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早期文存

重读诸葛亮骂死王朗的那段话

Thu, 20 Mar 2008 14:11:36 GMT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
　　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
　　攘。黄巾之后，董卓、 □、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
　　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
　　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
　　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
　　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
　　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
　　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大家都知道，这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骂死王朗的那段话。这段话我找到
　　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复制，很感谢关天的“见南山”朋友，是他找到了这段话。
　　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就很喜欢，到现在仍然喜欢。今天再仔细看
　　了看，更喜欢了。
　　我们都知道，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的时候给后
　　主上过一个《出师表》，而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则是第一次出祁山时说的。如果说
　　《出师表》是对大后方的一个嘱托和对后主的劝戒，那么上面这段话的作用就相
　　当于是他伐魏的檄文。
　　放到今天来，我们的《出师表》在哪儿，我们的檄文又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先用这段话来比附一下今天的现实。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这是开头的第一句，
　　首先确认了一个身份，即王朗不仅是魏国的司徒，也曾经是汉朝的大老元臣。这
　　就区分了反革命队伍中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在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
　　“反臣”，一个是曾经的“大老元臣”后来变成了的“老贼”们。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区分。因为按照儒家哲学来说，与王道政治同时并行的就
　　是王化，而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养士之气，养民之气，修身养德，化育天下
　　。后革命时代里的年轻人们当了“反臣”，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后来又说了，“
　　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在这样的时代
　　里，当然无所谓王化了，培养不出君子来，有的当然就是无耻小人和乱臣贼子。
　　但是王朗不一样，他曾食汉禄、受汉爵，那么他就应该是一个汉臣，最起码也是
　　熏沐过王化、知道礼义廉耻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他后来又去当魏国的高官，
　　就不是良禽择木而栖了，而是叛贼。
　　再看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是所谓共和国的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的一代，但是今天却在挖共和国的墙角，一心一意想要让共产党变成私产党，让
　　人民共和国变成贵族专制国，让工农联盟专政变成民营企业家专政。这种人跟王
　　朗又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这个时
　　期放到当代中国，应该可以跟1976年到1978年这两年相比。毛主席去世了，继承
　　人无德无能，终于大权旁落，国统衰落。
　　“黄巾之后，董卓、 □、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我们不妨
　　把“西单民主墙”当成一次黄巾行动，之后的“董卓、 □、汜”是谁，我想就不
　　用我说了吧？迁劫天子这事当然也有，因为伟大领袖华主席的主席名头是在1980年
　　之后才被拿掉的，这只强当然处于被“迁劫”的状态。
　　“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
　　，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这话就更明显了，“庙堂之上，朽木为官”说得
　　是 “老干部”们，“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指的就是无德无能只知道谄上谀下的
　　那些人。“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就是说当年
　　的牛鬼蛇神们又出来了，“滚滚当道”，他们的大小帮凶们也“纷纷秉政”。
　　“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
　　；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想
　　想我们的三中全会派吧。当年他们是怎样的支持改革，是怎样着急的与毛时代告
　　别，怎样欣喜的巴望着新主子给自己多分一点羹。今天看起来新鲜那些问题，其
　　实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自己还没忏悔，就先把巴掌打向了“右派”门，殊
　　不知他们跟右派其实是一伙的。
　　“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
　　想想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当MBO风行全国，毛时代的遗产正在一点
　　一点的被瓜分的时候，“反臣”们到处可见，“往事并不如烟”流行一时，三中
　　全会派们缩在小房子里诅咒，新左派们怯懦地徘徊追问“蛇怎样过冬”，而工人
　　们已经在用自己的行动回答问题了。
　　“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
　　耶！”今天，象王朗这样妄称天数的人难道还少吗？动不动你们知道当年饿死了
　　多少人，你们知道农民心里怎么想，你们知道右派们当年的遭遇有多悲惨……总
　　之一句话，就是倚老卖老。
　　“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
　　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倚老卖老的人。

先祖父军三公事略

Thu, 01 Mar 2007 14:51:21 GMT

终于把爷爷的照片弄成电子版了。爷爷是我家的传奇，也是我家所有人唯一的神，唯一的偶像。每次回家看他照片，都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暴躁、粗鄙、无知而愚蠢。前年我写过一个简单的文字，但很多事情先辈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的文字也拙劣，只能写成这样，有辱先人。

