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五郎闲话

先别忙着批判，还是学习施密特吧

Tue, 05 Aug 2008 14:49:28 GMT

前一阵子把《政治的概念》学习完，接着又把以前买的《宪法学说》也学习了一遍。就是一个字，好。我朝搞宪政的同志们啥时候才能有这觉悟呢，啥时候才能明白重要的不是对宪法进行表决也不是去搞那些条款而是谁在决定要不要宪法这样的道理呢？明白了这些，大概就不会再有民元之初是先孙总理破坏天朝宪政前程的胡扯蛋了，也不会胡扯什么蒋委员长的宪法如何现代，如何前景一片大好了。不过这恐怕还要很久，想起来就让人伤心。谈宪政的人水平如此，我朝的宪政看来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是没什么大希望了。

接着也就顺便把《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学习了一遍。这书大概是06年在博师打折买的，一直没翻过。上星期周末开完会回家时顺道在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随便转了转，看见这书又再版了。在书店里看了一阵子，就感觉第一篇的对话还有点意思，于是想到自己也有这本书，还是回家来看看。回家来拿出来看了才知道，内容变化相当不小。这哪儿是什么《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完全就是施密特批判论文集嘛。

第一篇施特劳斯的还好，接下来的两篇就很糟糕，洛维特我还知道，马丁是没听说过的。前一阵班博在群里讲，洛维特那本《从康德到黑格尔》相当不错，很是推荐，我还到书店里去找过。这次一看他评论施密特，感觉真是大失所望，水平简直接近当年薛涌批甘阳，活是徐友渔批汪晖。除了义正词严地喊口号背顺口溜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马丁不知道是个干什么的，文章的水平简直直追南方报系的社论，就是再三再四地重申普世价值，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对马克思、韦伯的评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朝的自由派同志们自己的评论用的洋鬼子的名字。

新版的变化较大，但是因为这两年不看新书，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天朝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这几年似乎已经回过神来了，去年我记得世纪中国上还发过一个天朝的同志们批评施密特的小专辑，虽然多是隔靴搔痒，但是比起过去那种看见洋鬼子的名字就望尘膜拜来，还是要让人感觉欣慰很多的。那次评论的多是所谓法学家，而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这些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地倡议用行政代替政治，所以把实质性的问题都用程序问题遮盖了，而施密特这样讲政治的法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在坏这个行当的规矩，必欲诛之而后快了。可惜的是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水平还不如男足，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半天施密特，跟男足过了中场就射门的意义接近，看起来勇猛，实际上总是偏离球门的距离在十里之外。

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法学研究员讲，要研究我朝自己的宪法，不能再搬运西夷的理论和宪法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评论了一下54宪法，说来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先前的同志们提起来宪政史就是温柔的抚摸晚清到民国那几次不成功的失败试验的历史遗体，说到宪法视就是从宪章运动开始扯起，一直到米国第某某条某某款修正案，如数家珍，而对我朝建制以来的几部宪法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变化，则不甚了了，甚至连我朝五六十年代整体上有主席制到内阁制之变这样简单的变迁都不知道，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年的工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施密特，主要的还不是忙着去批判他，而是学习他对祖国的爱，和他对魏玛宪法这样没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分赃协议都能如此当一回事的指著精神。在这方面，天朝的同志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批判施密特的事情不妨暂且缓缓吧。

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Wed, 23 Jul 2008 15:08:00 GMT

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个战乱，但基本上没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在天朝凶猛生长的步伐，还是在一直保持着逐步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同志们的西洋镜似乎不太坚固，禁不起事实的检验。冯玉祥少年生长在保定，从军后基本上也一直都是在北京周围的地区，保定、天津这一带。按理说，这一带密迩京畿，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很严重。不仅普通群众一般吃不到细粮和肉蛋禽，就是有朝廷养活的军队里面，实际上伙食也相当糟糕。所以冯玉祥后来入川的时候很感慨，觉得四川的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人民群众不仅平时能吃上米粉肉，能喝酒抽大烟，就是缴纳皇粮的积极性都要比北方高很多。

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发展到1949年，民国前期北洋政府就不算了，就从北伐之后开始算起。王宗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在江西的生活水平极低，吃饭毫无保证，日常也以红薯和红米为主食，能吃上大米的时候极少。河南的秦基伟的记忆就更不用说了，十二岁就成了孤儿，基本上也吃不饱饭。李志民是湖南浏阳人，但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记忆也十分深刻。换句话说，那时的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有这个记忆。这不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而是传说中蒋委员长治下的黄金十年的时期。就算是资本主义萌芽再怎么蓬勃生长，市场自由只需再怎么自发扩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总是说不过去的。

这种情况的彻底解决一直要到解放战争结束，也就是全国基本上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到土改结束，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之后，虽然59到62年间因为政策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饿死了人，但我想情况虽然严重，但这并不比翻案史学里说的那些时期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法计算，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吹捧黄金十年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那些时期，比如秦基伟的亲人都饿死，王宗槐的亲人都饿死，像这样的情况算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总不能说这也是共产主义流毒所致吧。

回到政治上来

Fri, 18 Jul 2008 16:25:28 GMT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什么办法都行。

在遭遇重大危机、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决断，拿个主意，这就属于政治能力的范畴了。吏不需要这种能力，吏们需要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官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危难识纯臣。有个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开动脑筋，作出决断，制订方案，为下面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这是官们需要干而且必须干的事情。没什么理由，就一点，官是有主权的，而吏没有。主权就意味着作出决断。权力的权，本身就是衡量的意思，权力就是衡量轻重，作出决断的意思。

比如说范仲淹，没上过水利高等专科学校，但是要他去负责修治黄河，那么他上任后除了了解情况外，并不是要由他拿出一个修治方案来，而是要他在做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决定用哪个。决定以前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基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做方案，在决定之后想方设法执行这个方案，实现目标，这都属于吏要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官僚们应该干的事情。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决定采用哪个方案，这就是范仲淹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官的职权范围。

我朝建制以来，别的事情都好，惟有这一点不好，就是官吏不分，官从吏中铨叙提拔。搞到最后，就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别的不说，就先向上级请示，上级没有指示，自己坚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在毛主席的年代，对政治能力还是非常强调的，政治干部和专业的技术干部是截然两分的。比如说部队上，政治干部就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就是军事干部，除了少数的个别情况，两者之间是不大能自由转换的。建国后也一再提过红和专的辩证关系问题，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又红又专，但一般来说，对党来说，最重要的考察干部的仍然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行政能力。

1978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的路线指导下，专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政治干部都被当作极左分子清理掉了，最后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政治上就是政治淡出，行政凸显。这种制度三十年未动，到现在，我朝就只有行政干部了，没有政治干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如此，所以出了像贵州这样的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对朝廷的面子影响很大。90年代藏乱的时候，群众围攻警察，警察问上面怎么办，上面也不说话，只说要保持克制，等待中央指示，结果等中央指示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志被群众打伤了。事后检讨起来，大家一致同意，假若当时能有同志敢拿个主意，边干边向中央请示，事态未必会闹成后来那样。今年以来出过的几个事情，皆是如此。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前90年代的时候搞三讲，让大家讲政治讲正气讲道德，最后没有搞起来，现在出了事情，才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发这个通知，虽然说不上及时，但好歹还是希望能于事有补，能引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同志们注意，尤其是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光拣没有错误但也没有成绩的同志们提拔的局面了。说到底，还是要继续搞三讲。

纪念七七事变

Mon, 07 Jul 2008 14:58:15 GMT

今天是七月七日，中国人民抗击倭寇侵略的纪念日，但是官府的宣传对此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出席抗倭纪念活动，只有网上的同志们还能要和几声，虽然声音小些，总算是聊胜于无。

我们都习惯了一个说法，就是八年抗战。以前陈光兴说过，对台湾人民来说，抗倭不是八年，而是五十年，是从1895年被倭寇占据了就已经开始了的。按照这个逻辑，其实也可以说，东北人民的抗倭斗争是从1931年就开始了的。八年抗战这种官方历史叙述确实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因为这等于把东北和台湾都放到中国之外去了，东北人民和台湾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了。

不过，也应该澄清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就是七七事变的性质。1939年7月7日对中国人民来说之所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不是因为倭寇从这一天开始侵略我天朝，而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天朝的妥协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抵抗倭寇的侵略了。所以说，这一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开端，而且，这场战争是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全民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如果说1949年革命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同样可以说，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中华民族不愿意再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了，即使是死也要抵抗下去了。

对倭寇而言，倭寇对我天朝的侵略也在这一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全面侵华。在这之前，未能得到倭王授权的倭寇实际上并没有对我天朝宣战，所以倭寇在我天朝每次发动的侵略在倭寇的历史记事本上写着的都是“事变”，比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意思就是，这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驻华倭寇与我天朝边防部队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属于局部性冲突，并不飞全面战争。而在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我天朝开始进入抗战阶段，倭寇的战争也升级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谋求蚕食我天朝了，而是要动用其主力部队，全面占领我天朝。

