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伪戏迷录

冯玉祥：在新旧之间

Thu, 07 Aug 2008 15:18:57 GMT

CP对冯玉祥的定性是爱国将军。这些年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蒋粉沉渣泛起，所以凡是反对过蒋委员长的人都被污蔑得一塌糊涂了，冯玉祥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冯玉祥身处军阀之中，多次参加军阀战争，而且几乎每参加一此都要改变一次立场，所以政治道德名声也被搞得很不好了。

我以前也有这种看法，这一阵子看了他的回忆录，才对他有了点“同情的理解”。

从这个回忆录来看，其实他对革命还是很心向往之的，也自命为革命军人，所以他把自己历年来的行为都解释成了革命行动，包括他的每一次叛变，在他看来，都是革命行动。辛亥革命期间他只是营长，参与的革命行动就不说了，几次军阀战争中他的停兵不前，直奉战争时他发动兵变，回师北京，驱逐溥仪，再后来从西北起兵参与北伐，驱逐直奉军阀。凡此种种，他认为他都是在革命，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奋斗。

他出身北洋，与北洋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他一步步崛起，都是离不开北洋系的支持的。他的基本班底16混成旅，也是拿北洋政府的粮饷的。加上他性格比较仁厚些，所以做事总是不够干脆利落，显得拖泥带水的。所以每次参与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很矛盾的，既倾向革命，又无法断然与北洋系切断血脉联系。第一次是护国战争，他奉北洋军之命前进到四川，准备阻挡护国军，但他又明知道老袁的做法不对，他应该支持护国军。这个时候若是给稍微有些决心的人，当然就断然起义了，直接转向护国军参加革命算了，但他又不肯，还是要劝他的上级跟他一起背叛老袁。第二次奉命到闽粤参加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之间的战争，走到江苏，又是停兵不前，犹豫不决。但是，当碰到张勋复辟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很果决的，立刻发起对张勋的攻击了。

一直到他在河南发动驱逐河南督军赵倜，他才算是独立了一点，基本上可以自己筹措解决粮饷问题，对北洋系的依赖小了很多。后来先后做陕西、河南督军，他的实力大增，也基本上能够独立成军了，部队扩充到了三个师三个旅，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之后他做事就显得果断了很多。之后参加直奉战争，第一次立了功，却被怀疑，于是他联合陕西的胡景翼和孙岳，一起发动兵变，在直军和奉军大战之际，突然回师北京，驱逐了溥仪，也导致了直系的崩溃。之后他又受排挤，通电下野，去了苏联考察。可惜他在苏联的时间太短，对苏联革命了解不深，否则以他同情工农的朴素阶级感情，还是很可能转变成CP的。

但是，他在苏联尚未深入了解革命，国内形势已经大变，他的国民军已经被直奉鲁联军打得退出了北京，跑到了绥远，一部分部队甚至还投靠了阎锡山。所以他只好赶快回国，组织部队，重新振作。这时南方KMT的北伐已经开始，他也誓师参战。他曾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在绥远集结，直取北京；一个是先回甘肃宁夏，救援西安，再出潼关，与直奉鲁联军作战。李大钊同志这时给他消息，劝他从长计议，先从西北开始。他听了这个意见，就转回宁夏，集结部队，解了西安的围，然后出潼关，参与对直奉军作战，国民政府也委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就此参与北伐，而且基本上可以说，陇海线以北差不多都是他打下来的。也因此，后来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都是西北军的部队在盘踞，石友三、韩复榘、鹿钟麟、张自忠等，都是他的部下。

当时人和现在人大多都说他本身也是军阀，但是从他自己而言，其实不能这么说。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他也没有自己把持政府，而是请了段祺瑞出山，段出山后，他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也就离开了北京，赴任去了。再后来人家逼他，他也就走了。北伐成功后，他也有讲军队交给国家自己出国留洋的打算。这在迷信武力相信只有用武力才能完成全国统一的北洋系里来说，大概没有别人了。而且，西北军的纪律远较其它军阀军队为好，不但很少扰民，而且干了很多事情，比如所到之处都大规模修路、植树、建设公共设施，甚至还开办学校，培养技术工人。这也是别的军阀没做过的事情。

国共分家时，他的态度虽然对汪精卫下决心有决定性作用，但在他自己而言，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他部队里工作的CP同志们确实也有政治幼稚的表现，而且他最后采用的办法也并不是抓起来杀掉，而是集中起来礼送处境了。有人拿了他的钱去搞了工人运动，他也并没有追究，而且认为这种事情并不违背他的意愿。而且，西北军里也潜伏了不少CP党员，直接促成了后来在江西反围剿前线红五军团的阵前起义。抗战之处，西北军也没有像东北军那样不抵抗就直接逃跑，至少还是组织了有效抵抗的。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最后都失败了，但毕竟还是抵抗了的。

整体而言，他本人虽然倾向革命，但思想上仍趋向守旧。比如对于当时部队里的体育锻炼，他就比较不喜欢现代体育运动比如篮球足球等，因为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中国人买洋货都是在变相的支持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应该推广打拳耍大刀之类的传统锻炼方式，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基本上是夹咋新旧之间的，虽然在努力趋新，但实际上对新东西并不理解，底子仍旧是传统的，终究与革命有隔膜，他认定的革命目标仍是打倒军阀除列强，为国家保秩序为人民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而现代革命中的主义政治，他始终都不理解，所以在国共纠纷这些问题上就搞不清楚是非曲直。但是在保卫共和反对复辟上，他又显得格外果决，而且坚持必须将溥仪驱逐出北京，才算是最后完成革命。在抗日战争时，他虽然已无实权，但仍旧对抗日表现得格外积极，随时都有为国牺牲的准备。

所以说，大体上，他在北洋系里自然算是先进，而在革命者中，却总是落伍，不合时宜。

拜托，就饶了朱元璋吧

Fri, 01 Aug 2008 15:00:51 GMT

这几年明史大热，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读物都卖到地摊上去了，这是好事。现在的天朝，就是需要重温那种开国时期质朴、雄浑、大气的风格，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当皇帝不能光靠理性人那种蝇营狗苟，政治不是一点不讲道德，不但不是靠厚黑学才能成功，而且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玩得了政治。

但是影视剧就很糟糕了。记得前几年有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有朱元璋，不过那个片子里讲的主要不是讲太祖的，只是配角，那里面的太祖完全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整天不干正经事，就知道跟着一个疯姑娘在宫外到处乱跑。完全是还珠格格那种风格，所以我一看就很厌恶。06年又看见过一个陈宝国版的《传奇皇帝朱元璋》。只是听别人说这个片子的主题不是太祖艰难奋斗的历史，而是讲太祖怎么与蓝玉争风吃醋，最后又找借口杀了他。一看这种戏不够感情凑的路数，我就反胃，就没看了。

去年瓦修在群里说，胡军版的很不错，值得一看。所以前一阵子就买了回来，但是只看了前面几集，就没再继续看下去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实在受不了太祖下面的同志们管太祖叫“大帅”，还有编剧同志发挥他的天才想像力搞出来的“上位”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主公就是主公，不管太祖的头衔是小明王给的什么左元帅还是元廷给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还是太祖称王之后，他手底下的人都很清楚，这就是主公。叫上位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男上位女上位么？称王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是吴王殿下，王上这种称呼当时都已经不流行了。

编剧是朱苏进同志，看样子这个同志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所以完全搞不清楚这种片子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明朝开国武功之列，人才之众，开辟以来，除了我朝，还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的。20万人对60万人的水战，这是天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了；解放全国的时候耀兵昆仑，除了我朝和明朝，再没有第三个朝代这么干过了；北伐的同时南征和西征，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大规模征服，这也是我朝之外没有过的，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数十万步骑兵排阵野战，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明朝得国之正，这种大气、开阔的风格古今无出其右者。

但是编剧和导演似乎完全没搞清楚什么叫开国皇帝，什么叫开过战争，还以为他们是在拍康熙帝国、雍正王朝之类的清宫戏呢，上来就是宫廷斗争，就是朝臣之间相互算计，君臣之间相互猜疑。李文忠、邓愈、冯胜、傅友德、沐英这些人都没有了，蓝玉成了愣头青，刘基除了整天猜测皇帝会不会害自己就啥正经事都不干。三路北伐没有了，傅友德远征云南没有了，李文忠十八岁就评定闽浙也没有了，就剩下了李善长和刘基在那里你斗我我斗你。同志们，这是康熙帝国，不是大明开国的气象，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就敢下手拍？

是朝廷就会有斗争，是君臣就会有猜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太祖的时期，主题是开国，是气势恢宏的开过战争，刘基和李善长的功能是张良和萧何，刘基这个时候还不会考虑怎样保存自己，而且他的特长也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经常能出奇谋，能断大事，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有主意贡献，李善长的长项也不是搞什么淮西党，而是竭心尽力地搞好后勤保障工作，支援前线。太祖这个时候也不会对刘基有什么太大的疑心，而是非常信任的。