先祖父军三公事略

公讳冠英，字军三。先祖山西人，清中叶徙居庆阳。及公，已百余年矣。

公之生也，在民国七年。时先曾祖凤朝公业医，乡里称富足。凤朝公以四代单传，门户堪忧，甚溺爱之。公有妹四，皆与家人等伍，唯公受学。

五岁，受儒者业。或问凤朝公曰：“满朝已灭，民国方兴，西学鼎盛，儒学废弃，何乃受儒业？”对曰：“虽宇宙颠倒，乾坤翻覆，圣人之言不可废也。朝代兴革，何时不有，今为其烈也？吾终不信。”

读书能明其理，尤善书。八岁，有客来佃。时凤朝公方出作业，惟妇人居家，无人书契。公下学归，跳跃言于太夫人曰：“吾书！”太夫人笑曰：“麒麟锁犹在项，书乎？”对曰：“吾闻蔡邕已盲，抚碑识字，独以为吾不可乎？”众皆曰：“不如一试。”即命笔，书讫，凤朝公乃归。审之，字甚庄，文字未有脱误。由是众皆奇之，乡里称善焉。

稍长，凤朝公欲授以医，公曰：“方乱世也，虽有医术，岂足活人？得一术，活千万人，吾所愿也。”凤朝公曰：“咄，是何言也！救人一命，胜于七级浮屠。医者，黄帝所创，正道也。祖宗习之，传至于乃父，尔竟欲废之！小子无孝，欲陷尔父于不孝乎？”公默然。

已而复间言曰：“吾长，欲游。”凤朝公欲不许，又念公长于裙钗之间，未锻炼，许之。

公既至武威，受聘于西北盐政公署。公性恭谨，所掌事皆未尝有过，稍稍迁，乃为书记。未几，抗倭之役兴。公致书于凤朝公，欲辞职以捐身报国。凤朝公启书大怒，曰：“小子死不足惜，独不念尔父母乎？”公乃止。

或问公曰：“自古忠孝莫能全者，君子取忠。公以父母之命废国家事，岂君子耶？”公默然不辩。退而言曰：“吾所思者，吾所欲行者也。言者哓哓，行者渺渺，于事何补，于国何益？”

凤朝公又以为公必逆命从军，为急书，称太夫人疾笃。书三至，公叹曰：“吾无为矣！”遂还。会太夫人疾愈，复至武威，与凤朝公相约必不违父母命。

又五年，会革命大兴，且至乡里。凤朝公严命以还，公携家妻子还。至，长女已七岁矣，呼父，公赧然对曰：“父母无奉，幼稚未养，吾之罪也。”未几，凤朝公逝，戒以勿豫国事，谨守祖业。公称诺。

民国三十八年，蒋氏失国，奔，悬孤岛，国朝初兴，海内底定，天下晏然。

初，乡里有牧者邵某、葛某，每会于山涧，辄纵论三国时事，自命知韬略。会国朝兴，民心未附，相与谋曰：“此吾等取天下之时也！”

天下粗定，匪人未清。邵、葛乃集乡里无赖子数人，起兵。民稍聚，且千余人。然众皆未知书，无宗主。闻公素为乡誉所称，乃效昭烈访孔明故事以请于公。众人至，公大笑，曰：“诸君知今何时乎？”众愕然，无以对。公曰：“共党百战以取天下，军锋所指，未尝败绩。蒋氏兵几至千万，逃奔海外。虽孙子复起，不足有为，况诸君小子邪？为诸君计者，莫若安于故业，犹享人伦之乐。一旦军兴，雄师挥指，悔无及矣。”

诸人不听，与解放军战。不利，退匿山涧。旋月，军败，众皆被执。公闻而诫诸子曰：“《诗》不云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邵葛等辈德未闻于乡里，能未过乎于中人，犹望裂土而王。何者？《三国》教之也。诸子记吾言，纵读书，无读《三国》。”

国初，所到之处，皆裂土为井田，给之贫民。久之，遂为定制。国朝定庆阳，谋分地。时乡里大族，唯公与耿氏。耿氏以子弟有参军者，免，惟余公。社教队说公曰：“革命者，开辟以来，未尝有也。乾翻坤覆，以要义言，无过乎解散家奴，分田佃者。公达人，勿拒命！”乃分地，且以公识字、能读书，为会计。

未几，三反兴。工作组查，闻公曾居武威，穷治，果发公为国民党籍。问公，对以不知其事。村支书耿某曰：“认亦反革命，不认亦反革命。每村必有反革命，吾村独无耶？”乃呼民兵系公，囚之。