对于KMT的国民政府而言，七七事变意味着，妥协退让的出路已经被全部堵死了，已经退无可退了，只有奋起抵抗才是唯一出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唯一说明的就是这一点：面对任何侵略者，企图以妥协来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是不可能的，任何退让除了为日后的被迫反击制造更多的困难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明，委员长那种自曾汉奸、李卖国贼、袁大头以来的纵横家的套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下没有市场效率，面对侵略，抵抗是唯一的求生机会。

对于今天来说，这个铁的法则仍然成立。这也就是在今天纪念七七事变的现实意义。要么改变这个不正义的国际秩序，要么在这个秩序之下成为别人的瓜分对象。天朝啊，你准备好了吗？

自由主义到底为不为范跑跑买单？

Fri, 20 Jun 2008 16:18:46 GMT

不那么健忘的人我想应该还都记得1990年代那个十分著名的问题：自由主义要不要讲道德。当时的辩论我记得是很热闹的，一方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另一方是被称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们。不过，当时的经济学正是耀武扬威四处劫掠的帝国时代，甚至连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打算抢上山去压寨夫人，人文知识分子们的那一点点“人文精神失落”的哀叹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三五个回合，人文知识分子们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了，道德在这个弥漫着据说是一种叫做启蒙理性的空气中也很快就窒息而死了。

不过老话说得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然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只不过是时钟上的指针稍微转动了一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进入了据说是高科技发达的信息化时代的中国人不知怎么的突然又怀旧起来了，从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路跑到了孔孟程朱，从哈耶克、弗里德曼一直挖根挖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形势发生了逆转，保守主义如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还带着东边山头的土气，自由主义就如气门松了的皮球，越来越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当惯了高人、住惯了山林、习惯了指点江山挥指方遒的老自由主义们固然还在刻舟求剑，也还是阻挡不了识时务为俊杰的新一代自由主义早已见风转舵。据新一代小字辈的自由主义们说，是亚当斯密也是伦理学教授，经济学家怎么可能不讲道德，自由主义也要讲道德，市场经济也需要道德，云云。

按照改革开放的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再说。自由主义到底讲还是不讲道德，既不由攻击自由主义不讲道德的人们说了算，也不由新老自由主义们的红口白牙说了算，忠不忠看行动，关键还是看自由主义们的实践。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正当自由主义们费了九牛二胡之力给不讲道德的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柔软的下腹部打上了一块罗尔斯、德沃金等一班进口的道德补丁的时候，范跑跑事件就出来了。

按理说，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个好事情，只要自由主义们能说清楚，范跑跑的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不符合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就能证明自由主义其实是讲道德的。但是，奇怪的是，据说是既懂哈耶克又懂施特劳斯、既背过四书五经又能念通殷海光的新老自由主义们似乎突然都变得健忘起来了，又忘了他们说的自由主义也要讲道德之类的话了。他们不但没有良知泯灭的人们一起谴责范跑跑，反倒激发起他们争先恐后地或用口水或用笔墨镇压道德红卫兵的热情来。

于是乎，由于有先见之明的文人学士大人先生们的提醒，早就对压制自己肚子里男盗女娼的所谓伪道德的人们就如同苍蝇进了厕所一样地聚集起来了，挥动着如椽巨笔，鼓动着如簧之舌，镇压起据说是不过是伪君子的道德红卫兵们来了。据这些高明的人们说，这种道德压制了人性，是伪道德，维护这些伪道德的人都是伪君子，与其要伪君子，还不如要真小人，云云。
但是，就算是自由主义们口吐莲花舌灿祥云，问题也还是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到底讲不讲道德？如果是讲道德的，那么在据说是最具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学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范跑跑算不算是自由主义的好学生？如果是，那么范跑跑的言行是不是与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相符合的？如果是不符合的，为什么一谴责他就成了什么道德红卫兵，就要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然，如果自由主义们这个时候能理直气壮地回到老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理直气壮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不讲道德，不要道德，人性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是希望这么认为的同志们去火星上从刀耕火种起步重新自发扩展去吧，已经在千百万年的社会生活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的人类的世界不适合他们。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总之还是那个问题，希望自由主义们能够为此买单，老实地回答问题，不要老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什么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啊、人性啊之类的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养的狗在外面咬了人，狗的主人掏点钱给被咬了的人打个防疫针也是应该的，据说是血统十分高贵可以远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近可以追及1949年之前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总不至于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吧？

当然，自由主义如果说，这狗是条疯狗，与他早已没有了关系，那也好办，就请别在别人打疯狗的时候说三道四唧唧歪歪什么人道主义之类。
是为至嘱。

再说说斯通大妈的问题

Mon, 02 Jun 2008 15:06:03 GMT

话说私通大妈当年代言迪奥的时候应该是很高兴的，别的不说，光是一年几千万的代言费，要是光靠她脱衣服去挣，怎么着也得好几年吧。想来那时候私通大妈对迪奥的老板应该是很千恩万谢的，有献身的想法或者已经有了事实也在情理之中。说来迪奥的老板也是慧眼独具，与众不同，万紫千红中年轻的不选褶子少的不要，偏偏就选了已经人老珠黄才想起来脱衣服一炮而红的私通大妈。

据说大妈的智商高达150，搞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不过按照俗话说的胸大无脑来反推，以她的胸的规模而言，智商应该也不至于特别高。如果真的很高，应该不至于等到人老珠黄了才想起来一脱成名，就算智商不高，出名要趁早这样的至理名言还是应该知道的吧。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可见智商至少在天朝的她的同行们之下。这样的同志其实说什么都不算奇怪，她在以色列的时候不就说过吗，台下的以色列娃娃兵们想对她怎么样都行。所以说出报应说来也在她的正常智商控制范围之内。

同样是靠脱衣服卖肉赚眼球过日子的人，你看翁虹、汤唯的表现就要好很多，翁虹同志的觉悟尤其让人感佩，一听大妈的报应说，赶紧跟他划清阶级界限，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大妈可倒好，整天价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知道这世道变得比她的模样老得还快，天朝早已经不是那个她记忆中的1990年代看见金发雌性动物就恨不得扑上去的时代了。去年到上海一游，虽说也还是国际巨星待遇，到底天朝的小报们还是对她不上妆时的褶子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子。

其实跟天朝差不多，米国的意识形态也相当厉害比如大妈说她与达赖老狗的关系之类，她是否真的能明白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一回事，对达赖老狗、民晕分子一类表示一下好感是另一回事。正如天朝的右派同志们要当上著名学者、大师，不说进号子里吃两年饭，也得被真理部批评，至不济也得被CCTV封杀过，才能获得基本资格。大妈们其实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得拿自己辛辛苦苦脱衣服叉大腿挣的银子去给达赖之类的同志们捐，才能表明他们与西夷的统治阶级们是一条心，穿一条裤，也才能有迪奥的老板看中。

这次她大概是事先没有来得及跟西夷的统治阶级们协商，就习惯性地把在米国政治正确的话背了一遍。她大概以为这即就是有什么政治错误，也算不上路线错误，没想到这次还真就碰上路线错误了。她的话刚一出口，天朝这边的网民小朋友们一知道，马上号召抵制迪奥。资产阶级也是缺德，跟大妈连通报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直接连夜就把大妈的大幅艳照赶紧撤下，并且以大妈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去了，一点也不知道爱护大妈辛辛苦苦挣来的艳名。资产阶级之无信、利欲熏心，由此可见一斑，以后想傍大款当二奶的同志们可是要引以为戒。

从事后大妈表现得很愤怒，要撤销以她的名义的那个公开道歉。从这个事情看，倒不见得就是大妈不肯买资产阶级的帐，最让大妈愤怒的应该是，资产阶级事前一点没向她通报消息，她压根不知道资产阶级们对天朝的态度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还在抱着以前的政治正确刻舟求剑。换句话说，不要说他列席资产阶级的中央会议，就是连被通知到的资格如今都没有了。虽然说露水夫妻总是难免新人胜旧人，可资产阶级能够如此背信弃义对她弃之如鄙屐，大妈应该也是没有料到的，于是有了后面的不承认道歉。

其实，说这么多，主要还是想劝天朝一直抱米国和资产阶级大腿的同志们，要给自己留点后路，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把事情做得那么死，自己也要多长个心眼，多研究研究形势，不要再像大妈似的被人家卖了才想到要讨个说法。

三十年来最大的失败

Thu, 29 May 2008 15:10:19 GMT

今天晚上看电视，发现电视上的一个公益广告，叫做“携手同心，共渡时艰”。这话是实话，不过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公开说出来，承认现在确实是“时艰”，而不是什么天朝历史上的第三个盛世，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是值得表扬的。

常话说，乱世必出妖孽。现在朝廷遇上时艰，妖孽就比较多了，比如现在全国各地都流传的青蛙到处乱跑，自由主义老师地震不管学生自己就跑了，一个50多岁的老女人说地震是报应，都在此列。不过，可怕的不是地震，也不是什么泛道德主义，也不是现在跑出来的这些妖孽。

地震嘛，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不奇怪，既然碰到了，死了人固然大家都难过，但是活着的人“既然活下来了，就要好好活下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总是会过去的，房子塌了可以重建，钱没了可以再挣，都还可以从头再来。