还有宋濂、吕昶，都被搞成没用的腐儒，都老糊涂了，还在朝廷那里混日子，朱昇干脆连个脸都没露。徐达、常遇春完全被搞成了黑旋风，就是个鲁莽武夫。要知道，明朝的江山，至少一半是徐达打下来的，就靠一个黑旋风，是不能杀进东京夺了皇帝鸟位的。徐达的性格是比较沉稳，常遇春的风格是比较勇猛，但他们与李逵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编剧没有能力把这么多有性格的人的性格都呈现出来，还是导演根本就把握不了那么多线索，根本捉摸不到那个时代的主题？实在不行，找本明史随便翻翻，看几篇传记，大概就是几天的功夫吧，导演就是再怎么日理万女，也不至于忙到连这点工夫都没有吧？

再说说演员吧。胡军应该说表现得还是很好的，刚一开始的部分不太好，就是他还没有独立成军的时候，表现得太懦弱了，那时候太祖的特点是仁义、厚道，但又很勇敢，能够任大事。后面称帝以后的表现是不错的，问题都出在编剧和导演身上，跟演员关系不大。皇后的演员很糟糕，马皇后是天朝历史上第一个在宫里开办女子学校的，也是第一个编写女子教材的，那水平自然不用说了。但是这个片子搞得完全就是一个小市民，哪里有一点开国皇后的气质。刘基的演员也还行，但是过于装神弄鬼了，这个同志应该学习一下明史刘基传，刘基的基本特点是为人刚直敢言，遇事不苟，不是阴阳先生。不过，这个同志要是能在新版三国里演一下诸葛亮，兴许效果会相当不错。其它的演员都不说了，胡惟庸和宋濂的演员最糟糕，连话都说不好。

1946：国共和谈与美苏争霸

Sun, 27 Jul 2008 14:40:53 GMT

CP电视剧一向被认为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没什么技术含量，老是掩盖基本事实。所以我以前一直不肯看，一直到后来朋友给我推荐看《长征》，这种印象才得改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CP和共军，别的看的比较少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CP基本上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至少是比私人医生回忆录和红太阳之流更可靠些，大体上都是用的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看的是唐国强版的毛主席，所以后来看到别人演的毛主席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古月，无论气质气度还是气势，都相差太远。因此，《中国命运的决战》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多次，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从今年三月藏乱以来，不知道为什么西藏卫视想起了这个电视剧，我印象里现在至少是第二遍了。但一直都没有看，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还是有些收获。

抗战结束前，老毛子出兵天朝东北，驱逐倭寇，二战就此结束。随后国共双方开始争夺，一边争夺一边谈判。按照一般出版物里给人的印象，CP方面的说法都是说，KMT根本对谈判毫无诚意，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却加快向东北增兵，积极准备大打内战。米国鬼子尤其不够义气，掺和天朝内政，帮蒋委员长向东北输送兵力。当然，CP准备全部抢下东北，作为根据地，以便一旦与KMT打起内战时能背靠苏联，这一点共军的宣传里也从来都是承认的。华北、山东运送了大量兵力，山东可以说是基本上把主力都抽调过去了，延安也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大概是三万名左右。

但是《中国命运的决战》里其实把这个线索交代得是比较清楚的。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时，老毛子仍然赖在东北不走，既没有交给KMT，也没有交给CP。而且CP上去接收的部队都比较苦，有时候老大哥不开门不让路，原来中央说的老毛子会供给武器的说法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莫文骅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过这一点，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对老毛子本来抱着很高的期望，到了那边才知道，老毛子在东北的纪律极差，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那一套，对东北人民来说是换汤不换药。按照这个电视剧里马歇尔和蒋委员长谈判时所说，老毛子之所以不肯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是因为国军尚未到达东北。所以老毛子就很不厚道地发了一个声明，说是他们占领东北不走，是应蒋委员长的要求。而蒋委员长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请求老毛子继续占领东北。

而按照英美苏三夷的万恶邪谋，米国为了减少霉菌伤亡，换取老毛子出兵，就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在东北保持帝俄时代的特权的要求。对老毛子而言，蒋委员长的亲美倾向众所周知，如果中国由蒋委员长完成统一，显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到东北后，显然对波茨坦阴谋的理解出现了误会，认为米国已经许诺讲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而从米国方面而言，如果东北变成了老毛子的殖民地，当然是很不利的，不仅整个朝鲜都将被老毛子威胁，倭国的安全将会受到安全，而且老毛子的爪子就会伸到太平洋上来。一向把太平洋当成自己家洗脸盆的米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所以马歇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答应帮助蒋委员长向东北迅速运送部队，全面接收东北。不过，这种行动在CP那里显然马上就变成了米国帮助蒋委员长打内战的证据。这也是很大的误会。就米国的立场而言，米国不愿意老毛子占领东北，运输国军去那里接收，最多不过是让国军去那里堵住老毛子通向太平洋的魔爪罢了。有史迪威的经验，而且那是费正清之流第一代中国研究的同志们都已成熟，很清楚天朝的历史，一个统一的天朝无论由谁统治，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殖民地，一定会谋求大国地位，成为米国的对手。就这个角度而言，米国对华政策的要点实际上是保持国共对峙，但又能大体上维持平衡，不致一方消灭另一方，实现统一。这样的天朝才最符合米国利益。

所以，米国和老毛子当时的对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也就是保持国共相互捣乱，不能统一的现状，而双方又都能在天朝找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让天朝充当两个大国角力的战场。这也就是米国积极斡旋，不支持蒋委员长打内战的原因；斯大林对CP不抱希望，其实也是在暗示，不希望由CP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不过他们也太小看了天朝。毛主席这样的盖世英雄就不说了，三锤两梆子就武装统一了全国；或者CP不幸被蒋委员长消灭，蒋委员长也不会同意两个超级大国在天朝的土地上撒野；就是谁也不能统一，能大体形成均衡，也是总有一天要发现这个真相从而转向外御其侮的。当然，幸运的是CP全面胜利，统一了全国，这一历史的重担就转移到了朝鲜。

从历史结果上说，虽然霉菌成功地阻止了老毛子走向太平洋的步伐，但是老毛子也并没有全输，米国从此也离开了天朝大陆。唯一的赢家是天朝，彻底完成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现代转化。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蒋委员长太小气，始终没能实现与CP的和解，从而完成天朝的全面统一。要是委员长能在五六十年代就想通，慢说是阿扁之流没有任何机会，就是米国的洗脸盆太平洋，恐怕天朝早都能插一脚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确实是天朝的历史性罪人。不过，我还是坚定地相信，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冯玉祥的历史可能性

Tue, 22 Jul 2008 15:16:39 GMT

从上星期开始在路上学习冯玉祥回忆录，感慨颇多，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是冯玉祥生得早了，如果晚上十来年，加入CP，功业应该不在彭德怀之下，无论人品素质还是战功，都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之艰难。

冯玉祥生于1880年代，11岁从军，早期经历接近朱德。不过他比朱德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从军就在保定，在京畿区域，得到的机会更多些。而朱德僻处西南，滇军自从蔡锷之后，就每况愈下，没什么表现了，所以得到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大概也正是因此，冯玉祥一直没有得到像朱德那样下定决心离开部队去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是一直在国内盘桓周旋，起起落落。

冯之参军，纯属偶然。他父亲是淮军，钱不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因为多少可以拿点军饷，所以当时的兵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有了空缺，才能补上去，一般人家的子弟要当兵是很困难的。冯玉祥的大哥先去当了兵，也还是没能缓解多少家庭经济压力，于是冯又补兵。当时因为刚好有个名额，他父亲的朋友帮他补，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怕去问了他再回来已经失去机会了，于是就随口绉了一个名字，也就是冯玉祥。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其实本来是不叫这个名字的，而是叫冯科宝。补上兵的时候他还在学校念书，补上后还是在家里，也没去部队生活，但书也没再念了，后来多少有些文化，全靠自学。

以前知道红军长征时平均年龄只17岁，还觉得不能接受。现在看来，红军已经算是相当好了，陈赓从军时只有12岁，一样当兵吃粮拿饷。部队能搞出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部队腐败之严重，战斗力更是可想而知。甲午战争期间，他跟着他父亲上过前线，但只是挖战壕修炮台。后来他父亲因为裁军被裁掉了，他仍留在军中。八国联军入侵时，他所在部队从保定开往大沽口作战，出发时部队的亲属送行，哭声震天。这样的部队当然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到了前线，还没见着敌人，只是老远听见枪响就直接溃散跑了，跑到半路还要抢劫老百姓。

此后他因为个子高，为人比较沉稳，就逐步升迁。庚子之后，新军加强，旧军被淘汰，他也跳槽到了新军，也就是北洋军，然后随着部队扩编等等，他也逐步升迁。辛亥时他已经是营长了。辛亥后北洋军继续扩编，他也从营长升到团长，又升到旅长。他的部队属陆建章部，先被派到河南剿匪，后面又转入陕西剿匪，再转到汉中，后来又南下到了四川，其时他的部队分散在陕西，他所带的部队只有两个营。倒袁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四川，跟着陈宦，陈时任四川总督。陈起初未敢参与倒袁，首鼠两端，一边奉命布置与滇军作战，一边与滇军信电往来联络，随时准备转舵。

