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给一个刚创刊的刊物写的一个小文章

 

1980年代：告别青年中国

 

萧武

 

用汪晖的话说，1980年代属于“短20世纪退潮、长19世纪回潮”的时代。不过，与漫长的19世纪的传统不同的是，1980年代这个后革命的年代里，即使破除革命年代的遗产，也是以革命的姿态和方式进行的。

在这个据说革命已经退潮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都还保留着革命年代的惯性。原因很简单，正如崔健唱过的，1980年代的青年们实际上都是“红旗下的蛋”。火红的革命年代是年轻人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的性格兴奋、热烈、冲动、暴躁，与青年人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即使是那些后来口口声声“深刻反思”文革的人，在那个年代也同样的兴奋、热烈、冲动、暴躁，就像一团火，随时都准备点燃整个世界。1976年之后，虽然人们反对的东西变成了文革、四人帮、专制等等，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察觉，这种爱憎分明的强烈的感情与1976年之前基本上相同，只不过他们反对的对象从苏修、美帝、黑五类、走资派、大右派变成了文革、四人帮和专制。

1949年之前，激进的青年人的性格大体上决定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的国家性格，而1980年代的年轻人一方面继承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青年”传统，一方面也在主导着1980年代的国家性格。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是思想层面，都是如此。1911年的青年们热烈支持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青年们热烈支持国家统一富强、工农平等，1930年代的青年支持坚决抗日，194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共产党、解放军，195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打倒子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代的青年们支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1980年代的青年们则热烈地支持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向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倒退，一方面热烈地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至于什么是真理，则几乎没有人来得及认真思考。1911年的真理是推翻专制走向共和，1920年代是民主科学，1930年代是抗战到底，1940年代是阶级解放联合政府，1950年代是马列主义，19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1970年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到了1980年代，则是一切来自西方的、不同于中国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思维、新行为、新制度、新做法。年轻人一边反对着旧的“两个凡是”，一边建立着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必定是不好的；凡是西方的，必定的好的。

在这个新的“两个凡是”之下，许多整个中国的“短暂的20世纪”都在拼力反抗的东西，在这个30年前革命就已成功的土地上出现了。从1840年到1978年都没人想过、也肯定不会有任何人同意的“新思想”也乘机出笼了。这就是《河殇》。

在今天，当然不会有多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愿意承认了，但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河殇》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在1980年代还是青年人的人里，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或明或暗地赞成《河殇》的观点的。不要说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即使一度是中国大地上最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年代里也黯然失色。在这个年代里，人们忘记了中国革命曾经的成就与功绩，只记住了专制黑暗的文革十年，压抑人性，没有自由，他们以革命年代的青年人诅咒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语言和方式诅咒了中国革命——当然，在他们的词汇里，这不是诅咒，他们把这叫做“深刻的思想批判”。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毫无前途，只有来自海洋的欧风美雨的甘霖才能解救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

来自一切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包括牛仔裤、摇滚乐、迈克尔·杰克逊、邓丽君、霹雳舞、流行音乐、先锋艺术、自私自利、婚前性行为、尼采、海德格尔和现代经济学，在这个年代都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青年人追逐的对象。这种追逐新潮在那个年代被理解为“解放”，尤其是“人性”的解放。但也正是对这种解放的快感的过分追逐，让1980年代呈现着一种狂欢的状态。不仅是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有些还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了，他们与年轻人一样批判中国的一切，赞美西方和资本主义的一切。

这种狂欢为自己准备好了自我爆炸的炸药。198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是个禁区，但如果冷静理性地看待，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浓缩的1980年代的中国的历史甚至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然，像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一样，青年人在那个夏天扮演着主角，他们不仅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通过这种方式要求什么，他们只是在参与。他们从革命开始，革命的热情渐渐冷却后，变成一场广场上的集体狂欢，人们几乎是在以娱乐的态度对待一场如此严肃的政治社会运动。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回顾，那场我们今天如此重视但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并不严肃对待的政治社会运动更像是一个告别仪式，既告别自己放荡不羁的青春、进入正在悄悄降临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也告别了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回到“与世界接轨”的“漫长的19世纪”。

电影《颐和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急切、迷茫、冲动、暴躁，当然还有背叛和对道德的蔑视。这种品质不仅是1980年代的中国的品格，也是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的品格。当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逐渐成为往事时，“告别革命”的声音很适时地出现了。革命的20世纪随着出生在革命年代的人们步入成年阶段，也告别了中国历史。

从此，中国进入了“躲避崇高、渴望堕落”的1990年代。所以，我们在1990年代看不到飞扬的青春的激情，甚至看不到年轻的躁动不安。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了真正告别了革命的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历史毫无兴趣，对打倒苏修美帝解放全世界也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个资本主义悄然到来的时代里安顿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前辈们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宏大抱负，想的只是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晚清开始的中国如果说是从家里走向广场的时代，1980年代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余晖晚照，酝酿着从广场退回到家庭，而1989年夏天的事件不过是一个盛大的宣告这个过程完成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说法，1840年到1911年是现代中国的胎动期，1911年到1949年是少年期，1949年到1978年是青年期，而1980年代则恰如二十七八岁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1990年代以后就是已经进入中年期的中国。

冬天来了一个星期，看样子又要消失一阵子了，说是最近这个星期的气温可能上升到20度左右，完全没有冬天的样子了。很不正常。

今年夏天其实就很不正常。今年直到五一，天还没开始很热，然后就进入漫长的梅雨季节。梅雨到七月初，很热了几天，最高的时候到了三十七八度。这样热的天气持续了大概半个月，就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八月份。等到不下雨的时候，天气已经差不多开始慢慢转凉了，九月份就差不多已经开始进入秋天的气温了。

老百姓都知道，夏天不热，一般也就意味着冬天不会太冷。果不其然。这个冬天很不正常。上海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差不多半个月，上上星期还是20多度，外套都不是很有必要穿，到周末就突然转冷，气温直接下降到八度。整个冷空气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到周五的极端低温一度到零度左右，天气预报说是有降雪，市郊确实也多少下了一点，但市区没有，只感觉到冷。昨天天气转晴，到今天已经是差不多十度了，外面虽然还有冷风，但不穿棉衣实际上也可以过得去。

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气候确实有问题了。欧洲和米国已经忽悠气候问题忽悠了很多年了，甚至到现在气候问题都跟环保部放在一起讲了，全球变暖成了一个单独话题。今年奥巴马上台，碳排放、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大热特热，天朝也跟着一起热，最终弄得连新能源的部分产品都跟钢铁、水泥、造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害得朝廷不得不想办法控制。这次奥巴马来天朝访问，股市里的新能源也被热炒，一度有了奥巴马概念股的说法。

以前我一直都觉得环保这个问题没什么，至少是不那么严重，所以经常在心底里觉得这是后现代的问题，对于现代化尚未完全完成的天朝来说，谈这个问题还有些失之过早。如今看来，经过03年到08年这一轮大干猛上，天朝的工业化速度太快，确实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了。

以后要多注意气候问题。

本打算今天写点东西，但是尘尘来了上海，跑去复旦那边跟他胡扯了一会，回来了乱七八糟过了一会，不知道怎么就没心思写了，就干脆上网站看了一个片子，《隋朝来客》。

片子刚开始那段挺有意思的，比较好玩，后面的故事比较简单无聊，不过总算是比所谓的大片强了很多，我觉得至少要比上星期看的《风声》和《麦田》强很多。电影嘛，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故事讲好，别的花头玩得再好，故事搞不好，都是白搭。这几年的大片的毛病就是总是把故事讲不好，连最起码的讲个完整的故事都做不到。说得学术点，就是天朝的电影导演们这些年的技术水平在进步，但是叙事能力在不断衰退。而《隋朝来客》好就好在，虽然故事简单，也比较稚嫩，但起码把故事讲圆了，已经让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了。——为啥想起泪流满面这个词了呢？是因为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一个新疆卫视的节目，领导同志从头到尾都因为爱那片土地爱得深沉，“眼里饱含着泪水”。

还是回头说这个片子。故事就是讲大隋朝大业五年，为人民服务的好标兵宇文化及同志组织了一个大隋小姐选秀，然后选了一个没什么用的窝囊废护兵，护送他已经掉包过的大隋小姐去京城贡献给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隋朝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隋炀帝杨广陛下。宇文丞相早蓄反心，路过渔阳的时候安排人抢劫了大隋小姐，他选的窝囊废护兵雄赳赳同志被当成替罪羊，又逃走，最后进了一个冰洞，然后就到了现代。然后就巧遇了他在大隋朝大业五年选秀时碰到的意中人姚盈盈和封疆大吏的女儿也就是要被宇文丞相当作大隋小姐送给隋炀帝陛下的朱小小小姐。经历了一番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朱小小和雄赳赳还有跟他一起从隋朝逃跑来的奸商牛楚楚一起回了大隋大业五年，剩下当代的姚盈盈满怀惆怅。