先是，公有仆婢十余辈，皆散，配以夫妻者亦不乏人。赵姓者，与妻金氏皆尝为奴，解散，公给资置产，颇安定。会支书教以诸人污公压迫劳动人民，许以分上地。赵夫妇从命，公即以反革命罪被斗。会批斗，以劳动人民大翻身，拳脚相向。公右臂折，乃止。

公既被绌，产业无复，家道衰焉，子女几不能养。先祖妣金氏者，父家大族，嫁资颇丰，易米而食，老少赖以存。公惟日日被斗，夜夜磨面，风采不再矣。

吾家五代单传，至公乃盛。公有子七，女四，性皆果烈，异于常人。次子、五子读小学，教师诟曰：“尔父乃右派、反革命，无坐，立以受教！”二人皆怒，厉声对曰：“辱吾可，辱吾父必不可！”旋退学。

或以公次子已长，能任事，辟掌文书。然不善饮，每饮皆醉归。公教以法，后虽斗饮亦不醉。又欲演戏宣传社会主义，无人知其文词，公为书，复染面，教众人。被斗磨面之余，所事率皆类此。

文革中，诸子渐长，而公已老矣。子某问：“革命复兴，可效力否？”意以为公被革命之害，必不许。已而，公许之，且告以：“无贪无妄，一心为公事。”

改革兴，前右派始皆翻案。时公目已盲，臂复折，有恶疾。闻之，乃命人请于有司，欲翻案。子女皆曰：“翻案者，不过名耳。家已抄没，父且有疾，焉用名为？”公怒，骂曰：“汝等欲陷我冤鬼于九泉乎？”气稍平，乃徐徐言曰：“吾不德，祖业未能守，且被恶名于世，愧见祖宗也。名虽轻，君子所重；利虽用，小人之喻也。我必不为小人，且去，纵无功，死无恨矣。”

会有司查，乃平反。初，蒋氏将败，捕人入其军其党。凡有名籍者皆在其列，公未知其事，已为其党人。公不欺人也。

国朝三十四年春，公疾革。临终，诫诸子曰：“吾家弱，四代单传，至于汝等始盛，祖德致之也。汝等皆不肖，切记吾言：人以德立，鸟为食亡。吾家取德为训！”言讫而逝。

时诸子各粗有业，子孙茂盛，乡里莫及。诸子悲痛，举哀七日，盛葬。后此三十年间，乡里葬事之盛，未过于此。

D的小说：脚印

Sat, 25 Mar 2006 05:13:17 GMT

二年多以前，她有个宏愿，要写个小说，于是就写了下面这些。

说实话，她写得不错，比我好。

可惜她没写完，就写了这些。

刚才翻出来了，在这里存一下。

这个故事我大概听过一些，也许我会替她把这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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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
灰色的雨点打在树叶上，打在人的脑袋上，噼啪噼啪地响着。
我站在雨里，感觉雨点也打在我身上，我讨厌水，水会把我的毛弄湿，半天都干不了。
于是我赶紧躲进看门人的小屋，那里我的妻正在吃饭。

她吃的是香喷喷的小鱼，可惜我一点都不饿。
我有好多天没有感到饿了。
我喊了她一声，她没抬头理我，这个贪嘴的东西。

我先坐下，打算舔干身上的雨水。
低头一看，毛上的水透过了我的背，透过了我的尾巴，透过了我的爪子。
像血液一般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然后一滴一滴掉在地上，悄无声息。
看着自己透明的身体，我发现，原来我确实已经死了。

好久了，自从那天被绳子勒着以后，我就感觉自己不饿、不冷、不困，身体轻飘飘的。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死了还是被救活了。
因为我分明看见姐姐抱着我，喊我，还替我擦身子。
原来我还是死了。

姐姐告诉我，人的世界里有一个传说，说死了的人要等到下一场雨才知道自己死了。
她说是因为老天哭了。
原来，不光是人，猫的死也需要雨来确证一下。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因为老天哭了。
可惜不能告诉姐姐了，她现在看不见我了。
哦，我多傻呀，即使她看得见我，也不懂我告诉她什么，她是一个人，而我，是一只猫。

香香吃完了，抬头准备洗脸的时候看见了我。
她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惊骇，不过她马上就镇静下来了。
这个女猫就是笨笨的，又不是第一次看见鬼，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活着的时候，我哪天不看见几个鬼？
不过也奇怪，现在回想起来，死了以后到现在，我居然一个鬼都没见过。

