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把《政治的概念》学习完，接着又把以前买的《宪法学说》也学习了一遍。就是一个字，好。我朝搞宪政的同志们啥时候才能有这觉悟呢，啥时候才能明白重要的不是对宪法进行表决也不是去搞那些条款而是谁在决定要不要宪法这样的道理呢？明白了这些，大概就不会再有民元之初是先孙总理破坏天朝宪政前程的胡扯蛋了，也不会胡扯什么蒋委员长的宪法如何现代，如何前景一片大好了。不过这恐怕还要很久，想起来就让人伤心。谈宪政的人水平如此，我朝的宪政看来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是没什么大希望了。

接着也就顺便把《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学习了一遍。这书大概是06年在博师打折买的，一直没翻过。上星期周末开完会回家时顺道在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随便转了转，看见这书又再版了。在书店里看了一阵子，就感觉第一篇的对话还有点意思，于是想到自己也有这本书，还是回家来看看。回家来拿出来看了才知道，内容变化相当不小。这哪儿是什么《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完全就是施密特批判论文集嘛。

第一篇施特劳斯的还好，接下来的两篇就很糟糕，洛维特我还知道，马丁是没听说过的。前一阵班博在群里讲，洛维特那本《从康德到黑格尔》相当不错，很是推荐，我还到书店里去找过。这次一看他评论施密特，感觉真是大失所望，水平简直接近当年薛涌批甘阳，活是徐友渔批汪晖。除了义正词严地喊口号背顺口溜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马丁不知道是个干什么的，文章的水平简直直追南方报系的社论，就是再三再四地重申普世价值，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对马克思、韦伯的评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朝的自由派同志们自己的评论用的洋鬼子的名字。

新版的变化较大，但是因为这两年不看新书，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天朝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这几年似乎已经回过神来了，去年我记得世纪中国上还发过一个天朝的同志们批评施密特的小专辑，虽然多是隔靴搔痒，但是比起过去那种看见洋鬼子的名字就望尘膜拜来，还是要让人感觉欣慰很多的。那次评论的多是所谓法学家，而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这些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地倡议用行政代替政治，所以把实质性的问题都用程序问题遮盖了，而施密特这样讲政治的法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在坏这个行当的规矩，必欲诛之而后快了。可惜的是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水平还不如男足，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半天施密特，跟男足过了中场就射门的意义接近，看起来勇猛，实际上总是偏离球门的距离在十里之外。

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法学研究员讲，要研究我朝自己的宪法，不能再搬运西夷的理论和宪法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评论了一下54宪法，说来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先前的同志们提起来宪政史就是温柔的抚摸晚清到民国那几次不成功的失败试验的历史遗体，说到宪法视就是从宪章运动开始扯起，一直到米国第某某条某某款修正案，如数家珍，而对我朝建制以来的几部宪法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变化，则不甚了了，甚至连我朝五六十年代整体上有主席制到内阁制之变这样简单的变迁都不知道，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年的工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施密特，主要的还不是忙着去批判他，而是学习他对祖国的爱，和他对魏玛宪法这样没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分赃协议都能如此当一回事的指著精神。在这方面，天朝的同志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批判施密特的事情不妨暂且缓缓吧。

这几年明史大热，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读物都卖到地摊上去了，这是好事。现在的天朝，就是需要重温那种开国时期质朴、雄浑、大气的风格，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当皇帝不能光靠理性人那种蝇营狗苟，政治不是一点不讲道德，不但不是靠厚黑学才能成功，而且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玩得了政治。

但是影视剧就很糟糕了。记得前几年有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有朱元璋，不过那个片子里讲的主要不是讲太祖的，只是配角，那里面的太祖完全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整天不干正经事，就知道跟着一个疯姑娘在宫外到处乱跑。完全是还珠格格那种风格，所以我一看就很厌恶。06年又看见过一个陈宝国版的《传奇皇帝朱元璋》。只是听别人说这个片子的主题不是太祖艰难奋斗的历史，而是讲太祖怎么与蓝玉争风吃醋，最后又找借口杀了他。一看这种戏不够感情凑的路数，我就反胃，就没看了。

去年瓦修在群里说，胡军版的很不错，值得一看。所以前一阵子就买了回来，但是只看了前面几集，就没再继续看下去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实在受不了太祖下面的同志们管太祖叫“大帅”，还有编剧同志发挥他的天才想像力搞出来的“上位”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主公就是主公，不管太祖的头衔是小明王给的什么左元帅还是元廷给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还是太祖称王之后，他手底下的人都很清楚，这就是主公。叫上位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男上位女上位么？称王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是吴王殿下，王上这种称呼当时都已经不流行了。

编剧是朱苏进同志，看样子这个同志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所以完全搞不清楚这种片子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明朝开国武功之列，人才之众，开辟以来，除了我朝，还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的。20万人对60万人的水战，这是天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了；解放全国的时候耀兵昆仑，除了我朝和明朝，再没有第三个朝代这么干过了；北伐的同时南征和西征，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大规模征服，这也是我朝之外没有过的，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数十万步骑兵排阵野战，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明朝得国之正，这种大气、开阔的风格古今无出其右者。