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新军和旧军比起来，完全是不同的。无论日常训练，作战原则，还是战术，都绝然不同。不过那时的新军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旧军习气，所以未能真正实现现代转变。但与旧军作战，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总体而言，编练和战术水平仍然在一战前，所以后来碰见按照一战后的军事原则编练的北伐军就很崩溃，基本上没什么抵抗能力。从战术水平上讲，对部队作战的机动性显然注意不够。彭德怀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跟冯玉祥处在同一水平，刘伯承也恕几近之，这一点跟林粟基本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徐帅也有相当差距。但是冯若当时风云际会，跟着CP混了，在井冈山混过一阵子，当能洗心革面，军事水平应当也能有所提升，但是超过彭德怀的可能性并不大。

施密特的误会

Wed, 09 Jul 2008 16:05:14 GMT

2004年夏天，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了《政治的浪漫派》，看完就赶紧看了一本《资治通鉴》。说来话长，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杨策送给我的，盗版，三本，字很小，油墨印刷，所以每次看完都要洗半天手。杨策买了后没看，毕业的时候顺手给了我，我就带到了杭州。那时拿出来看，也是稀里糊涂，不明所以。杭州那两年半，焦虑像失恋的哀愁似的，老绕着我转，挥洒不去。所以那时候看来看去，最后也就是《毛选》和《马恩选集》至今还有些印象，别的都不甚了了，后来也没打算深刻认识，看过就随手都扔了。

到上海后，生活上每况愈下，飘泊无定，情绪却慢慢平静下来了，看了一些书。先看完了《读通鉴论》，然后接着把通鉴完整地读了一遍，接着就看了续通鉴和明通鉴，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别的，比如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和语类等等。看的收获就是到现在已经很习惯说“无所谓”和“不着急，慢慢来”了，对新书的兴趣与日俱减，对以前不屑一顾的盗版书倒是越来越有兴趣。于是想到再看看施密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认真看看游击队理论。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是想看看施密特是怎么谈毛主席的。也就是说，看《政治的概念》其实跟我看《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之类区别不大，都可以算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外来的和尚念经未必比本地的和尚更动听，不过也算是另一种风格，换换口味也是好事。俗语有云，家花不如野花香嘛。

不过看下来的感觉让我很失望。施密特的毛主席研究看来做的工夫不够，还很肤浅，跟那种把中国革命的悲剧源头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水平相去不远。当然，换个角度来说，毛主席之于施密特，只是材料，施密特没打算当什么毛主席研究专家，一直不断地强调他的法学背景，强调他是一个专业学者。用毛主席的话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是个钟馗，施密特为了打鬼，借助毛主席。

施密特当然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他搞出来的游击队理论的发展线索，从克劳塞维茨到列宁，再从列宁到毛主席，再从毛主席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到法国军官萨兰。

先看看这个线索上的几个人的身份，当然是施密特所描述和理解的身份：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入侵军队的参谋部参谋，列宁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打游击的CP领袖，胡志明则是个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领袖。

萨兰同志比较有趣，本来是法国殖民军队的军官，在奠边府战役中打了败仗，后来又辗转被派到了阿尔及利亚，去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法国的同志们本来韧性就差，阿尔及利亚闹了一阵子，法国国内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于是国内出现了支持个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两种意见。萨兰同志毫无疑问地站到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边。当他得知法国准备同意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时，终于按奈不住，跟一帮失意军官搞了一个小组织，要跟法国政府打政治游击战。这种同志学艺不精，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政治游击队连根据地都还没建立起来，萨兰同志就被捕上了法国的法庭。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倒算是条汉子，接近春桥同志在修修法庭上的表现。

这个线索很明显，就是游击队理论发端于高度技术化的现代军事体制，经过发展，在共产主义革命里转了一个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现代军事体制。只不过，在萌芽的时候，游击战理论在职业军官们眼里不啻于今日学院派教授先生们眼里的民间思想家，等到转了一圈回来，已经成了现代军事体制不得不重视的敌人。游击战的战场不仅从山地跑到了政治领域，游击队的成员也从没文化的山区农民变成了受过严格现代军事训练的职业军官。施密特最为关心的敌我划分也变得愈加困难了，因为敌人已经从外部跑到自己内部来了，原来以地理空间划分敌我的战争法则已经作废，新的战争法则已然形成，不管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承认与否，都已经不得不与游击队作战了。

不过，也许是蛮夷不学，对毛主席的研究并不十分精深，有些很关键的事情施密特显然并不清楚。比如说，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莫文骅回忆录里讲过，延安时期毛主席曾组织过一个读书小组，专门研讨过《战争论》，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也不能算是很高：他理论不错，但是实战不行，最多只能做个参谋。从前后关系上看，《战争论》也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轮廓早在苏区时期即已形成，而读《战争论》已经是四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列宁对游击队理论的贡献对毛主席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太大影响，毛主席对列宁感兴趣的时候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至于作战指挥，毛主席对列宁恐怕不会评价太高。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故事是，聂帅在回忆录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米国军官到晋察冀根据地考察后，很受启发，于是跑到已经成了倭寇殖民地的菲律宾也搞了一个游击队，准备持久抗战，也跟萨兰同志的政治游击队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第三个故事是越南同志的所谓游击战，完全是中国人教给他们的。或者干脆一点说，胡志明的游击战跟克劳塞维茨和列宁没什么关系，而是来自CCP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要不是陈赓告诉他们军事干部应该主要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他们还继续用热血青年充当军官，别说是萨兰同志了，越南同志恐怕还得再摸索几十年才能知道游击战怎么打。

第四个故事比较重要，但是施密特显然不知道。话说1959年藏乱，达赖叛逃印度，藏族同胞也搞了不少游击队，准备抵抗共军。但是藏族同胞没有到苏区学习过，也没有陈赓这样的同志教过，显然不知道游击战是怎么回事，上来就是直接围攻大城市，以为占领了拉萨就算是革命成功了，所以同志们麇集拉萨周围。当时形势相当紧张，拉萨城内守军不多，难以抵御。要是蒋委员长，那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让周边部队火速增援，然后被共匪们在半路上分割包围歼灭。但是毛主席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向拉萨增援，反而让周边部队后退，让开拉萨周围地区，作出拉萨防备薄弱、易于攻取的姿态。藏族同胞们不明就里，一哄而上，准备收复拉萨，结果被周围的共军全部包围消灭在了拉萨城下。

换句话说，毛主席不仅是游击战高手，其实也是反游击战的高手。这恐怕是施密特不了解的，所以才能有游击队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误会。毛主席一生最讲辩证法，其实问题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类的概念游戏，而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本来就是一只苹果的两边，历史命运让不同的人分别咬住了两边。施密特以为他看到了苹果的全部，其实他看的时候还是忘了一件事，就是要把苹果拿起来转一转，否则看到的仍然只是一边。即使看到的是两边接触的那一边，也仍然是一边。

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红日》

Sun, 29 Jun 2008 15:12:35 GMT

看了几天《红日》了，说几句。

第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军事素养比较差，所以抓不住解放战争第一年国军和共军两方的作战特点，基本上是在瞎指挥。这个时期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国军进攻共军防御，但是在作战方式上，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国军的进攻是用防御的方式，而共军的防御却又用的是进攻的方式，也就是积极防御。尤其是华野部队，是这一时期共军里最能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所以到苏中战役结束后，国军的作战特色就是三个师以下的部队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到《红日》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就更加明显了，十一个整编师上演一线平推，等于是要把共军逼到大海里去的。而共军则通过积极的运动来调动国军，使国军在运动中拉开距离，捕捉战机。导演对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把握好，导致粟裕在向各纵队司令员讲解战局时基本上不着边际。

第二个特点就是很俗套，基本上照搬了《亮剑》以来的那种战争片的风格，主角搞得土里土气，很粗糙，讲粗话，爱骂人，兄弟部队之间争抢俘虏和缴获，部队战士之间相互动不动称呼兄弟。尤其是20多集的时候，讲一个共军小干部强奸了一个老百姓小媳妇，上演挥泪斩马谡，老百姓求情。这些都是以前已经见过很多的情节了，没什么创意。最最让人恶心的是穿插的军长泡妞的故事，感觉军长都能给人家小姑娘当爹了，还泡人家，看着比较不舒服。戏不够，感情凑，这都成这几年战争片的基本模式了，很恶俗。为什么不能搞得精干一点，简练一点呢？干吗一定要搞那么长？

第三个特点是这个编剧不太好，似乎是对历史不太熟悉，对主角的人物形象设计问题比较大。沈振新的原型显然是王必成，但是性格又跟王必成是完全相反的。王必成的性格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是粟裕的爱将。但是这个沈振新又是相反的，爱嚷嚷，爱说粗话。最不能接受的是沈振新居然在电话里跟粟裕讲话时一口一个老子，甚至干脆摔电话。人所共知，这么干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许世友这个大水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硬伤，比如说把策划重点进攻的功劳算到张灵甫头上去了，其实之所以搞重点进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军经过第一年的作战，机动兵力损失严重，已经无法再集结起大量部队搞全面进攻了，结果在这里却被弄成了张灵甫策划的天才之作。这里的另一个硬伤是，张灵甫用的地图居然是把外蒙古划在外面的，要知道，现在台湾用的中华民国地图还是只驼背鸡，外蒙古还是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的。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片子和《亮剑》相比，缺乏一股精神，想要硬气又没有硬气起来，可制作的人似乎又不想搞成传统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怪物。人虽然讲粗话，但是缺乏那种粗砺、大气、狂野和向上的精神，比较接近《新四军》，很糟糕。