“盆里还剩一条小鱼，你要不要吃？”老婆一边洗脸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我不吃，我现在这样就不需要再吃了。”
“那你每天都在干吗呢？”
“还和以前一样啊，晒晒太阳，看看人。我是今天才知道自己真的死了。”

香香抬头看着我，哀哀地叫唤。
想起以前我们俩一个窝睡觉，一个盆吃饭，生了许多小猫。
现在却看得见，舔不着了，我也有点难过，眼睛里湿了。

猫不常哭，男猫哭得更少。
我记得活着的时候我只哭过一次，就是姐姐把我们送走的那次。
现在居然哭了。
奇怪，连血都没了，我居然还有眼泪。
我转过头训她：
“傻瓜，吃了饭脸还是老洗不干净！”

这是没办法——皮条客如是说

Tue, 10 Jan 2006 14:25:14 GMT

　　又看见了。像鬼一样的，上星期就看见了，这星期还看见，真有些担心是不是被盯上了。跟上次不同的是，他居然跑过来拉住了我的手，又说孩子要上学，我哪怕只是去坐坐，不找小姐都行，给他加个半分。我早没了上次的义勇，赶紧逃之夭夭了。
　　
　　我喜欢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去湖边走一走，尤其是心里觉得郁闷的时候。刚到杭州的时候，喜欢晚上去。可是每天晚上都碰见来问“先生，要不要去找个小姐玩玩”的人，我只好乖乖的缩在家里，不敢出去了。据那时的同事说，这种事情很冤枉的。要是去了真的能干什么，倒也罢了，就是你什么都没干，却要被诈很多钱，要不然就举报你强奸或者嫖妓什么的。只好趁着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出去逛逛。风景是早被遮起来了，也没得看，能看到的不过是双双对对的走过的年轻男女。
　　
　　上星期，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就一个人到了湖边。正背着手做沉思状的时候，他就上来跟我搭话了。我被他烦不过，只好走到边上坐下来。他也坐下来，就在我旁边。好在他脸黑，不会让人怀疑我是不是有断袖之癖。他先拿出了一个皮夹，里面放着一个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什么的让人觉得像是真的。但只给我瞟了一眼，就拿出了另一个，是一个军区招待所。他说，他们那里有两个姑娘，是原来的杭州大学的，现在改叫浙江大学了，人很漂亮，但是很规矩的，只是陪聊，不能有什么非分的动作的。
　　
　　我问他：你一直都干这个吗？
　　他说：当然不是。以前在一个国有单位上班，是省木材公司。单位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那时，木材属于一类物资，国家统一调拨，他们都很牛。改革开放一开始，单位效益就不好了。
　　他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我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单位的。他说是1986年。我问当时单位效益已经不好了，为什么还进？他说，是他父亲退休，他顶班进去的。当时还没有下岗这回事，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能有这个工作他觉得也不错。他说后来就下岗了。我问，下岗的时候没给你们什么说法吗？他说，能有什么说法？原来有2000多人，现在只剩下600多人了。这么多人下岗，谁能管得过来？
　　那你们就这样下岗了吗？凭什么让你们下岗？为什么他们不下，而是你们下？
　　话不是这样说啊。兄弟，你太年轻，还不懂。他们说是我们的合同到期了。
　　那你们进去的时候签过什么合同吗？
　　签是签了。可大家那时都没当回事，也没下岗这种事。就都不在意，谁知道十年后，真的让我们下岗了。
　　那你们下岗他们就不管你们了吗？
　　谁管啊？
　　单位啊，单位就这么让你们走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失业救济的。一个月200，领了17个月就没有了。
　　那你们都没想过任何挽救的办法吗？
　　怎么挽救？
　　比方说，有人上访啊什么的。
　　哎，不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是没办法嘛。
　　说着说着他就又想拉我去了。又说他们的小姐也是从乡下来的姑娘，很清纯的，又是大学生，素质很高。我不管他的话，继续问：那你们怎么生活呢？
　　怎么生活？就这样生活啊。
　　那你下岗了就干这个吗？
　　也不是吧，干过别的，都还不如这个。
　　你这个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说是600多，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有个1300吧。
　　你们全家人就靠这个生活？
　　当然了，老婆又工作的，还要带孩子。
　　孩子几岁了？
　　六岁，上幼儿园。
　　那你们觉得生活水平怎么样？
　　还凑合吧，吃得差一点就过去了。
　　你口才这么好，为什么不干点别的？
　　都三十几的人了，又没文化，谁要啊？我哥哥在一个工厂里长经理，本来想让我去的，可我觉得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在市里啊，离家很远，去那里上班，就得把老婆孩子撇在这边。
　　这有什么？现在不都这样？
　　不行啊，很难的。很多事情，兄弟，你还年轻，不懂。跟我去吧，加个一分好。反正也没什么事，去聊聊天，想看表演也有的。
　　那你住哪儿呢？房子怎么样？
　　是单位以前的房子。小是小了一点，不过总比住街上的人强些。
　　单位给你们房产证了吗？
　　没有。
　　那单位万一要收回怎么办？
　　怎么会收回呢？收回了我们住哪儿？
　　你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是正规的单位吗？
　　那当然了。（又把那个证件拿出来给我看了看。）
　　那你们做这种生意不怕别人知道吗？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要一个月拉22个客人去到里面就完成任务了，多拉多得少拉少得拉不到不得，别的都不用我们操心的。
　　你们一起的人有多少？都是像你这样下了岗的人吗？
　　二十几个人吧，也都差不多。
　　你知道杭州有多少下岗的人吗？
　　17万。现在是13万，找到工作的只有四万。
　　那么这些人怎么生活呢？都像你这样吗？
　　不知道，我只管自己，只要能管好就可以了。
　　现在其实你也不大宽松的，孩子上学了怎么办呢？
　　不知道，过一天是一天吧。
　　你这是在拉皮条，你知道吗？
　　谁说的？我们也是没办法，反正我总要有饭吃吧？就算我不是人，不用吃饭，还得供养老婆孩子啊。有什么办法呢？
　　
　　看见有另一个人过来了，他就跟了上去。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有些杞人忧天起来了：孩子上学了怎么办呢？单位要收回房子呢？他的明天在哪里？
　　不一会儿，就又来了一个人，是他的同伴，情况也相似。看我不是他们想要找的客人，于是离开。如果不跟我说话，我绝对看不出来他们是拉皮条的，走在人群中，他们与别人不会有什么分别。也许，他们的孩子正在等着父亲给他们带回什么东西吧……孩子知道拉皮条是干什么吗？