但是编剧和导演似乎完全没搞清楚什么叫开国皇帝，什么叫开过战争，还以为他们是在拍康熙帝国、雍正王朝之类的清宫戏呢，上来就是宫廷斗争，就是朝臣之间相互算计，君臣之间相互猜疑。李文忠、邓愈、冯胜、傅友德、沐英这些人都没有了，蓝玉成了愣头青，刘基除了整天猜测皇帝会不会害自己就啥正经事都不干。三路北伐没有了，傅友德远征云南没有了，李文忠十八岁就评定闽浙也没有了，就剩下了李善长和刘基在那里你斗我我斗你。同志们，这是康熙帝国，不是大明开国的气象，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就敢下手拍？

是朝廷就会有斗争，是君臣就会有猜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太祖的时期，主题是开国，是气势恢宏的开过战争，刘基和李善长的功能是张良和萧何，刘基这个时候还不会考虑怎样保存自己，而且他的特长也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经常能出奇谋，能断大事，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有主意贡献，李善长的长项也不是搞什么淮西党，而是竭心尽力地搞好后勤保障工作，支援前线。太祖这个时候也不会对刘基有什么太大的疑心，而是非常信任的。

还有宋濂、吕昶，都被搞成没用的腐儒，都老糊涂了，还在朝廷那里混日子，朱昇干脆连个脸都没露。徐达、常遇春完全被搞成了黑旋风，就是个鲁莽武夫。要知道，明朝的江山，至少一半是徐达打下来的，就靠一个黑旋风，是不能杀进东京夺了皇帝鸟位的。徐达的性格是比较沉稳，常遇春的风格是比较勇猛，但他们与李逵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编剧没有能力把这么多有性格的人的性格都呈现出来，还是导演根本就把握不了那么多线索，根本捉摸不到那个时代的主题？实在不行，找本明史随便翻翻，看几篇传记，大概就是几天的功夫吧，导演就是再怎么日理万女，也不至于忙到连这点工夫都没有吧？

再说说演员吧。胡军应该说表现得还是很好的，刚一开始的部分不太好，就是他还没有独立成军的时候，表现得太懦弱了，那时候太祖的特点是仁义、厚道，但又很勇敢，能够任大事。后面称帝以后的表现是不错的，问题都出在编剧和导演身上，跟演员关系不大。皇后的演员很糟糕，马皇后是天朝历史上第一个在宫里开办女子学校的，也是第一个编写女子教材的，那水平自然不用说了。但是这个片子搞得完全就是一个小市民，哪里有一点开国皇后的气质。刘基的演员也还行，但是过于装神弄鬼了，这个同志应该学习一下明史刘基传，刘基的基本特点是为人刚直敢言，遇事不苟，不是阴阳先生。不过，这个同志要是能在新版三国里演一下诸葛亮，兴许效果会相当不错。其它的演员都不说了，胡惟庸和宋濂的演员最糟糕，连话都说不好。

CP电视剧一向被认为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没什么技术含量，老是掩盖基本事实。所以我以前一直不肯看，一直到后来朋友给我推荐看《长征》，这种印象才得改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CP和共军，别的看的比较少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CP基本上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至少是比私人医生回忆录和红太阳之流更可靠些，大体上都是用的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看的是唐国强版的毛主席，所以后来看到别人演的毛主席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古月，无论气质气度还是气势，都相差太远。因此，《中国命运的决战》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多次，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从今年三月藏乱以来，不知道为什么西藏卫视想起了这个电视剧，我印象里现在至少是第二遍了。但一直都没有看，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还是有些收获。

抗战结束前，老毛子出兵天朝东北，驱逐倭寇，二战就此结束。随后国共双方开始争夺，一边争夺一边谈判。按照一般出版物里给人的印象，CP方面的说法都是说，KMT根本对谈判毫无诚意，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却加快向东北增兵，积极准备大打内战。米国鬼子尤其不够义气，掺和天朝内政，帮蒋委员长向东北输送兵力。当然，CP准备全部抢下东北，作为根据地，以便一旦与KMT打起内战时能背靠苏联，这一点共军的宣传里也从来都是承认的。华北、山东运送了大量兵力，山东可以说是基本上把主力都抽调过去了，延安也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大概是三万名左右。

但是《中国命运的决战》里其实把这个线索交代得是比较清楚的。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时，老毛子仍然赖在东北不走，既没有交给KMT，也没有交给CP。而且CP上去接收的部队都比较苦，有时候老大哥不开门不让路，原来中央说的老毛子会供给武器的说法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莫文骅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过这一点，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对老毛子本来抱着很高的期望，到了那边才知道，老毛子在东北的纪律极差，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那一套，对东北人民来说是换汤不换药。按照这个电视剧里马歇尔和蒋委员长谈判时所说，老毛子之所以不肯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是因为国军尚未到达东北。所以老毛子就很不厚道地发了一个声明，说是他们占领东北不走，是应蒋委员长的要求。而蒋委员长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请求老毛子继续占领东北。

