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人们活着就是为了做这些事？这样的生活中难道还能隐藏什么意义？“现代”以来，人们就在这样生活，每天重复。思想早已退场，上帝被判为已死，爱情已不可能，激情成了野蛮……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人们的生活？如果人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单调、枯燥，那又与前文明时期的野兽和异？甚至还不如野兽，野兽还能在大地上奔跑、长啸、游戏呢？几前年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果就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琐碎、如此无意义？
　　现代人都住在方格子里，无论是“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离开大地已是不可避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必然，越是发达的国家，离开大地的人也就越多。而且，就算是在一楼的人，又能如何？地上早就成了水泥和柏油了，泥土已经离开人们的生活很久了。海德格尔不是要人们“诗意的栖居”吗？可是，“诗是大地的歌唱”，离开了大地，人们的生活还能否“诗意”？
　　哲学家说，自由是人的终极追求。在这样的时代里，连“拥抱大地”都已不可能，还能自由？要说自由，森林里的野兽倒很自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随性的吟啸、奔跑、打滚……这是人们要的自由吗？自由的理想状态就是让人们像野兽一样栖居吗？自由难道真的是人们的在世追求？
　　
　　嘉莉的忧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她不知道沙纪的做法是否正当。
　　从沙纪自信的表情来看，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替天行道”。他说威胁那父亲，就威胁了那父亲，虽然导演没告诉我们那父亲后来是否真的停止了他的无耻行径，但沙纪确实这样做了。然而，嘉莉发现，沙纪这样做，不过是想掩盖一个真相，他是一个杀人凶手。他杀死了以前住嘉莉房间的那姑娘，又怕自己的录象带被发现，才这样欺骗嘉莉。经过一阵动人心弦的紧张搏斗，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沙纪死在嘉莉的枪下。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看样子，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人们认为，“替天行道”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掩盖自己的某种罪行的托词，中国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就差不多个个都是罪犯——不是杀人犯，就是抢劫犯，还有刽子手，干净的没几个。正义是有限的，不能以正义的名义去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域。在“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沙纪偷窥别人日常生活是不对的，哪怕就在这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什么罪恶！如果没有诉诸法律，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无论你是以上帝还是天道的名义去“替天行道”。
　　沙纪的真面目不过是个杀人凶手而已。“替天行道”是他的托词，所以他是死有余辜。法律惩罚杀人这样的罪恶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奇怪，为之叫好纯属多余。我关心的是：那无耻的父亲真的就因为沙纪的威胁而停止自己的罪恶行径了？要是他知道那威胁他的人就是沙纪，而沙纪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不是又要开始了？
　　要不是沙纪这个该死的偷窥者，人们如何知道这看起来衣冠楚楚的世界上居然还有父亲猥亵女儿这样的恶行？沙纪死了，人们看不见罪恶了，可这难道就能说罪恶已经不存在了？难道我们真的要“眼不见为净”？法律禁止人们偷窥他人的日常生活时，是不是也无意中禁止了人们去发现和制止罪恶？当然，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这些事情都是由国家司法来管的，普通百姓去管乃是“狗拿耗子”的行为。只消这女孩子一指诉状，与她父亲对簿公堂，“民主自由”国家法律的利剑将毫不犹豫的斩断他的父亲那双无耻的手。可生活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看上去，这女孩子还在读书，她母亲也没有工作，全家都得靠这无耻的父亲过活。要是她真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把他送到监狱里去，谁来管他们的生活？谁来给她吃早餐的钱？她就此失去上学的机会也说不定。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家，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结果还是发生了村支书强奸来插队的女知青这样的事情。“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完全分家，公共活动受到监督，私人领域则完全隐蔽，法律都这样说了，谁敢不听？而人的本性又是何等罪恶？有监督尚且不肯安分，更何况不受监督？
