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给一个刚创刊的刊物写的一个小文章

 

1980年代：告别青年中国

 

萧武

 

用汪晖的话说，1980年代属于“短20世纪退潮、长19世纪回潮”的时代。不过，与漫长的19世纪的传统不同的是，1980年代这个后革命的年代里，即使破除革命年代的遗产，也是以革命的姿态和方式进行的。

在这个据说革命已经退潮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都还保留着革命年代的惯性。原因很简单，正如崔健唱过的，1980年代的青年们实际上都是“红旗下的蛋”。火红的革命年代是年轻人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的性格兴奋、热烈、冲动、暴躁，与青年人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即使是那些后来口口声声“深刻反思”文革的人，在那个年代也同样的兴奋、热烈、冲动、暴躁，就像一团火，随时都准备点燃整个世界。1976年之后，虽然人们反对的东西变成了文革、四人帮、专制等等，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察觉，这种爱憎分明的强烈的感情与1976年之前基本上相同，只不过他们反对的对象从苏修、美帝、黑五类、走资派、大右派变成了文革、四人帮和专制。

1949年之前，激进的青年人的性格大体上决定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的国家性格，而1980年代的年轻人一方面继承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青年”传统，一方面也在主导着1980年代的国家性格。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是思想层面，都是如此。1911年的青年们热烈支持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青年们热烈支持国家统一富强、工农平等，1930年代的青年支持坚决抗日，194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共产党、解放军，195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打倒子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1980年代的青年们则热烈地支持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向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倒退，一方面热烈地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至于什么是真理，则几乎没有人来得及认真思考。1911年的真理是推翻专制走向共和，1920年代是民主科学，1930年代是抗战到底，1940年代是阶级解放联合政府，1950年代是马列主义，19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1970年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到了1980年代，则是一切来自西方的、不同于中国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思维、新行为、新制度、新做法。年轻人一边反对着旧的“两个凡是”，一边建立着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必定是不好的；凡是西方的，必定的好的。

在这个新的“两个凡是”之下，许多整个中国的“短暂的20世纪”都在拼力反抗的东西，在这个30年前革命就已成功的土地上出现了。从1840年到1978年都没人想过、也肯定不会有任何人同意的“新思想”也乘机出笼了。这就是《河殇》。

在今天，当然不会有多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愿意承认了，但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河殇》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在1980年代还是青年人的人里，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或明或暗地赞成《河殇》的观点的。不要说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即使一度是中国大地上最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年代里也黯然失色。在这个年代里，人们忘记了中国革命曾经的成就与功绩，只记住了专制黑暗的文革十年，压抑人性，没有自由，他们以革命年代的青年人诅咒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语言和方式诅咒了中国革命——当然，在他们的词汇里，这不是诅咒，他们把这叫做“深刻的思想批判”。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毫无前途，只有来自海洋的欧风美雨的甘霖才能解救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

来自一切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包括牛仔裤、摇滚乐、迈克尔·杰克逊、邓丽君、霹雳舞、流行音乐、先锋艺术、自私自利、婚前性行为、尼采、海德格尔和现代经济学，在这个年代都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青年人追逐的对象。这种追逐新潮在那个年代被理解为“解放”，尤其是“人性”的解放。但也正是对这种解放的快感的过分追逐，让1980年代呈现着一种狂欢的状态。不仅是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有些还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了，他们与年轻人一样批判中国的一切，赞美西方和资本主义的一切。

这种狂欢为自己准备好了自我爆炸的炸药。198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是个禁区，但如果冷静理性地看待，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浓缩的1980年代的中国的历史甚至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然，像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一样，青年人在那个夏天扮演着主角，他们不仅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通过这种方式要求什么，他们只是在参与。他们从革命开始，革命的热情渐渐冷却后，变成一场广场上的集体狂欢，人们几乎是在以娱乐的态度对待一场如此严肃的政治社会运动。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回顾，那场我们今天如此重视但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并不严肃对待的政治社会运动更像是一个告别仪式，既告别自己放荡不羁的青春、进入正在悄悄降临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也告别了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回到“与世界接轨”的“漫长的19世纪”。

电影《颐和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急切、迷茫、冲动、暴躁，当然还有背叛和对道德的蔑视。这种品质不仅是1980年代的中国的品格，也是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的品格。当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逐渐成为往事时，“告别革命”的声音很适时地出现了。革命的20世纪随着出生在革命年代的人们步入成年阶段，也告别了中国历史。

从此，中国进入了“躲避崇高、渴望堕落”的1990年代。所以，我们在1990年代看不到飞扬的青春的激情，甚至看不到年轻的躁动不安。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了真正告别了革命的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历史毫无兴趣，对打倒苏修美帝解放全世界也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个资本主义悄然到来的时代里安顿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前辈们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宏大抱负，想的只是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晚清开始的中国如果说是从家里走向广场的时代，1980年代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余晖晚照，酝酿着从广场退回到家庭，而1989年夏天的事件不过是一个盛大的宣告这个过程完成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说法，1840年到1911年是现代中国的胎动期，1911年到1949年是少年期，1949年到1978年是青年期，而1980年代则恰如二十七八岁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1990年代以后就是已经进入中年期的中国。

本打算今天写点东西，但是尘尘来了上海，跑去复旦那边跟他胡扯了一会，回来了乱七八糟过了一会，不知道怎么就没心思写了，就干脆上网站看了一个片子，《隋朝来客》。

片子刚开始那段挺有意思的，比较好玩，后面的故事比较简单无聊，不过总算是比所谓的大片强了很多，我觉得至少要比上星期看的《风声》和《麦田》强很多。电影嘛，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故事讲好，别的花头玩得再好，故事搞不好，都是白搭。这几年的大片的毛病就是总是把故事讲不好，连最起码的讲个完整的故事都做不到。说得学术点，就是天朝的电影导演们这些年的技术水平在进步，但是叙事能力在不断衰退。而《隋朝来客》好就好在，虽然故事简单，也比较稚嫩，但起码把故事讲圆了，已经让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了。——为啥想起泪流满面这个词了呢？是因为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一个新疆卫视的节目，领导同志从头到尾都因为爱那片土地爱得深沉，“眼里饱含着泪水”。

还是回头说这个片子。故事就是讲大隋朝大业五年，为人民服务的好标兵宇文化及同志组织了一个大隋小姐选秀，然后选了一个没什么用的窝囊废护兵，护送他已经掉包过的大隋小姐去京城贡献给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隋朝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隋炀帝杨广陛下。宇文丞相早蓄反心，路过渔阳的时候安排人抢劫了大隋小姐，他选的窝囊废护兵雄赳赳同志被当成替罪羊，又逃走，最后进了一个冰洞，然后就到了现代。然后就巧遇了他在大隋朝大业五年选秀时碰到的意中人姚盈盈和封疆大吏的女儿也就是要被宇文丞相当作大隋小姐送给隋炀帝陛下的朱小小小姐。经历了一番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朱小小和雄赳赳还有跟他一起从隋朝逃跑来的奸商牛楚楚一起回了大隋大业五年，剩下当代的姚盈盈满怀惆怅。

这个故事当然很傻很天真，没多大意思，还不如《神话》、《刺秦》啥的这种时空穿梭的。不过，片子里面有个细节很有趣，就是朱小小在大隋朝大业五年出场的时候就是嚼着口香糖出来的。同志们都知道啊，大隋朝那时候虽然天下一统国泰民安武功强盛，但是毕竟还没有从西夷那边引进口香糖这么没品位的东西。那朱小小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从当代返回大隋大业五年的时候，失败的网络美女作家朱小小同志就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现身精神嚼着口香糖去的。当然这个也不稀奇，早在《寻秦记》里我们就看见过了，项大龙同志在战国时期生的儿子居然就叫项羽。项羽同志之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超人，就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嘛。