后68年人精神状况

Fri, 02 Dec 2005 02:57:28 GMT

文/萧武

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看到“生于60年代”一类字眼，可是，真正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精神状况的能有几个呢？

背负历史：这一代的爱与愁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代人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往往也有着大体相同的精神经历。尤其是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他们见证了历史的荒谬、理想的坠落、革命的悖论，所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被公认为这一代的精神证词。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崛起的六十年代人也很快就有了《六十年代气质》，甚至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们也有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刘小枫把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称为“四五一代”，他认为划分“代”的标准应当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生理学上的标准。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毫无疑问，1968年足以作为一代人的精神胎记。
1968年革命高潮的最后衰落表明，自18世纪末期以来天经地义的革命如今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30年后，当年的革命青年们剩下的勇气只够搞“书斋里的革命”，“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曾经的革命勇士们如今正堂皇的站在讲坛上对着一脸崇拜神情的学生们讲论着市场如何运作，资本的力量如何无穷。1990年代一本的标题最明确的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告别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拒绝崇高”，“渴望堕落”。市井流俗的商品成了这个时代的座上宾。难怪一位出生于北京的“新富人”感叹：“如今的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人怎么会这样崇拜商人？哪个时代曾经如此荒唐？”
生于1968年以后的人从此再也不会渴望革命。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时代里，他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市场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主宰者。他们学会了顺从市场力量与资本意志。青春身体的骚动早在大学时代就已被驯得服服帖帖。文学终究不过只是一个青春的梦想，激情退去后，剩下的是深深的无奈与无力感。他们的学前记忆中关于革命的事情只有一大片红色。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那些生于1968年之后的人们对红色发自内心的喜欢。
这样的描述也许是过于苛刻了些，然而这却是事实。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1960年代”这个巨大的符号，而这个符号背后却是深不见底的精神黑洞。他们都太早的学会了现实。生于1970年代的歌手朴树面对采访的媒体堂皇的说：妥协并不可耻。另一位话剧导演张广天的名言则是：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