这个故事当然很傻很天真，没多大意思，还不如《神话》、《刺秦》啥的这种时空穿梭的。不过，片子里面有个细节很有趣，就是朱小小在大隋朝大业五年出场的时候就是嚼着口香糖出来的。同志们都知道啊，大隋朝那时候虽然天下一统国泰民安武功强盛，但是毕竟还没有从西夷那边引进口香糖这么没品位的东西。那朱小小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从当代返回大隋大业五年的时候，失败的网络美女作家朱小小同志就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现身精神嚼着口香糖去的。当然这个也不稀奇，早在《寻秦记》里我们就看见过了，项大龙同志在战国时期生的儿子居然就叫项羽。项羽同志之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超人，就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嘛。

所以说，反动循环论有时候还真是有点道理。

就比如说和平演变这个事情吧。50年代那时候是反动资产阶级投资杜勒斯代表米帝提出的，要颠覆共产主义国家，说是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害得毛主席后面十多年基本上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反修防修教育下一代上了。不过那代人到底还是牺牲了，自从80年代米帝开始大量吸收天朝去的留学生开始，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就被转运到天朝来了，天朝好好的共产主义大好前程也被放弃了，改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要说，那还是得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他老人家生前就预见到了，“即使我们的儿子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孙子也会走，走了也不怕，孙子的孙子还是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果不其然，2000年以后去资本主义世界接受培训回来的同志们对资本主义就不是那么有信心了，也不是啥事儿都觉得米帝对了，广大海龟人民群众的觉悟是越来越高了，渐渐都开始理解毛主席了，尤其是理解了天朝的事情还是要用天朝的办法办，米国那一套在米国行，在天朝不行。所以说，《财经》杂志的胡舒立终于离开《财经》杂志，这不是个小时前啊，它标志着那一代在米国接受培训的同志们的战斗力已经不那么行了，现在是该换个思路换个玩法了。

换什么玩法呢？金融危机这一闹，让全世界都眼馋流口水的不光是天朝大把大把的银子，还有天朝的制度优越性。所以这次奥黑来天朝朝觐，虽然嘴上也犟了几句，扯了几句普世人权啊啥的，但毕竟还是明白了，以后要玩下去，不跟天朝玩是不行的。所以奥黑说，米国以后要多往天朝派留学生，要让米国派往天朝的留学生达到十万人。有同志说，这个可不是好事啊，这些米帝留学生都是特务啊、间谍啊，是来窃取情报来的，天朝要当心。

我就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天朝的大学教育是怎么搞的，就对米国来的也怎么搞。天朝大学生要上政治思想课，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概论、三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这些课都给米帝来的留学生也上上。以前来天朝留学的同志们基本上不是学习先进文化来了，那确实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来窃取天朝的情报来了，为米帝的对华政策服务的。现在和以后就不同了，他们来了天朝，尤其是从米帝来的，先进技术啊、社会科学啊啥的这些当然他们不用学，这个不能不承认，米帝用不着向咱们学。那他们来学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来了。以前我们都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天朝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也是天朝的十月革命，要给全世界人民送去毛泽东思想真理。而且，以前都是人家跑到我们这里来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真理，以后就不同了，是他们主动来天朝学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真理来了。

所以说，天朝的各级党校要加大工作力度，多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准备向全世界输出天朝的先进文化，让天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为全世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贡献。

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快，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甚至桂花香才过去没几天，气温就急转直下，直接从夏天的尾巴跳到了冬天。

国庆半个月在西北感觉到的秋天，在上海几乎没有感觉到。一直到上星期，平常也就是多穿了件外套，到了周末就突然宣布冬天来了。上周五是三个月的羽毛球场地的最后一次，我和同事打完出来，我还好穿了件厚点的衣服，比较挡风，他只穿了件薄薄的运动衫，我们就顶着10度以下的气温回家了。

这一阵的事情有些多，几乎每个周末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或者是和朋友约见，或者是房子里的电器又坏了，总归是乱七八糟。不过这个冬天好歹也算是就这样平稳过渡过来了，我没有像这几年来每次换季都要经历的那样感冒，算是幸事。

事情多了，就感觉日子过得很快；日子过得快了，就来不及让人感慨什么，要到别人感慨了，才知道是到了该感慨的时候了。

不过七八月以后的心情，除了假期，大多数都还是以焦虑为主吧，主要就是房子的事情闹的。到现在房价已经涨到了两万，买房子的打算只能一推再推。这几天电视上又在放《蜗居》，让很多人很感慨，其实我是看第一遍的时候就已经感慨过了，不仅是在城市里为自己买一块立锥之地之艰难，更重要的还是女人的危险。

冬天了，蛇已经开始冬眠，房价还没有冬眠，而人，只不过换了件马甲，还是在继续生活。

这星期看完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应该说这本书很不错，观察问题的视角跟我们平常的不大一样，值得看看。

但是毕竟是外国人，虽然在天朝的时间不短，还是有些基础性的错误。比如说，他说楚国的优势在于水军，所以无法向北发展，最后中国只能被秦国统一。这个就是错误的。首先，当时楚国的水军并不强，各国都不强，楚国的主力跟别的国家一样，都是步军为主。其次，楚国的势力当时已经延伸到北方了，包括现在的河南南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都在楚国的疆界之内。而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北方的地形，如果强项是水军，是拿不下来的。再比如，他以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是因为突厥的帮助，才最后消灭了各个割据政权。而我们都知道，李渊起兵的时候只借了三千突厥兵，数量并不多，也没有以此作为主力，主力仍然是汉军。这种借兵与其说是军事上的需要，不如说是以这种方式来稳定突厥，使其不会趁虚而入。

不过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看法。我以前对边境和边疆的区分不大清楚，这次就基本上搞清楚了。他所谓的边疆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区域，尤其是长城沿线。他认为长城的形成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的侵略，而是因为汉族的扩张。包括现在的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都是这种情况，在长城形成之前，这些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区域，正是汉族赶走或同化了原来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才使这些地区变成了中国的内部，而不再是边疆。

他有个有意思的结论，在长城形成之前，汉族对于少数民族实际上是进攻性的，而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防守态势，即使发生了边境战争，也是因为汉族势力的扩张已经危及少数民族区域，才使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因为这些地方既不是内地那样纯粹的农耕区域，也不是纯粹的游牧区域，而是游牧和农耕混杂的混合经济，所以这种区域既可以作为汉族的生活区域，也可以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生活在这里的人既可以倒向汉族，也可以倒向少数民族。当内地出现大规模战乱的时候，汉族就可以向那些区域扩展，归附少数民族，而当内地比较稳定繁荣的时候，再归附内地。所以，他认为汉高祖的几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实际上并不是以消灭匈奴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而是为了保证边地的汉族不会倒向匈奴。

当然，他这种观察结论的得出还是基于一个欧洲中心的世界划分，他把这些区域当作亚洲内陆的边疆区域，而非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或领土。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这些区域都是属于中国的，亚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本没有多少意义的概念，我们不会认为这些区域是属于“亚洲”，而是下意识地认为这些区域非常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把中国当成一个现代欧洲式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以他说的中国，多数情况下就是汉族。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欧洲人不认为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而应该独立，不能理解我们所说的多民族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非常下意识地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正在被汉族侵略、剥削和奴役，因为他们的经验就是这样的。而中国的长期历史传统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关系，在今天也不是这样，而是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不过，现在这样民族区域频繁出事的时候，看看这样的书毕竟是好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

看毛传的时候，尤其到了56年以后，就特别感慨，凡事都需要时机。时机不成熟，即使想法好，好事也未必能有好结果；时机成熟了，坏事有时候也能变成好事。

大跃进那几年，对毛主席来说，其实目的也单纯，就是想赶紧改变天朝又穷又落后的面貌，不仅成为大国，而且要成为强国。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就关心两件事，一是粮食，二是钢铁。提高粮食产量，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都早点过上好日子；增加钢产量，就是希望能尽快发展工业，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所以说这个毛传编排得很好，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要赶超英美，就是在57年参加苏联革命成功40周年的时候，问的英国的同志。英国的同志说，他们那里钢产量增加得很慢，以中国的发展速度，赶上不难。所以毛主席觉得这事儿可以弄，回国后就开始提倡赶美超英。