所以说，反动循环论有时候还真是有点道理。

就比如说和平演变这个事情吧。50年代那时候是反动资产阶级投资杜勒斯代表米帝提出的，要颠覆共产主义国家，说是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害得毛主席后面十多年基本上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反修防修教育下一代上了。不过那代人到底还是牺牲了，自从80年代米帝开始大量吸收天朝去的留学生开始，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就被转运到天朝来了，天朝好好的共产主义大好前程也被放弃了，改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要说，那还是得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他老人家生前就预见到了，“即使我们的儿子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孙子也会走，走了也不怕，孙子的孙子还是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果不其然，2000年以后去资本主义世界接受培训回来的同志们对资本主义就不是那么有信心了，也不是啥事儿都觉得米帝对了，广大海龟人民群众的觉悟是越来越高了，渐渐都开始理解毛主席了，尤其是理解了天朝的事情还是要用天朝的办法办，米国那一套在米国行，在天朝不行。所以说，《财经》杂志的胡舒立终于离开《财经》杂志，这不是个小时前啊，它标志着那一代在米国接受培训的同志们的战斗力已经不那么行了，现在是该换个思路换个玩法了。

换什么玩法呢？金融危机这一闹，让全世界都眼馋流口水的不光是天朝大把大把的银子，还有天朝的制度优越性。所以这次奥黑来天朝朝觐，虽然嘴上也犟了几句，扯了几句普世人权啊啥的，但毕竟还是明白了，以后要玩下去，不跟天朝玩是不行的。所以奥黑说，米国以后要多往天朝派留学生，要让米国派往天朝的留学生达到十万人。有同志说，这个可不是好事啊，这些米帝留学生都是特务啊、间谍啊，是来窃取情报来的，天朝要当心。

我就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天朝的大学教育是怎么搞的，就对米国来的也怎么搞。天朝大学生要上政治思想课，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概论、三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这些课都给米帝来的留学生也上上。以前来天朝留学的同志们基本上不是学习先进文化来了，那确实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来窃取天朝的情报来了，为米帝的对华政策服务的。现在和以后就不同了，他们来了天朝，尤其是从米帝来的，先进技术啊、社会科学啊啥的这些当然他们不用学，这个不能不承认，米帝用不着向咱们学。那他们来学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来了。以前我们都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天朝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也是天朝的十月革命，要给全世界人民送去毛泽东思想真理。而且，以前都是人家跑到我们这里来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真理，以后就不同了，是他们主动来天朝学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真理来了。

所以说，天朝的各级党校要加大工作力度，多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准备向全世界输出天朝的先进文化，让天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为全世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贡献。

看毛传的时候，尤其到了56年以后，就特别感慨，凡事都需要时机。时机不成熟，即使想法好，好事也未必能有好结果；时机成熟了，坏事有时候也能变成好事。

大跃进那几年，对毛主席来说，其实目的也单纯，就是想赶紧改变天朝又穷又落后的面貌，不仅成为大国，而且要成为强国。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就关心两件事，一是粮食，二是钢铁。提高粮食产量，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都早点过上好日子；增加钢产量，就是希望能尽快发展工业，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所以说这个毛传编排得很好，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要赶超英美，就是在57年参加苏联革命成功40周年的时候，问的英国的同志。英国的同志说，他们那里钢产量增加得很慢，以中国的发展速度，赶上不难。所以毛主席觉得这事儿可以弄，回国后就开始提倡赶美超英。

现在看，那时候搞农业集体化，尤其是全国性统一搞，确实条件不成熟。农业集体化造成的结果确实不好，一方面是当时的官僚还不成熟，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也不高，容易把上面的提倡当成命令来执行；但另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确实还不能支持大规模大面积的集体化。在当时来说，最起码的一点，除了水利可以用大量人工来解决，别的问题，比如农用机械的制造能力、化肥的生产能力和转移剩余农业人口的能力都还不够，还不具备条件，所以集体化当时确实搞得早了些。而现在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上面已经没有这个觉悟了，只想到了怎么赶紧让土地私有化。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当时来讲，毛主席确实太过着急了些，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能力跟米帝苏修这样的敌人叫板，所以那时候就靠人的精神，靠人的一股气在支撑，不怯场，该强硬的时候绝对不说软化，该动手的时候坚决动手，一点不含糊。但是反过来看，那时候虽然慷慨悲壮，但毕竟只是悲壮，每一次强硬付出的都是惨重的代价，还没有用自己的实力来威慑别人达到战略目的的能力。当然，现在虽然具备能力了，至少是具备部分能力了，而且有着非常好的转换攻防态势的机会，但是上面没有意志，没有决心，下面没有动员没有想法，大家都是混日子，得过且过。就比如说军队吧，建国初虽然装备很差，但是让人很放心，现在的装备好多了，但是士气和精神面貌跟那时候已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了，处理了一下群体性事件还行，要是真要碰上点啥事儿，就还是让人觉得很悬。去年海军去亚丁湾护航，国内除了叫好，就是祝福。为啥祝福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对他们还不那么放心，不知道他们这任务到底能不能完成。今年果然出了事情，天朝的船只被劫持，我们基本上是毫无办法。

所以说，好事也要来的是时候，来得太早了，人的思想上没准备，就未必是好事了，徒然让人增加烦恼。

这一阵子一直看官修毛传。在所有的毛传里，应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不仅是有许多一手的史料，有大量的二手史料，而且有许多有意思的段子。

比如里面提到一个关于老赵的段子。58年大跃进的时候，到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出现了粮食紧张。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在会上开始纠左了——其实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毛主席当时得到的各地报上来的材料里都说，这一年是粮食大丰收，钢产量虽然完成原定的三千万吨的任务不可能实现了，但是一千二百万吨还是让他觉得有希望的。唯一让他觉得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是粮食大丰收，一方面却是粮食紧张？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延伸，毛主席的思路当然会转变到下决心用更大的力气纠左上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着力解决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来。但这时候老赵同志给毛主席送来一个报告。老赵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转送了一个雷南县委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粮食大丰收是确实的，但是存在大量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蛮产私分得到情况，说是光是这个县的村干部们就蛮产私分了70万斤粮食。毛主席看到这个报告，立刻改变了思路，认为问题不在于粮食产量减少，而在于基层干部不执行政策，所以才造成了粮食紧张，于是从纠左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整顿。

就象群里的同志说的，虽然这个书仍然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去看就会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毛主席的责任其实没有那么大。比如纠左进行到比较紧张的时候，又一次会议上，陈云讲话，反对高指标，毛主席本来是很同意的，但是下面的省委书记们比较抵触，所以毛主席让陈云出来讲话。结果陈云错误地理解成，毛主席这是不支持他的观点，是要他检讨，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做了个检讨。这样，就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党纠正错误的机会。

再一个特点是，这个书基本上还是按时间顺序，把毛主席的思想变化和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看起来线索比较清晰。尤其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对毛主席的许多决定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但在国内比如李老贼的所谓回忆里是看不到的，让人以为毛主席是自己空想的，就让人执行了。