至于老三级明星的几句闲话，其实也无所谓。原来大家觉得她脱了衣服还能看，而且有人比较爱看，就有人找她拍两个广告，有些喜欢包二奶的资产阶级跟她搞一搞，现在大家倡议不再买她做广告的东西，她也就没什么市场了。不是什么大事。

更何况，天朝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就是无神论，就算三级明星说这是报应，自由主义学者说这是天谴，都无所谓。就算真的报应要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它真的要来，怕也没有用。万一来了，小平同志都说了嘛，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不用怕。

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妖孽不承认自己是妖孽，硬要说他这是人性，是人的本能，而且有很多人还真的就相信了这一套，相信这是报应，相信自己也是自由主义者。

狗眼看人低，狗眼睛里没有人，都是跟它一样的狗，这是正常的事情。反正人自己到底是不是狗，不由狗说了算，是人说了算的。只要人还知道自己是人，不是狗，那就无所谓。总不见得狗咬人的时候人都转过身去咬狗，正常人都没什么必要跟狗计较。

人和狗的区别，只要是人，想来都是知道的。其实不要说是狗，就是人的近亲猴子，只要是人，也都知道，猴子毕竟只是猴子，人还是人，猴子不是人，人也不是猴子。就算猴子能站起来走，额头比一般的猴子短一点，那也只是能站起来走路、额头比一般猴子短一点的猴子，而不是人。

古人讲，改朝换代是亡国，并不可怕，率兽食人，这就不是简单的亡国了，而是亡天下，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在真正可怕的就是人不觉得自己是人了，觉得狗说得对，自己是狗，不是人。几百万年的进化全白费了，人和狗的界限模糊了。这就很可怕了。成了亡天下了。

既然老师可以在地震的时候跑了，而且振振有词地说，即使那时候是他老娘，他都不管了，他要自己逃命。而且据说这是人性，是本能，是正常反应。要按这个逻辑，那么温相跑到灾区去、部队冒着危险进入灾区、全国人民捐款捐物、志愿者跑到灾区去帮忙，这就都不是人性、不是人的本能了。温相赶紧辞职、军人赶紧开小差回家、空降兵以危险为名拒绝空降、全国人民都拒绝捐款帮助灾区、志愿者赶紧买帐篷矿泉水方便面之类的东西，这样才是人性，才是人的本能了。

老三级片明星的话和自由主义学者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天谴嘛，如果不是天谴，为什么偏偏要在佛诞那天地震呢？什么叫天谴呢？天谴就是人做错了事情，上天降责了。知道王斌余这个事情的人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是触犯了法律，那就哪怕人民群众再怎么同情，也没办法了，只能服从法律的惩罚。上天安排了一切，既然上天降罚，那肯定就是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既然这样，那别人的捐助和帮忙就很多余了，上天最大嘛，你怎么能干扰上天执法呢？

我想，只要还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是狗而不是人的灵长类动物，应该都能明白，哪个才是人性，哪个才是人的本能，到底是谁违反了人性，违背了人的本能。

1980年代末的时候，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这十年来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现在看来，不光是那十年，而是整个这三十年来，最大的失败都是教育。最明显的失败就是自由主义老师都当上了老师，让人不知道人和狗的区别是什么了，以为自己离狗越近，就越人性、越人的本能了。

就拿自由主义老师的话来说，他说，除了他女儿，即使是他母亲，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不会管。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按照他的自由主义逻辑，他从他母亲肚子里出来以后，他母亲就已经是外人了，而他女儿不一样，是从他的身体里出来的，是属于他的，是自己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要女儿而不要他母亲，基本的逻辑就是他只要他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自私，这就是他所谓的人性，所谓的人的本能。这种自由主义成了所谓的常识，反对这种所谓的常识，反倒成了反人性、反的本能，这就是三十年来最大的失败。

我们这个民族真他妈的伟大

Tue, 20 May 2008 14:01:38 GMT

从前天得知朝廷要给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难者降半旗，并决定火把暂停传递三天，我就感觉这次震灾的救人阶段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要开始的是作秀阶段。果不其然，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了全民性的作秀阶段，不仅官府作秀，广大人民群众也跟着作秀，洋大人们也跟着作秀。

实际上，更冷静一些说，差不多从前72小时结束，或者从温相离开抗震救灾前线回京、胡总到前线指导工作开始，朝廷和官府的救人阶段就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提前进入了作秀阶段。不过，虽然后面三天救出的人每天只能以个位数论，但多少也还是有些成绩的。而到了宣布降半旗、全国哀悼三日起以后，就是彻头彻尾的全民性作秀阶段了。

当然，我并不从原则上反对降半旗和全国哀悼，虽然我觉得这样做的必要性值得怀疑，尤其对此次降半旗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含义多少有些疑心。但是，我仍然要说，那些从灾难一发生就开始呼吁朝廷向死难者降半旗、进行全国性哀悼活动的人是无耻的，要对他们表示一下鄙视。在这种时候，仍然贩卖自己的私货，借着大灾难进行政治投机的言行，无论左右，我都是坚决反对的。

固然，站在右派们的立场上说，朝廷最后能作出这个决定，多少表明朝廷在向所谓的民意妥协，原来与所谓的民意严重对立的僵化立场已经有所松动，但是在这个决定下面隐藏着的朝廷对右派们的妥协却是让我觉得十分遗憾的。因为，我不认为大多数老实的中国人会对此有太多的感触，并不认为降半旗有多少象征意义，只有那些心怀叵测的“一小撮”才会对此欣喜若狂。更何况，朝廷对这种西式的仪式的顺从也象征着他们对右派们所鼓吹的西化趋势的顺从，以及对所谓“国际惯例”羞羞答答地接受。

这次的作秀是非常彻底、非常全面的。朝廷实际上不会在乎各地诸侯们在此次震灾中的义捐的钱的多少，也不会在意各地派出的救援队到底能帮多少忙，但是，各地的官府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朝廷的积极响应和紧跟，以显示自己对朝廷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多么的忠诚，对朝廷一再所做的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宣示是多么的支持和拥护。

从那天央视的主持人在直播时因为控制不住而突然流泪开始，泪流满面就成了这几天来一种表达自己爱心的特殊方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博爱，非如此就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不幸者的同情。前天晚上的央视募捐晚会更是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众多主持人不管自己是否真的感动，都要拼命地挤出几滴眼泪来表示自己的爱心，演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在镜头前表演自己的泪腺之发达。虽然这其中或许有不少人是真诚地感动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面对着镜头测试自己的泪腺功能的人的真诚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当然也包括那些在哀悼日的镜头前飙泪的普通市民们，我不太相信他们真的已经被感动到了如此地步。

右派们一贯吹嘘的强大的自由世界这次的表现也不怎么样。那些前一阵子还对达赖老狗万分暧昧的洋鬼子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得特别人道主义了，仿佛他们真的已经把中国人当成了人似的。如果他们真的把中国人当成人了，那么那些在藏毒暴徒的烧杀中不幸遇难的中国人的死为什么没有激起他们哪怕是一丝半点的同情呢，为什么总是那样政治正确地坚持对达赖老狗的谰言笃信不移而对无数中国人的辩解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呢？说到底，恐怕右派们的洋人主子们还是多少有些心虚，多少有些想要修复与广阔的中国市场的关系的意图。

至于那些兴冲冲地跑到灾区去旅游的所谓志愿者们，早已经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记者们扒着运送伤员和物资的直升机不肯下来，志愿者们除了面对镜头时表演一下努力救援之外就到处无所事事地胡乱游逛，而当险情出现的时候却一个也不肯帮助那些正是需要帮助的人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在周六的一张图片上，北川撤离时跑在最前面的既不是慌张的灾民，也不是惊恐的孩子，而是衣着光鲜的记者，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至于记者们在灾区到处打听、千方百计挖掘出来的所谓被官府压制了的新闻，其可信度就更加值得怀疑了。

而真正让人感动的却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比如压在废墟里对着镜头说要和妻子和和睦睦地过一辈子的遇难者，自己已经跑出来却又返回去背出了两个同学的二年级的孩子，还有那些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却已久天真烂漫的孩子，那些在余震频仍的前三天就冒险犯难进入灾区的脸上还挂着稚嫩的娃娃兵们。不是那些镜头前故作姿态的泪流满面，不是那些已经可以把耳朵磨出老茧的豪言壮语，不是那些志愿者死乞百赖的跑到灾区旅游的勇敢行动，而是这些平凡人，正是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灭的精神和永生的希望，让人禁不住想说一句我们这个民族真他妈的伟大。

没有敌人的法律是失败的法律

Sat, 22 Mar 2008 07:41:14 GMT

年年两会期间都会有社会上讨论比较多的热点问题，而今年的两会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女首富张茵在提出的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提案，引发了诸多评论。

这些评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方，即支持张茵的一方，与反对张茵的一方。支持者认为，从今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要求过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而反对的一方则坚持认为，这些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企业做到了这些，才能让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提高，不能也不应该再容忍那种长期以来以违反《劳动法》来压低成本牟取利润的发展模式了。