现在看，那时候搞农业集体化，尤其是全国性统一搞，确实条件不成熟。农业集体化造成的结果确实不好，一方面是当时的官僚还不成熟，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也不高，容易把上面的提倡当成命令来执行；但另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确实还不能支持大规模大面积的集体化。在当时来说，最起码的一点，除了水利可以用大量人工来解决，别的问题，比如农用机械的制造能力、化肥的生产能力和转移剩余农业人口的能力都还不够，还不具备条件，所以集体化当时确实搞得早了些。而现在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上面已经没有这个觉悟了，只想到了怎么赶紧让土地私有化。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当时来讲，毛主席确实太过着急了些，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能力跟米帝苏修这样的敌人叫板，所以那时候就靠人的精神，靠人的一股气在支撑，不怯场，该强硬的时候绝对不说软化，该动手的时候坚决动手，一点不含糊。但是反过来看，那时候虽然慷慨悲壮，但毕竟只是悲壮，每一次强硬付出的都是惨重的代价，还没有用自己的实力来威慑别人达到战略目的的能力。当然，现在虽然具备能力了，至少是具备部分能力了，而且有着非常好的转换攻防态势的机会，但是上面没有意志，没有决心，下面没有动员没有想法，大家都是混日子，得过且过。就比如说军队吧，建国初虽然装备很差，但是让人很放心，现在的装备好多了，但是士气和精神面貌跟那时候已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了，处理了一下群体性事件还行，要是真要碰上点啥事儿，就还是让人觉得很悬。去年海军去亚丁湾护航，国内除了叫好，就是祝福。为啥祝福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对他们还不那么放心，不知道他们这任务到底能不能完成。今年果然出了事情，天朝的船只被劫持，我们基本上是毫无办法。

所以说，好事也要来的是时候，来得太早了，人的思想上没准备，就未必是好事了，徒然让人增加烦恼。

这一阵子一直看官修毛传。在所有的毛传里，应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不仅是有许多一手的史料，有大量的二手史料，而且有许多有意思的段子。

比如里面提到一个关于老赵的段子。58年大跃进的时候，到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出现了粮食紧张。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在会上开始纠左了——其实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毛主席当时得到的各地报上来的材料里都说，这一年是粮食大丰收，钢产量虽然完成原定的三千万吨的任务不可能实现了，但是一千二百万吨还是让他觉得有希望的。唯一让他觉得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是粮食大丰收，一方面却是粮食紧张？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延伸，毛主席的思路当然会转变到下决心用更大的力气纠左上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着力解决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来。但这时候老赵同志给毛主席送来一个报告。老赵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转送了一个雷南县委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粮食大丰收是确实的，但是存在大量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蛮产私分得到情况，说是光是这个县的村干部们就蛮产私分了70万斤粮食。毛主席看到这个报告，立刻改变了思路，认为问题不在于粮食产量减少，而在于基层干部不执行政策，所以才造成了粮食紧张，于是从纠左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整顿。

就象群里的同志说的，虽然这个书仍然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去看就会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毛主席的责任其实没有那么大。比如纠左进行到比较紧张的时候，又一次会议上，陈云讲话，反对高指标，毛主席本来是很同意的，但是下面的省委书记们比较抵触，所以毛主席让陈云出来讲话。结果陈云错误地理解成，毛主席这是不支持他的观点，是要他检讨，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做了个检讨。这样，就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党纠正错误的机会。

再一个特点是，这个书基本上还是按时间顺序，把毛主席的思想变化和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看起来线索比较清晰。尤其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对毛主席的许多决定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但在国内比如李老贼的所谓回忆里是看不到的，让人以为毛主席是自己空想的，就让人执行了。

比如金门炮战的背景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以前往往不被人注意。在当时，首先是霉菌强行在黎巴嫩登陆，干预黎巴嫩内政，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行动上支援一下国际革命；其次是当时蒋委员长跃跃欲试，准备在福建沿海登陆，开始反攻；再次就是当时对米帝的底牌不大清楚，不知道米帝到底会支持委员长到什么程度，是支持他反攻呢，还是只是让他在台湾呆着呢，跟大陆是打算就这么僵持下去呢，还是准备接触一下看看打破僵局？但是还有两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因素，却常常不被人注意。

第一，这一年，鹰潭到厦门的铁路通车了，这就意味着福建前线的后勤保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点在炮战里面反映得比较明显，当时第一次炮击就打了三万多发炮弹，这在以前是不太敢的，因为前线储备的炮弹也不多，而有了铁路以后，就敢放手打了，不够了可以从后方调运。第二，就在这一年，福州军区也成立了空军指挥部，并且一举夺回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权，而在这之前国军的空军是可以经常性到沿海来骚扰的，共军没多少办法。而这以后，国军的空军就不敢轻易来了。也就是说，空军在福建前线的态势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防御了。

从结果来说，基本上也达到了目的，搞清楚了米帝的底牌。刚一开始打炮，米帝就紧张起来了，按毛主席当时的讲话，米帝把它的几个主要的航母舰队都往这边调集了，减轻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东的压力。第二，中央搞清楚了，米帝不支持委员长反攻大陆，只支持他保守台湾，最后实现独立。所以，虽然到后面的时候金门岛已经具备了登陆条件，但是毛主席说不要登陆，留着金门给委员长，他不完全退到台湾去，就不会独立。第三，共军搞清楚了，米帝在台海的态度并不积极。共军宣布，只要霉菌不护航，就不炮击进出金门的国军军舰，但是只要看见霉菌军舰，就会立刻开始炮击。结果第一次接触，霉菌军舰就掉头逃跑了，说明他们也不想跟共军真的打起来。第四，在这个过程中，米帝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来，开始进行大使级谈判。虽然说后来又中断了，但是这样毕竟是接触过了，双方增加了不少了解，为后来的进展做了铺垫。

又比如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起初本来也是在继续纠左并教育干部的，但是接到彭德怀的信后，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段子比如彭要请苏联红军来了啊、彭在讲话的时候大算旧账啊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彭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来，在庐山会议上大肆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搞大食堂，而同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的一个演讲里批评了人民公社，说苏联在革命初期也这么搞过，事实证明是很失败的。这样，毛主席当然会疑心彭在苏联的时候是不是跟赫鲁晓夫有什么勾结。出现这种情况，能说是巧合么？别说是毛主席，换了不论谁在毛主席当时那种情况下，都会怀疑的。

ps：听了别人的鬼话，晚上费了很大力气，看了个烂片子，《麦田》。战争吧不是战争，人性吧它又不够深刻不够人性，幽默吧它也不幽默，都说不上到底算个啥片子。

周四的时候戴猫在网上说，谢阳来了上海，他也在上海，问我晚上能聚一下否？我当然当即就答应了，但是说清楚我要下班后才行，如果他们第二天没事，我可以下班后去找他。后来谢阳又来电话说，他们第二天还都有事，所以就改在第二天一起晚饭。

昨天一早起床，想着还要先去打球，完了再去，谢阳就来电话说，他要到中山公园附近办事，让我去他办事的地方等着他。那时候我才起床不久，还没洗脸刷牙，中饭也没吃，就赶紧刷牙洗脸弄完，出去吃了点东西就赶到那边去等他。过了一阵他出来，他也还是那样，连那时候的发型都还继续保持着。后来聊天才知道，不仅如此，他和戴猫一样，打游戏的爱好也还保持至今。

到了酒店就等戴猫。戴猫除了07年在杭州和栋栋、赖飞巧遇，去年也在南京见过，也还是一如既往地装清纯，用谢阳的话说，就是“看见戴猫他就知道什么叫满口的仁义道德”。后来谢阳又约人，也没约到，我就想到让栋栋来。打电话给他，果然稍微考虑了下，就决定来了，而且是跟他老婆一起。

戴猫回到酒店，我们等到快七点，栋栋才来，出去一起喝酒。栋栋居然装戒酒，戴猫继续爆发他的人品，开口就是西瓜汁。我和谢阳要了两瓶啤酒，一人喝了几口，觉得还不过瘾，我和栋栋又跑出去转了一个大圈，买了瓶白酒，回去和谢阳、栋栋三个人分了，这才爽了。戴猫的人品也算是稍微有点升级，喝了啤酒。大家说起大学生活，都还是很感慨，尤其是在北栋的那一年。