比如金门炮战的背景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以前往往不被人注意。在当时，首先是霉菌强行在黎巴嫩登陆，干预黎巴嫩内政，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行动上支援一下国际革命；其次是当时蒋委员长跃跃欲试，准备在福建沿海登陆，开始反攻；再次就是当时对米帝的底牌不大清楚，不知道米帝到底会支持委员长到什么程度，是支持他反攻呢，还是只是让他在台湾呆着呢，跟大陆是打算就这么僵持下去呢，还是准备接触一下看看打破僵局？但是还有两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因素，却常常不被人注意。

第一，这一年，鹰潭到厦门的铁路通车了，这就意味着福建前线的后勤保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点在炮战里面反映得比较明显，当时第一次炮击就打了三万多发炮弹，这在以前是不太敢的，因为前线储备的炮弹也不多，而有了铁路以后，就敢放手打了，不够了可以从后方调运。第二，就在这一年，福州军区也成立了空军指挥部，并且一举夺回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权，而在这之前国军的空军是可以经常性到沿海来骚扰的，共军没多少办法。而这以后，国军的空军就不敢轻易来了。也就是说，空军在福建前线的态势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防御了。

从结果来说，基本上也达到了目的，搞清楚了米帝的底牌。刚一开始打炮，米帝就紧张起来了，按毛主席当时的讲话，米帝把它的几个主要的航母舰队都往这边调集了，减轻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东的压力。第二，中央搞清楚了，米帝不支持委员长反攻大陆，只支持他保守台湾，最后实现独立。所以，虽然到后面的时候金门岛已经具备了登陆条件，但是毛主席说不要登陆，留着金门给委员长，他不完全退到台湾去，就不会独立。第三，共军搞清楚了，米帝在台海的态度并不积极。共军宣布，只要霉菌不护航，就不炮击进出金门的国军军舰，但是只要看见霉菌军舰，就会立刻开始炮击。结果第一次接触，霉菌军舰就掉头逃跑了，说明他们也不想跟共军真的打起来。第四，在这个过程中，米帝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来，开始进行大使级谈判。虽然说后来又中断了，但是这样毕竟是接触过了，双方增加了不少了解，为后来的进展做了铺垫。

又比如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起初本来也是在继续纠左并教育干部的，但是接到彭德怀的信后，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段子比如彭要请苏联红军来了啊、彭在讲话的时候大算旧账啊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彭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来，在庐山会议上大肆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搞大食堂，而同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的一个演讲里批评了人民公社，说苏联在革命初期也这么搞过，事实证明是很失败的。这样，毛主席当然会疑心彭在苏联的时候是不是跟赫鲁晓夫有什么勾结。出现这种情况，能说是巧合么？别说是毛主席，换了不论谁在毛主席当时那种情况下，都会怀疑的。

ps：听了别人的鬼话，晚上费了很大力气，看了个烂片子，《麦田》。战争吧不是战争，人性吧它又不够深刻不够人性，幽默吧它也不幽默，都说不上到底算个啥片子。

周四的时候戴猫在网上说，谢阳来了上海，他也在上海，问我晚上能聚一下否？我当然当即就答应了，但是说清楚我要下班后才行，如果他们第二天没事，我可以下班后去找他。后来谢阳又来电话说，他们第二天还都有事，所以就改在第二天一起晚饭。

昨天一早起床，想着还要先去打球，完了再去，谢阳就来电话说，他要到中山公园附近办事，让我去他办事的地方等着他。那时候我才起床不久，还没洗脸刷牙，中饭也没吃，就赶紧刷牙洗脸弄完，出去吃了点东西就赶到那边去等他。过了一阵他出来，他也还是那样，连那时候的发型都还继续保持着。后来聊天才知道，不仅如此，他和戴猫一样，打游戏的爱好也还保持至今。

到了酒店就等戴猫。戴猫除了07年在杭州和栋栋、赖飞巧遇，去年也在南京见过，也还是一如既往地装清纯，用谢阳的话说，就是“看见戴猫他就知道什么叫满口的仁义道德”。后来谢阳又约人，也没约到，我就想到让栋栋来。打电话给他，果然稍微考虑了下，就决定来了，而且是跟他老婆一起。

戴猫回到酒店，我们等到快七点，栋栋才来，出去一起喝酒。栋栋居然装戒酒，戴猫继续爆发他的人品，开口就是西瓜汁。我和谢阳要了两瓶啤酒，一人喝了几口，觉得还不过瘾，我和栋栋又跑出去转了一个大圈，买了瓶白酒，回去和谢阳、栋栋三个人分了，这才爽了。戴猫的人品也算是稍微有点升级，喝了啤酒。大家说起大学生活，都还是很感慨，尤其是在北栋的那一年。

谢阳说，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不过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如今都已经三十岁了，我更是过了三十岁。大家不由得一阵感叹。

本打算今天陪栋栋玩，所以让他们两口子跟我回来，住在附近，谢阳要今天的飞机回北京，戴猫也要去南京，所以他们住在浦东了。回来给栋栋找好酒店，又是一通胡扯，差不多十二点多，才回来睡觉。今天本应该陪栋栋去玩，但是我弟弟和他女朋友要来，只好让他们自己去了，我再回来。

从表面看，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其实变化已经很大了，早已不是当年躺在寝室里胡扯蛋的时光了，都要为生计奔忙，各人也都有些很细微的变化。回到家再细细体味，其实也是当年就能看出来的各人的性格的衍变。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到了岳麓山下，四年后各奔东西，南方人去了北方，北方人到了南方，从此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各自的情况大多也都是从别的同学那里打听得来的。而今大家再从五湖四海聚到一起，虽然人也还是这些人，看上去也都变化不大，但大家都已经明白，吃完这顿饭，喝下这杯酒，就又要各分东西了。只是可叹我们的青葱岁月，再也回不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上大学军训的时候我就觉得军歌比较雄壮，很喜欢。这次《解放》重新编曲，用作片头曲，也还不错，不过歌词基本没用，只剩了“向前向前向前”，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然，也可能是不想让观众听见“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要真是这个原因，那就很BS了。

走过一段路，还是朝前走，也许路上偶尔会碰到以前曾经同路但现在已经不再同路的人，心里难免有些怪怪的感觉，但毕竟曾经只是曾经，重要的是还要继续朝前走。

我大概在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在《读书》上看见了篇关于地理学的文章。当时觉得很兴奋，以为地理学要复兴了，记得在博客上也写过。但地理学至今没有复兴，未免让人失望。现在喜欢谈论大事的人，开口就是欧美，闭口就是日韩，顶多再加上印度，仿佛全世界除了中国，就剩下这几个地方了。

去年发生了西藏的事情，许多人对西藏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就在到处胡说八道；今年7月出了乌鲁木齐的事情，又是完全不了解，又是在胡说八道；后来出了缅甸的事情，还是如此。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还会出类似的事情，也还是会有这样的人会继续胡说。

前一阵子出了井底望天的书，又有接轨分子们在指指点点。但是不知道那些接轨分子们知道不知道井底望天知道的那些地方，知道不知道那些地方的情况？如果不知道，最好还是老实一点，以学习的态度来对待，不要一上来就以为又是反对民族主义那套顺口溜。

天朝如果不崩溃，跟外面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一点我想现在应该是没有多大疑问了。而且天朝周边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而这准备当然就要从最基本的了解开始。可惜的是，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对比如拉美、非洲的研究，要到图书馆里找，80%以上都还是毛主席那个时代的产品。而对需要大量进口资源、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今天的天朝来说，拉美和非洲恰恰是最应该了解的地方。

同时，因为天朝周边有很多国家，而随着天朝的发展，这些国家与天朝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边疆地区的形势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出事情的概率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边疆地区也是需要提早多做准备的。