面对市场：拒绝还是拥抱？

1992年，市场经济时代正式降临中国。这一年，出生于1968年后的人中，最大的24岁，刚好大学毕业；最小的13岁，刚好小学毕业。赶上了1980年代文化热时期末班车的大哥们目睹了一个时代的最后终结，正要上中学的小兄弟们则才开始自己的思想历程。
面对市场巨大的吸噬力量，“四五一代”的姿态可谓复杂。他们表现出了剧烈的不适应感。人文精神讨论反映的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困境中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愿意承认，市场经济确实是他们呼吁了许久的社会建制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该“下海”去拥抱市场。虽然他们见证了理想最后变成历史的荒诞剧，也曾声嘶力竭的倡扬市场经济，但他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市场经济来了，他们却被边缘化了。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被打击，而是被忽视。他们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是社会把他们当成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他们需要被倾听，而不是被边缘化。他们对自己曾经经历了的事情千咒万骂，而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深深的留着那个时代给他们的理想主义烙印。即使是呼吁市场经济，他们也是以道德姿态出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作为“抵抗派”的代表性人物终于逃到海外去了，其余的空间留给了搔首弄姿的美女作家们，甚至连痞子文学也开始让人们觉得可爱了。
大学教授王晓明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不无愤怒的指责，这个时代里流行的是“半张脸的神话”，中产阶级、成功人士、高级白领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似乎真的“万物皆备于我”了，无数的报刊媒体都无私的把珍贵的版面嫌给了他们，心甘情愿的在封面上标明自己的品位属于这个阶层。
生于1968年后的人远没有他们长辈们内心的那种冲突。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法则不是以自虐式的精神痛苦来赢得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做出一个姿态，站在这个点上激扬文字，在镁光灯面前摆POSE、装英雄，即使他们事实上一无所知，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是否对市场有足够的敏感，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卖点。他们再不会像先辈们那样愤怒的指责什么了，他们要勇敢的拥抱这个曾经被一再的批判的阶层了，相反，他们要热情的为那些露着半张脸的人们热情的鼓呼，他们不用担心“资产阶级走狗文人”一类的帽子。“民营企业家”、“中国企业”、“私有化”、“市场”……是他们的关键词，哪怕他们并不是真正准确的理解了这些词语的含义，他们也能闭着眼睛背那些学院里的教授们制造出来的所谓“理论”。至少，他们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喝彩。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公众意见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的声音经常的被许多人当成“社会”、“人民”的声音。
面对这样的时代，他们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他们常挂在嘴上的再不是八十年代的尼采、文化、文学、主体性一类“无用的”词汇，而是“你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甚至，他们面对着比自己小的兄弟们，也能够一本正经的说：“你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不能。所以，你必须学会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反过来适应你。”即使他们在口头上大声的嚷嚷着各种各样让人激动的词句，当他们的亲人生病需要住院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在他们看来，这叫变通。所有没有学会这种“变通”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迂腐的、不可理喻的。
是的，谁都无法否认，他们是一群聪明的人。那些生于1970年代前期的人，现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白骨精”。当然，他们没有满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出“体制”，他们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人”。在网络上，这样的人随便都可以抓到一大把，你能在他们并不犀利的文字背后看到咒骂这个时代的声嘶力竭，他们常常能够赢得许多人的同情与支持。然而，他们真的有资格咒骂吗？有人指着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说道：“兄弟，你们不要指望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了，我们占了便宜，你们没机会了，你们的所有都必须一步一步的来，塌塌实实。因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了。”他们利用“体制内”身份积攒了足够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已经足够他们另立门户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离开不是因为自己发现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手上的资源足够他们获得的更多。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他们都可以算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常常自诩，他们是有资格批评别人的，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们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他们面对着激动的小兄弟们最简单的反击方式就是反问他们：假如你们中了五百万，你们还能像我们这样吗？他们为自己的平心静气洋洋得意。

走向未来：沉沦还是上升

还是以几个现实的例子说话吧。
案例A：余杰
自从1997年出版第一本书来，直到今天，虽然他已不再是北大学生了，也仍然被许多人当成是“北大第一才子”。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作品集上，可以看到，出道短短几年，他已经出版了十四种各种作品——当然，没有一本可以称得上“专著”的东西。崇拜他的人不知凡几，甚至连今天的许多反对者也曾经一度被他的道德姿态深深的感动过。当他扬着手指说“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时，谁能想到，几年以后，他会以一副无赖的样子出现在网络上说“谁说我抄袭”呢？除了极端无知的人，也许今天即使他最真诚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分一毫的长进。《康熙帝国》中最让人难受的是孝庄太后与康熙皇帝一直不变的说话声调，一直很高，但是没有变化，一点都不抑扬顿挫，没有节奏感。