谢阳说，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不过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如今都已经三十岁了，我更是过了三十岁。大家不由得一阵感叹。

本打算今天陪栋栋玩，所以让他们两口子跟我回来，住在附近，谢阳要今天的飞机回北京，戴猫也要去南京，所以他们住在浦东了。回来给栋栋找好酒店，又是一通胡扯，差不多十二点多，才回来睡觉。今天本应该陪栋栋去玩，但是我弟弟和他女朋友要来，只好让他们自己去了，我再回来。

从表面看，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其实变化已经很大了，早已不是当年躺在寝室里胡扯蛋的时光了，都要为生计奔忙，各人也都有些很细微的变化。回到家再细细体味，其实也是当年就能看出来的各人的性格的衍变。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到了岳麓山下，四年后各奔东西，南方人去了北方，北方人到了南方，从此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各自的情况大多也都是从别的同学那里打听得来的。而今大家再从五湖四海聚到一起，虽然人也还是这些人，看上去也都变化不大，但大家都已经明白，吃完这顿饭，喝下这杯酒，就又要各分东西了。只是可叹我们的青葱岁月，再也回不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的一年。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和献礼中，除了阅兵，最轰动的大概就是《建国大业》了。昨天刚看完《解放》，今天就又看了《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在一开头就已经说了，这个片子是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周年的。所以，在这个片子里，主题不是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而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进行的谈判，中间是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再是颁布民国宪法，选举正副总统，最后是共产党主导的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可以说，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国民党和蒋委员长建立一个法统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和新的法统最终形成的过程。

这个片子给我的印象要比我看之前所听到的评价好些，虽然主题线索显得不够突出，情节不够紧凑，常常有因人而设情节的情况，但大体上还是在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主题在推进。从历史来说，这也是符合事实的。1949年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实是各个阶级的共和，而不是人民共和。虽然它宣称自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但仍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是在兑现44年对全国人民和各阶级精英所做的承诺，成立一个由各阶级精英人物参加的联合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

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分三个阶段走的理论，宪政需要经过军政和训政两个阶段，才能最后建立宪政政府。军政是统一全国，训政是辅导人民学习行使民主权利，最后才能达到宪政。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建立的大元帅府并不是一个政府，而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是为了北伐而成立的机构。在孙中山去世后，才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这个国民政府，并不是一个选举的政府，而是一个革命政府，即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政府。所以，无论是冯玉祥还是李宗仁，在反蒋时打的都是护党的旗帜，而非改组联合政府。

经过1930年代初的一系列反蒋战争后，各军阀才基本达成共识，蒋介石是打不倒的，才改提改组联合政府的口号。嗣后，无论是在1935年桂系密谋成立西南联合政府，还是张国焘在川西北成立联合政府，还是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谈判，都是以成立联合政府为号召的。所以，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所有此类成立联合政府的态度都是一概扑灭，决不姑息。而到西安事变后达成的口头协议中，蒋委员长终于被迫承诺，成立一个由各政治势力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吸纳各种政治势力。但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一直限于为国民政府提出建议，而不是议会，所以对国民政府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在此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国民参政会之间的紧张是一直持续着的。原因很简单，无论共产党还是其它政治势力，都希望国民参政会能够升级为议会，能够对国民政府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作为国民政府来说，当然不愿意自己戴上一个金箍圈，受控于别人。但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参政会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无论其是否能成功地升级为议会，共产党都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既然在与国民政府的长期斗争中，一方是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一方是国民党完全包办的国民政府，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同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有些人说，国民党失去民主党派是在解放战争中，其实是搞错了，早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就已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相互同情、声气相投。

这个逻辑继续发展，随着共产党力量日渐强大，与国民党博弈的实力也就越充足了。所以，到1944年，由毛主席所作的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表达出了各个民主党派的事实诉求，各政治势力都能够进入政府，而不再是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了。而在这一时期里中共反复提到的民主，其衡量标准实际上很简单，也就是是否允许国民党之外的各政治势力参与政府。毛主席在于黄炎培的谈话中说的民主，实际上也就是许诺，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一定会给各民主党派一席之地。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实质上就是在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按照米国人的要求，军队应该是国家化的，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各党派均应放弃军队。所以，在这一时期的谈判中，核心的问题是国共的军队如何改编为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军队。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为国民政府提供合法性，党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活动，而政府应在党派问题上保持中立，军队由政府统一领导，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这之前，所谓的国军，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的党军，而不是国家的军队。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都是国民党领导的，别的政治势力无缘插手。

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政府一边宣布八路军与新四军为叛军，开始“戡乱”，一边召开了没有共产党和当时最主要的民主党派民盟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嗣后不久又宣布取缔民盟。而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除军事上坚决反击外，在政治上则继续以联合政府为号召。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按照蒋委员长的理解，共产党的巢穴既已被击破，也就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因此就着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全国大选，使自己成为合法的民国总统。所以，在这次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身份变了，从原来不代表民意的国民政府主席变成了经过民意代表机关选举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就在国民党提出举行全国大选的1948年，实际上国军已经完全进入守势，在东北差不多败局已定，关内也是人心惶惶，江河日下了。而共产党方面则已在准备召开由自己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政权。到1948年底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全国战争胜负形势已经明朗，中华民国政府牌子虽在，但已不具备代表全国人民的资格，共产党则大张旗鼓地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法统。

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虽然是全国各阶级进行政治协商的机构，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从法理上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均非经过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共产党邀请参加的。以此一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后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与职权相对照就很明显，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只是各个阶级共同参加、共享权利的联合政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的共和只是各个阶级精英人物的共和，而不是人民的共和。一直到了1954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中华各阶级共和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今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可以的，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可以，却不能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这也许恰恰是今天的精英们也愿意纪念60周年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更是因为他们希望今天的中国也是1949年的共和国，而不是1954年的共和国。

另外对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表演在这里也说几句。

张国立演的委员长很失败，口音搞不清楚，既不是委员长的宁波口音，更不是纯粹的普通话，语气上有模仿孙道临的痕迹。

邬君梅的宋美龄扮相，尤其是在美国争取美援时的打扮和口气，有失庄重，虽然是米帝的狗腿子代理人，但好歹也是一国元首夫人，不能搞得跟妓女向主顾讨要嫖债一样。

许晴的宋庆龄完全是继承她的一贯风格，她大概搞不清楚一个以革命为志业的女性该是怎样的气质，仅仅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守寡多年的闺中怨妇。

尤勇演的白健公太过轻剽，说话不经大脑，不是健公的风格，健公一生为人阴狠，老谋深算，不能是这个风格。

王学圻演的李德公太过阴险，而李德公本人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也很和蔼可亲，是张发奎所说的“伟人”，没有那么阴险。

吴刚的闻一多过于夸张，没有拿捏好分寸，让人感觉闻一多不是因为悲愤而慷慨激昂，完全是一个疯子在众人面前胡乱喊叫。

共方主要露脸的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是老演员了，驾轻就熟，不存在问题，就不说了。其他客串演员都是出来露个脸，也不说了。

从国庆长假前就开始看，到今天总算是基本把《解放》看完了——48和49两集跳过没看，所以只能算是“基本”。

应该来说，这个片子还是吸收了许多最近的党史研究成果的。比如卫立煌在东北的消极状态对东北形势转变影响甚大，而这一点以前的影视剧里都是没提到的。但对卫立煌与CP的关系也没有多少交代，这算是个遗憾。不过，从卫立煌后来的表现看，他当时确实只是在军事部署上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不肯积极进取，让国军丧失了许多战机，尤其是在对廖耀湘兵团的使用上，但并没有积极配合共军行动。应该说，这是符合他当时的状态的，他应该没有加入CP，只是有消极厌战思想。而且，在东北战后，他孤身逃亡香港，被押回南京受审后，又在外漂泊了几年，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回国了。

还有郭汝瑰的作用，以前也比较少提到，而这次则明显重要多了，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他提供的情报对当时的共军决策影响也非常大。但郭汝瑰因为战后只是按起义将领对待，并没有承认其为共军工作的贡献，所以待遇也比较一般，只是在政协工作，所以名气比较一般，远不如后三杰尤其是熊向晖的作用明显，也不如熊的名声大。但这次仍然承认了其贡献，这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与郭汝瑰相似的刘斐，在解放战争中也为共军提供过不少情报，不知道何以没有得到多少体现。不过刘斐与共产党的关系似乎也不甚明确，因为他是白崇禧的人，所以白崇禧在回忆录里也只是说他投共，而没有指责他在当时就已通共，并且说他投共后也没得到多少好处，言下之意似乎他也不认为刘斐是共谍。