李志民回忆录

Fri, 27 Jun 2008 16:20:47 GMT

这一阵在路上看电子书，断断续续的，把《李志民回忆录》看完了。

李同志是湖南人，高小毕业，做过小学老师，大革命的时候先参加的KMT，后来转为CP。因为当时KMT的地方机构不完善，所以是由CP去帮助建立的基层组织。李同志的老家来的三个KMT支部负责人，实际上都是CP。大革命失败后，这些KMT的基层组织很容易的就转成CP了。后来被组织上安排去参加游击队的工作，做政治委员，后来就坐了一辈子的军队政治工作。游击队后来被编入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在延安抗大学习，后来调到抗大晋察冀分校工作，再后来就留在晋察冀工作。他在冀中军区工作的时候，先后跟郑维山、杨成武和杨得志搭过班子。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部队被编为野战军，他先在二纵当政委，后来晋察冀野战军编成解放军的野战兵团18、19兵团，19兵团就是他当政委，杨得志当司令员。后来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战役，然后入朝参战。不过他到朝鲜时，前面的战役已经结束，只赶上了五次战役。彭回国后，杨得志代理司令员时，他又担任过志愿军政委，一直到回国。不过，他抗美援朝的经历跟别人不一样，战争结束后，别人都已回国，他仍在朝鲜，一直到1957年才正式回国。回国后担任过军事学院副政委，文革结束后又担任过福州军区政委，跟杨成武一起，1980年退到二线。80年代后期去世。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是上将。前面两次都搞错了，以为王宗槐、莫文骅是上将，结果是中将，李志民是货真价实的上将。不过他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个。王宗槐对自己的军衔比较满意，莫文骅有些怨言，认为自己本该得上将，却只得了一个中将。前面看的都是军事主官的回忆录，看作战指挥能力，最近接连看的这三个都是政工将领，所以比较有意思，可以对比。

三个人里面，王是孤儿，没有什么文化，从回忆录里就能看得出来，人很简单，没什么花花肠子；莫文骅文化程度较高，有些知识分子习气，比如他刚参加红军，就说到了自己的军衔是上尉，后来转成少校等等，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在意，评衔的时候觉得自己本来是正兵团级干部，应该得上将，却因为高岗的原因只得了一个中将；李志民虽然算是小知识分子，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工农化花改造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像个纯粹的革命军人的样子，没什么抱怨，对评衔的事情提都没提。

从作战能力上来说，感觉王宗槐比较弱，只是普通的政工干部，没什么军事能力；莫文骅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是不错的，而且确实在红七军做过连长，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军事主官，做政工后比较不服气，一直想转成军事主官。在抗大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重新担任军事主官。但是没能得到毛主席批准，所以他是比较不服气的。建国后一直做政治工作，而且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应该做军事主官。文革结束后，他曾有机会去海军做北海舰队司令，当时就比较想去，但是后来还是去坐了装甲兵政委。李同志的军事水平应该不弱，比如不经意间提到的五次战役的一些排兵布阵方面的问题，点评很到位，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但是他并没有抱怨过，而且颇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自豪，还专门总结过志愿军的政治工作，被当作全军政治工作教材。书法貌似也不错，在抗战时期经常给英雄写锦旗。

不过，跟军事干部的回忆录相比，政工干部的回忆录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比较长，叙事没什么节奏感。故事性不强，而军事干部的叙事要简练很多，繁简也比较得当，不会巨细必录，节奏感也强。再一个特典就是能感觉到共军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分别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像杨成武、罗瑞卿、邓华这种既能搞政工，又能担任军事主官的人不多。一般来说，共军的军事干部主要是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提拔，而政工干部则比较注重文化素质。比如吴法宪同志，就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是班里唯一识字的，所以马上就得到重用了，成了政工干部。

而这一点对共军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经验。陈赓在支援越南的时候就发现，越南的部队因为基层军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所以纪律性不强，接到上面下来的命令，不是考虑怎么去贯彻落实，而是先开会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所以陈赓特别向越共提出，应该注意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军事干部。而政工干部则能够派上多种用途，比如说政委经常会兼任地方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就此脱离军队，转为政治干部，比如秦基伟的搭档阎红彦，解放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没有再参加军队工作，所以55年就没有授衔。

再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杨得志的军衔问题。现在有很多人给一些上将鸣不平，认为他们应该当大将，比如刘亚楼、萧克等等，甚至连许世友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人都曾经在评衔的时候闹过。但是，客观的说，我认为最应该得大将的不是他们，而是杨得志。别的不说，就凭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就光这一点，别人恐怕就没有过。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的部队仍由聂帅负责，作战不甚得力，绥远战役尤其失败。此后，晋察冀的部队整编，聂帅就成了军区司令员，不再担任野战军司令员了，而司令员恰恰是杨得志。而且，杨得志上来后，晋察冀部队作战水平明显提高，清风店战役实际上就是杨得志组织的。从这一点上说，杨得志才应该得大将。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李志民同志先后跟杨成武、杨得志、杨勇搭过班子，跟军中的三杨都合作过，这恐怕也是军队里的奇迹了。

陈赓的不幸

Thu, 12 Jun 2008 15:10:04 GMT

1955年的十大将里，除了粟裕，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是陈赓了。我也一直都比较喜欢陈赓，是个真正比较爽快直接的人，又比较开朗、乐观，不像陈毅之类的同志，表面上好像很豪爽，其实做起事情来也是跟着风向转，没一点定见。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这次总算是看了一个，弥补了这个缺憾。当然也还是盗版书，作者是穆欣，至于是不是文革前中央写作班子里的那个，我就搞不太清楚了，对他不太熟悉。

应该说，这个传记还是很好的，比我之前看过的彭德怀、刘伯承和林彪的传记都要好很多，比我看的粟裕的那个传记更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个作者显然显得专业得多了，术语基本上都能对得上号，在战役叙述上也能分析双方的形势和陈赓的考虑，以及战役的发展过程，陈赓在战役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基本上都顾及到了。不像我前面看过的几个传记，只是拼命地吹捧如何如何厉害，但是到底厉害在哪儿，就是把书看完也说不清楚。

当然，也在有些问题上显得比较模糊，比如说在洛阳战役中，陈些兵团虽然是作战的主力，在军史上此役也一般被记在陈赓的功劳簿上，但是熟悉情况的人应该都知道，洛阳战役实际上是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合作完成的，而且中央明令在战役的总体策划上由陈唐负责。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陈唐兵团从中原一路转战过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而陈谢兵团虽然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里很冒尖，但跟当时的陈唐兵团比起来，还是要稍逊一筹的。但是这也无妨，我还是很喜欢陈赓。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陈赓在政治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且不说他在黄埔时期的那些传奇事迹，就是他平时的为人，也是很不错的。比如说，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面说，在七大上刘同志作为一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的时候，唯一向毛主席进言，反对过分抬高刘同志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赓。这个传记里面还讲，在他晚年的时候，有次去看郭沫若写的话剧蔡文姬时，因为郭沫若给曹操翻案翻得太过分了，说曹操如何简朴，陈赓看了就很不高兴，说，如果真是这样，都可以给曹操发入党申请单了。

在军事指挥上，陈赓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尤其是共军传统的围点打援的战术，运用得也是出神入化的。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到越南当顾问的时期，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按理说，他是受过黄埔的教育的，而黄埔的人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德式军事教育的影响，实际上对机动性强调得并不够，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徐帅，战法上还是不够灵活，而陈赓却基本上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摆脱了这种束缚，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比较强调部队作战的灵活机动，很是难得。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生于1903年，且从12岁就参军的陈赓，完全投入军事斗争的时间却有些太晚了。南昌起义后他没能继续去从事军事斗争，而是被派去搞了很长时间的情报工作，对他来说其实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从资格上说，其实他跟徐帅差不多，而且都是到鄂豫皖做师长的，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半路上负伤被送到上海去了，等他到中央苏区的时候，连黄埔四期的林副统帅都已经是一军团军团长了，而他还只是相当于师级干部。长征的时候中下层干部提拔得很快，而他却一直没动。一直等到四方面军一部到陕北后，才派他去接替萧克，担任原属四方面军序列的三十一军军长。

不过，最不幸的我觉得还是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处境。当时中央曾计划调他到西北加入彭德怀集团作战，他说动了毛主席，就没去，留在了刘伯承集团。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看，他活动的区域原来是太岳地区，后来渡黄河南下，又到了伏牛山区，都是山区，比较贫瘠，而且原来共军的活动比较少，所以他的部队发展比较慢，膨胀得也不快，那边的大仗也少，他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小。所以，他的部队不仅要承担军事任务，还要承担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作战。加之他的顶头上司刘伯承本人军事素养也不差，所以他发挥的余地是比较有限的。