当然，这种争论并非自今年两会始，张茵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早在去年刚通过的时候，有关的讨论就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企业成本提高而导致企业精英困难和资本外逃的消息也时常见诸报端。而这次张茵提出这个问题仍然能够引起高度的社会关注，原因有二：一是此前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主要是诸如张五常之类的学者，而张茵则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由她提出自然显得更为直观；二是张茵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代表进入国家参政议政机关，能够明确提出保护自身利益的要求，与往年私营企业主代表提出的一些无关自身利益、不痛不痒的提案比起来，这次直接要求改变法律以保护自身利益的要求让人联想到“新社会阶层”自身的政治意识明显有所增强。此次两会上，除了张茵之外，包括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等身份与张茵类似的人也都有此主张，更容易让人感觉到“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成熟。

与此相应，今年的两会上也破天荒地有了三名农民工代表，但他们提出的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要求，其中一位代表甚至明言自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对参政议政还不懂”。相比之下，农民工对自身的利益保护的自觉就没有私营企业主那么高了。不过，这种评论看起来义正词严，但是似乎缺乏对农民工的了解。这些农民工提出的要求并不都是隔靴搔痒，也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农民工代表都提出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改善全国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希望城市能够对农民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利益的。只不过，与私营企业主已经懂得通过改变法律规定来调整制度安排以保护自身利益相比，农民工的这些要求的层次显得还比较低，至少没有想过将自己的意志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让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但是，从旁观而非介入的角度看，则可以发现，此次围绕《劳动合同法》所展开的争论反映了立法部门立法技术的进步。张茵等人对《劳动合同法》的反应如此强烈说明，这部法律确实调整了经济发展中的利润分配格局，工人得到的部分增加了，而企业主得到的则减少了，真正刺激到了私营企业主的痛处，使他们不得不反击。或者干脆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张茵等人此次反应是一次自我暴露，说明他们就是《劳动合同法》的敌人。

没有敌人的法律是失败的法律。多年来，虽然国家制定过诸多法律，出台过不少规定，但是每次都试图照顾到每个利益相关人，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看起来面面俱到，实际上百无一用，形同废纸。此次《劳动合同法》没有继续走这种路线，而是明确选择了单保护原则，在利益相关各方之间明确地站在了弱者一边，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进步。

有人说，法律制定者应该严守中立，倾听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在法律中反应各方的要求。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当然是没错的。但是，这需要一个条件，即相关利益方的自我保护能力、利益自觉程度和社会博弈能力大体相当，各方的意见都有公平的表达渠道和机会。当相关利益方的自我保护能力、利益自觉程度和社会博弈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立法者当然不应该机械地恪守中立的立场，而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弱者一边，在立法时有意识地向弱者一边倾斜。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法律的公正，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法律对弱者的关怀。

《色戒》：个体自由伦理的意外死亡

Sat, 19 Jan 2008 18:42:26 GMT

没有激情戏的《色戒》是不完整的。因为我朝宣传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同志们的勤奋工作，我们没有能看到其中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段落，所以大多数人对剧情的把握和理解就不是很到位。虽然拜网络之赐，不少人已经看见了这些段落，但因为无法有效地将这些片段嵌入原片中，所以仅仅是当作一般的色情视频欣赏的，而没有用来帮助理解这个片子。后来网上断断续续地出现了相对比较完整的版本，但由于许多人前面已经看过的印象，对全片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叫好的人乱叫好，批判的人瞎批判，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上海女人的“中国人感”

因为这个片子的脚本来自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只有先理解了张爱玲，才能理解这个片子。

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对中国历史进程而言，只是一个歧出，所以，对于上海人而言，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上海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虽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要比广袤的中国内地的关系要密切。一般上海人的意识里，自己首先是上海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上海则首先是是全世界的上海，然后才是中国的上海——这里的“世界”当然仅限于欧美列强构成的世界图景，不包括欠发达地区。因此，上海人首先关心的是上海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往往是在他们的生活之外的。

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易太太及其牌友们身上。无论中国是否已经与日本发生战争，也无论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投降，这些都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无论上海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还是汪伪政府，或者是日本，更或者是美国，无论是汪主席还是蒋委员长统治，他们也要打牌、购物、谈论美食，过物质主义的生活。只要没有离开上海，只要还没有沦为下流社会，他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这些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常状态。

所以说，对张爱玲之流的上海女人而言，“中国人感”是相当淡漠的。爱国、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是与她们关系很遥远的。即使国家已经处在沦亡的边缘，都不会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感。对王佳芝的意识里同样如此。

我朝的人民看到这个片子前面表现学生们的爱国感情的那部分的时候，肯定都觉得十分滑稽。与其说这是因为李安不知道如此表现爱国的感情，倒不如说是有意为之的。在上海女人眼里，爱国这样的宏大叙事本身就是滑稽的，无论邝裕民们如何卖力表演、感情真挚，实际上对她们都是同样滑稽的。

因为，她们对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根据个体自由伦理作出的。

邝裕民的国恨与家仇

实际上，这种个体自由伦理不仅是易太太们的信念，也同样是邝裕民的生活信念。

在经受了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朝人民的下意识里，爱国是绝对正确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人都明白，无论日本鬼子是否杀死了自己的亲人，当日本鬼子入侵我华夏大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成立的。

然而，到了邝裕民身上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了，成了一个恨成问题的问题。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我朝的历史叙事里，他们是抗日情绪最高昂、抗日要求最激烈的人群。但是，邝裕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却不是出于对日本鬼子侵略华夏的愤慨，而是出自于他的家仇。

邝裕民的抗日要求之所以强于别人，首先是因为他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也就是说，邝裕民的抗日要求在这里实际上是出自于复仇的强烈愿望。他自己也混淆了家仇与国恨的区别。他的私仇让他有了比他的同学更强烈的抗日愿望与冲动，最后成了他那个抗日小团体的核心人物。

看过米国大片《爱国者》的同志们想必都还记得，那里面的主角起初是没有反抗英军的，而当他的家人都被英军杀死的时候，他才奋起反抗了。邝裕民在这一点上与他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都遵循的是一样的生活信念，个体自由伦理。

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某国人。国家的荣辱是在第二位的，他们的幸福与自由才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自由与幸福，其实他们本身并不反对国家被侵略。如果我的亲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没有受到伤害，我的自由与幸福没有受到威胁，我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完全无所谓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日本鬼子的痛恨出自于家仇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同样的，在我朝的爱国主义教育片里，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起初是想当皇军的顺民的，当他们的亲人被倭寇杀害了的时候，他们才因为为亲人报仇的冲动而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抗日战士，游击队员。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在这种片子里，报仇只是一个诱因，并不是最终状态。他们一般都要经历一个被不断教育的过程，从而完成自己的思想觉悟的升华，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感情从起初的家仇上升到国恨上去。

但并不是所有的八路军、游击队员都是从这个起点上开始的。共军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时候，最常用的语言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乡亲们，我们不能眼看着日本人在践踏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能容忍日本人蹂躏我们的同胞。为了拯救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复仇，共军部队里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人。

这是两种伦理叙事，也是两种生活态度。邝裕民最早的抗日理由是他的家仇，但最后也超越了这个阶段，变成了一个为党国效力的刺杀队员。

王佳芝的爱

很多糊涂的左派同志们反复批评说，这个片子的主角王佳芝的原型是曾经的抗日烈士郑苹如，这个片子是对她的侮辱，云云。

其实，这完全是个误会。王佳芝是王佳芝，郑苹如是郑苹如，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两个不同的人。《色戒》侮辱不了郑苹如，郑苹如也不会让《色戒》变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片。

郑苹如之所以要去刺杀大汉奸丁默村，是出于公义，而非私仇。她是完全自愿地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为了解放国家、拯救民族，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

而王佳芝完全不是这样的。不能说她不爱国，但是爱国这个理由并没有让她有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一切的打算。

一开始，她就不过是一个逃难的学生。兴许她会跟着别人喊几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但她的打算仍然是到暨南大学去继续自己的学业，然后等着她远在英伦的父亲接她去英国。即使当她已经知道去英国无望了的时候，她也仍然没有为抗日救国而做出什么牺牲的打算，而是继续想尽一切办法继续读书。

她变成一个积极的爱国抗日分子，原因在于她与邝裕民暧昧、隐晦而青涩的爱情。邝裕民打动了她，让她有了为抗日救国而放弃学业、牺牲一切的打算。邝裕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她，也改变了她对自己未来的生活的设计。为了达成邝裕民的爱国壮举，她不仅参演话剧，而且付出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然后用她自己的身体的做诱饵，来刺杀易先生。

不过，即使王女士已经变成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时候，她的爱国感也始终没有能够完整地生长出来。因为爱，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去追杀一个汪伪政权的特务头目；同样因为爱，她在最后冲刺关头让易先生逃掉了。

在最后的刑场上，邝裕民表现出来的是大无畏的为了爱国而甘愿付出自己生命的勇敢精神，王佳芝虽然表现得同样勇敢，但她与邝裕民的理由并不相同。让她觉得可以毫无遗憾地英勇赴死的理由是，她明知道放掉易先生她自己就可能死，但她仍然选择了放掉易先生，她死而无憾。因为她认为她爱这个汉奸，她愿意为她付出。