杜聿明的作用一如既往地突出，在这个片子里，他在国军将领中，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从东北到淮海，他一直是重大战役策划和指挥者，对委员长比较忠诚，也有军事才干。不过国军将领中对他的评价不甚高，比如张发奎，对他就很是不以为然，不认为杜聿明的军事才能有多高。当然，张发奎眼里，国军将领中就没几个有才干的人，大概只有白崇禧他认为确实是有军事天才的，再就是后起之秀孙立人了，其他人他都不放在眼里。

对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这个片子的反映也基本上是比较忠实于史实的，没有篡改太多，从战役计划的提出，到他独立指挥华野部队作战，再到他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关键时刻的重要建议，都能反映出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才干确实优于许多人。这个片子里的陈毅多少显得有些无能，只是个和稀泥打哈哈的人，没有发挥太多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片子，总是难免挂一漏万，会少提到许多人，比如55年上将级以下将领基本上没有几个露脸的，元帅中徐帅也没得到几个镜头，解放山西也基本上没有反映，提到一野的也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的时期。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整个片子的主角还是毛主席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共方的焦点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身上，所以毛主席党中央走到哪儿，片子的重心就在哪儿。大将里露脸比较多的也只有粟裕一个人，别的基本上都没多少镜头。倒是刘亚楼的镜头还不少，颇有几个。

下午看到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想到一个话题，也在群里扯了一会。这就是，在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如果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如果能够突破宋时轮指挥的阻击防线，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形势会如何发展？按照国军方面制定的徐蚌会战作战方案，就是如此，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则在外围的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就会积极进攻，共军就等于陷入国军包围，而这恰恰是国军自解放战争以来积极寻找的以大规模会战消灭共军的指导方针，而且，如果出现此种情况，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所辖国军部队都会积极出动，达到对共军的聚歼。如此，则共军在关内的形势就会急转直下，由攻势转入守势。华野和中野只能突围出去后分散为几个兵团分别作战，短期内无法与国军进行决战性的会战。

在东北也是一样。如果在打锦州时，廖耀湘兵团和东进兵团能够积极进攻，则共军围攻锦州、切断东北和华北国军联系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而在这个关键当口，卫立煌的消极和廖耀湘的狐疑避战就对共军帮了很大的忙，让共军迅速达成了解放锦州的目标，而后又转头围歼廖耀湘兵团。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共军的阻击也打得相当艰苦，成就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如果共军稍有松懈，让东进兵团成功地突破共军的阻击防线，则整个战役的形势也会发生转折性变化。

从总体上说，这个全面反映解放战争的片子仍然是成功的，让一般观众对解放战争能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了解线索。

上大学军训的时候我就觉得军歌比较雄壮，很喜欢。这次《解放》重新编曲，用作片头曲，也还不错，不过歌词基本没用，只剩了“向前向前向前”，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然，也可能是不想让观众听见“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要真是这个原因，那就很BS了。

走过一段路，还是朝前走，也许路上偶尔会碰到以前曾经同路但现在已经不再同路的人，心里难免有些怪怪的感觉，但毕竟曾经只是曾经，重要的是还要继续朝前走。

我大概在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在《读书》上看见了篇关于地理学的文章。当时觉得很兴奋，以为地理学要复兴了，记得在博客上也写过。但地理学至今没有复兴，未免让人失望。现在喜欢谈论大事的人，开口就是欧美，闭口就是日韩，顶多再加上印度，仿佛全世界除了中国，就剩下这几个地方了。

去年发生了西藏的事情，许多人对西藏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就在到处胡说八道；今年7月出了乌鲁木齐的事情，又是完全不了解，又是在胡说八道；后来出了缅甸的事情，还是如此。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还会出类似的事情，也还是会有这样的人会继续胡说。

前一阵子出了井底望天的书，又有接轨分子们在指指点点。但是不知道那些接轨分子们知道不知道井底望天知道的那些地方，知道不知道那些地方的情况？如果不知道，最好还是老实一点，以学习的态度来对待，不要一上来就以为又是反对民族主义那套顺口溜。

天朝如果不崩溃，跟外面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一点我想现在应该是没有多大疑问了。而且天朝周边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而这准备当然就要从最基本的了解开始。可惜的是，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对比如拉美、非洲的研究，要到图书馆里找，80%以上都还是毛主席那个时代的产品。而对需要大量进口资源、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今天的天朝来说，拉美和非洲恰恰是最应该了解的地方。

同时，因为天朝周边有很多国家，而随着天朝的发展，这些国家与天朝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边疆地区的形势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出事情的概率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边疆地区也是需要提早多做准备的。

所以说，当前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地理、边疆和民族问题，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年来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搞研究的同志们都忽视了的。人要朝前走，国家也是一样。现在是到了该重新注意起来的时候了。