而按照英美苏三夷的万恶邪谋，米国为了减少霉菌伤亡，换取老毛子出兵，就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在东北保持帝俄时代的特权的要求。对老毛子而言，蒋委员长的亲美倾向众所周知，如果中国由蒋委员长完成统一，显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到东北后，显然对波茨坦阴谋的理解出现了误会，认为米国已经许诺讲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而从米国方面而言，如果东北变成了老毛子的殖民地，当然是很不利的，不仅整个朝鲜都将被老毛子威胁，倭国的安全将会受到安全，而且老毛子的爪子就会伸到太平洋上来。一向把太平洋当成自己家洗脸盆的米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所以马歇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答应帮助蒋委员长向东北迅速运送部队，全面接收东北。不过，这种行动在CP那里显然马上就变成了米国帮助蒋委员长打内战的证据。这也是很大的误会。就米国的立场而言，米国不愿意老毛子占领东北，运输国军去那里接收，最多不过是让国军去那里堵住老毛子通向太平洋的魔爪罢了。有史迪威的经验，而且那是费正清之流第一代中国研究的同志们都已成熟，很清楚天朝的历史，一个统一的天朝无论由谁统治，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殖民地，一定会谋求大国地位，成为米国的对手。就这个角度而言，米国对华政策的要点实际上是保持国共对峙，但又能大体上维持平衡，不致一方消灭另一方，实现统一。这样的天朝才最符合米国利益。

所以，米国和老毛子当时的对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也就是保持国共相互捣乱，不能统一的现状，而双方又都能在天朝找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让天朝充当两个大国角力的战场。这也就是米国积极斡旋，不支持蒋委员长打内战的原因；斯大林对CP不抱希望，其实也是在暗示，不希望由CP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不过他们也太小看了天朝。毛主席这样的盖世英雄就不说了，三锤两梆子就武装统一了全国；或者CP不幸被蒋委员长消灭，蒋委员长也不会同意两个超级大国在天朝的土地上撒野；就是谁也不能统一，能大体形成均衡，也是总有一天要发现这个真相从而转向外御其侮的。当然，幸运的是CP全面胜利，统一了全国，这一历史的重担就转移到了朝鲜。

从历史结果上说，虽然霉菌成功地阻止了老毛子走向太平洋的步伐，但是老毛子也并没有全输，米国从此也离开了天朝大陆。唯一的赢家是天朝，彻底完成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现代转化。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蒋委员长太小气，始终没能实现与CP的和解，从而完成天朝的全面统一。要是委员长能在五六十年代就想通，慢说是阿扁之流没有任何机会，就是米国的洗脸盆太平洋，恐怕天朝早都能插一脚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确实是天朝的历史性罪人。不过，我还是坚定地相信，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个战乱，但基本上没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在天朝凶猛生长的步伐，还是在一直保持着逐步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同志们的西洋镜似乎不太坚固，禁不起事实的检验。冯玉祥少年生长在保定，从军后基本上也一直都是在北京周围的地区，保定、天津这一带。按理说，这一带密迩京畿，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很严重。不仅普通群众一般吃不到细粮和肉蛋禽，就是有朝廷养活的军队里面，实际上伙食也相当糟糕。所以冯玉祥后来入川的时候很感慨，觉得四川的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人民群众不仅平时能吃上米粉肉，能喝酒抽大烟，就是缴纳皇粮的积极性都要比北方高很多。

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发展到1949年，民国前期北洋政府就不算了，就从北伐之后开始算起。王宗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在江西的生活水平极低，吃饭毫无保证，日常也以红薯和红米为主食，能吃上大米的时候极少。河南的秦基伟的记忆就更不用说了，十二岁就成了孤儿，基本上也吃不饱饭。李志民是湖南浏阳人，但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记忆也十分深刻。换句话说，那时的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有这个记忆。这不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而是传说中蒋委员长治下的黄金十年的时期。就算是资本主义萌芽再怎么蓬勃生长，市场自由只需再怎么自发扩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总是说不过去的。

这种情况的彻底解决一直要到解放战争结束，也就是全国基本上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到土改结束，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之后，虽然59到62年间因为政策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饿死了人，但我想情况虽然严重，但这并不比翻案史学里说的那些时期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法计算，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吹捧黄金十年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那些时期，比如秦基伟的亲人都饿死，王宗槐的亲人都饿死，像这样的情况算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总不能说这也是共产主义流毒所致吧。

从上星期开始在路上学习冯玉祥回忆录，感慨颇多，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是冯玉祥生得早了，如果晚上十来年，加入CP，功业应该不在彭德怀之下，无论人品素质还是战功，都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之艰难。

冯玉祥生于1880年代，11岁从军，早期经历接近朱德。不过他比朱德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从军就在保定，在京畿区域，得到的机会更多些。而朱德僻处西南，滇军自从蔡锷之后，就每况愈下，没什么表现了，所以得到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大概也正是因此，冯玉祥一直没有得到像朱德那样下定决心离开部队去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是一直在国内盘桓周旋，起起落落。