比他小四岁的粟裕显然就比他幸运多了。粟裕在南下浙北莫干山作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承担的跟粟裕一样的任务，但是粟裕没干多久就申请回到苏中去了，在那里七战七捷，扬名立万了。后来的发展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长期承担的都是作战任务，以消灭敌人为主，不用管什么根据地建设之类的问题，地盘丢了，只要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也还是功劳大大地。粟裕最幸运的就是碰上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打仗是不行，但是恰恰因为粟裕有个这样的领导，所以作为副手的他才能更多的发挥作用，无形中给他增加了不少发挥的余地。

从参加打淮海战役开始，尤其是南下以后参加进军西南的战役以后，就能明显地看出来陈赓的与众不同，他不仅在战术上比较熟悉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形成的那套基本的战术，而且战略上也相当成熟。比如广东战役时坚持大迂回、大包围，反对林副统帅提出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给他配一个政治上比较强，但是军事上比较弱的顶头上司，他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比如说晋察冀，去跟着聂帅混，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个比较好的选择。聂帅的根据地建设那就不用说了，绝对一流，在陕北、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豫皖苏几大根据地里，就属华北的根据地建设搞得好，可就是打仗一塌糊涂，老打败仗。要是让陈赓去跟着他混，陈赓负责战役策划和指挥，聂帅在整体上负责，搞根据地建设，给前线输送兵员和给养，陈赓成长的空间就大多了。

不过，从性格上说，陈赓比较急躁，作为方面军负责人，这是他比性格上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没有让他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也可能是他的幸运，成就了他的荣誉，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和假设的空间。

为什么元帅轮不到粟裕

Sun, 11 May 2008 15:03:46 GMT

这一阵为俗事所困，有点时间也都用来在群里闲聊了，没更新博客，比较对不起观众。今天稍微有点时间，就说说这一阵读书的情况吧。

搬家的时候适逢五一，按原来的计划，是到了该看《读史方舆纪要》的时间了，就拿起来看。不过只看了一百页就没继续看下去了。因为没什么故事性，基本上是个资料性的工具书，所以砍得很累，不太看得下去。虽然如此，还是打算在今年把这个任务完成，从今年开始看一点舆地学的东西。无论我希望的舆地学的高潮来与不来，懂一点舆地学都是没什么坏处的。

前面看电子书看的是《王宗槐回忆录》。以前印象里这个同志是上将，所以想看看，不过看了才搞清楚，其实他不是上将，而是55年的中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里的政治部工作，而且多在做青年工作，很纯粹的政治干部。虽然在49年以后接替李志民，做了一段时间的63军政委，但是也没什么贡献，而且时间比较短，经历也比较简单，没什么大意思。

不过也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重新认识了罗荣桓的地位。因为罗帅的身份长期都是搞政工，所以总觉得他的地位不太重要，55年授衔给他授元帅有些过高了，没什么必要。如果说55年粟裕要评帅的话，我一直都觉得比较可能被替换的就是罗帅和叶吕端。看了这个回忆录基本上确认了，55年的元帅里，没什么可替代性。作为一个粟粉，虽然我也认为就战功而言，粟裕无论如何都应该授元帅衔，但是很冷静客观地说，在元帅的名额只有十个的情况下，确实是轮不到他的。

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吧。朱德是解放军的象征，不能没有；彭、林、贺、徐都是红军时期的代表性任务，不可能没有；陈毅和聂荣臻的军事水平较低，但是他们在解放战争中都是战略区最高军事主官，聂还是军政一肩挑的战区最高主官，也是不可能没有的；刘帅更不用说了，在红军时期是总参谋长，从抗战开始就是战略区军事主官，无论战功还是资历，都是无法代替的。那么剩下的就是罗荣桓和叶吕端了。

先说叶吕端。一般而言，总觉得叶吕端没什么战功，没什么贡献。红军时期只是总参谋长的备用胎，抗战时期长期在南方局做政治工作，还代理过南方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贡献，所以完全可以被视为政工人员，而被排除在军队之外，不予授衔。但是客观地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且不说他在草地上的殊勋，单就他的身份的代表性而言，就是不能替代的，因为他代表的是整个军队系统里面的参谋长这个体系。共军在战争年代的现代化程度虽然不太高，参谋长常常被视为打发犯了错误的同志的过渡性位置，但是实际上共军并不是这么看的。比如彭雪枫在红军时期是一军团参谋长，就曾因为彭德怀生病，代替彭德怀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也就是说，参谋长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军事主官的副手，当军事主官因故不能行使指责的时候，最可能代理指挥的就是参谋长。而叶吕端在红军时期就曾代替刘伯承充当过红军总参谋长，抗战时期虽然人在南方局，但名义上始终没有脱离军队系统，一直都是八路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后期，广州解放的时候他就是广州市长，林总到中央工作后，他就是接替林总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因为他在军队里没什么私人势力，所以他在平衡军队各山头的时候始终是被毛主席当作一个重要的其子来用的，什么地方需要就放到什么地方。解放后更是长期不倒，一直在军队工作。所以说，他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再来看罗荣桓。罗帅因为一直是做政工，所以被现在不太理解共军传统的同志们当作一个多余人员，觉得给他授元帅比较偏高。其实这是不理解共军传统的表现。对于共军里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政治部，罗帅自己说得最好，就一个任务，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资历和贡献来讲，罗帅是跟着毛主席上的井冈山，属于原始股；红军时期也一直做政治工作；抗战时期，尤其是40年以后，他实际上是山东战略区的最高军政主官；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东野政委的身份就不用说了，仅仅东野的主体力量而言，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带过去的，而这些人都是他带过去的。解放战争结束后，他的身份就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主管。总政治部在三总部里面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最高的。在文革初期，肖华做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他在中央文件上的排名就常常在时为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所以，像吴法宪、王宗槐这样的政工干部出身的同志，提到罗帅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处于这样重要的位置，慢说是他是不可替代的，就是中央的用粟裕取代他，恐怕粟裕也不敢接受。

所以说，从客观现实来看，如果元帅的名额只有十个，那么无论是谁，都是无法取代的，都轮不到粟裕。作为一个粟粉，我真是对此赶到万分的悲哀。

反动分子最大的毛病是不学习

Mon, 21 Apr 2008 14:33:34 GMT

如果不是藏毒这一阵子闹得凶，如果不是不破尘同志推荐，我应该对《天葬》这样的下三滥反动读物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藏毒们闹得凶，所以就想看看，原以为这么有名的反动读物怎么说也得比一般的反动读物稍微高明一点，没想到看了才第一章，就让人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是反动分子们的通病，最大的毛病，不认真学习，不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开始就讲，说是天朝的人民群众都以为，唐朝把公主嫁给了西藏的藏王，就算是天朝对西藏有主权了，云云。这话说的，简直以为人民群众的智商都跟他的反动同志一样似的。我想天朝人民群众再怎么对历史无知，总还不至于以为嫁个公主就等于享有主权的地步吧。天朝的历史教科书上喜欢讲这些事情，不过是想说明传统上天朝与西藏的来往就比较多，交流也比较多，融合也比西藏与其它周边民族更多一些罢了。

至于说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哭得把河流都给哭得倒流了之类，就更无稽了，去的时候哭得很厉害不等于去了就不发挥作用，即使去了又回来了，能换回多年的和平交流，那也是值得的。当然，反动分子们可能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他们总是习惯性地以己度人，以为自己既然这么不愿意去，去了肯定就不发挥作用，即使发挥作用也是发挥负面作用，就以为别人都会这么干，这完全是属于狗眼看人低。——这么说养狗的同志们可能会认为是侮辱了狗狗，但是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说法了，抱歉抱歉。

尤其搞笑的是，作者在论证明朝跟西藏没有主权关系的时候，为了说明明朝并没有把西藏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居然拿出了一个很伟大很光荣很正确的证据：为了防范西藏，明朝在乌斯藏的周边设置了许多的“卫”。这个理由简直是太伟大光荣正确了，伟大光荣正确得都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不知道这个同志知不知道什么叫卫所制，知不知道卫所制对明朝初期的军事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我想他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现在官府也在这个作家的家附近设了派出所，这不是也能说明朝廷对这个作者的家的那一片没有主权呢？

还有，这个书的写作是在1980年代，如果我没有搞错，那时候正是费正清刚被介绍到天朝来的当儿，天朝对朝贡体系可以算是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讨论和鼓吹的人应该是不少的，虽然作者看样子是属于西化派，不会认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调子，但是我想总不至于连朝贡体系都不知道吧，在叙述明朝与西藏的朝贡关系的时候居然会说，“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作者至少应该能搞清楚什么叫宗主国与藩属国吧，两者之间的关系总应该能搞得清楚吧，总不能认为宗主国与藩属国是两个平等的实体吧？要不然为什么倭寇干高丽的时候明朝要拼了老命去支援呢？西藏被中亚外族侵略的时候，怎么会首先想到向朝廷求援呢？

总之一句话，还是右派的通病，除了发现CP有卖国嫌疑的时候之外，基本上完全是不爱国的，连广西、贵州、云南、内蒙、东北这些地方到他笔下居然都搞得好像是汉人侵略了似的，未免也太离谱了些。照他的看法，那就得照棒棒的地图那么搞，汉人不管人口多少，都一直呆在河南那一片老老实实地算了，不要到处乱跑，往东会侵略东夷，往北会侵略北狄，往南会侵略百越，往西就更不用说了，搞不好万一搞到欧洲去了岂不是麻烦大了？