感谢同志们惦念，休假结束，恢复正常，在这里简单向同志们汇报下我这半个月来的行踪。
一日深夜海裔来，二日中午他回温州，我回到家开始整理行装。
三日早上一起床，简单吃过中饭，就奔虹桥机场。我们到得有些早，我就在外面抽烟。旁边有个人过来跟我搭话说，他是来沪给人看风水的，来接他的人还没到，就跟我随便聊聊。他说，我若从军，可以做到师长，若是从政，可以做到县级干部。我说那完了，我既没从军也没从政，看来啥也干不成了。他说，没关系，我的时运还不到，要到三十多岁时运才到。他嘱咐我要注意三件事，一是半年之内不要在深夜与陌生女人搭讪，二是不要去死人的地方，三是坐车的时候注意坐后排右边。我一笑置之。他问我要钱，本打算给的，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只好作罢。两点的飞机，我们上了飞机光在机场就等了一个小时，说是因为空中管制，也不知道具体是啥原因。因为买的是春秋航空的特价机票，在飞机上也不提供晚饭，我们只好饿着肚子飞到乌鲁木齐。而且，飞机上居然还有火车上那种产品推销。
从上海一路飞到乌鲁木齐，航程大约3600公里，路线我也搞不大清楚，因为睡了一觉，睡醒后往下面看，只见群山连绵，猜测应该是秦岭，但是也不确定。过了秦岭看到的应该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再往前，就是沙漠了，一群一群的小沙丘，不见人烟。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外围都是戈壁滩，城市只是很小的一块，天地很整齐。
下了飞机已经是八点了，出了机场就打了辆车赶往火车站附近去乘去石河子的大巴的末班车。途中问司机乌鲁木齐现在形势如何，他说还好，只要我们不招惹别人，也不会有人招惹我们，不过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还好运气不错，到了那边刚好赶上末班车。车上有位维族妇女，穿着打扮看着应该是社会身份不错的人，但是到了石河子，武警上车检查，还是让她下去登记。她嘴里嘟囔着说，每次都是这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4日一早起床，在石河子市郊的地方随便转转。刚好旁边有个军营，我没注意外面的警戒线，就走到警戒线里面去了。我看着也没人站岗，房屋也很破旧，就拿出相机顺手拍了一下，从门卫岗亭里立刻来了一个士兵，监督着让我删掉了。那附近有个回族村子，跟内地城市的郊区贫民窟基本没有两样，商店里的光线很暗，商品也不能算丰富，路边是回族妇女三三两两的在闲聊，有的拖拉机拉着人去拾棉花。
因为有时差，新疆的时间跟内地不同，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中饭，晚饭一般都到八九点才吃。我刚到有些不大习惯，吃过中饭已经四点多了，觉得差不多天快黑了，不想出去，但是朋友说还早得很，可以出去转转，就乘车去市区看看。市区与内地城市基本没有区别，是典型的北方二线城市。我们到石河子老广场上看了看，人非常多，有的老人唱秦腔，有的唱京剧，有的唱老歌，我喜欢秦腔，就看了一会。有位面相很像热比亚的老太太过来请我也去唱，我赶紧推辞掉走开了。然后又在比较繁华的商业区转了转，当街摆着很多摊贩，主要是服饰和新疆土特产，比如杏干、葡萄干和巴旦暮之类，但维族人很少。偶尔能看到的维族人都是行色匆匆，眼神里多少有些紧张，我感觉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感觉就跟我当初在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时差不多，知道这个地方不属于自己。
5日一早去石河子附近的沙湾县的农村。先从石河子乘车到沙湾县，到县城后再改乘一辆三轮摩的前往目的地。沙湾县成看上去也很整齐，跟内地的县城相差不大，人们穿着打扮都很入时，有不少回族人，但是维族人不多。目的地是一个普通的汉族农村家庭，看上去也与内地没多少区别。我问朋友，说是当地也是有些回族人，没有维族。他们家代收电费，我在门口贴的一个各用户电费表上看了看，有明显的维族特征的名字的人大概有二十六七户。他们的印象里没有维族，说明他们的意识里这些维族人与他们没太大区别。我们坐的班车上有些维族人，司乘人员都是汉族，司乘人员对汉族和对维族人的态度都是完全一样的，看不出七五事件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一位回族妇女很着急的跟他说，医院让她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她不识字，不知道咋回事，求他给看看。从他们交谈中看，这位妇女应该是家里出了车祸，医院给的是病危通知。我在朋友家附近稍微走了走，也看不出与内地有什么区别。朋友刚二十岁，去过乌鲁木齐，学过厨师，在石河子打过工，一个月一千五，他嫌工资太低，不想再干了，想另找个出路。他问我上海的地铁好不好，生活习惯是不是与新疆不同之类。我问他村子里去内地打工的人多不多，他说很少，新疆毕竟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地方。
6日又去市区，朋友有两位同学在当地工作，跟他们一起吃饭，饭后回家时路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听说是新市政府门前的广场很漂亮，就下去看了看。虽然那时已经快九点了，广场上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马路对面小公园里仍然游人如织，还有各色小摊贩在做生意。还有些用气枪打气球、用圈圈套东西之类的游戏，有些看上去是打工青年模样的年轻人不断在玩，回族人比较多，维族人很少。新广场规模非常宏大，市政府大楼看上去也很壮观，我估计造价应该在5亿元左右。
7日一早吃过早饭，就赶往乌鲁木齐赴宴。乌鲁木齐的回族餐厅、饭店明显比内地要多，城市里仍有一队一队的武警在巡逻，还有些维族模样的民兵也穿着迷彩服手持警棍在巡逻，车身上挂着“动乱是祸稳定是福”的军车不时地从街头穿过，上面站着持枪的武警士兵。公交车上也有些维族群众，但看不出来有多少特别之处。后来到另一位朋友家，他家附近是七五事件发生严重暴乱的区域之一，他说他在7余人7日那天也上街了，拿着棍子，要不是武警阻拦，愤怒的汉族群众肯定会踏平民族街。他与其他人一样，说7月5日当天发生的暴乱中的暴行中，“那些人比日本鬼子还坏”。
8日我和朋友带着亲戚的小孩上街闲逛。我们先去了红山公园，红山公园下面的红山体育馆是七五当天发生暴乱的另一个重点区域。红山从远处看近似杭州的吴山，也是上面有座城楼似的建筑，但实际上红山要比吴山小很多，只差不多一刻钟就上去了，还有座林则徐像和一座红色的砖塔，塔的规模不大，高约三米。我们在公园里闲逛，很少能碰到维族人。出了红山，走不远就是西公园，也就是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格局、建筑风格完全与内地相同，没有任何民族特色。但人民公园里的维族人非常多，亲戚的小孩要放风筝，我买了一个，但放不上去，只好坐在边上看群众跳舞。公园里放的音乐以维族音乐为主，但跳舞的人无论哪个民族，一律都跳维族舞蹈。开始的时候都是汉族人在跳，围观的也只有汉族人。慢慢的，维族人也开始围上来看。再后来，维族人也加入进去跳。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七五之前，维族人带着小孩来玩的很多，之后就很少了，偶尔也会有，但是对维族人，他们的态度一般是不去拉客，爱玩就玩，不玩就算了。而且，如果有维族人在玩一项活动，汉族人大多数都会马上就离开，所以他们也不欢迎维族人来玩。出了公园后去新疆师范大学找朋友的一个同学，他在那里当老师，去时乘的公交上不少维族人，都用维语交谈。车子的前门站着一个武警，后门也站着一个武警。亲戚的小孩困了，就躺在我怀里就睡着了，一个武警马上站起来把位子让给我，我旁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维族姑娘，穿着打扮都很时髦，还涂了眼影，打电话时也是用维语。朋友的同学对新疆印象极差，认为新疆无论哪个民族，都很蠢，人们不是想着自己怎么去发展，而是想着办法让别人给他们施舍点什么。我心里很不同意，但也不愿意跟他罗嗦，也就算了。出门的时候已经九点了，他嘱咐我们不要乘公交，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打车为好，我们从善如流。
9日上午一直呆在住处，我们就要离开新疆了，朋友的亲戚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吃囊，但是现在都不好买维族人的东西了，要是汉人买维族人的东西，其他汉人会群起来骂。进火车站的时候，安检非常严，几乎与平时的飞机安检差不多，包括电脑、钥匙之类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查看。我前面一个人明显是内地来的农民工，也被要求打开箱子检查，打开后都是农民工穿的那种质量不大好的衣服，警察也就放行了。我后面的一个女人忍不住对警察说了一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警察马上横眉怒目地说“你说什么”，那个女人也不再说什么了。我对面是一对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小伙子是陕西人，小姑娘是甘肃人，准备回家结婚，他们用手机给我传了一段七五当天的视频，确实非常残酷。
10中午12点到兰州。兰州是我们省的盛会，这是我第一次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感觉就不大喜欢这个城市。大学同学小刚和中学同学苟都在那边工作，他们订了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吃饭。两个差不多都有六七年没见过了。当初的狐朋狗友，如今都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有了老婆孩子，也都在兰州买了房子，都在商量着再买一套房子安置家人，相形之下我就特别惭愧。本打算晚上乘夜班车回家，但是苟说马飞正在从甘南赶来，大约夜里一点到，我只好继续等着。在酒店睡了一觉，晚上苟请客，继续喝酒，我喝得有点多，小睡了一下，听说马飞来了，就又起来。马飞已经十二年没见过了，他还是那样，只是穿了一套武警的军装。他一路辛苦，还没吃饭，我们在外面随便吃了点面，想着出来找个地方聊天，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只好去洗脚，聊了一会到了四点，就那里睡了。
11日早上起来去吃了一个牛肉面，果然味道很好，不愧是牛肉拉面的故乡。马飞还买了条烟送给我，又和苟送我到了车站。十一点车才走，路上走走停停，到晚上八点才到镇上。叫了辆车送我，还说是因为修高速，要绕远路，还比以前多出了五块钱。
12日带着朋友上街看了看，顺便去五叔家坐了坐，就回家了。帮着父亲砍了一会玉米秆，感觉干活大不如前。
13日一早去了西峰，看了姑姑和二叔。姑姑久病在床，不过这次似有好转，我颇觉欣慰。回来又去了五叔家吃饭。
14日在家待了一天，龙龙来我家闲谈了一阵。过年时我们俩与海学一起在老洞拜了关二爷，我还有点效果，他俩至今毫无进展。海学给我订火车票也没订上，只好买了两张黄牛票，还是卧铺，一个人350，跟打折机票都差不多了。
15日在家吃过早饭，就到街上乘车到西安，西安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路过我十多年前去过的西工大，也看上去漂亮了不少。晚上七点五十上了火车，今天中午就到了上海。
乘火车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又从兰州乘长途班车到庆阳，一路看来，还是庆阳最好。新疆出了几个城市之外，大都是戈壁滩，地广人稀，荒无人烟，连山都是焦黑色，寸草不生，有些山头上还顶着雪。即使是进了甘肃境内，也没有好多少，出了快到兰州的时候情况稍好，很多地方也都是如此。从兰州到庆阳，一路上都崎岖不平，还是庆阳最好。

今天起了个大早，看了阅兵。总体而言，还是很成功的。场面很大，人很多，很有天朝的特色。

 

当然，天朝的事情，凡是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高兴的，就总是少不了有些人不那么个高兴，这都正常。要是没人骂，反倒不正常了。

 

骂是需要的，但是也要骂也要骂得有水平点，现在骂的人都是乱骂，无非还是不如米帝之类，毫无技术含量。尤其是说现在共军的武器都是仿制品，这个阅兵就是山寨版的武器展览。这话说得相当没水平。都全球化了嘛，天朝没有的，从外面买一点也正常。照这么说，要是米帝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发现，他们穿的衣服、用的杯子啥的都是天朝农民工生产的，是不是要惭愧得自杀？

 