冯之参军，纯属偶然。他父亲是淮军，钱不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因为多少可以拿点军饷，所以当时的兵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有了空缺，才能补上去，一般人家的子弟要当兵是很困难的。冯玉祥的大哥先去当了兵，也还是没能缓解多少家庭经济压力，于是冯又补兵。当时因为刚好有个名额，他父亲的朋友帮他补，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怕去问了他再回来已经失去机会了，于是就随口绉了一个名字，也就是冯玉祥。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其实本来是不叫这个名字的，而是叫冯科宝。补上兵的时候他还在学校念书，补上后还是在家里，也没去部队生活，但书也没再念了，后来多少有些文化，全靠自学。

以前知道红军长征时平均年龄只17岁，还觉得不能接受。现在看来，红军已经算是相当好了，陈赓从军时只有12岁，一样当兵吃粮拿饷。部队能搞出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部队腐败之严重，战斗力更是可想而知。甲午战争期间，他跟着他父亲上过前线，但只是挖战壕修炮台。后来他父亲因为裁军被裁掉了，他仍留在军中。八国联军入侵时，他所在部队从保定开往大沽口作战，出发时部队的亲属送行，哭声震天。这样的部队当然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到了前线，还没见着敌人，只是老远听见枪响就直接溃散跑了，跑到半路还要抢劫老百姓。

此后他因为个子高，为人比较沉稳，就逐步升迁。庚子之后，新军加强，旧军被淘汰，他也跳槽到了新军，也就是北洋军，然后随着部队扩编等等，他也逐步升迁。辛亥时他已经是营长了。辛亥后北洋军继续扩编，他也从营长升到团长，又升到旅长。他的部队属陆建章部，先被派到河南剿匪，后面又转入陕西剿匪，再转到汉中，后来又南下到了四川，其时他的部队分散在陕西，他所带的部队只有两个营。倒袁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四川，跟着陈宦，陈时任四川总督。陈起初未敢参与倒袁，首鼠两端，一边奉命布置与滇军作战，一边与滇军信电往来联络，随时准备转舵。

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新军和旧军比起来，完全是不同的。无论日常训练，作战原则，还是战术，都绝然不同。不过那时的新军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旧军习气，所以未能真正实现现代转变。但与旧军作战，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总体而言，编练和战术水平仍然在一战前，所以后来碰见按照一战后的军事原则编练的北伐军就很崩溃，基本上没什么抵抗能力。从战术水平上讲，对部队作战的机动性显然注意不够。彭德怀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跟冯玉祥处在同一水平，刘伯承也恕几近之，这一点跟林粟基本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徐帅也有相当差距。但是冯若当时风云际会，跟着CP混了，在井冈山混过一阵子，当能洗心革面，军事水平应当也能有所提升，但是超过彭德怀的可能性并不大。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什么办法都行。

在遭遇重大危机、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决断，拿个主意，这就属于政治能力的范畴了。吏不需要这种能力，吏们需要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官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危难识纯臣。有个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开动脑筋，作出决断，制订方案，为下面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这是官们需要干而且必须干的事情。没什么理由，就一点，官是有主权的，而吏没有。主权就意味着作出决断。权力的权，本身就是衡量的意思，权力就是衡量轻重，作出决断的意思。

比如说范仲淹，没上过水利高等专科学校，但是要他去负责修治黄河，那么他上任后除了了解情况外，并不是要由他拿出一个修治方案来，而是要他在做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决定用哪个。决定以前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基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做方案，在决定之后想方设法执行这个方案，实现目标，这都属于吏要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官僚们应该干的事情。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决定采用哪个方案，这就是范仲淹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官的职权范围。

我朝建制以来，别的事情都好，惟有这一点不好，就是官吏不分，官从吏中铨叙提拔。搞到最后，就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别的不说，就先向上级请示，上级没有指示，自己坚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在毛主席的年代，对政治能力还是非常强调的，政治干部和专业的技术干部是截然两分的。比如说部队上，政治干部就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就是军事干部，除了少数的个别情况，两者之间是不大能自由转换的。建国后也一再提过红和专的辩证关系问题，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又红又专，但一般来说，对党来说，最重要的考察干部的仍然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行政能力。

1978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的路线指导下，专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政治干部都被当作极左分子清理掉了，最后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政治上就是政治淡出，行政凸显。这种制度三十年未动，到现在，我朝就只有行政干部了，没有政治干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如此，所以出了像贵州这样的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对朝廷的面子影响很大。90年代藏乱的时候，群众围攻警察，警察问上面怎么办，上面也不说话，只说要保持克制，等待中央指示，结果等中央指示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志被群众打伤了。事后检讨起来，大家一致同意，假若当时能有同志敢拿个主意，边干边向中央请示，事态未必会闹成后来那样。今年以来出过的几个事情，皆是如此。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前90年代的时候搞三讲，让大家讲政治讲正气讲道德，最后没有搞起来，现在出了事情，才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发这个通知，虽然说不上及时，但好歹还是希望能于事有补，能引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同志们注意，尤其是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光拣没有错误但也没有成绩的同志们提拔的局面了。说到底，还是要继续搞三讲。