一声叹息说高岗

Thu, 10 Apr 2008 09:26:38 GMT

以前对高岗虽然也知道一些，但是了解并不深。最近买了本盗版书，《死亡联盟：高饶事件真相》。虽然基本上是文学写法，但是资料也还是比较翔实的，有些事情写得很直接，比如彭德怀同志对刘同志、周同志比较有意见，刘同志在建国初期提出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之类的事情，以前虽然有耳闻，但是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法，这次看这个书，才基本上搞清楚了。

刘同志确实非常非常天才，早在解放之初就能指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高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资本主义是必须要发展的，资本家也是要鼓励和提倡的，所以，要“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看来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号召资本家大力剥削，也是其来有自的，多少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刘同志的理论的启发。小平同志后来讲，初级阶段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政策要一百年不变，其实都是刘同志的思想成果。他还天才地提出了就是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要紧，农民党员雇工也不要紧。这个理论就更伟大了，超越了50年的时空，实际上是手表理论的伟大先声。

当然，毕竟是在天朝的土地上正式出版了的书，所以对高岗的描写显得很微妙，正面看是讲他有个人野心，在党中央到处伸手胡搞，生活作风也很成问题，甚至还说他的文化程度很低，连坦克的坦字都不认识。但是，另一方面，又插入了很多高岗在当时做过的事情，以及当时的政治地位。比如说他在东北的时候，一听说农村出现了富农党员，还有雇工，他就立场很明确，坚决反对，认为富农不能入党，雇工的党员要给予处分并责令改正，否则开除党籍。而且，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上也是出了大力的，彭同志从朝鲜回来后一度想要去搞农业，推荐的总参谋长的人选就是高岗同志。

高岗进京后，担任的是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这个部门当时的地位非常高，有经济内阁之称。而且，按照当时的分工，计划委员会分管了政务院下属部门中的八个部门，小平同志作为副总理也分管了三个，而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按照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排序，朱德年事已高，不太管事，所以实际上高岗实际上是排在毛主席、刘、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所以，当时他到了北京以后跟别人搞串联，都不是他去找别人，而是他打电话，别人都跑到他家里来拜望他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周遇到信任危机，他当然是很有可能作为替补人选上场的。刘同志因为天津的讲话，对东北富农党员的批示，被毛主席批评了，周也因为新税制的事情被搞得灰头土脸，所以高岗认为他的机会已经到了，这是毫不奇怪的。不过，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毛主席对刘、周当时的不信任程度，也过高地估计了毛主席对他自己的信任程度。毛主席提出党要设总书记，国家主席要让给别人，人大和部长联席会议主席都要分开来，意图是要搞分权制衡，集体领导，以避免某一派势力坐大。而高岗还是沿袭以前的思维，以为这就是毛主席要准备用别人取代刘、周了，这完全是个误会。

当然，当时刘同志的意见也很险恶，就是提出来要各部门联合办公，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对抗毛主席的分权，还是搞集权。如果是这样，毛主席退居二线以后，他就大权独揽了。在当时，他已经在四处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了，高岗和张闻天关于富农党员的争议官司打到中央，就是他用中央的名义给做的批示。所以毛主席知道这个事情后很生气，拍了桌子，说：“岂有此理!”后来还公开批评说，这个批示他不知道，这就等于公开说刘同志用中央名义批示是擅权了。

高岗同志对毛主席的意图理解不到位，他完全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要他发挥的只是制约刘、周的作用，而不是取代他们。所以在做法上就欠妥当，到处搞串联，做接刘同志的班的准备。结果，当毛主席发现高岗已经在破坏他的意图了的时候，就对他不满意了。不过，他做人也不聪明。毛主席在杭州，让他去找刘、周、邓谈话，做检讨，实际上仍然是在挽救高岗，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跟他们和解，继续朝毛主席设想的分权体制走，结果他又误会了毛主席的意图。

不过，总体上说，高岗还是很有才干的，只要他在中央工作，就能对刘起很大的制约作用，就能逐渐形成分权体制。可是他却不肯与刘、周和解，反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很不值得，也很可惜。如果当时能够实现毛主席设想的分权体制，后来的历史应该会是很不一样的。

毛主席的最后一战

Tue, 01 Apr 2008 03:48:56 GMT

这一阵子看了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刚好都看到了毛主席对林副统帅的斗争这一段，汪东兴的回忆还刚好就是专门讲这一段的。这里面的故事跟过程大体上已经很熟悉了，没什么特别的收获，也没看到什么让人意外的新资料。最让我觉得感慨的还是毛主席南巡，整个就是一个游击战思想的经典体现。

当时联合舰队和林副部长搞了好几个刺杀毛主席的方案，包括用火箭炮和高射炮直接打专列，用飞机攻击专列，让人趁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直接动手，在毛主席路过的地方效法当年倭寇搞张大帅的做法，搞一个皇姑屯事件，等等。不过，用高射炮和火焰喷射器打专列的想法未能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当时他们无法把原驻在洛阳的部队调到毛主席要路过的江浙一带去。用飞机攻击专列也未能实施，原因也差不多，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所以，剩下的办法就是在搞爆炸和趁毛主席在杭州或者上海的时候直接动手了。

毛主席的专列是从北京到武汉，找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负责人谈话，不过当时林副部长还没确定下来要搞“武装起义”，只是想尽办法探听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当时武汉军区的负责人是刘丰，刘丰原来是武汉空军部队的司令，720之后接替的陈再道同志的职务。这个同志跟毛主席谈话的时候讲得很好，说是要保密的，可是一转脸就把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同志，李同志当然马上转报了林副统帅。这样，林副统帅才感觉到比较紧张，然后林副部长才决定要搞“武装起义”，在毛主席路过的地方准备对毛主席动手了。

接着，毛主席到长沙找了湖南和广东、广西的负责人谈话，有韦国清、华国锋、丁盛等人；到南昌找了浙江和江西、福建、江苏的负责人谈话，有韩先楚、许世友等人，到杭州又找了浙江的人谈话。到了杭州和上海后，这是比较危险的一段。

杭州负责警卫的陈励耘和上海负责警卫的王维国都是小舰队的骨干，当时已经接到了林副部长对毛主席下手的命令。不过陈励耘同志当时比较为难，既不想违背林副统帅的命令，又不愿意加害毛主席，所以要求从北方调飞机来干。还没等他们准备好，毛主席就发觉了他们的意图，把专列开到绍兴去了。本来毛主席打算不通知陈励耘就赶紧走的，后来汪东兴建议还是通知一下，就通知了陈励耘，但是没给他提供当面行刺毛主席的机会，没让他上车道别。

到上海后，毛主席又没有进城，只把专列停在虹桥机场附近。按照王维国的打算，本准备在毛主席到顾家花园住下来以后再动手的，结果毛主席没进城，他们就没办法了。王维国同志的第二个方案是趁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直接动手行刺，但是毛主席在上海停下以后没找他去谈话，只找了王洪文和许世友，王维国没能见着，也就没能逮着机会动手。然后毛主席没通知王维国，就直接到南京去了，而且到了南京也没有与许世友谈话，就直接走了，也没要许世友在路上打招呼。王维国等不到毛主席接见，原来的方案就变成了在毛主席路过苏州硕放桥的时候搞爆炸，但是毛主席走之前并没有接见王维国，所以他们也无法准确掌握毛主席的行踪，也就无法动手了。

林副部长最后一个方案是把空军的警卫营调过去，直接在玉渊潭用炮打钓鱼台，还打算用坦克直接冲中南海。但是毛主席到山东的时候就把在北京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找到丰台车站谈话，而没有直接进城。买主席一般不在白天进城，都是要等到晚上才进城，但是这次却是下午四点就通知同志们进城了，而且把北京的卫戍部队都换了。同时，林副部长实际上调动部队的想法也不现实，因为他们那些人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调动部队。毛主席一回到北京，他们就慌了，赶紧准备出逃，最后就搞出来了913。

在毛主席经过的几个地方，找来谈话的人中，武汉的刘丰，江西的程世清，杭州的陈励耘，上海的王维国，都是与林副统帅关系比较深的，而且，除了程世清之外的三个人都是从吴司令的空军系统出来的，还有广东的丁盛，基本上是站在林副统帅那边的。这些人掌握着南中国的主要权力，这也就是林副统帅的打算中到南方另立中央的原因，他们的计划就是利用这些人的效忠。也就是因此，毛主席这次南巡是非常惊险的，只要其中一个人敢冒天下大不韪，逞匹夫之勇，毛主席的安全就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虽然汪东兴在毛主席在杭州的时候把原来担任警卫任务的杭州卫戍部队都换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但实际上如果他们真的动手，也是无济于事的。