专业的军事问题我就不说了，大家都说得很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阅兵无论武器还是队列啥的，都很好，但是转播得很不专业，摄像和解说都极其不专业，完全是在胡搞，很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落后的生产力和日益增长的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去年奥运会的转播搞得那么糟糕，到这次还是搞成这样，可见CCAV的同志们都在干什么，对工作完全没有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这是最需要改进的。如果下次再碰到这种大型节庆活动，如果转播技术和设备不能达到要求，建议干脆从国外请专业团队来做这个事情，费用可以从CCAV的拨款里扣一部分出来。

 

江sir今天是最让我觉得表现好的，都83岁的人了，还能两个多小时都从头到尾这么站下来，很不容易。有些人说他老人家中间坐了一会，我们看电视的人就说不清了，要去过现场的同志们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能这样站下来，哪怕中间稍微休息过一会，也很不容易了。

 

胡总的表现当然也很好，虽然表情还是没什么变化，但是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的时候还是声调有变化了。这是很大的突破啊，同志们。最后喊那三句口号当然还是太刻板了点，太程式化了些，本该更激情点，应该多喊几遍人民万岁。领导同志嘛，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的时候不能坦然受之，也要礼尚往来，要向人民群众致意嘛。

 

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方阵，虽然是临时加进去的，但是还是很让人激动。毛主席评论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时候说过，苏共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被丢掉了，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丢。对今天的天朝，不，对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天朝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一把最重要的刀子，啥时候都不能丢掉。如果遇上对外战争啥的，改革开放可以暂时中断，但是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对那些国内国际的反动分子来说，毛泽东思想永远都是天朝最锐利的武器。

 

还有一个可能不算是这次搞得特别好，但是今天我看见了，也顺便说说。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刚好在一条线上，所以阅兵方阵从天安门前穿过的时候，一方面是向党中央汇报，一方面也是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和毛主席汇报。这就很好。要是像有些同志说的那样，在阅兵的前一两天，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同志代表中央亲自到毛主席纪念堂朝觐，那就更好了。

 

当然，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那几个方阵，排序就不大好。科学发展啥的都在前面，民族团结方阵在最后。对天朝这样大的国家来说，民族团结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出了藏乱和疆乱之后，应该特别重视。应该说民族团结是所有问题里最重要的之一，至少应该在政治局最关心的问题里排进前五。如果说觉得这些问题都挺重要的，感觉不那么好排序，那就干脆打乱排，不要搞得让大家都能看出来是按重要性排列的，结果民族团结排在最后。民族团结要落到实处，不能只是装点。

 

再一个就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同志出来得还是太少了。这些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应该给予特别的礼遇。参加观礼的同志们里，除了现任领导，军人里面只有在京上将能上观礼台，55年少将和中将都只能在台下看。这是很不对的，对这些同志要特别重视，特别尊重。其实我觉得可以搞一个退役将军方阵，即使他们年纪大了，踢正步啥的他们搞不来，也没关系，只要他们出来列成方阵从天安门前走过就行，这个意思就出来了。

 

60年了，天朝能走到现在这一步，很不容易。虽然出过许多问题，现在还有很多毛病，但是成绩还是主要的。看不到问题的乐观当然是盲目的，但是看不到成绩的悲观也是愚蠢的。就象士兵突击里的高连长说的，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倒，我们还要永远这样下去。

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上周末看了一点，今天又看了一点，《解放》看了快有一半了。

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好，我觉得其实倒也还好，至少是没他们说的那么糟糕。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糟糕呢？原因很简单，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

我以前也以为这个电视剧是延续《长征》、《延安颂》的，可以看作官方版的党史电视剧，但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官方介入和支持的都不会太多。

从故事情节安排上说，《长征》当然是最好的，比《延安颂》和《解放》都好，是两条线索交叉滚动推进剧情发展的，双方都在内部斗争中重新整合力量，同时又在交战，一方追一方跑。而《延安颂》就显得更多的只是平铺直叙，情节安排不够紧凑，也没有反映出各自阵营里的内部力量整合情况和双方之间的斗争的决定性关系，CP方面着墨还多些，KMT方面就近乎没有了。

凡是同志说，《解放》的主题应该是英雄史诗，是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而这方面的电影电视剧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搞出了许多，所以这个片子显得有些多余。但我仍然觉得，拍一个全视角的反映解放战争的电视剧是必要的。但让我不满意的是，双方的内部力量重新整合对解放战争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安插到情节里去，尤其是KMT方面，内斗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对战争局势的发展常常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但这方面着墨却不多。

至于说有些人批评这个片子剪接80年代的战争电影电视剧太多，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不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不需要以视听效果取胜，这个题材本身就是重大的、好看的，只要能把线索交代清楚，就已经很好看了。而且，有些地方还有些进步，比如张灵甫之死，《解放》里是被共军手榴弹炸死的，而不是像前面那个《红日》里那样是自己自杀了。

这一阵一直看张发奎回忆录。这原本是米帝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夏莲瑛在香港呆了几年采访，后来又查阅各种资料后写的。2006年，这个书被香港一个反动分子郑义翻译过来，在香港出版。我看到过正版，但是还是买了盗版，毕竟盗版的省很多钱，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个书有多么重要，属于看过就可以扔掉的类型。
总体上说，张发奎给我的印象是素质不高，基本不懂政治，但出身比较贫寒，过过苦日子，所以后来治军较严，北伐的时候也表现还好。他对CP的态度也很暧昧，南昌起义的时候打的就是他的旗号，也确实比较左倾。但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他都是坚决反对的，广州起义就是他的部下镇压的。
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个书里的一个注释，看样子是翻译者郑义给加的。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责任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大概复述一下。
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阎初期本来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在安徽、苏北遇到连绵阴雨，一个月未能向前推进，让国军缓过了精神，开始反击。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冯阎军后撤至陇海路开封以西。同时，广西的李白和张发奎正在待机北进。
这时候出了一个事情，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发展。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被规定不能制造军火。到1930年，欧洲形势日渐紧张，对德国的禁令仍然没有解除，德国未免比较紧张。后来德国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两项：德国负责为国民政府训练二百万军队，中国则允许德国在中国开办军工厂，利用德国的机器设备，成品由中德两国共享。
按理说，这个事情对当时的天朝来说是个好事，国民政府应该都很支持。但是，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此时蒋汪胡本已合作，胡汉民为立法院长，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委员长为军委会委员长，但汪胡二人对将委员长仍心怀不满。按照国民政府的惯例，对外协议须有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始能生效。作为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拒绝签署。
胡汉民是国民党右派的领袖，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但是在北伐宁汉之争后形成的格局中，渐渐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和孙科合作，一起对抗委员长的格局。胡汉民此时认为，这个协议实际上只有利于将委员长，对别人都不利。原因不难理解，德国的训练只会训练中央军，从这个协议中得到的武器也只会给中央军，这样，委员长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就会更进一步增强，而对其他各派势力极为不利。所以，胡汉民拒绝签署。随后，委员长就下令将胡汉民拘禁于北京西山。
然后，委员长不断派人劝说胡汉民，希望他能支持这个协议，后来派去了与胡汉民较为接近的刘纪文。但胡汉民是个倔脾气，不但没有屈服，而且要刘纪文给他带话出去。
刘纪文带出去的话是什么呢？要点如下：首先是，西南迅速另组政府，整顿军备，准备北进，从衡阳直进武汉；同时，他要刘纪文和陈友仁去日本找日本外相犬养毅，让日本出兵东北，威胁东北军老巢，迫使张少帅回师东北，这样，冯阎军没了后顾之忧，便可沿平汉路南下，与西南部队会师，然后一起顺流直下，攻取南京，武装推翻蒋委员长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
消息到达各方后，基本上实现了这个计划。日军果然在东北行动，吸引张少帅回援；李白和张发奎的第四军也由湘桂边界过了衡阳，甚至占领了长沙。但他们却没能会师武汉。为什么呢？在北方，蒋委员长买通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几个部属，冯阎反蒋联盟瓦解，也就不能进取武汉了；在南方，原第四军系统出来的陈铭枢、蔡廷锴从福建进至广东，威胁桂军与张军的后背，桂张军不得不撤回广西。这样，胡汉民的计划就失败了。
但是日本人进占东北后，按照原来说定的，事成后还是要退回去的。但这时日本国内政治也形势大变，少壮派军官在政治上越来越有眼球，而文官系统对军队的节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计划既然已经失败，胡汉民只好要求犬养毅从东北撤回日军，犬养毅倒是主张撤兵，但是被日军少壮派给刺杀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遂成事实。
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对外披露，胡汉民偷鸡不成反蚀米，给人留下了把柄。胡汉民被释放后，便去了欧洲游历。1935年，中央迭电请远在欧洲的胡汉民回国服务，胡汉民便转道回国。到香港时，南天王陈济棠亲自前往迎接，以示忠诚。胡汉民随陈济棠到广州后，陈济棠对他又阳奉阴违，有如曹操之对汉武帝，只是留着以后反蒋做旗帜用。胡汉民要求去上海、南京，陈济棠就威胁他公布前面引敌入寇的秘密，胡只好克制，最后在1936年郁愤而死。
候任评论三国史事曾说，董卓死后，李汜等四将本欲率兵西返，李肃出谋划策说，退回去时死路一条，还不如东进洛阳，四将如计而行，遂引发天下大乱。
胡汉民本是党国元勋，奈何为一己之私，引敌入寇，致险民族于危亡，追念其早期倡导民族革命之言论，何其如此不悟也。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郑义在这个注释里说，这个说法来自杜月笙的秘书胡启五，可信度到底如何，尚待方家考证。