以前我曾经说过，自由派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毛病，就是不爱国。那时候还想着要把话说得周全一点，不要说死，留点口子。看完天葬，这个感觉一下没了，完全没必要周全，留这个口子。自由派的通病就是不爱国，不要基本这俩字儿了，没必要。按自由派同志们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嘛。以前以为总不至于傻到真的这么想，现在看来是高估了他们的智商，要修改这个估计，他们还确实就是这么傻。

八平方以后，跑到外面的当年的领袖同志们很是搞笑，还真以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中国国家领袖了，还跟达赖老贼煞有介事地会谈了几次，说是只要中国成了民主自由的国家，西藏的事情就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就不会再侵略西藏了，云云。于是乎藏毒的同志们就和民晕同志们会师合流了，拜把子成了兄弟。为了在国外讨点吃饭钱，讨好一下西夷们，这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嘛。但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反共，就连西藏的主权都敢放弃，这智商未免也太令人刮目相看了。

按照民晕同志们说的，西藏要不要继续留在中国，要有西藏人民决定。这话说得确实是很合乎自由派的逻辑的，但是未免也太不用脑子了。别的不说，就光凭这一条，这些同志们大概永无回归故土之日了。西藏能不能独立，不能由达兰萨拉说了算，也不能由藏族同胞投票决定，更与民晕同志们的许诺没什么关系，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算。湾湾，新疆，内蒙古，都是一样的道理。施密特说得好，公投的结果是不是要独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要公投的决断到底是由谁作出的。西藏人民还没有权力用投票来决定西藏要不要独立，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别的不用说了，仅仅就这一条来看，民晕同志们就活该在海外要饭。过去这二十年都不算，只要这一点没什么变化，以后就还要继续要下去。国内的那些念叨着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迟早也是要走上这条路的，除非他们能自己修正自己。不过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来自由派有这个觉悟。不过，这样的同志看样子是没啥觉悟的希望了。王力雄不是说了吗，人民藏族同胞就是爱把钱都捐给寺庙，就是爱过穷日子，就是不要现代化，人家觉得这才是幸福。对民晕和自由派的同志们来说，亦然，他们觉得就是要在米国要饭才幸福，那也没办法。这话范跑跑已经替所有的自由派同志们说出来了，生在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幸，愿他们早日都能到他们的祖国米国去吧。祝福他们。阿门。

五代的时候很乱，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日子里，大家谁都想做皇帝。这个时候有些人还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并不想做皇帝，只是机缘巧合到了这个位置，除了自己尽心尽力之外，也还是在等待命世英雄降世的，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每天晚上都向上天祈祷，让上天早降英雄，一来好拯救生民于水火，二来好让自己解脱。所以明宗的时期在整个五代十国来说，算是难得的稍微安定些的日子了，只可惜这个同志短命，只几年就魂归西天了，又大乱起来了。不过，他的这种自知之明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些同志就不怎么好了，明知道自己不行，夤缘上位，明知道自己才德不敷，却偏要硬撑，打肿脸装胖子，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不知道怎么收场，然后就开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往往活得糊涂，死得也糊涂，糊涂过一辈子。后来人中有些人人品不好，利用他，就吹捧他，于是乎这种同志反倒成了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比如说胡乱邦同志。

这一阵子在路上看了《天葬》。这个书整体上比较糟糕，就属于文人装学者，打肿脸装胖子的，搞了很多生造的不通的名词，又弄了很多笑话，别人已经批评很多了，我就不掺和了。看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点，胡乱榜同志完全是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还以为自己是猪八戒，在背媳妇呢，光靠蛮力和勇气就行了。看看他在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他搞的那个什么六条，完全就是在出卖西藏主权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缺乏最基本的素质。我记得看过一个吹捧他的采访，讲他的子女对他的印象如何，作者极力把他塑造成一个为了革命工作可以抛弃一切的CP干部，孩子都放在根据地老乡家里养大的。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是这个作者显然是帮了倒忙，作为一个处于权力核心层的政治家，他的素质和气质未免就太差了。他完全是个事务型的官僚，高瞻远瞩地做决策完全不是他的长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完全是拆东墙补西墙，为了丰胸把脸上的肉割下来贴上去了。为了变修，连CP的基本路线都不顾了，就给地富反坏右搞什么落实政策，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收买人心，得到支持。这就完全属于基本概念性的错误了，没有搞清楚，政治不是做生意，与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并不就等于政治。靠守财奴式的的精明算计搞政治，结果当然是很明确的，丢了西瓜，最多能拣个芝麻，有时候连芝麻也拣不到。所以在毛主席那时候西藏人民没什么独立意识，倒是落实政策了以后，给了西藏人民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反倒给自己培养出来一个掘墓人来。