也就是说，她是为爱情而参加了爱国志士们的刺杀行动，她又为了爱情而选择了牺牲自己。邝裕民超越了家仇，也就超越了他的个体自由伦理。而王佳芝始终没有，她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爱情，而爱情是一个极其私人的理由，是纯粹的个体自由伦理。

很多批评《色戒》的同志们把这个片子说得一团糟，一文不值。但是，绝大多数女同志却非常感动。原因也就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看到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王佳芝与易先生

显然，邝裕民们是志大才疏的无用之辈。徒有一腔爱国热情，却无由施展。这个时候，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利用王佳芝的身体来成全他们刺杀汉奸的壮举。

不过，身体有自己的逻辑，并不完全受人的意志的支配。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仅意志支配不了身体，反而要被身体支配。让怀揣这为了达成爱人的爱国壮举的愿望走上付出之路的时候，她没想到，她的身体却背叛了她的意志。

被广电局的工作同志们剪掉的三段激情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三个片段里，王佳芝和易先生不断变换的不仅仅是体位，也有感情。

在第一段里，王佳芝完全是被动的，她用意志驾驭着自己的身体，让身体屈从于易先生粗暴的方式。这个时候，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忍受这样的折磨，所以她的表情完全是坚毅而勇敢的。她对在自己身上乱折腾的易先生不仅没有感情，而且充满了仇恨。同样的，易先生知道他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欲望，对自己身下的这个女人也没有感情可言。所以两个人都显得都很仓促，草草了事，毫无技术含量。

第二段，王佳芝取得了易先生的信任，易先生已经投入感情了，而王佳芝虽然发现了这一点，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但同时，她也整个过程里也表现得更主动了，因为这次是她在享受，而易先生在投入感情。到结束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易先生抱她抱得很紧那一刻，易先生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志得意满，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征服了这个女人。而王佳芝却在生理欲望满足之后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为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创造条件，要求一所房子。

第三段，易先生更加投入了，王佳芝也很投入。易先生在make love，而王佳芝在徘徊。她在易先生身上起起伏伏的同时，她感情的天平也在起起伏伏。她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手枪，这个时候如果她愿意，她完全有机会突然袭击，杀死他，结束整个计划。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这场戏结束的时候，王佳芝哭得很厉害，就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其实已经输了。她没有能战胜易先生，她已经被易先生的感情软化了。这等于她自己否定了自己此前为此而作出的一切付出。但是她输给了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背叛了她的意志。

革命先驱丹东早就说过：“没有什么比晚上我和我老婆在床上的情谊更可靠的了。”王佳芝用自己的实践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脚，证明了身体不仅无法救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

王佳芝的殉葬品

她怀着为了爱情而付出了自己的第一次之后，成功地接近并引诱了易先生。然而恰在此时，易先生却意外地离开了香港。这就等于她前面付出的成了无用功。在邝裕民在上海重新找到她的时候，她对邝裕民其实已经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了。她之所以决定重出江湖，继续参与刺杀计划，完全不是因为对邝裕民的爱情，而是因为她不甘心自己前面的付出就这样白费，她要为自己的付出找到一个合理的回报。然而，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她竟然在最后关头输给了自己身体感觉。这一次，她输掉了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

她为爱情付出是基于个体自由伦理，她为了要找回回报而继续参与刺杀计划是基于个体自由伦理，最后输给自己的身体感觉同样是教育个体自由伦理。

然而，个体自由伦理本身首先是一种基于个体的身体感觉的、纯粹私人性的个体生活态度，它的界限是不妨碍别人按照自己的个体感觉生活。因此，它不能介入公共性、集体性的地带。一旦加入某一个组织，或者参与某一项集体活动，这种个体自由伦理就必须后退，个体就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身体感觉去选择，同时也必须照顾到他人的感觉。在基于个体自由伦理决定付出的时候，只能以自己所能付出的东西为代价，而不能以他人的东西为代价。这其中，政治领域当然严禁个体自由伦理入侵。

作为自由个体，王佳芝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可以基于自己的个体自由伦理选择付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但是她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感觉，就把别人的生命活其他东西也作为自己的代价。说得直接点，王佳芝如果发现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的身体感觉，她就必须果断地通知其他人，而不能让其他人充当自己的殉葬品。而她在最后的选择不仅让她自己送了命，也拉上了邝裕民殉葬，这就已经背叛了个体自由伦理，也就把个体自由伦理送上了刑场。

所以说，当王佳芝死的时候，陪葬的不仅是邝裕民，还有个体自由伦理。

汉奸就是汉奸

Sat, 15 Dec 2007 16:27:04 GMT

有些事情本来很简单，但是被人弄来弄去，就弄得不清楚了。在倭寇侵华时期如何定义汉奸，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不能因为不能把倭占区的普通老百姓都定义为汉奸就把汉奸也给解放了。汉奸是汉奸，顺民是顺民。当了倭寇的官，吃倭寇的饭，拿倭寇的钱，给倭寇干事，这就死汉奸；虽然也在沦陷区，但是没有出任伪职，没有与倭寇合作，那就是顺民，不能算是汉奸。在倭寇侵华期间，被迫做了顺民并不可耻，但是做汉奸就是很可耻的事情了。

比如说周汉奸作人，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算汉奸的，那时候他在倭寇来的时候没有逃走，留在了沦陷区，这是不能算汉奸的。倭寇来的时候，能逃走的是少数，留下的是大多数，他们都只是顺民，不是汉奸。而当周汉奸耐不住寂寞跑出来出任伪职的时候，性质就变了，就不是顺民了，而是汉奸，哪怕他当时是为生计所迫，这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汉奸就是汉奸。就是有一万条理由，当了汉奸这个事实也不能改变。汪主席可能觉得自己很委屈，易先生可能骨子里很讨厌倭寇，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是他们做了什么。处在他们的位置上，要么脱离伪政府，要么拿起枪杆子来驱逐倭寇，要么就是汉奸。

当然，不破尘说的也是事实，在1911年以后的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谁的合法性都不充足。汪主席也挂了青天白日旗，也挂了孙总理的像，也自称国民政府，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他是汉奸的事实。

在这里，需要界定一个概念。汉奸并不是专指那些跟倭寇合作吃汉奸饭的汉族人，而是指所有与倭寇或者什么其它的侵略者合作的中国人，既包括汉族人，也包括满洲国皇帝溥仪之流，更包括华北自治政府、南京的汪伪政权，还包括抱着苏联大腿搞独立的外蒙古和抱着英国大腿搞独立的西藏，甚至包括今天抱着米国大腿搞独立的湾湾们，都可以算是汉奸。

1840年是一个临界点，如果说1840年之前“中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话，那么1840年以后的“中国”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了，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此之后，无论汉族、满族、蒙古还是藏族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首先都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什么什么民族人。在1840年以后，民族是中国这个概念之下的民族，独立只能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的独立，任何试图分裂“中国”这个概念谋求独立的行为事实上都属于叛乱，都是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惩罚的，都应该被禁止。

当然，这可能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即民国初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省独立运动，还有CCP革命时期的割据。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理由。民国初年宣布独立的省份只是宣布自己相对于在北京的清政府的独立，而不是相对于“中国”的独立。CCP革命也是一样，他们的割据也只是相对于KMT国民政府的独立，而不是相对于“中国”的独立，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解放全中国。

所以说，满族在1911年之后谋求满清复国并不离谱，属于正常的政治活动，蒙古自治运动也不离谱，也是正常的政治活动，井冈山割据政权也是，都是正常的“中国”内部的政治活动。背叛中央政府并不等于成为汉奸，但是背叛“中国”就是汉奸行为了。在这个意义上，倭寇扶持满洲国独立，扶持华北五省自治，扶植南京政府都属于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是对“中国”的挑衅，而不仅仅是对KMT国民政府或者蒋委员长的挑衅，都应该被抵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扁和民进党搞台独就属于汉奸行为，而KMT坚持“中华民国”的牌坊就属于正常的国内政治活动。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Thu, 08 Nov 2007 08:52:18 GMT

以前对军事没什么兴趣，所以对军队不太了解，基本上都是人云亦云，自己没什么判断。这一阵有了点兴趣，看了一些资料，又找人打听了一点，综合判断是国朝的军队战斗力堪虞。

以前就听当兵的朋友说过，现在部队里面的问题确实是很多，但是野战部队的训练还是很刻苦的，基本素质也不错。但是打仗不是部队素质好了就可以打胜仗的，还必须有一个好的统帅部，还有前线的指挥人员，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指挥人员对战争的感知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学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就是打仗这种事情。只有从实战里面去学习，一百场演习所得到的战争经验可能还不如一场战斗来的有效，来的直观。没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永远都只是赵括，到了真正爆发战争的时候全部没用。