以前一直不太能理解一般说的“毛主席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安全回到了北京”的真实含义，这次算是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果然是非常凶险，危机四伏。比如说在杭州，在上海，只要毛主席稍微有些麻痹大意，就完全有可能中了别人的阴谋。但是，毛主席真不愧是游击战大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自己的行动自由，始终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行踪飘忽不定，让别人根本摸不上规律，无法安排有效的刺杀行动。也可见在战争中主动权的重要性，如果每一步行动都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那就完全限于被动了。红军刚开始长征的时候，之所以未能按照原来的预订方案与二、六军团会师，原因就在于行动方向被蒋委员长事先判明了，采取了有力的防堵措施。后来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军事指挥最得意的作品，原因也就在这里，完全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别人根本无法准确预见红军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行动，也就只能被红军牵着鼻子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的南巡实际上也是毛主席自己指挥的最后一次战争，他的军事思想在这次战争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继续说阴谋史观

Fri, 14 Mar 2008 08:59:42 GMT

昨天借到了《晚年周恩来》。这书跟《红太阳》一样，都属于民晕经典了。本来我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兴趣，但是据说这个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组长，看过很多中央档案，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有些水平的，跟一般的民晕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看了以后还是很失望，发现这个同志也还是很普通的民晕水平，just so so。如果以此为参照物，那确实就应该承认，《红太阳》真不是一般的严谨，客观，真不是一般的能够成为经典了。

一个人偶尔搞一点阴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也是完全相信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但是，我不能相信的是一个人每天都搞阴谋，时时事事都搞阴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是经过周密的策划才做出的。如果一个人这样过日子，那我想这个人可能是很短命的，一般来说应该不会超过李贺——我小的时候老师就说过，李贺之所以死的那么早，就是因为用脑过度了。

民晕历史学家们对阴谋史观真不是一般的热衷，他们把政治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哪怕是细枝末节的举动都要解释成事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斗争需要的选择。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与周恩来的关系，我相信这个过程中间两个人确实有意见上的分歧，有对具体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但是要说毛主席在处心积虑地利用所有机会算计周恩来，这是我万万不能同意的。

比如说，按照《红太阳》的说法，在王明回国之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名单，按照高同志的说法，这就是毛主席有意排挤其他人造成的结果，所以原来的人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但是，任何一个稍微对CP制度有些了解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分工，尤其是书记处的职责是处理一般的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如果一个人如果不在中央机关工作，不能继续履行职责，当然就不能担任书记处书记了。

当时公布的书记处书记包括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个人，与之前相比，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出局了，而王明、陈云和康生是新选进来的。按照高同志的说法，这就是毛主席有意排挤的结果，也是当时在和王明的斗争中暂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情况下的一个安排。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按照到陕北以后已经实际形成的分工，周恩来专司与KMT联络，博古也与他一起工作，他们当然不能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了。最重要的是王稼祥，因为按照高同志的说法，如果没有王稼祥的鼎力相助，遵义会议是不可能有后来的结局的，也就是说，王稼祥是毛主席的政治盟友，而毛主席却在这时反戈一击，把王稼祥也排除出中央核心权力机关了。这样说来，毛主席过河拆桥，真是太忘恩负义不仁不义了，岂止残酷无情，简直令人发指。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前就已经负伤，长期未能得到治疗，到陕北以后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所以他当时就不在陕北工作。一个不在延安的人，怎么能担任书记处的工作呢，难道要毛主席每天把中央的工作都发电报发到莫斯科去让王稼祥处理吗？

一个以研究CP党史著称于学界的同志，难道连中央书记处书记只有在中央机关才能履行职责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大概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确实不知道，说明他没常识；二是他知道，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地栽赃污蔑。我不知道高同志属于哪种情况。

再比如说《晚年周恩来》吧，因为我刚开始看，才刚把毛主席跟周的渊源这一部分看完，所以就说说这一段吧。在遵义会议后，周在名义上是红军的最高决策者，而毛主席只是辅助他工作。这一点早在2000年的电视剧《长征》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用不着这些同志们再来发现真相了。按照高文谦同志的说法，毛主席是在什么情况下真正地把周从军队工作中驱逐出去的呢？就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主席向党要权，要当军委主席的时候，当时周正在生病，躺在担架上，根本无法工作，毛主席跟他商量后，让张主席取代了周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所以高同志说，毛主席就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不厚道。按照他的描述，毛主席这样做就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的考虑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看过那段历史的人应该都很清楚，经过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能够率领中央和红军跳出几十万国军的围追堵截，成功地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谁更有资格指挥红军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多问吗，难道毛主席还需要去跟周争夺？

在毛主席跟张闻天商量如何处理张主席的要求的时候，张闻天说，要不干脆把我这个位置给他算了，但是毛主席没同意。高同志就开始分析了，说这是张闻天以退为进的斗争手段啊什么的。但是，在湘江战役之后的那种情况下，CP的现状除了毛主席恐怕无论谁也没有胆量接这个盘吧？8.6万人已经只剩下了3万多人，谁有这个自信能带着这三万多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呢？难道张闻天真的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周恩来认为他有这个能力？这时还有什么斗争不斗争的，有的只是赶紧解决问题，只要谁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谁就是领导。至于张闻天同志，他的性格本来就是比较谦和温驯的，他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一点都不奇怪，更说不上什么精心策划了。更好笑的是，高同志还振振有词地分析说，王稼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偶然插言的一句话，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是有政治意图的，云云。

不知道这些同志老这样弯着腰从裤裆里看世界，累不累。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大概都不会相信这种从裤裆里看到的所谓历史真相吧。

套用我以前说过的话，不是历史有后门，而是那些从后门看历史的人有后门。当人们啧啧惊叹于那些所谓的后门看到的历史的时候，更应该多警惕一些那些从后门里观察历史并讲述给别人的人。

继续感想《吴法宪回忆录》

Fri, 29 Feb 2008 15:14:18 GMT

今晚回家乘了地铁，回来的时候还比较早，没什么事情干，就把吴同志的回忆录剩下的那一点看完了，接着谈谈感想。

林彪反革命集团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被捕后，吴同志是很高兴的。他觉得黄吴李邱被抓起来都是四人帮搞的鬼，既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那么他就应该被放出去了。换句话说，吴同志认为，已经复辟了的老官僚与他们黄吴李邱是一个战壕里的。应该说，他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基本上印证了他的这个看法。唯一他猜错了的是，他不知道抓四人帮的是中立派为主的，而不是他预料中的老官僚们。所以，他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马上发生。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中立派仍然在台上的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抓了，但他们与四人帮一样，没有经过公开处理，还是被关着，而且从原来的北京卫戍区给换到秦城去了，不但没有被释放，而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犯人，连生活待遇都降低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跟他所预料的差不多的是，在中立派被老官僚们清除掉之后，黄吴李邱的春天就很快到来了。1981年，经过公开审判之后，他被判的是有期徒刑，而且在短暂的监押之后，就被保外就医了，享受的还是省级干部离休的待遇，到济南过他的平淡生活、安度晚年去了。

相比之下，四人帮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从1976年被抓起来之后，他们的生活待遇就一直都不好，在1981年的审判中判处的刑罚也要比黄吴李邱严重很多，更说不上保外就医了。吴同志说，他在秦城的时候，跟江腾蛟、邱会作、王洪文关在一个走廊上，看守的同志们怕他们长时间不说话，出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就允许他们四个人没事的时候一起打牌。按照吴同志的感觉，王洪文此时对他还多少怀有一点歉意，经常帮他做一点事情，以此来表示弥补。不过，大概也就是王洪文同志会被跟他关在一起，张春桥同志就不太可能跟他关在一起了。

从待遇的不同上就能看出来，复辟后的老官僚们是很清楚的，像黄吴李邱这样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军事官僚与他们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也不怕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敢把他们放到群众中去。而对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纯粹的敌我矛盾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们也很清楚，黄吴李邱跑到群众中去做老百姓是无所谓的，而四人帮是不行的。试想，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同志们也能够像吴同志一样被保外就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会是个什么结果？恐怕井冈山的红旗又要满卷西风了。

法律与政治

在审判的时候，吴同志很清楚，他不管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这不过是个形式，他们就是来配合人家走个过场，演一场法律戏罢了。所以他对对他的控诉什么的都没有提出太多异议，也很配合，叫找律师就找了律师，叫认罪就认罪，怎么样都行，态度非常好。这也就是说，吴同志其实是很清楚的，这是政治问题，所谓的法律程序只是个装饰，没什么实质性意义。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舞台中心活动过的同志来说，虽然他还算不上什么政治家，甚至连个三流政客都算不上，但是他还是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既然这是政治斗争，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法律好讲的。对他来说，认罪伏法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承认自己是否犯法，而是要承认对手的胜利和自己的失败，还有承认对方的胜利的正义性。但是，吴同志却一再反复地为自己辩护说，给他定的所有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还举出了很多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还说没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他的那些罪行。

反观这一点，张春桥和江青同志的表现就好多了，他们都知道这是政治，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都没怎么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张春桥拒绝配合这场法律表演，江青则把这个机会当成了宣传自己的舞台。用张春桥的话说，就是法律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既然政治斗争已经输了，还玩法律这一套就显得太虚伪了，完全没必要。