当然，作为天葬这样的反动读物来说，给他唱赞歌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落实政策不就是给地富反坏右落实了政策，打击了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嘛，翻了个的世界又颠倒了回去，站起来的又跪下去。所以右派同志们对邦邦同志一向是感情很深的。虽然八平方之后官府不太允许公开谈到他，但是这几年文禁渐弛，给他做发难文章的出版物和文章就多了起来，大有胡汉三又回来了之势。说什么他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说穿了不就是解放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嘛。当然，要说是地富反坏右纪念他就是对他的感情有多深，那未免也太高估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的道德水平了，他们才没有这么知恩图报，有的只是得寸进尺；他们的怀念不过是对幽灵的呼唤，指望着再出一个这样的同志，来给他们更多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已。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那些曾经站起来却又被邦邦压着跪了下去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的后代们也跟着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给他叫好，而且这些人往往还表现得特别真诚，特别让人感动，就很可惜了，很不幸，也很可悲。

扯得远了些，还是回头继续说邦邦。邦邦同志的悲哀在于，他不知道自己不行，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即使感到很吃力，也还是努力硬撑，结果坏了事。这种同志当然不是百无一用，还是有用的，就是做炮灰。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原则下，这种同志冲在前面，成功了功在圣君，失败了那就对不起，咎在臣下了。必要的时候，只好让这些同志牺牲一下，做点贡献。86年以前的修修一帆风顺，邦邦跟着小平同志与有荣焉，等到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日渐坐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了，只好把他抛出来抵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乱箭了。所以说，邦邦同志生也糊涂，死也糊涂，糊涂了一辈子，到死也没有翻然悔悟，糊涂到底了。

今天又给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做了回贡献，进了回电影院，看了《赤壁》。

整个片子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场面确实很宏大，而且效果相当不错。一起去的同事说的比较专业，在这里引用一下，就是武戏比文戏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但是我朝的同志们确实跟米国的差别比较大，吴导到底是在好莱坞混过的，对场面的掌控水平要高很多。看看我朝的同志们搞出来的黄金甲之类，那场面就太水了，搞得很业余。一样是用银子砸，张导都拿去买菊花和搞黄金甲去了，人家就基本上都花到地方上了。这是我朝的同志们还要继续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印象二是这种片子港台的演员同志们把握得不太好，远不如大陆的同志们。这个片子里可以说表现最好的就是张丰毅了，虽然他的形象还是太正了些，少了点奸诈，但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刚灭了荆州时的曹丞相的霸气和骄狂的。其它像侯勇、尤勇，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尤其值得表扬的是胡军同志，可以说全片最出彩的就是刚开场赵云大战长坂坡那一段了，效果很好，胡军表现得也很敬业。相比之下，金城武就搞得太业余了，总是做忧郁状干什么呢？没一点点诸葛亮的自信、洒脱和从容。

印象三是吴导也太媚俗了些。这些年给曹操翻案的人太多，差不多说自己喜欢曹操讨厌刘备、抹杀刘备一方对赤壁之战的贡献已经成了现在的正统了。所以吴导跟风，特别突出周都督和曹操，而刘备一方则被压抑得很严重。但是压抑也要有个限度，不能搞到让张飞变成李逵、让关羽变成步兵的地步。赤壁之战的过程到底如何，究竟孙刘两家谁出的力更多，到现在其实也还是疑案，并没有结论。所以我觉得维持《三国演义》里面让两家都有表现的做法还是妥当的，现在就贸然把功劳都记在周瑜的名下，对刘备未免太不公平了些。

印象四是吴导貌似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甚至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很缺乏。赤壁之战的时候孙刘两家只是联盟，可以说是联军，但是吴导直接让孙刘两军合编了，这未免也太滑稽了些。慢说是孙刘两家当时只是联盟作战，相互利用，就是两军都是一家子，不同的系统协同作战，也不能这么混编在一块。比方说淮海战役时的华野和中野，虽然大家都是共军，但是因为是不同的系统，也只是协同作战，最多是在协同作战的时候把个别部队配属给另一方，也没有达到混编的程度。再比如说地点，之所以叫赤壁之战，只是说大家是在那里打仗的，但是吴导干脆让东吴水军的训练基地跑到那里去了，未免就太离谱了。如果说赤壁在哪儿还没有历史定论的话，周瑜屯兵的地方还是很清楚的，吴导也搞错，就太过分了点。

总结来说，就是吴导之流以后还是尽量少碰中国历史题材吧，他基本上没什么感觉。比如说武将马战，他基本上就是模仿好莱坞大片里的西方人，为了搞出效果来，最后干脆让大家都跳下马来步战了，就得不偿失了。说实话，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马战拍得最好的还是要属央视版的《三国演义》，虽然说碍于当时的武打设计水平，做得还不够，但是至少把步战和马战完全区分开来了，让大家明白马战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他的愚蠢的和平主义，动不动就鸽子，也太老套了，大概是为了照顾国际市场吧，就不多说了。