所以说，当前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地理、边疆和民族问题，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年来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搞研究的同志们都忽视了的。人要朝前走，国家也是一样。现在是到了该重新注意起来的时候了。

感谢同志们惦念，休假结束，恢复正常，在这里简单向同志们汇报下我这半个月来的行踪。
一日深夜海裔来，二日中午他回温州，我回到家开始整理行装。
三日早上一起床，简单吃过中饭，就奔虹桥机场。我们到得有些早，我就在外面抽烟。旁边有个人过来跟我搭话说，他是来沪给人看风水的，来接他的人还没到，就跟我随便聊聊。他说，我若从军，可以做到师长，若是从政，可以做到县级干部。我说那完了，我既没从军也没从政，看来啥也干不成了。他说，没关系，我的时运还不到，要到三十多岁时运才到。他嘱咐我要注意三件事，一是半年之内不要在深夜与陌生女人搭讪，二是不要去死人的地方，三是坐车的时候注意坐后排右边。我一笑置之。他问我要钱，本打算给的，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只好作罢。两点的飞机，我们上了飞机光在机场就等了一个小时，说是因为空中管制，也不知道具体是啥原因。因为买的是春秋航空的特价机票，在飞机上也不提供晚饭，我们只好饿着肚子飞到乌鲁木齐。而且，飞机上居然还有火车上那种产品推销。
从上海一路飞到乌鲁木齐，航程大约3600公里，路线我也搞不大清楚，因为睡了一觉，睡醒后往下面看，只见群山连绵，猜测应该是秦岭，但是也不确定。过了秦岭看到的应该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再往前，就是沙漠了，一群一群的小沙丘，不见人烟。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外围都是戈壁滩，城市只是很小的一块，天地很整齐。
下了飞机已经是八点了，出了机场就打了辆车赶往火车站附近去乘去石河子的大巴的末班车。途中问司机乌鲁木齐现在形势如何，他说还好，只要我们不招惹别人，也不会有人招惹我们，不过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还好运气不错，到了那边刚好赶上末班车。车上有位维族妇女，穿着打扮看着应该是社会身份不错的人，但是到了石河子，武警上车检查，还是让她下去登记。她嘴里嘟囔着说，每次都是这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4日一早起床，在石河子市郊的地方随便转转。刚好旁边有个军营，我没注意外面的警戒线，就走到警戒线里面去了。我看着也没人站岗，房屋也很破旧，就拿出相机顺手拍了一下，从门卫岗亭里立刻来了一个士兵，监督着让我删掉了。那附近有个回族村子，跟内地城市的郊区贫民窟基本没有两样，商店里的光线很暗，商品也不能算丰富，路边是回族妇女三三两两的在闲聊，有的拖拉机拉着人去拾棉花。
因为有时差，新疆的时间跟内地不同，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中饭，晚饭一般都到八九点才吃。我刚到有些不大习惯，吃过中饭已经四点多了，觉得差不多天快黑了，不想出去，但是朋友说还早得很，可以出去转转，就乘车去市区看看。市区与内地城市基本没有区别，是典型的北方二线城市。我们到石河子老广场上看了看，人非常多，有的老人唱秦腔，有的唱京剧，有的唱老歌，我喜欢秦腔，就看了一会。有位面相很像热比亚的老太太过来请我也去唱，我赶紧推辞掉走开了。然后又在比较繁华的商业区转了转，当街摆着很多摊贩，主要是服饰和新疆土特产，比如杏干、葡萄干和巴旦暮之类，但维族人很少。偶尔能看到的维族人都是行色匆匆，眼神里多少有些紧张，我感觉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感觉就跟我当初在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时差不多，知道这个地方不属于自己。
5日一早去石河子附近的沙湾县的农村。先从石河子乘车到沙湾县，到县城后再改乘一辆三轮摩的前往目的地。沙湾县成看上去也很整齐，跟内地的县城相差不大，人们穿着打扮都很入时，有不少回族人，但是维族人不多。目的地是一个普通的汉族农村家庭，看上去也与内地没多少区别。我问朋友，说是当地也是有些回族人，没有维族。他们家代收电费，我在门口贴的一个各用户电费表上看了看，有明显的维族特征的名字的人大概有二十六七户。他们的印象里没有维族，说明他们的意识里这些维族人与他们没太大区别。我们坐的班车上有些维族人，司乘人员都是汉族，司乘人员对汉族和对维族人的态度都是完全一样的，看不出七五事件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一位回族妇女很着急的跟他说，医院让她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她不识字，不知道咋回事，求他给看看。从他们交谈中看，这位妇女应该是家里出了车祸，医院给的是病危通知。我在朋友家附近稍微走了走，也看不出与内地有什么区别。朋友刚二十岁，去过乌鲁木齐，学过厨师，在石河子打过工，一个月一千五，他嫌工资太低，不想再干了，想另找个出路。他问我上海的地铁好不好，生活习惯是不是与新疆不同之类。我问他村子里去内地打工的人多不多，他说很少，新疆毕竟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地方。
6日又去市区，朋友有两位同学在当地工作，跟他们一起吃饭，饭后回家时路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听说是新市政府门前的广场很漂亮，就下去看了看。虽然那时已经快九点了，广场上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马路对面小公园里仍然游人如织，还有各色小摊贩在做生意。还有些用气枪打气球、用圈圈套东西之类的游戏，有些看上去是打工青年模样的年轻人不断在玩，回族人比较多，维族人很少。新广场规模非常宏大，市政府大楼看上去也很壮观，我估计造价应该在5亿元左右。
7日一早吃过早饭，就赶往乌鲁木齐赴宴。乌鲁木齐的回族餐厅、饭店明显比内地要多，城市里仍有一队一队的武警在巡逻，还有些维族模样的民兵也穿着迷彩服手持警棍在巡逻，车身上挂着“动乱是祸稳定是福”的军车不时地从街头穿过，上面站着持枪的武警士兵。公交车上也有些维族群众，但看不出来有多少特别之处。后来到另一位朋友家，他家附近是七五事件发生严重暴乱的区域之一，他说他在7余人7日那天也上街了，拿着棍子，要不是武警阻拦，愤怒的汉族群众肯定会踏平民族街。他与其他人一样，说7月5日当天发生的暴乱中的暴行中，“那些人比日本鬼子还坏”。
8日我和朋友带着亲戚的小孩上街闲逛。我们先去了红山公园，红山公园下面的红山体育馆是七五当天发生暴乱的另一个重点区域。红山从远处看近似杭州的吴山，也是上面有座城楼似的建筑，但实际上红山要比吴山小很多，只差不多一刻钟就上去了，还有座林则徐像和一座红色的砖塔，塔的规模不大，高约三米。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很少能碰到维族人。出了红山，走不远就是西公园，也就是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格局、建筑风格完全与内地相同，没有任何民族特色。但人民公园里的维族人非常多，亲戚的小孩要放风筝，我买了一个，但放不上去，只好坐在边上看群众跳舞。公园里放的音乐以维族音乐为主，但跳舞的人无论哪个民族，一律都跳维族舞蹈。开始的时候都是汉族人在跳，围观的也只有汉族人。慢慢的，维族人也开始围上来看。再后来，维族人也加入进去跳。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七五之前，维族人带着小孩来玩的很多，之后就很少了，偶尔也会有，但是对维族人，他们的态度一般是不去拉客，爱玩就玩，不玩就算了。而且，如果有维族人在玩一项活动，汉族人大多数都会马上就离开，所以他们也不欢迎维族人来玩。出了公园后去新疆师范大学找朋友的一个同学，他在那里当老师，去时乘的公交上不少维族人，都用维语交谈。车子的前门站着一个武警，后门也站着一个武警。亲戚的小孩困了，就躺在我怀里就睡着了，一个武警马上站起来把位子让给我，我旁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维族姑娘，穿着打扮都很时髦，还涂了眼影，打电话时也是用维语。朋友的同学对新疆印象极差，认为新疆无论哪个民族，都很蠢，人们不是想着自己怎么去发展，而是想着办法让别人给他们施舍点什么。我心里很不同意，但也不愿意跟他罗嗦，也就算了。出门的时候已经九点了，他嘱咐我们不要乘公交，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打车为好，我们从善如流。
9日上午一直呆在住处，我们就要离开新疆了，朋友的亲戚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吃囊，但是现在都不好买维族人的东西了，要是汉人买维族人的东西，其他汉人会群起来骂。进火车站的时候，安检非常严，几乎与平时的飞机安检差不多，包括电脑、钥匙之类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查看。我前面一个人明显是内地来的农民工，也被要求打开箱子检查，打开后都是农民工穿的那种质量不大好的衣服，警察也就放行了。我后面的一个女人忍不住对警察说了一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警察马上横眉怒目地说“你说什么”，那个女人也不再说什么了。我对面是一对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小伙子是陕西人，小姑娘是甘肃人，准备回家结婚，他们用手机给我传了一段七五当天的视频，确实非常残酷。
10中午12点到兰州。兰州是我们省的盛会，这是我第一次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感觉就不大喜欢这个城市。大学同学小刚和中学同学苟都在那边工作，他们订了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吃饭。两个差不多都有六七年没见过了。当初的狐朋狗友，如今都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有了老婆孩子，也都在兰州买了房子，都在商量着再买一套房子安置家人，相形之下我就特别惭愧。本打算晚上乘夜班车回家，但是苟说马飞正在从甘南赶来，大约夜里一点到，我只好继续等着。在酒店睡了一觉，晚上苟请客，继续喝酒，我喝得有点多，小睡了一下，听说马飞来了，就又起来。马飞已经十二年没见过了，他还是那样，只是穿了一套武警的军装。他一路辛苦，还没吃饭，我们在外面随便吃了点面，想着出来找个地方聊天，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只好去洗脚，聊了一会到了四点，就那里睡了。
11日早上起来去吃了一个牛肉面，果然味道很好，不愧是牛肉拉面的故乡。马飞还买了条烟送给我，又和苟送我到了车站。十一点车才走，路上走走停停，到晚上八点才到镇上。叫了辆车送我，还说是因为修高速，要绕远路，还比以前多出了五块钱。
12日带着朋友上街看了看，顺便去五叔家坐了坐，就回家了。帮着父亲砍了一会玉米秆，感觉干活大不如前。
13日一早去了西峰，看了姑姑和二叔。姑姑久病在床，不过这次似有好转，我颇觉欣慰。回来又去了五叔家吃饭。
14日在家待了一天，龙龙来我家闲谈了一阵。过年时我们俩与海学一起在老洞拜了关二爷，我还有点效果，他俩至今毫无进展。海学给我订火车票也没订上，只好买了两张黄牛票，还是卧铺，一个人350，跟打折机票都差不多了。
15日在家吃过早饭，就到街上乘车到西安，西安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路过我十多年前去过的西工大，也看上去漂亮了不少。晚上七点五十上了火车，今天中午就到了上海。
乘火车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又从兰州乘长途班车到庆阳，一路看来，还是庆阳最好。新疆出了几个城市之外，大都是戈壁滩，地广人稀，荒无人烟，连山都是焦黑色，寸草不生，有些山头上还顶着雪。即使是进了甘肃境内，也没有好多少，出了快到兰州的时候情况稍好，很多地方也都是如此。从兰州到庆阳，一路上都崎岖不平，还是庆阳最好。