国朝开国以来到今年已经58念了，最早的统帅部自然不用说，将星云集，能征惯战的将帅比比皆是，根本不存在指挥人员不足的问题，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正式指挥人才的充足和优秀才保证了共军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开国后的几次战争都能取胜也源自于此。跟共军一起成长起来的将领们到80年代基本上就差不多都退场了，随之而起的是朝鲜战场上锻炼出来的将领们，尤其是朝鲜战争中的师、军级的干部，基本上构成了80年代的统帅部。这一代人之后，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了，也就是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将领们。90年代直到现在，统帅部的骨干差不多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军、师级干部。现在的军委里真正的骨干也仍然如此。

从年龄来看，现在的统帅部的人员年龄普遍比较高，可以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序列里的军队领导人年龄是最大的。同样的年龄，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可能就已经退休了，而作为军队领导人，却仍然在发挥余热。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是在延长使用寿命了。对他们的超负荷使用反过来看，其实就是现在的部队上高级指挥人才的缺乏。

问题还不至于此。如果说现在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遗产可以继续利用，那么5年之后呢，5年之后他们总不能七八十岁的高龄仍然为国家服务吧？谁来接过他们手中的枪？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到目前为止你的最后一场战争了，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和平年代”。这30年里，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更多的时间都是在演习和抗洪救灾，指挥人员也只是按部就班的升迁，没什么战争经验可谈，更谈不上战功了。如果这些人也按部就班的成为统帅部的主要组成人员，他们懂得怎么来指挥战争吗，还能做到战而胜之吗？

宋朝的时候，自从澶渊之盟达成后，宋军基本上就没有再进行过什么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当澶渊之盟40年后，当小小的西夏在西边不断挑衅并最终演变成双方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宋军的正规军基本上全部是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可言，最终只能在战争中重新招募和建立军队。徽宗的30年间，宋朝同样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发达，经济规模和人口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而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多达120万人的宋军在数量远少于自身的情况下基本上全军溃逃，几百几千金军击溃数万数十万宋军的战例数不胜数。

30年，足够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了。30年没有经历战争，整个军队就面临着指挥人才的断层。

也许有人会觉得，虽然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师、军级的干部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级别之下还有很多人，他们不是同样经历过战争吗，难道不理解战争吗？他们也许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未必就知道怎么指挥战争。现代战争中师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了，再低就只是执行命令了。他们也许有勇气，也许在战术上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他们没有战略意识，而这恰恰是作为一场战争的统帅部所必需具备的起码要求。也就是说，即使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团营连长们现在也已经成了高级指挥员，他们对战争的把握未必比那些没打过仗的人强多少。

《司马法·仁本》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现在就已经很危了。

《复兴之路》与新意识形态

Wed, 10 Oct 2007 14:58:01 GMT

在央视一套播放的纪录片当然不是乱播的，尤其是在17大之前。按照常规，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这种片子就是视频版的人民日报社论。现在17大之前播放的这个片子当然就是先跟全国人民通个气，吹吹风，打个招呼，先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知道这次17大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片子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叙述了一下历史。建国前这段大家没什么太大的分歧，分歧主要是在建国后的这段，尤其是怎么评价前27年。对老左派、左转派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左转与否，当然是问题的重中之重。不过，从处理上来说，这个很短的片子并没有太多的纠缠细节问题，对前27年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范围之内的，没什么重大的突破。今天老古在群里说，这个片子说文革时期虽然在政治路线上发生了重大错误，但在经济建设上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个进步。其实不然。这个调子也仍然在《决议》的范围之内的，如果冷静一点回忆的话应该就能想得起来，对文革的建设成就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的，只是说耽误了工夫，言下之意是本来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政治路线的错误，成绩就没那么大了。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片子很暧昧地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正是前27年的积累和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打好了基础。这个以前是没承认过的，这次承认了，说明毛邓衔接论已经正式进入我党的意识形态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片子让老左派期待已久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批评却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当然意味着党对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大方向仍然是认可的，问题只是在具体的做法上要进一步调整，要缓和社会矛盾，要继续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这种风向在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医疗改革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前年和去年官方曾经承认过医疗改革已经失败，并且采取了收缩性政策来挽回。但是最近的一个官方文章却说，医疗改革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仍然是成功的。如果怨声载道的医疗改革失败都不能得到公开的承认和清算，那么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自然也不会受到什么批评了。

这个片子实际上是重申了2002年以来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而这也将会是17的主题。这个片子有个小小的瑕疵，大概主创人员没有发现一个很扫兴的事实，在毛时代，天安门毛主席像旁边的两个巨幅标语，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全世界人民联合万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复兴和崛起，而是要改变整个世界的。这也是毛时代的两个并行不悖的主题。现在单方面强调民族复兴，而不再强调中国在国际革命中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等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个片子重建了一个革命谱系，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之后的两代领导人。这样，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就被取消了，而成了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一个阶段。与此相应，这个片子没有强调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而只是突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的民族解放和独立。

这样看来，甘阳所说的通三统中，其中的两统就已经通了，只剩了儒家还悬着。而这恰恰是强国左派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呼唤的结果。但是，一旦中国革命的主题被改写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取消了世界革命的意义，儒家传统进入进入民族复兴这个新意识形态只是早晚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主义在未来几年里的市场走势还会一路猛涨。

反驳任志强

Sat, 29 Sep 2007 09:34:36 GMT

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房产商一向印象不佳。不过，跟很多讨厌房产商的人不一样，我不讨厌任志强。我不仅觉得他不讨厌，而且还挺可爱。他不是中国最大的房产商，但却是受批评最多的房产商。原因很简单，房产商跟他干的事情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喜欢出来说，而别人只管埋头赚钱。

他的文章的意思我当然不可能同意，但是我觉得读以读挺好，文气贯通，很难得。这年头写文章还有文气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多靠写文章过活的人都没他写得好，尤其是那些右右和自由派混混，大学教授里80%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不是给人看的。

任志强反对官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立场是一贯的，以前多次批评过，但是这次的文章应该说是写得最好的，值得认真欣赏。

【现在提起“文革”似乎是已成为了历史，经历了“文革”摧残的一代并不愿去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岁月，尤其是这些错误来自于一个曾被中国人尊敬并为之骄傲的伟人。于是正确的反抗也无法让他们成为“英雄”。更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打碎曾在心中建立起来的“神圣”。改革开放又让新一代的人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更不顾去了解那些连老一辈都不愿提起的事情了。这段岁月渐渐的在后人的记忆中淡忘了。
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却从来没有被遗忘，不断的与小平同志改革的“猫论”产生冲突，并时不时的占据了上风，让改革的道路在争论中弯弯曲曲的更加艰难。
当时的农民不过是养了几只鸡、喂了几头猪，并用鸡蛋与猪肉到集市上去换些急需的日用品或换点零钱贴补家用，却成了被禁止的行为，成了要被铲除的“资本主义的苗”。最简单的理由是还有人养不起鸡、喂不起猪，为了社会主义和谐和防止出现以养鸡致富的资产阶级宁可大家都穷也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大家真的就都一贫如洗，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社会主义的草”了。一穷二白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小平告诉我们的则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农民有些人养了鸡，有些人喂了猪，可能会先富起来，可能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并不等于是资本主义，而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则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贫穷。改革前的过去和改革后的发展已经用事实告诉了人们这个无法用任何理由来颠覆的道理。

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中频频出现的调控措施却恰恰正在遵循着“宁可以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也不能让少数人多买房”的旨意。为不让少数人养几只鸡、喂几头猪、买几间房，在拼命的四面围剿，设置重重障碍、增加各种税费、提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坚决有力的打击与抑制，唯恐天下不乱。寄希望于能在打击少数人不养鸡、不喂猪的情况下，让另外一些本就养不起鸡、喂不起猪的人能拥有鸡蛋和猪肉。结果却不但没有让肉价与房价跌下来，反而让更多的人养不起鸡、买不起房，也反而给了那些有能力养鸡、喂猪的人创造了更宽松的投资机会，更少竞争的发财机会。】

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证现在官府的新房政是“宁可以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也不能让少数人多买房”，所以结论是这个政策本身违反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反改革。

大家都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且从来也没人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家都穷。但是改革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让一部分人拥有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是要以另一部分人不能穷下去为前提的。如果说改革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富起来是以另一部分人穷下去为前提的，那么这个改革当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反对的，为这种改革辩护才是不对的。

任志强当然知道自己的观点就是在为这种改革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在这里玩了偷梁换柱的手法，把现在的新房政跟割资本主义尾巴联系起来，跟文革联系起来。这个手法确实还挺高明的。自己先把改革这个政治正确的炕头站住，然后把别人都挤到文革那边去。

这里的前提是假设文革跟改革是对立的，你要是反改革那么你就是站在文革那边。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公布以来，谁要是跟文革沾上边，那当然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不可以有第三种立场呢？比如说反对改革，但是也不支持文革？更何况，反对现在这种抢劫式改革并不是反对任何改革。

不过，他开头第一段的意思如果是放开让大家重新讨论和认识他说的那位“伟人”，我倒是挺愿意的，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当然，李志绥和张戎那种东西不在讨论此列，在任何时候，禁止这种印刷品垃圾都是正当而且正确的。