2004年夏天，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了《政治的浪漫派》，看完就赶紧看了一本《资治通鉴》。说来话长，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杨策送给我的，盗版，三本，字很小，油墨印刷，所以每次看完都要洗半天手。杨策买了后没看，毕业的时候顺手给了我，我就带到了杭州。那时拿出来看，也是稀里糊涂，不明所以。杭州那两年半，焦虑像失恋的哀愁似的，老绕着我转，挥洒不去。所以那时候看来看去，最后也就是《毛选》和《马恩选集》至今还有些印象，别的都不甚了了，后来也没打算深刻认识，看过就随手都扔了。

 

到上海后，生活上每况愈下，飘泊无定，情绪却慢慢平静下来了，看了一些书。先看完了《读通鉴论》，然后接着把通鉴完整地读了一遍，接着就看了续通鉴和明通鉴，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别的，比如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和语类等等。看的收获就是到现在已经很习惯说“无所谓”和“不着急，慢慢来”了，对新书的兴趣与日俱减，对以前不屑一顾的盗版书倒是越来越有兴趣。于是想到再看看施密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认真看看游击队理论。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是想看看施密特是怎么谈毛主席的。也就是说，看《政治的概念》其实跟我看《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之类区别不大，都可以算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外来的和尚念经未必比本地的和尚更动听，不过也算是另一种风格，换换口味也是好事。俗语有云，家花不如野花香嘛。

不过看下来的感觉让我很失望。施密特的毛主席研究看来做的工夫不够，还很肤浅，跟那种把中国革命的悲剧源头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水平相去不远。当然，换个角度来说，毛主席之于施密特，只是材料，施密特没打算当什么毛主席研究专家，一直不断地强调他的法学背景，强调他是一个专业学者。用毛主席的话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是个钟馗，施密特为了打鬼，借助毛主席。

 

施密特当然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他搞出来的游击队理论的发展线索，从克劳塞维茨到列宁，再从列宁到毛主席，再从毛主席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到法国军官萨兰。

 

先看看这个线索上的几个人的身份，当然是施密特所描述和理解的身份：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入侵军队的参谋部参谋，列宁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打游击的CP领袖，胡志明则是个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领袖。

 

萨兰同志比较有趣，本来是法国殖民军队的军官，在奠边府战役中打了败仗，后来又辗转被派到了阿尔及利亚，去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法国的同志们本来韧性就差，阿尔及利亚闹了一阵子，法国国内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于是国内出现了支持个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两种意见。萨兰同志毫无疑问地站到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边。当他得知法国准备同意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时，终于按奈不住，跟一帮失意军官搞了一个小组织，要跟法国政府打政治游击战。这种同志学艺不精，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政治游击队连根据地都还没建立起来，萨兰同志就被捕上了法国的法庭。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倒算是条汉子，接近春桥同志在修修法庭上的表现。

 

这个线索很明显，就是游击队理论发端于高度技术化的现代军事体制，经过发展，在共产主义革命里转了一个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现代军事体制。只不过，在萌芽的时候，游击战理论在职业军官们眼里不啻于今日学院派教授先生们眼里的民间思想家，等到转了一圈回来，已经成了现代军事体制不得不重视的敌人。游击战的战场不仅从山地跑到了政治领域，游击队的成员也从没文化的山区农民变成了受过严格现代军事训练的职业军官。施密特最为关心的敌我划分也变得愈加困难了，因为敌人已经从外部跑到自己内部来了，原来以地理空间划分敌我的战争法则已经作废，新的战争法则已然形成，不管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承认与否，都已经不得不与游击队作战了。

 

不过，也许是蛮夷不学，对毛主席的研究并不十分精深，有些很关键的事情施密特显然并不清楚。比如说，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莫文骅回忆录里讲过，延安时期毛主席曾组织过一个读书小组，专门研讨过《战争论》，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也不能算是很高：他理论不错，但是实战不行，最多只能做个参谋。从前后关系上看，《战争论》也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轮廓早在苏区时期即已形成，而读《战争论》已经是四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列宁对游击队理论的贡献对毛主席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太大影响，毛主席对列宁感兴趣的时候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至于作战指挥，毛主席对列宁恐怕不会评价太高。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故事是，聂帅在回忆录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米国军官到晋察冀根据地考察后，很受启发，于是跑到已经成了倭寇殖民地的菲律宾也搞了一个游击队，准备持久抗战，也跟萨兰同志的政治游击队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第三个故事是越南同志的所谓游击战，完全是中国人教给他们的。或者干脆一点说，胡志明的游击战跟克劳塞维茨和列宁没什么关系，而是来自CCP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要不是陈赓告诉他们军事干部应该主要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他们还继续用热血青年充当军官，别说是萨兰同志了，越南同志恐怕还得再摸索几十年才能知道游击战怎么打。

 

第四个故事比较重要，但是施密特显然不知道。话说1959年藏乱，达赖叛逃印度，藏族同胞也搞了不少游击队，准备抵抗共军。但是藏族同胞没有到苏区学习过，也没有陈赓这样的同志教过，显然不知道游击战是怎么回事，上来就是直接围攻大城市，以为占领了拉萨就算是革命成功了，所以同志们麇集拉萨周围。当时形势相当紧张，拉萨城内守军不多，难以抵御。要是蒋委员长，那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让周边部队火速增援，然后被共匪们在半路上分割包围歼灭。但是毛主席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向拉萨增援，反而让周边部队后退，让开拉萨周围地区，作出拉萨防备薄弱、易于攻取的姿态。藏族同胞们不明就里，一哄而上，准备收复拉萨，结果被周围的共军全部包围消灭在了拉萨城下。