　　法律只是砍下罪犯头颅的利剑，不是把罪恶挡在人的生活之外的坚盾。法律说是要规范人们的行为，可是对于“如何规范”并没有可行的办法。要是一个人偏偏不听法律的话，就是要犯规，法律就毫无办法了，只能等他把罪恶变成了事实，才去惩罚他，而这于受伤者又有何补？比如一个杀人案件里，就算法律也杀死了罪犯，可那被杀的无辜的人能因此活过来吗？法律大不了就是沙鸡儆猴，对准备犯罪的人说：“看，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还敢吗？”人要是真的能被吓倒，世界上也就没有罪恶了。问题是，法律的恐怖根本不能消灭人们犯罪的欲望，法律怎么办？难道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罪恶发生，一定得有了结果才去“亡羊补牢”，要是羊都跑完了，还补牢干什么呢？
　　究竟有没有一种办法把罪恶扼杀在摇篮里？


　　后革命时代，一切暴力行为看起来都已过时，凡是采用了暴力的东西现在都得“重新评价”。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这些事情的评价似乎往往不得不与遥远的欧美国家进行比较。不过，这评价的标准似乎稍有不同，欧洲列强靠着船坚炮利打到了中国就是传播现代文明，而中国人用原始的长矛标枪反抗了一下就成了愚昧落后。当已经“告别”了革命的人们唾沫四溅的谈论义和团如何野蛮、不开化的时候，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欧洲殖民非洲、亚洲、拉美的历史是不是也算是一种野蛮？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发明出火炮，更没用火药作为武器打到更远的地方去。自从鲁迅先生说了这话，所谓的“坚持启蒙立场”的人们到现在还在这样说。还有人说，“铁的历史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而灾难则由于传统的中世纪孽根未尽，是未经净化的历史包袱或于沉重”。我算不上博学，却也知道一点历史，就是不知道这“铁的历史事实”究竟是哪一桩？难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是中国传统在作怪？难道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算是“现代主流文化”？难道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就是他们学了“现代主流文化”的结果？难道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灾难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学习“现代主流文化”、没有跑到非洲去参加瓜分、没有到美洲去进行种族灭绝？诚然，近代以来，中国屡屡挨打受辱，让人痛心，可要是说中国没有把火药制成抢炮拿了去到处发动战争是一桩罪过，我却不信。
　　前两年，《水浒》被拍成了电视剧，学者们倒是不管林冲是如何被“逼上梁山”，却对一首不过是稍微显得有些草莽气的主题歌弄得急忙出来说这是“暴民意识”。有人做了一个切·格瓦拉的话剧，结果也成了自由主义的矛头所向。就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看看，林冲在火烧草料场之前是怎样的屈辱，是怎样的愿意“采取和平方式”，结果还是被人加害，当法律已成有权有钱的人们的看家狗的时候，你难道还能指望他发慈悲、放过你？难道林冲即使知道了已经无处申诉，也还是要继续忍受？武松倒是懂法制，杀了潘金莲，就去县衙自首，可他到处都是被人追杀？他要是还有一条路好走，我想他也不会去二龙山落草的。什么是法制，《没事偷着乐》里侯跃华的一句话就说出了实质：“法制？你知道嘛叫法治吗？你不服就治你。这就是法治！”中国的法学家们争来争去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一下就以戏谑的方式被说到了实质上。真可谓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莫言的小说《檀香刑》里讲到，戏子孙丙本来想不再去到处勾引女人，好好做个良民过日子，可他老婆上街的时候却被正在横行的德国兵当场调戏。他是个有血性的男人，赶到现场，一冲动就打死了那个人。如今的学者们大概会说，那是他自己太冲动，这样的事情自然有官府处理，有“朝廷法度”在。可是，谁不知道，那时候，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徒有其表，而且诸多的“教案”的处理结果大多都是中方吃亏了事。要是指望朝廷为他们做主，那就只有一个结果，把他老婆送去给他们做慰安妇了。我倒是想问，要是你也是个血性男儿，和老婆一起上街，别人调戏你老婆，即使你知道打人是不对的，你就能保证自己不冲动？结果是官府果然带人来抓他，他只好先是东躲西藏，后来干脆扳孙悟空当了义和团，造反了。
　　造反这个词，在这个年代都快差不多和瘟疫同义了。一提到造反，学者们总要站出来忧心忡忡的说防止暴力。先前还隐蔽一些，后来看意识形态上对“革命正义”的保护也有所放松，干脆放开了嗓子说“要防止暴民意识”了。以前是光提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结果让学者们深为不满，原因是过分的赞扬掩盖了它愚昧落后的一面。我倒想问，既然不能用赞扬压抑愚昧的一面，那现在是不是同样是在用“贬斥”压抑它的正义的一面？
　　后革命时代之所以为后革命时代，首要之义就在于它拒绝任何形式的“激进”，反对任何借口的“暴力”。但在真正落实到言行的时候，这点不一定真正得到严格的遵守，比如，许多人就赞成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又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愚昧落后的、不和时宜的，但是，他们却似乎并没有指责资本主义在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的时候对许多地方的侵略。为什么没人批评资本主义在初始时期的种族灭绝与殖民，而有这么多人沉湎于对中国人的反抗指手画脚？为什么没人指责列强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有这么多人反对中国人自己推翻一个已经无可救药的政府？难道外来者把政府赶到西安去是对的，而中国人自己去做就一定是打断了宪政进程？
　　在为布什攻打伊拉克高声开道的时候，为什么就没人说一声“反抗暴力”？究竟是反抗暴力，还是支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