【为了怕有人炒房，于是增加了二手房交易的各种税费与门槛，岂不知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在鼓励人们进行适度的梯次消费。富起来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几代人存几辈子的钱才能永久性的一次到位，只购买一次住房的情况了。一个家庭一生中购买多次住房逐步的改善与提高生活质量早已成为了现实。正是因有从租到购、从旧到新、从小到大随着家庭人口结构、工作位置和收入与消费能力的不断梯次升级的过程，才需要国家从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形成多次梯次换购的行为。
没有人卖二手房，又如何让人能从旧到新的换购呢？没有人买，又如何让人能用卖掉旧房的钱去换新房呢？难道一定要让人们空着旧房再另存一笔钱去买新房？难道一定要让本就买不起新房的人也买不起旧房吗？难道让连购买二手房都要贷款和有困难的家庭非得去买新房吗？没有了二手房交易的流通等于断了梯次消费的后路，也扼杀了市场。
养鸡可以生蛋发点小财，买房可能有升值也会增加收入，但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于是倍受打击与虐待。有人说住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政治”，因此要政府调控、打击与抑制炒房。但鸡蛋与猪肉又何尝不是这种这种“社会主义的草”的政治呢？食品不更是生活必需品中的重中之重吗？否则又何须控制粮价与肉价呢？粮价、肉价与低收入家庭密切联系，但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房价都与低收入家庭无关（低收入家庭要靠政府来买单保障）。唯一的解释就只能剩下怕民众在养鸡或购房中“发财”了，怕因此而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苗。
改革的初期为闯物价关，也曾有过多种的争论，但最终是放开市场的供给性生产，任由“资本主义的苗”大力发展，才最终让物价以供不应求的物以稀为贵转为了供过于求的竞争和竞争中的物价合理化。而增加二手房交易税费之后的市场现实证明，除了国家能从民众的交易中多捞一把税收之外，既没有限制住交易的行为，也没有限制住交易的价格，反而让真正的消费者在增加实际的支出与负担。让那些本来还可以靠收入形成梯次消费的民众，不得不在交易税费推动房价上涨中，放弃或放缓升级的步伐，屈居于求其次了。
为什么要限制或打击民众购买第二套住房呢？也是颇让人费解之论。】

这一段就开始不再用使用官府的理论语言了，换了一套逻辑。这等于明确的说，资本主义的苗才是对的，社会主义的草就是不对，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资本主义的苗发展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的草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

这一段很关键，承上启下。如果官府也承认这一点，承认改革的一切成绩都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苗的生长发育，而社会主义没有带来什么，那么官府就只有一个选择了：宣布社会主义是罪恶，公开宣布要转向资本主义。

这样，任志强的潜台词就是，要么是站在改革和资本主义这边，要么是站在文革和社会主义那边，既要改革还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那就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但是任志强大概不了解官府的难处，也没有理解改革的真正逻辑。改革从来都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苗的生长发育的结果，而是对全体中国人在30年社会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进行的瓜分。没有社会主义的草，任志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苗也早就枯死了。

【当国家不提供住房时，没有了民众的第二套住房又怎么会有租赁性市场呢？没有租赁性市场又怎么会有梯次消费的路径呢？
当国家没有强制性要求提供全部精装修房并实施预售制度时，民众住房的升级换代，又怎么能是不先预购第二套住房再在新房入住后处理第一套住房呢？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弄清楚，还是假装糊涂而故意让人们只能一次性的购买自认为居住到位的住房，而不能形成梯次的消费习惯。逼着民众超前消费的只愿购新房，且第一次购房就要买大户型。
即使是只为了个人消费去购买第二套住房又如何呢？难道中国人在生活逐渐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可以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消费行为吗？难道国家不应支持和鼓励民众的消费行为吗？难道拥有两套住房的抵押贷款比首次购房的风险更高吗？同样只剩下一种解释就是怕民众通过住房消费而获利，并用这种获利改善生活条件。须知：中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过这种合法的获利行为。
有些人将这种铲除“资本主义的苗”的行政措施解释为防止房价的上升。如果不从供求关系的经济必然规律上解决问题，而试图用限制需求去平衡供求关系、阻止房价上涨，已被事实证明是徒劳的，其结果是推动房价的上涨。】

这是第三部分了，有几个前提：

1.二手房市场反映的是多次梯次换购的需求。地球人都知道现在中国的二手房市场是怎么形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多梯次换购形成的，而是资本的投机。卖二手房的人是炒房，而那些辛辛苦苦赚钱买二手房的人已经被投机资本摆了好几道了。任志强对炒房这个事情只字不提，就认定二手房市场就是多梯次换购，未免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

2.通过住房消费获利是正当的。当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房价太高的时候，极少数人手里捂着房子等涨价，这难道是正当的，这难道能叫通过消费获利？这是赤裸裸的资本投机，是极少数抢劫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对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掠夺。

3.看过香港电视剧和电影的人都知道，犯法的坏人总是在面对警察的时候说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香港是讲法律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资产阶级看来也学会讲法律了。但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正当的？扯淡。法律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它必须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这边。如果说少数人的权利正在威胁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那么这种权利就是应该被法律禁止的。现在的法律是没有禁止这种所谓的住房消费获利，但是也该到了规定这种住房消费获利非法的时候了。

4.房价高低是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没有市场是不行的，但是光有市场是万万不行的。住房属于基本生存资料，是一个人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住房不能光靠市场来解决，市场也解决不了。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买得起房，这应该是住房改革的基本目标，如果说住房改革的结果是让绝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了，那么这种改革就已经失败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就应该果断停止。

【中国政府发展市场化的改革，难道不是因为曾在福利分房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才不得已而为之吗？中国政府发展市场化的目标难道不是为了让民众能充分的利用市场的机制而更好的改善住房的条件吗？难道在消费或投资的同时利用增值获取收益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吗？
铲除“资本主义的苗”的同时，只能严重的打击普通的消费者。针对于少数人获利的政策，不但没有起到这种抑制作用，反而加重了所有人的购房负担，让更多的人只能剩下“社会主义的草”。
投资性需求是根据投资获利来计算成本的负担能力的。这种投资成本的增加是在获利时被增值收益或租赁收益消化的，是一种可以向第三方转移的成本（如同二手房交易所增加的税费成本是在向后来的消费者转移并推高房价一样）。这种成本的转移同样会推高转让价格和租赁价格，并不能起到抑制投资的作用。
消费者的成本增加则是无法向第三方或市场转移的成本。这种成本近期只能由消费者用现实收入支付（远期也会同样有增值收益）。但也许成本的增加让他们无法承担时，只能退出靠收入解决购买的行列，退而求其次而租。这样反而会推动租赁需求的增加，并让投资购房者的队伍加大，让投资租赁的收益增加，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投资，并将这种投资通过租赁转换为消费（对彼是投资，对租赁者是消费，投资只能通过增值和租赁消费转换成收益。不等于投资与消费无关，投资只不过是消费的前提条件）。
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国民的住房问题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供给建设居住房屋的用地，包括资金的支持与税收的减免，包括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也包括市场化的选择。无论如何至少应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套设施配套的成套住宅。】

这以段是加强前面一部分的意思，继续把责任往官府身上推，并且威胁说，官府的政策会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无论这几年的房地产投资有多少的增长，都未能实现我国政府1996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在2000年应实现的目标。至少今天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无法满足这种最基本的成套住宅。那么又让这些城市居民不管是买还是租又住在哪里呢。在限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中唯独不限制农村宅基地的发展。因此宅基地的总面积超过了城市建成区总量的四倍多，同时城市还要为“农民工”进城提供长期甚至永久性住房。根子也许正在于两种不同土地性质的政策上。】

这话未免就太不厚道了。前面把责任往官府身上推，这个时候又开始挑动城乡矛盾了。不是农民工进城，你们的房子是哪儿来的呢，难道是房产商自己搬砖头运水泥盖起来的？农村宅基地的困难成都任志强调查过没有？现在农村住宅的建设成本任志强了解多少？至于说宅基地的总面积超过了城市建成区总量的4倍多，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多少倍？

最好笑的是把农民工扯进来，难道农民工进城也是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有几个农民工有在城市购房的需求，又有哪个城市为农民工提供了永久性住房？