 

换句话说，毛主席不仅是游击战高手，其实也是反游击战的高手。这恐怕是施密特不了解的，所以才能有游击队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误会。毛主席一生最讲辩证法，其实问题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类的概念游戏，而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本来就是一只苹果的两边，历史命运让不同的人分别咬住了两边。施密特以为他看到了苹果的全部，其实他看的时候还是忘了一件事，就是要把苹果拿起来转一转，否则看到的仍然只是一边。即使看到的是两边接触的那一边，也仍然是一边。

这几天上班，每次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都能听见树上的知了在死命地叫，才意识到终于出梅了，已经是夏天了，夏天的七月。记忆中的七月总是不太好的。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初，完了是忐忑不安的等待，等待完了还是等待，怀着希望，又总是让人失望。毕业的时候又是七月。

02年的7月2日，我背着两个大包，和江苏的一个同学登上从长沙到上海的火车，从此离开学校。那次对面坐了一个小姑娘，是长沙民政专科学校的，浙江人，刚上车时拼命哭，外面一个小哥们也一起哭，看样子是毕业要分开了，都不舍得。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很狼狈，已经不记得是谁送我上车的了，或许是杨策，还是他比我走得早，已经记不清了。晚上就跟对面的小姑娘聊了一夜，她说学校最好找工作的专业是殡仪，才知道殡仪也算是堂而皇之的专业了。

早上五点还不到，火车到了杭州，我就下车了，同学要到上海转车，就继续坐着走了。那时的杭州正热，我出了火车站，乘上31路公交，从东站到了浣纱路的工作单位下车。但是单位上班是八点半，我到的时候只有六点，门还都没开，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着。那时候刚到杭州，很陌生，所以很紧张，心里不住地胡思乱想，想到如果这个单位突然没有了怎么办，我一个人在杭州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呢？所以很着急，到八点左右的时候，单位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但是我面试时见过的人还没来，别人我都不认识，只能继续等着。后来面试时见过的同事来了，才好了。单位把我安排在值班室暂住，后来就在那个值班室里过了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

03年的夏天，又是很热。当时在杂志社工作，同事间流传的消息说，杂志因为一些问题，要不办了，所以他们劝我早谋出路。但是老板又告诉我，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让我不要慌。那时涉世未深，就听了老板的话，没有另外找工作，别人帮我推荐的一个地方，自己终于也放弃了。一直等到那个夏天过完，事情才终于尘埃落定，杂志不办了，我离开杂志社另找出路，后来就进了报社。那时我住的小平房很热，也没有空调，通风也不好，所以我常常拿着躺椅坐在门口，借着屋子里的灯光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就看看对面的小楼上的酒店服务员们，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总是在叽叽喳喳，吵吵嚷嚷。也经常跟隔壁住的到杭州打工的人聊天，跟他们下棋。

04年的夏天，我常到浙大一个朋友那里去。他在浙大做博士后，有个两室一厅的宿舍，本来他带着他外甥住，但是他外甥不久就到深圳培训去了，他一个人无聊，所以经常叫我去他那里。每次在他那里都要辩论，他当时还在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经常是我们下班后去打篮球，打完吃过饭买个西瓜回去，吃完西瓜开始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开始辩论，每次辩论都到早上三四点才睡觉，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往往他已经去上班了。那个夏天，我们俩经常骑着自行车在浙大西溪校区和玉泉校区之间来回，我一个人也经常骑车在杭州到处乱窜。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们没有往来了。那时也来过上海几次，第一次来应该是住在海宁路那边的一个宾馆里，但是现在每次下班路过海宁路，再没看见过那个宾馆，后来就是火车站北广场那边的一个酒店了。总体上说，那时候的日子还是很舒服的，不太想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到处乱逛，很自在。阿海家的猫放在我那里养，也是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它就用爪子抓凉席，弄得吭哧吭哧的响，让我不能继续睡觉。

05年的夏天，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张脸吧。一张茫然无助的脸，一张焦虑不安总是汗津津的脸。还有那几件丝质的裙子。

看了几天《红日》了，说几句。

 

第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军事素养比较差，所以抓不住解放战争第一年国军和共军两方的作战特点，基本上是在瞎指挥。这个时期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国军进攻共军防御，但是在作战方式上，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国军的进攻是用防御的方式，而共军的防御却又用的是进攻的方式，也就是积极防御。尤其是华野部队，是这一时期共军里最能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所以到苏中战役结束后，国军的作战特色就是三个师以下的部队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到《红日》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就更加明显了，十一个整编师上演一线平推，等于是要把共军逼到大海里去的。而共军则通过积极的运动来调动国军，使国军在运动中拉开距离，捕捉战机。导演对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把握好，导致粟裕在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