今天起了个大早，看了阅兵。总体而言，还是很成功的。场面很大，人很多，很有天朝的特色。

 

当然，天朝的事情，凡是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高兴的，就总是少不了有些人不那么个高兴，这都正常。要是没人骂，反倒不正常了。

 

骂是需要的，但是也要骂也要骂得有水平点，现在骂的人都是乱骂，无非还是不如米帝之类，毫无技术含量。尤其是说现在共军的武器都是仿制品，这个阅兵就是山寨版的武器展览。这话说得相当没水平。都全球化了嘛，天朝没有的，从外面买一点也正常。照这么说，要是米帝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发现，他们穿的衣服、用的杯子啥的都是天朝农民工生产的，是不是要惭愧得自杀？

 

专业的军事问题我就不说了，大家都说得很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阅兵无论武器还是队列啥的，都很好，但是转播得很不专业，摄像和解说都极其不专业，完全是在胡搞，很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落后的生产力和日益增长的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去年奥运会的转播搞得那么糟糕，到这次还是搞成这样，可见CCAV的同志们都在干什么，对工作完全没有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这是最需要改进的。如果下次再碰到这种大型节庆活动，如果转播技术和设备不能达到要求，建议干脆从国外请专业团队来做这个事情，费用可以从CCAV的拨款里扣一部分出来。

 

江sir今天是最让我觉得表现好的，都83岁的人了，还能两个多小时都从头到尾这么站下来，很不容易。有些人说他老人家中间坐了一会，我们看电视的人就说不清了，要去过现场的同志们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能这样站下来，哪怕中间稍微休息过一会，也很不容易了。

 

胡总的表现当然也很好，虽然表情还是没什么变化，但是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的时候还是声调有变化了。这是很大的突破啊，同志们。最后喊那三句口号当然还是太刻板了点，太程式化了些，本该更激情点，应该多喊几遍人民万岁。领导同志嘛，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的时候不能坦然受之，也要礼尚往来，要向人民群众致意嘛。

 

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方阵，虽然是临时加进去的，但是还是很让人激动。毛主席评论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时候说过，苏共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被丢掉了，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丢。对今天的天朝，不，对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天朝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一把最重要的刀子，啥时候都不能丢掉。如果遇上对外战争啥的，改革开放可以暂时中断，但是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对那些国内国际的反动分子来说，毛泽东思想永远都是天朝最锐利的武器。

 

还有一个可能不算是这次搞得特别好，但是今天我看见了，也顺便说说。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刚好在一条线上，所以阅兵方阵从天安门前穿过的时候，一方面是向党中央汇报，一方面也是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和毛主席汇报。这就很好。要是像有些同志说的那样，在阅兵的前一两天，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同志代表中央亲自到毛主席纪念堂朝觐，那就更好了。

 

当然，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那几个方阵，排序就不大好。科学发展啥的都在前面，民族团结方阵在最后。对天朝这样大的国家来说，民族团结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出了藏乱和疆乱之后，应该特别重视。应该说民族团结是所有问题里最重要的之一，至少应该在政治局最关心的问题里排进前五。如果说觉得这些问题都挺重要的，感觉不那么好排序，那就干脆打乱排，不要搞得让大家都能看出来是按重要性排列的，结果民族团结排在最后。民族团结要落到实处，不能只是装点。

 

再一个就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同志出来得还是太少了。这些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应该给予特别的礼遇。参加观礼的同志们里，除了现任领导，军人里面只有在京上将能上观礼台，55年少将和中将都只能在台下看。这是很不对的，对这些同志要特别重视，特别尊重。其实我觉得可以搞一个退役将军方阵，即使他们年纪大了，踢正步啥的他们搞不来，也没关系，只要他们出来列成方阵从天安门前走过就行，这个意思就出来了。