做一点文摘，摘自网上流传的一个萧功秦的访谈。据说这个访谈时编辑的，但我与编辑者的看法相同，这些想法与萧功秦本人的想法不会相去太远。而且，不仅是萧功秦，整个自由派这些年来在鼓吹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他们说出了许多官方不敢说、自由派不好意思说的东西，很好，很强大。可以让更多的人都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东西。

 

————————————————————————————————

 

戈登是真正的绅士，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戈登曾直接指挥了把圆明园的文物搬到西方国家加以保护从而使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的活动，还曾统率“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这一邪教组织，使中国人口从4.3亿锐减至2.3亿，大大减轻了中国人口压力。

我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主张的新权威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

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又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又是修改条约，又是抵制日货，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结果，日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被迫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行动，再次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苦难。说到底，中国近代的深重苦难是自找的。如果按照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不被社会上的“虚幻的大国感” 挟裹，中国的深重苦难本可以避免。

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也就是厉以　宁　先生指出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的道路，也就是　茅于轼　先生指出的“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来掌舵”的道路。然而毛泽东本人不仅不愿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而且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邓小平就是当代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应该和这些人一样被充分肯定。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的好得多，不仅社会精英吃上了肉，底层民众也喝上了汤。

我认为，只有一种改革开放，就是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开放。为此我特别要说一说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的表意概念符号，与改革以前所使用的表意概念符号具有同一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它们所表达的实际内涵与具体意蕴，已经有了深刻的发展与变化。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极左时期的"穷过渡""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式的社会主义；这里所指的"人民民主专政"，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干部、商人、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专政，而非极左时期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专政；这里指的"党的领导"，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党的领导，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的党的领导；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包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世俗理性的内涵，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意识形态。

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存在甲午战争和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虚幻的大国感”，再次给中国带来那种深重苦难也不是不可能的。

李明瑞（1896～1931）
　　中国百色和龙州起义领导人。广西北流人。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参加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被誉为虎将。1929年6月，任广西绥靖司令兼整编第15师师长。10月誓师反对蒋介石失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同年12月和翌年2月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左右江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8两军总指挥。193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奉命与邓小平、张云逸等率第7军离开右江苏区，在桂黔湘粤赣边界地区转战中，指挥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战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春胜利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第1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取得安福等战斗的胜利，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5月任第7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到达中央苏区，在江西兴国与1方面军主力会合，参加第3次反“围剿”，战功卓著。1931年10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杀害于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1945年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百度百科上关于李明瑞的介绍。

以前看莫文骅回忆录的时候就知道了李明瑞，但是具体事迹不甚了了，只记得他参加过北伐，是比较有名的将领，后来领到了广西的红军其一，并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这两个均的总指挥，张云逸时为副总指挥，在苏区时职位甚高但后来叛变的龚楚时为参谋长。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广西斗争失败，从广西一路转战，辗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艰辛备尝，但保留下来的不太多。共军后来的将领中，比较有名的大概就剩了受中央委托组织起义的小平同志、1955年大将张云逸、1955年上将李天佑、1955年中将莫文骅和1955年中将韦国清。还有一个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的同志，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法院院长雷经天。其他的大多牺牲。到苏区后，红七军一再被缩编，直至最后缩编为红三军团五师。李明瑞本人则在1931年的肃反中被误杀。

后来看李宗仁回忆录，虽然也提到了一些，但是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谈及。这次看白崇禧回忆录，他谈到的比较多，对李明瑞的评价也比较高，认为李明瑞打仗比较勇敢，是不错的战将。但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与共军军史记载不一样的事情。健公说，李明瑞到江西后，处境并不好，确实曾与国军联系，想反正，被共军发现后杀害。如果健公所说不错，那么李明瑞之死就不能算是误杀，确实是咎由自取。

健公没讲他的消息来源，也不清楚他是有李明瑞与国军联系的证据，还是说，他也是后来从共军杀了李明瑞的理由猜推导出来的呢？但是莫文骅回忆录里也只是说，1931年肃反时被误杀，至于究竟有何证据，他也没说。

顺便也说说俞作柏，他和李明瑞关系比较深。俞作柏从李宗仁在山里当土匪的时候就已经归顺了李宗仁，但后来嫌山里太苦，又离开了，投奔了黄绍竑。后来讨贼军与定桂军联合统一广西，俞作柏一直是主力之一，李明瑞为其手下。广西统一后，俞作柏升任旅长，李明瑞升任团长。其时俞作柏与李明瑞已有左倾倾向，被李宗仁免职后归顺蒋委员长。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领袖李宗仁正在上海，白崇禧率领北伐军在京津一带驻扎，通电辞职下野，北伐时留守广西的黄绍竑独木难支，桂系失败，李黄白败走香港。国民政府解决时，以俞作柏代领桂军并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桂军在武汉仍有势力，李明瑞时为师长，将各部队首长集中起来开会，乘机将之缴械。

俞作柏回广西后，违反委员长编遣桂军大部的命令，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收容编遣下来的桂军干部，这个教导总队由张云逸率领，后为百色起义的主力。桂军问题解决后，国民党左派在汪精卫领导下，粤军张发奎又在广东发动反蒋的护党救国军。张发奎与广西联系，希望能一起行动。小平同志时在俞作柏身边工作，劝其不要响应，俞作柏不听。李明瑞时为广西绥靖司令，与俞作柏一起开赴广东参加护党救国。而粤军中意见也不统一，陈济棠时为张发奎手下师长，被蒋委员长收买，反戈一击，护党救国军失败。桂军随之失败后，俞作柏逃亡香港，李明瑞回到广西，参加红军起义，并成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抗战爆发后，俞作柏曾任苏浙皖“忠义救国军”副司令，因为不肯以反共为主业以抗日为副业，违背中央方针，遂辞职他走，后参加民主运动，成为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的1956年应广东省政府之邀到广东任职，曾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1959年病逝。

很惭愧地说明，因为我懒得翻书，上面俞作柏这一部分基本上也是抄的百度百科对俞作柏的介绍。

但李宗仁与白崇禧对俞作柏都相当反感，印象极其糟糕。白崇禧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在定桂军与讨贼军取得初步胜利后，俞作柏时在黄绍竑的讨贼军任职，曾私下劝黄绍竑突袭李宗仁，将定桂军纳入自己麾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李白二人认为，俞作柏为人不好，反复无常，而且贪财。白崇禧回忆录里还曾多次提到，孙中山曾委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君武到广西不能胜任，遂去职回广州。李宗仁时在山里做土匪，俞作柏为其部下。李宗仁曾明令部下宁可卖枪，也不得抢掠行旅。但俞作柏在路上打劫了马君武，并当场打死了马的姨太太，让马非常伤心。白崇禧回忆录还提到，在桂军讨伐唐继尧时，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部曾假以援手，白崇禧曾与范约定，平定广西后即当助范回滇。但在对唐战争胜利后，俞作柏受命支援范部，在路上却因为贪图烟土，突然追击滇军龙云部，以致被龙云击败，范石生也因此未能回滇。白崇禧说，这件事是他失信于人，所以他终生抱歉。健公并称，俞作柏在败走香港时，曾带走大量钱财。

范石生想来不少人知道，共军初起时，在潮汕一带失败后，余部曾由朱德率领加入范部，后又脱离。

总而言之，俞作柏人品很不好，但是却在北伐时即能左倾，而且一直同情CP，解放后还能回国参加建设，实属难能可贵。可见人确实很复杂，私德与公德常有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