由此也可以引申到东京审判上去。前年《东京审判》这个片子播出的时候，很多不懂事的同志们说，天朝的代表们都是在胡闹，破坏了法律的程序正义，让英美一路的程序主义法律没有完美地表演。这就跟吴同志的水平一样了，等于要用法律程序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如果说吴同志基于法律的这些自我辩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倭国的那些畜生也同样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说自己没有犯罪。用法律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是比较愚蠢的选择，很多事情都会因此而变得很混乱，基本的正义与非正义也会被遮蔽掉。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倭寇就一直在跟天朝纠缠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由他们负责，但是，德国人敢在欧洲跟犹太人计较奥斯维辛的数据么，敢说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他们负责么？

从根子上说，这种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本身就是愚蠢的，错误的。法律只有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政治上已经不正义的时候，法律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已经被判定不正义，那么就不需要通过法律来定罪，而应该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说来，相比之下，天朝1981年的大公审虽然性质比较反动，但是在政治上还是要比东京审判强很多的，至少更接近用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一基本原则。

文革期间的受害人数据

这个数据是吴同志的回忆录里的，他说是从别的书上看来的，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书到底是什么书，没看见过。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比那些动不动说害死五千万的说法还是要负责很多，也更可靠一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诬陷迫　害，其中有3.48万人被迫　害致死，平均每个省有26071人遭到迫　害，平均每个省被迫　害致死的人数是1242人。军队方面是8万人受到迫　害，1169人被迫　害致死。其中据以为吴同志定罪的空军被迫　害致死的人的数字是174人。

吴同志的人品

从总体上说，吴同志显然属于很能混的那种人，八面玲珑。比如说，按照他的说法，因为空军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所以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把子女安排在空军工作。所以林立果同志去空军工作并不奇怪。通过这种方式，吴同志当然就跟各方面的官僚的关系还不错，比较受欢迎。不过，也给自己带来过一点麻烦，比如按照他的回忆，杨成武被打倒就与他在空军工作的女儿有关系。本来林副帅对杨同志还比较喜欢，但是，因为他女儿在空军里与一个男同志发生了作风问题，该男同志是林立果同志很喜欢的人。这个男同志的老婆找到了空军去，吴同志在处理的时候比较照顾林立果方面，而对杨同志方面没照顾上。这样，林副帅对杨同志也就有了看法，后来就把杨同志给搞掉了。

吴同志的性格属于比较随和的那种人，到哪儿都能人缘比较好，不管在监狱里，还是晚年在济南，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自己的方向感很差，更多的时候需要像林副帅这样的人来给他指引方向，然后他才能前进。所以说，他动不动说自己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之类的话，未免就有些言过其实了。他是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他始终是政治主官，并不是军事主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混的。而且从他的回忆录里也看不出一点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不过，这种人恰巧就是官僚系统里大多数人的基本状态吧。

文革与官僚体系斗争

Thu, 28 Feb 2008 14:57:05 GMT

昨晚努力奋斗了一会，总算是把吴同志的回忆录里关于文革的部分基本上看完了。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其实文革还没结束，就是看到九一三之后他被抓了。通过吴同志的叙述，我也重新认识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线索。

在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这两个集团之间虽然也有经常性的矛盾冲突，但整体上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等等，但这个均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一直在变的只是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在变动，人事变动并没有对这个结构形成太大的冲击。

随着这个结构形成，也就出现了文革中所谓的“17年黑线专政”，这里所谓的黑线其实也就是官僚体系。在这个结构中，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有反抗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军队已经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了，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

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

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

到1980年，陈锡联、汪东兴、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为老官僚体系的恢复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立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以徐向前卸任国防部长为标志，老的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老官僚体系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完成了对政治领域的统一。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老官僚体系的权力下降到谷底的时候，老官僚们也没有像军事官僚体系或其他势力一样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比如陈云、李先念等人，始终都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张春桥的道德洁癖

Tue, 26 Feb 2008 14:40:46 GMT

除了回忆录和别人的研究或者评论，我一般不太看别人写的关于文革的东西，坊间流传较多的权延赤、李银桥、叶永烈、师东兵等人，都没有看过。后来在网上看见过一些，也没有怎么看，无论立场是左的还是右的。去年又一次在群里聊天，凡是同志说师东兵写得还是不错的，值得看看，就记住了。年前回家的时候想着带一个电子书在车上看，想来想去没什么合适的，最后就带了王船山的《黄书》和师东兵的《张春桥在狱中》。《黄书》不长，很快就看完了，车上一到晚上就熄灯，看书看不到，只能看电子书，就看了一点，方才觉得有点意思。返回上海后，每天上下班接着在路上看，到今天就算是把《张春桥在狱中》看完了。

看完后的感觉有两个，一个是很感动，一个是很感慨。感动的是春桥同志对毛主席路线的忠贞不渝，视死如归，很有风骨，对得起这些年来死灰不灭的革命同志们对他的敬佩和赞扬；感慨的是他到底是文人，玩政治还是比不上那些老右派们，本来有机会成功的事情终究还是失败了，让千万造反派跟他一样成了阶下囚。本来应该说他是书生气，但是这几年会写字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己书生气如何如何，成了一个自吹自擂的词，所以不大想用，只好说他文人气了。

不妨坦率一点说，在文革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后，毛主席都一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过搞文革是要做好五不怕的准备的，要准备杀头坐牢离婚。我相信毛主席说这话绝对不是矫情，他很清楚发动文革到底有多危险，但是对于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江青和张春桥，我是比较怀疑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对当时的中央高层的关系了解多少，对文革的危险性到底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很深切地认识到了这其中的危险，应该不至于在文革的最后关头就是束手待毙，没有做丝毫的准备。实际上像怀仁堂政变这种政变从文革一开始就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准备好杀头坐牢的原因，但是江青和张春桥却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致于到最后的决战关头已经来临的时候，他们还以为靠他们的单纯和理论上的彻底就能够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

去年看完关于江青的一个纪录片以后我曾说过，江青的一生都是一个演员，即使是在她自以为在搞政治的文革中间，我都没有看出来她对政治二字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理解，更不用说她驾驭全局的能力了。所以，到她被捕以后，她所采用的办法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无论是在受审的时候还是在法庭上，她的言论始终带有很强的表演性。当然，我并不怀疑她对毛主席的忠诚，也不怀疑她在法庭上所说的就是她当时心里所想的，她并没有隐瞒什么。但是，对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来说，光有忠诚是不够的。没有信念的政治家是政客，但是光有信念却不懂政治斗争的政治家也同样是不合格的。江青用她自己的方式坐了最后的挣扎，她也许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个完美的历史形象，但是对于政治家而言，这不应该是她所追求的目标。她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在任何时候都懂得审慎二字的重要性。而在她身上始终充满着的是张扬跋扈，在被捕后表现出来的一副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固然足以让人感动，但是处在她当时所处的位置上的人光有这一点却是不够的。

明太祖曾经问过刘基，汪广洋、胡惟庸这些人，哪个能够做宰相。刘基都一一否定了，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宰相。明祖说，那么你认为你自己呢？刘基当时说的话我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疾恶太甚”，所以也不适合干宰相的工作。这话说得非常好。对于处在宰相位置上的人来说，性格过分张杨不是好事，因为这样容易四面树敌，让自己在朝廷里显得很孤立，而对文官制度下的官僚体系来说，这样的人实际上也就已经失去了做事的能力。即使他有天大的抱负，有冰清玉洁的人格，这都无法弥补在具体工作上的无能。

毛主席对春桥同志的期许是非常高的。还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毛主席发现春桥同志是个人才，就曾经说过，要他注意学习搞经济管理工作，注意跟其他人搞好团结。在九一三之后，毛主席甚至苦心孤诣地为他安排了众多的兼职，党、政、军几个系统都给了他介入的名义，希望他能利用这些合法的身份去学着管理国家，但是他却始终以他固有的清高和傲慢拒绝了这些机会。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太在意自己的风骨，太关心自己的人格的完美，以致于他忘记了他所出身其中的政治漩涡需要的不仅是这些，更需要的是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当然还有出众的辨别是非、剖判庶务的能力。

他过于沉湎于自己的道德洁癖，所以他对这些能力一概表现得不屑一顾，他以为他只需要像毛主席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可以了，具体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去做。但是他忘记了，毛主席做具体工作的能力是同样出众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具有别人所不能具备的洞察力，能够在纷乱的局势中找到方向，为别人指出道路。毛主席的洞察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来自于书本，更不是理论臆想，他的洞察力来自于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认识。毛主席在成为领袖之前经历了漫长的锻炼这些能力的过程，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以说，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后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而张春桥上升的速度太快，他在做具体工作的岗位上得到的历练实在太少，他还没有学会怎样驾驭由都怀着自私自利的观念的官僚们所组成的庞大体系，利用这个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标。他以为只有这个腐朽堕落的群体消亡才能换来革命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忘记了这个群体不仅可憎，也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一个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必须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群体和这个体系的弱点，同样需要学会利用这个体系，与这个群体合作。可以说，离开了这个体系和这个群体的支持，一个人即使怀揣着再伟大的抱负和再高尚的理想，也无能为力。但张春桥似乎一直到死都没有能够明白这一点。在他被捕后，他没有对审查他的人讲一句话，在法庭上没有讲一句话，他以为这种方式能够说明一切。其实他错了，他的这种态度除了保证了他的道德纯洁，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而这个目标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显然是过于自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