 

60年了，天朝能走到现在这一步，很不容易。虽然出过许多问题，现在还有很多毛病，但是成绩还是主要的。看不到问题的乐观当然是盲目的，但是看不到成绩的悲观也是愚蠢的。就象士兵突击里的高连长说的，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倒，我们还要永远这样下去。

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上周末看了一点，今天又看了一点，《解放》看了快有一半了。

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好，我觉得其实倒也还好，至少是没他们说的那么糟糕。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糟糕呢？原因很简单，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

我以前也以为这个电视剧是延续《长征》、《延安颂》的，可以看作官方版的党史电视剧，但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官方介入和支持的都不会太多。

从故事情节安排上说，《长征》当然是最好的，比《延安颂》和《解放》都好，是两条线索交叉滚动推进剧情发展的，双方都在内部斗争中重新整合力量，同时又在交战，一方追一方跑。而《延安颂》就显得更多的只是平铺直叙，情节安排不够紧凑，也没有反映出各自阵营里的内部力量整合情况和双方之间的斗争的决定性关系，CP方面着墨还多些，KMT方面就近乎没有了。

凡是同志说，《解放》的主题应该是英雄史诗，是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而这方面的电影电视剧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搞出了许多，所以这个片子显得有些多余。但我仍然觉得，拍一个全视角的反映解放战争的电视剧是必要的。但让我不满意的是，双方的内部力量重新整合对解放战争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安插到情节里去，尤其是KMT方面，内斗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对战争局势的发展常常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但这方面着墨却不多。

至于说有些人批评这个片子剪接80年代的战争电影电视剧太多，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不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不需要以视听效果取胜，这个题材本身就是重大的、好看的，只要能把线索交代清楚，就已经很好看了。而且，有些地方还有些进步，比如张灵甫之死，《解放》里是被共军手榴弹炸死的，而不是像前面那个《红日》里那样是自己自杀了。

西域7·5风声不远，胡总就亲巡，大家都以为已经恢复正常秩序，却又来了扎针。前一天有人在群里说，我还说谣言止于智者，不要信谣传谣，第二天官府媒体就公开承认，确有此事。西北又到了多事之秋，看来这个六十大寿不大好过。

不过这次与上次不同的是，上次闹事起先是维族群众，而这次则是传言一起，乌市汉族群众就自发聚集，要求官府有所作为。到昨天，终于把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同志和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免职。其实，从7·5到这次，我倒觉得栗智同志的表现还不错。每逢这种事情，民意和官府都一样，无外乎采取强硬手段和妥协两种，真正肯到第一线去与群众沟通的政治主官少之又少。而栗智同志上次在群情愤慨的时候就到街头去了，外电说他站在装甲车上拿着大喇叭对群众喊话，他自己在新闻发布会上则说，他爬上的不是装甲车，而是一辆普通的车子。这次也是一样，新华社的稿子配发了一副栗智同志站在车上用喇叭对群众喊话的照片。他手里拿的一个牌子上有些语病，于是乎被瓦修之类嘲笑。其实这个牌子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下就会明白，不可能是他自己拿到现场去的，而是在路上拣的群众的标语或者是被群众硬塞到他手里的。

这种情况下，还敢到第一线去，敢对群众喊话，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强硬手段，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想想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愤怒的群众如果情绪失控，扣押官府人员作为人质完全是有可能的。而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中，党国官僚们多数也都是在背后调动武装力量，采取措施，座位地方官府最高政治主官能够亲临一线，这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在这个时候，他被免职大概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塞责民意吧。

昨天在群里扯淡，大家都说，要采取强硬措施。班博说，如果说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就按法律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客气。但问题其实就难在这里，我朝自开国以来，政治伦理就不是公民国家。我以前写过一个博，谈过这个问题。49年建国的时候，其实是沿用了KMT的政治伦理，就是国民国家，是各阶级精英共享政权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三大改造完成后，1954年宪法确定，就是阶级专政国家了，国家的政治伦理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对少数阶级敌人的专政。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政策调整，措施方向大变，但是一直没有发明一个新的政治伦理，所以在政治伦理上是模糊的。到现在，我朝到底是阶级专政国家，是国民国家，还是公民国家？这是个糊涂账，谁都说不清。

所以，现在我朝的政治伦理看上去就很奇怪，既可以说同时兼具国民国家、公民国家的特征，又可以说没有一个特定的政治伦理。阶级专政伦理现在也很难说。比如说今年高调纪念西藏的民主改革，就是又试图唤醒少数民族的阶级解放历史。对于已经30年没讲阶级斗争的我朝来说，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当时就让很多西夷很惊讶。目前来说，我朝难就难在，如果确认公民国家伦理，民族问题或可纾缓，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会很多了，比如民主自由啥的，这些给是不给？如果不给，怎么能算是公民国家呢？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不能再走回到阶级专政的路上去了，这是朝廷已经认定了的。

大体来说，目前以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宣传，是比较接近国民国家的，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伦理。但是国民国家在单一民族国家比较简单，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像天朝这样，有很多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就很麻烦了。如果确定就是国民国家，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少数民族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汉人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又凭什么要维护统一呢？昨天就有同志说，他去新疆那边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哈萨克族其实也相当危险，有的都在家里挂哈萨克斯坦总理的像，对天朝基本上没啥感情。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独天朝为然，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我朝应该说还算是成功的。最失败的当然是土耳其了，整个帝国解体了，最后转型成了民族国家。阿三是在中间，不能说太失败，但是也不成功，到现在国内还有游击队啥的，国家转型也还是没成功。只有天朝是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领土范围，至少一个很庞大的现代国家体系是建立起来了，而且运转起来效果也不算很差。但是，天朝的成功是在于用了阶级斗争的办法，阶级斗争不仅取消了民族矛盾，实际上也取消了国家利益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既要否定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伦理，又希望仍然继承他的遗产，这个就是个很矛盾的事情。

但是，大体上说，我仍然同意7·5的时候中史俞同志的观察，也就是说，所谓的民族冲突，其实是阶级冲突以民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如果从这个逻辑上讲，似乎只有回到阶级专政国家的路上来，才能解决问题。而这对现在的朝廷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既不想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又希望能解决民族冲突，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民族政策，改变目前的鸵鸟政策。但是这个又谈何容易？在朝廷目前的政治路线下面，这样的方向性的调整其实是不大可能的，官僚政治的本能就是混日子，没事儿最好，有事儿就赶紧糊弄糊弄，过去了拉倒，反正他们就是坚信让大家都有钱、共同富裕能解决一切问题。

不过，我也不是特别悲观，我还是相信，无论如何，无论西藏还是新疆，都不可能真的分裂，国家统一是国民国家最后的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保证，那么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我想当轴者应该还不至于昏聩到这个地步。

果敢的枪炮声驱逐了在缅甸的华人，却没能震动近在咫尺的天朝。今天的《新闻联播》对此事只字不提，仿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战争。

如果说对非洲、拉美这样的地方还能够冠冕堂皇地说一句“这是别国内政，中国不便干涉”，那么对缅甸的事情，恐怕不能这么说了。

施密特说过，大国，也就是帝国，与普通民族国家不同，因为它有自己的空间要求，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势力范围。

对这个范围内的事情，这个大国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于任何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这个大国都有义务、有责任进行干涉。

如果说朝廷说的是真的，真的在想着崛起，还是有抱负的，而不仅仅是混日子，调整内外政策就是必须的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连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边的国家的华人的利益和安全都不能保证，还拿什么保证更远的地方的华人的安全和利益？