【将几乎所有政策的板子都打在了城市建设者与消费者的身上，并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问题。即使中国同时建立了住房保障制度也只能减轻需求对市场的部分压力，因为能进入保障体系的家庭本来就不应进入和不属于市场的范畴。试图用降低房价来让更多的人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就与现行的政策和打压背道而驰。这些提高交易税费和进入门槛的做法都只能让更多的民众知难而退，延缓他们的改善时机，并不能有利于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只为投资者打开了取得更高租赁或增值收益的大门，他们可以坐等那些迟早要进入市场的家庭最后来买单。
要推行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就像人类不可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不可能靠人力将黑夜变成白天，将白天变成黑夜。而市场经济中无法划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苗”，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草”。阶级斗争只在政治的统治上体现，并不能在商品上体现阶级的属性，否则岂不是又要回到姓资姓社的老路上去了。
经济管理的部门有可能有不同的管控目标，但不管各自部门的目标是否一致都不能否定市场经济的大目标，不能否定让中国人富起来的根本利益。
如果所有出台的调控政策只是为了解决脚痛治脚的问题，并由此而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前题和让民众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和市场化带来的益处，那么这个政策一定会是失败的政策。
绝不能让政策使中国进入了只剩下“社会主义的草”的一条死路上。
很遗憾小平先生远行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小平先生开创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好局面在一步步的被计划经济的精神和“一大二公”的观念蚕食了。
因为房价上涨还有人买不起房，因此要限制一部分人购买第二套住房，那么是否因为铁矿石在涨价，中国就不生产和使用钢了；是否因为还有人买不起私人汽车就不发展汽车产业了；是否因为中国的企业借贷有坏账就停止银行的贷款业务，将银行的信贷风险都转移给消费者。这与部分农民养鸡喂猪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道理如出一辙，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差别。
证券交易税费的上涨并没有熄灭股市的烈火，提高首付与增加交易税费同样是饮鸠止渴的自残。当中国经济被这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乱刀砍得遍体鳞伤时，并不会给尚在发展中的民众带来更多的幸福。】

“住房消费获利”能跟养鸡养鸭相提并论？任志强在最后一段质疑了官府很多问题，但是任志强也应该反过来想想，作为公共管理者，官府为什么不去管别的东西涨价，却偏偏来管房价呢？

就全文来说，其实我觉得罪经典的还是一句话：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房价都与低收入家庭无关（低收入家庭要靠政府来买单保障）。尤其是括号里的。龙永图以前就这么讲过，不能所有人都买得起房。

但是前面说过了，住房跟普通的商品不一样，住房属于基本生存资料，是一个人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必须区别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经济适用房和普通的商品房，在保障绝大多数人有房住的同时又可以给有余钱余力的人提供奢侈住房消费的选择。相应的，经济适用房必须有官府提供，而且必须价格低廉，而房产商则应该专注于奢侈住房的建设和开发。

现在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不够，而商品房又在规格和价格上与商品房没有保持应有的差距和稀缺性。所以，现在治理房产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取缔房产市场，进行整顿，进一步限制商品房的土地供给，要求商品房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规定房产商建设的住房只能在150平米以上。

日本所谓的亚洲

Tue, 18 Sep 2007 14:38:49 GMT

今天是九一八，官府又连个屁都没放，大概又是要照顾中日关系。去年这个时候好歹还有个《东京审判》可以当成引子，大家都来谈一谈，今年是啥都没有了。听说是有些地方比如沈阳拉了防空警报，上海这个婊子城市只忙着防台风了，当年八国联军时候东南互保的思维还在延续。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看了《东京审判》后写的感想里说过，不管怎么说，什么教育都可以松懈，哪怕是革命教育暂时放一下，都行，只有抗日教育无论如何要时刻不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要日本列岛一天没沉没，就要讲一天。其实这个也不用我来讲，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主题换了一茬又一茬，唯一从来没变过的就是抗日。从甲午战争之前开始，一直就是。就是李鸿章、袁世凯和段祺瑞，甚至还有张作霖，即使在做法上有时候会跟倭寇妥协，但是骨子里对倭寇的仇视和提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

可是到了21世纪，突然有不少人鼓吹起什么中日亲善来了，说中国亲日比亲美好云云，真是弱智得可以。有些脑子进了水的同志们搞搞这种侮辱自己也侮辱别人智商的话题也就算了，本来狗就应该叫，不叫就不是狗了，不搞这种弱智的事情，他们与正常人的智力差距也无从表现嘛。可是我们这边有些经常自诩为聪明的同志也跟着倭寇要和什么亚洲主义，这就让人不能接受了。

亚洲这个概念源出自欧洲，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到了亚洲这边，这个概念真正流行开来，还是倭寇推广开来的。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亚洲，中国就是中国，跟亚洲没什么关系。倭国对亚洲这个概念感兴趣起来，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情。倭寇所谓的亚洲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理意义上的亚洲，他们所谓的亚洲指的是我们在80年代曾经热心讨论过的一个范围，差不多相当于大中华区，也就是所谓的东亚。当然，这个所谓的亚洲的概念，核心是倭国自己，他们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版图规划，他们的亚洲范围所及之处，都是倭寇想要侵略的地方。

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倭寇向不少人鼓吹过这个概念，后来还捣鼓出来一个亚洲主义。其实，所谓的亚洲主义，本质上就是东亚主义，也就是日本中心主义，再后来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不少人中了这种毒，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得属先总理中山先生。

按照倭寇的想法，亚洲主义的本质就是白种人侵略了我们黄种人，所以要反抗，而这个反抗的支柱力量就是他们倭国。正是咋这个意义上，倭国才从来都不承认他们是侵略了东亚其他国家，而是他们解放了东亚，把东亚人民从白种人的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了。倭寇的亚洲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他们所谓的亚洲变成一个倭王为盟主的新帝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倭寇的侵略战争才成为了所谓的大东亚圣战。

二战结束的时候，这种东西不仅没有清算，反而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倭国重新流行起来了。天朝到了跟人家接鬼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如获至宝，而且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左派们，以为靠着这个亚洲主义，就可以抵抗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了，于是赶紧鼓吹。其实是胡搞，完全没有搞清楚倭国的意思是什么。

与这个情况还差不多的是所谓的东北亚的概念。所谓的东北亚，就是指的东北、朝鲜搬到和倭国。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联系一下倭寇的侵略步骤就会看出这个东北亚概念的本质了。倭国侵略的第一步是殖民朝鲜，第二步就是侵略东北，把东北从天朝分裂出去。这个规划本身就是侵略性的，就是在分裂中国的历史和领土。可是咱这边不仅啥反应都没有，东北的几个省反倒对这个东北亚经济圈很是热心，真是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安倍晋三辞职前去印度访问，又说了，重新诠释了倭国现在设想的亚洲。这个亚洲的范围就不包括天朝了，包括印度、韩国、台湾和东南亚，就是不包括天朝。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些地方都是米国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倭国想的就是要让这些地方重新联合起来，在不改变米国领导的前提下形成一个以天朝为主要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盟。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可见，倭国自从吃了明治维新牌春药以来，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只要有机会，它的魔爪就要伸向天朝。所以，天朝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首要的敌人仍然是倭国。只要日本列岛一天没有沉没，这根弦就要紧绷一天，只要日本列岛一天不沉没，中华民族就一天处在危险的时刻。

911改变了什么？

Mon, 10 Sep 2007 14:46:00 GMT

911改变了什么？

萧武

911发生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在报道和评论的时候，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说法，911不但震惊了世界，也会改变世界。

之所以说是震惊世界，是因为在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历史上，这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袭击。之所以说是改变世界，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且是针对费武装人员的，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式。套用经典的孙悟空打铁扇公主的说法，从前的敌人是在美国之外的，而这之后就象孙悟空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一样，到美国内部了。搞不清楚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攻击对象，只要有美国人的地方，就都成了基地组织的攻击对象，越是美国的正规武装力量照顾不到的地方，越是有可能被攻击。

与珍珠港事件一样，直到今天，911的责任还没有追究完，有说是中情局完全不知情的，有说中情局知道但是没有及时采取制止措施的，没有什么定论。但是，在今天回头来看，911改变世界的说法未免太过夸张。别说是改变世界，就是美国，911也没有能够改变。唯一改变了的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还有阿富汗的社会秩序，好不容易进入有秩序状态的阿富汗重新陷入内战状态。

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有没有911事件，其实与阿富汗战争的关系都不大。有911，小布什政府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入侵阿富汗，没有911，美国也终究是要进入阿富汗的。干脆更进一步说吧，有没有塔利班政权实际上都与美国是否干预阿富汗无关。

阿富汗虽说民贫地穷，以山地为主，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资源，但却是连接南亚、西亚与中亚的咽喉，战略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按照美国的逻辑，只要是有美国的利益的地方，就都是美国的边界。南亚有了印度这样的忠实盟友，西亚虽然有伊朗和伊拉克不服王化但还是有不少亲美政权，要把南亚和西亚连接起来，当然就要占领阿富汗。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求阿富汗必须保证是一个亲美政权。

现在咱天朝这边有不少人相信，美国是民主国家，所以美国不管到哪儿，都是去解放哪儿的人民群众去了，给他们送温暖送民主去了。这种说法虽然幼稚，但是市场却很大，可见天朝这些年来的堕落程度。就说阿富汗吧，既然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必须保证阿富汗保持亲美立场，那么阿富汗的国内状况如何就与美国是否入侵阿富汗关系不大。即使阿富汗没有塔利班，搞了民主，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只要不按照美国的指挥棒跳舞，那就都是毫无疑问的打击目标。即使是本拉登统治阿富汗，只要听美国的话，做个乖孩子，就一样可以好好过日子。

当然，自从911以来，恐怖主义就成了打狗棒，不管是谁，也不管民主不民主，只要有人说是跟恐怖主义有关系，立刻就成了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连俄罗斯打击民族分裂武装都要用上这个大帽子。从这个角度说，恐怖主义到也算是改变了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