如果全世界华人都必须像晚清时在美洲的华人那样忍辱负重地生存，那他们还有什么祖国？

现在网上的消息确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消息来自何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散布这样的消息，但是所有的消息都在指向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中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

而且，这种有所作为必须是大大方方的，是公开的，不用藏着掖着的。

当然很有可能这些消息是来自敌对势力，是想让中国介入干预，为比如米帝之类的势力提供干预借口。

但是，如果说这些消息就是来自米帝这些地方的，那么就是说，他们早已经介入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保持克制，还是在强作镇定？

以前都是每年重感冒一次，今年看来比较奇怪，这已经是第二次感冒了。

从上周一起就感觉不大对劲，就赶紧买了点药，想着能早点好。但是药都吃完了，也没见有什么起色，反倒日见沉重。按照感冒的一般规律，头一天是感觉嗓子不舒服，第二天开始流鼻涕，第三天就会逐步好转。这次不大一样。昨天起床本来觉得头疼，想着去打球，出出汗应该就能好，所以硬撑着打球。第一轮打下来，就感觉比较累，出汗很厉害，用冷水洗了洗脸，后来又到门口去吹风，感觉就开始不大对了，一阵冷一阵热的。后来又打了两轮情况愈发糟糕，到后来简直没一点力气了。从球馆出来，走到地铁站，差不多15分钟的路，也走不动，还歇了一阵子才走到。硬撑到下了地铁，出来，感觉实在没力气了，就在路边摆摊的人的凳子上坐了一会，感觉整个人没有一丝一毫力气，站都站不起来。坐了差不多20分钟，想着还是得赶紧回家，就硬撑着回来了，顺便买了点药。到家也是倒头就睡，睡了两个小时，起来连饭也吃不下，还是感觉一阵冷一阵热的，头疼脑胀，感觉头比身子重。也没开空调，还是觉得整个人一阵一阵的凉气从头直灌到脚，浑身上下汗毛都竖起来了。晚上睡觉也是一会出虚汗，一会觉得很冷。到今天起来，才稍微好转了些，虽然还是出虚汗，但是不再觉得冷了，就是头也还是疼。

还是希望能赶紧好起来吧，这生病的感觉可真不好受。

昨天去看了上海书展。06年也参加过一次书展，进去除了感觉人特别多，也没什么别的感觉。这次感觉也还是一样，人特别多。但是明显感觉买书的也不少，几乎每个收银台前面都要排队，而且现在都搞得很先进了，可以付现金，也可以刷卡。

书的情况感觉很一般。各个出版社带来的基本上都是很一般的书，书展上有得书一般我们在书店里都能看到，我们在书店里找不到的这里基本上也找不到。而且折扣也只有八折，并不比网上或者书店便宜多少。我重点看的上海古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江苏出版集团和华师大出版社都是如此。比如我问华师大出版社的人，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我有第一和第三卷，没有第二卷，他们这里有没有。他们也说是没有。

当然，也有点例外。我在中华书局看到有几本王夫之的书，就问他们有没有全集，他们说来的时候带的不多，只有几套，都已经卖掉了，剩下的只有少数几种了。我看了看，后来还是买了两本。中华书局比较有趣，说是买书金额超过100块钱，就可以免费赠送一本于丹的《论语感悟》，问我要不要再买几本，凑够100块钱。我本来还想买几本，一听这句就不想买了。

华师大出版社大概是这次书展上唯一有五折的学术书的，不过都不是什么我特别想要的书，主要是刘小枫主编的“尼采注疏集”、“柏拉图注疏集”之类，还有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通信集等等，没什么太有意义的。我也是乱选了几本就算了。老刘的书一向来都是很畅销的，看来这次是方向出了问题，都弄到半价甩卖的地步了。老刘的《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是八折，我误以为也是五折，就像买本新版的《诗化哲学》，后来听是八折，就拉倒了。

在中华书局买了本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在家随手翻了翻，觉得还挺有意思，百家讲坛之类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主要的还是昨天带的钱不多，要是多带点钱，说不定“尼采注疏集”和“柏拉图注疏集”也就捎带着买了。

艰苦奋战两个星期，算是把阿兰·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看完了。果然是很反动，但是也确实很好。看了这个才明白甘阳所谓的通识教育是要干什么，施特劳斯为什么说韦伯的社会科学是“毫无心肝”的了。以前没这么想过问题，看来社会科学跟人文学科的斗争确实是很激烈。

不过，按这个书的说法，在欧美，社会科学的祖宗是洛克，人文学科的祖宗是卢梭，那么天朝呢？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祖宗是谁呢？天朝的社会科学确实是舶来品，也应该说祖宗就是洛克，但是要说人文学科的祖宗也是卢梭，恐怕就说不过去了。

这个书里批判的米帝大学里当时的堕落的情况如今天朝的大学里也已经很普遍了，社会上也差不多，但是谁来给我朝的大学写一个这样的判决书呢？居然还有大学教授给韩寒、甲骨文作文之类叫好，想起来都让人绝望。堕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堕落了。

这一阵倒是有不少创意，想写的东西不少，但是到最后都还是没写。比如前面看完的施密特，这次看完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都是可以扯扯的。可是这一年阴阳颠倒的日子确实是把我过得越发的堕落了，很惭愧。

不过，通钢的事情还是要再谈谈，不能就这么算了。资产阶级会用警察算账，无产阶级没有警察没有枪杆子，还有口水，喷死狗日的资产阶级。

周末在家待了两天，没什么事情，把上星期没看完的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看完了。

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内容要比小沈阳丰富很多，他的表演也比较有趣。比小沈阳有意思，也要比小沈阳更上得了台面，为什么小沈阳能红遍全国，但周立波却只能在上海红火，而在全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小沈阳走红让上海人发现，原来这样也可以，周立波未必能进入大众媒体视野，成为话题。

很显然，他的这种表演时强烈依赖上海话的，他讲的许多段子用普通话讲未必有趣，但用上海话讲起来就特别有趣了。好在我总算是这几年在上海，多少也能听懂点上海话了。某同志听不大懂上海话，跟我一起看，就觉得意思不大，一会就看睡着了。。。

其实各地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与当地语言、文化、风俗相结合的地方文艺，这些要比现在的流行文化有意思很多。但更有意思的是，每个地方文艺明星，都希望通过比如央视或者大众媒体，走出当地，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几乎没有人愿意甘于在当地继续红下去。而当他们离开当地之后，作品的水准往往是逐步下降的。

原来在长沙的时候，奇志大兵的双簧和相声就已经很红了，但是在全国却没多少名气。后来大兵终于上了春晚，成了全国都知道的笑星，但是说实在的，他后面的那些作品比早先的已经差了很多了。他最精彩最出色的作品都是用长沙话讲的，但他红了以后却必须用普通话来讲，效果就差了很多。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粤语流行歌，虽然是用粤语唱的，但是基本上南方都能接受，在北方则相对影响较小。上大学那时候去KTV，大家都会唱几句《光辉岁月》之类，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粤语歌的流行语气说是文化上的成功，不如说是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还必须借助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比如在今天，港台歌星的粤语歌在大陆大概再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了，港台歌星在大陆的受欢迎程度也早已不能与当年相比了。所以说，一种地方性的文艺形式要走向全国，粤语歌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方式。

经过赵本山的多年忽悠，东北二人转这几年的情况貌似有所好转，在北京也搞了一个剧场。但是，如果没有赵本山，或者说赵本山哪天不在了，二人转还能坚持下去吗？去剧场看演出的人到底是看东北人演小品，还是看他们唱二人转，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小沈阳和赵本山一样，本行是唱二人转，但他们在全国走红却并不是因为二人转，而是因为他们演的小品。

直到目前，我对上海本地的文艺也没多少了解，沪剧很反感，滑稽戏也没多少了解，评弹也觉得没太大意思，在电视上看见也都是直接跳过。这次看周立波算是例外。到现在为止，周立波仍然坚持舞台演出，拒绝在电视上直播自己的节目，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又想起了秦腔。秦腔在北方曾经一度占据主流地位，山西、河北、河南乃至北京，都曾是秦腔的领地。但是秦腔一直拒绝改变，到今天，秦腔的各种变种也就是各地的梆子戏，听起来都不是那么回事，与秦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秦腔只有用陕西话唱才能有自己的味道。后来京剧进京，秦腔退回西北，一蹶不振，在外地人的印象里，已经只剩下吼了。

妥协，还是不妥协？要能争取在更大范围内的成功，就必须妥协，放弃自身的某些特色，吸取更多的元素，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必须放弃自身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地方性文化特色，变成更加标准化、现代化的形式，但这还能算是原来的地方文艺吗？秦腔就一直有人试图用普通话唱，但基本上反应都非常差，很少见成功的。即使是在甘肃唱秦腔，也必须尽可能地用陕西话，用甘肃话就会走味。

乌市的事情闹了两天了，我觉得应该说两句。

1.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共产主义可以失败，但是国家不能分裂，领土不能减少。无论是谁在台上，都有责任有义务保证坚决这一点。

2.5日的暴乱事件的性质，我认为官府的定性基本正确。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冲突事件，而是“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暴乱分子的打砸抢烧对象不仅是汉族群众，同样也伤及了许多无辜的维族群众。我相信绝大多数维族同胞与汉族群众一样，是希望平安幸福的，不会支持这种暴力行为。

3.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持冷静，对所有的消息都保持基本的怀疑态度，尤其是那些带有煽动意味的。虽然官媒如新华社的同志们非常之不敬业，给大家的消息非常不及时，而且经常发布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消息，但在这种事情上，我认为它的虽然数量很少的消息是唯一可以信任的消息。尤其是对外电发布的消息，一般都应采取坚决不信的态度。

4.要坚决反对那些煽动汉族群众对维族群众采取报复措施的言行。王同志昨天的讲话说，昨天有汉族群众也上街了，也拿起了最原始的武器，据说是要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希望这是真的，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是用于保护他们自己，而不是打算像暴徒们那样，对无辜的维族群众下手。

5.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采取果断措施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果断措施应该更早采取，而不是等到今天，最晚也不应该拖过昨天。因为：首先，暴力需要制止；其次，生活在那里还没有卷入的群众需要看到希望。如果他们昨天就看到官府采取的措施已经能够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想不会有昨天出现的汉族群众也上街的情况。

6.非法的侵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活动都应该坚决制止，包括当场击毙。无论正在施害的人是维族还是汉族。中国的法律应该对每个中国的公民都有效，不分民族。

7.当地官府已经切断了网络，我认为非常必要，但还不够及时。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应该严禁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式发布和传播挑唆、煽动民族仇杀、民族冲突的消息。尤其是外电，凡是在此次事件中发布过不负责任的消息的，我认为官府有权在事后采取措施进行制裁，以儆效尤。

8.民族政策是到了需要全面检讨的时候了，必须有所改变。但这应该是在事后，目前最主要的仍然是制止暴力，恢复秩序。

9.这次的事情显然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对这些人应该追查到底，一个都不漏网，采取严厉的措施。而且，应该在此说明，严厉措施是指超过一般法律规定的惩罚。同样的，对于这样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犯罪，相关部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至少是没有充分的准备，相关的责任也必须追究，同样应该给予严处。

10.对于在此次事件中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指责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该有严重表示，尤其是那些又嘴里喊着人权却无视基本事实的人，比如潘基文，应该要求他为他的话道歉。

总之，在这种事情上，必须上下一心，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好不妥协，斗争到底。这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价值，不容挑战。

今晚宵禁，目前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希望能平安，每个人都能好好活着，无论是汉人还是维族同胞，无论是武警警察还是普通群众。

这几年来，我看了点历史书，在博客上乱写了不少，所以，颇有些原来的朋友觉得，我越来越民族主义了。《天涯》上的文章出来后，似乎也很不得人心，右派分子自不必论，原来的左翼朋友觉得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我还是摇摆不定。今天就说几句这个问题。

我是毛主义左派，这一点从2004年到现在，都没变过。将来会不会变，很难说，有可能变，也可能不变。但我想无论变与不变，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认同都不会变。这一点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我这几年在网上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里确实经常流露出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但是我认为，我还不能算是民族主义者，最多只能算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如果说谈什么谈得多了就成了什么，那么高华杨奎松张戎这样的人都可以算是毛主义者了。这个道理我想不用我再多做说明，大家都能明白。

而且，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什么主义者的主要标准不是这个人是不是谈这个主义，而是用这个主义的方法去思考问题，对一个具体的事情发表看法。就像真正的信徒不会问基督到底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样。稍微留心的人大概都能发现，我这几年确实乱谈了很多民族主义，有时候也给民族主义叫好，但我自认自己还不是用了民族主义的方法。

至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去年的藏毒和今年盛行的崛起这样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也要被算到民族主义里去，我就不想解释了。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如果还有什么错，还要说出理由一二三四来，就不正常了。

在1978年以后的中国，跟左翼是难兄难弟，面对的是同样的处境，一露头就要被封杀。民族主义甚至还要惨一些，得同时面对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得两线作战。当然，这不足以成为民族主义就应该天然地是左翼的同盟军的理由。但是，正因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左翼应该对民族主义多一份同情的理解，而不应该简单地下结论或者表态，生怕自己不再纯洁了。

所以，旷新年在一篇文章里说，左翼跟民族主义同流合污是左翼的堕落，这个说法我认为不对。左翼与民族主义能达成不少的共识，在许多问题上共享一些前提性的假设，与其说是双方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运动的结果，跟中国革命一样，是逼出来的。

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这样崇高的理想，但现实不让我相信。这当然不是说国际主义精神不存在不可能，当然是可能的是存在的，白求恩就是最鲜活的个案，还有西班牙革命。但这些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应该被忽视的，那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带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间的事情。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是苏东巨变之后的历史终结，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历史地进入了低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还依然坚持中国就是不能崛起，就是要与国际无产阶级一样，同甘共苦，要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我认为是自欺欺人。

在1920年代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被镇压下去之后，共产党该怎么走，是继续在城市里坚持斗争，做无谓的牺牲，还是到农村去建立红色根据地，去用农村包围城市？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高潮过去了，死去的人成为烈士，活着的人还活着，就要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就要想别的办法，寻找别的道路。如果烈士的献血已经证明是死路一条，活着的人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一条道走到黑并以为这才是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那才是对烈士的献血最大的漠视。

现在面临的现实就是，虽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全世界资产阶级不是一家人，无产阶级同样不是，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首先想到的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既与国家利益存在一些冲突，但也有很多的重合。比如说，在今天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中国所能获得的市场越多，中国的无产阶级得到的就业机会就更多，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也就越多；中国得到的资源越多，中国的内部竞争压力也就可以相应地缩小一些。

所以，与旷新年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说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左翼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形成了某些默契，我认为是重大的进步，是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也因此，左翼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不仅正当，而且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