案例B：许知远
从曾经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新近的《转折年代》，他一直都在写各种各样的专栏。许多人把他称为“小资教主”，这不是没有来由的。那些故做的无聊的没来由的忧伤，那些不知所谓的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栏文章，那些看上去幽雅的文字即使他自己，我也怀疑是否知道有什么意义。有人把那本粗糙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称为生于1970年代人的精神状态。确实，不需要别的什么理由，只要看看那些跟他一样迷离的眼神就足够了。但是，他真的如何，也许他自己比别人更清楚。对于他来说，文字需要的不是情感与理性，而是非常简单的数列组合。

还有一些其他人，其实不用太仔细的描述与分析了，就只这两个人，已经足够代表这代人了。在今天的各种报刊专栏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口水”正是从他们那里制造出来的。口水制造是一个“写手”的天职，无须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必须靠这些生活。固然，今天又已经出现了许多人，他们正在逐渐活跃起来，但他们是否能够超越这个时代、能够走出低水平重复的路，谁也不知道。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们基于无知的自信。苏格拉底说：除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是一个更加需要诚实的时代，但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谁肯自断前程呢？一个著名的写手在自己的札记里说道，他不是企业的枪手，他攻击别人写的都是企业传，他要写真正的企业史，可他给人们的仍然不过是企业传而已。对于历史，他似乎并不知道该怎样写。
加尔布雷斯说：“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会注意到这个呢？

草根历史

Tue, 29 Nov 2005 12:47:47 GMT

　　无疑，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无论他是否理解与认同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概念。但是，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常常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在教科书上多如牛毛的“历史转折点”叙事中找到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无法知道，究竟在那些被称为“太平盛世”与“史无前例”的年代里，那些在“历史”上无名的人们究竟怎样生活？那些年代的生活对他们究竟构成怎样的记忆，又在以什么方式介入今天的生活？当然，这里的一个前提是必须认同，“历史”本身与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了，而非割裂的。
　　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所谓“真实的历史”？或者，“真实的历史”是否可能？当黑格尔庞大的阴影渐渐退去之时，人们不得不无奈的承认，历史本身并无目的可言，它在偶然中走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所有人所赖以生存的“历史”可能本身只是一些碎片。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灵感。固然，我们无法简单地把“口述史”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文本，但我们无法不承认，一度宏大而整体的“历史”已经或正在变得支离破碎。任谁也无法在今天再相信， 1840年以来的中国所经受的磨难只是走向“革命”或者“现代化”。对于“历史”这一原初概念本身的理解必须被更新。它不是只有一条线索的，而是有众多的线索穿插于其中，在相互影响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两个蛋开始》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文本，而是一个“历史叙事文本”。“符驼村”的历史赖以开始的那“两个蛋”不是别的，正是 194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土改。整个“符驼村”的历史在此出现了“转折性”（虽然这一词语多少带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使用它）的变化：革命使此前的“符驼村”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新开始的是一个全新的权力体系。文盲、长工赵北存成为此后符驼村的权力中心的秘密正在于革命使长工这一身份具有了某种先天性的身份优势（阶级出身），同时，土改为他提供了在权力结构中的上升机会。那两位只出现了一次的“工作”所下的蛋在这里是一个暗喻，他们那次仓促的性事所产生的后果是赵北存此后长达五十年的对“符驼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缝不入的干涉权。即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未能动摇他的地位，那两个试图“造反”的革命者不但没有撼动他的权力半分，反而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赵北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头脑简单的长工了，而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村委会支书，任何夺权的企图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造反”者自取其辱。
　　对于 1949年以后中国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本身的兴趣也许会是影响未来几代中国学者学术品格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今天中国生活的品质是从那里开始的。“中国历史”在 1949年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活着》已经成为任何一部上世纪 9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都不可缺少的作品，它讲述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些灾难里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但它更注重的只是从个体的角度去关注这些年的日常生活中的灾难，对于权力本身，它保持了谨慎的距离。但是，即使从最不“激进”的观点来看，权力对中国的影响在 1949年以来的中国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从两个蛋开始》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
　　它不宏大，但是接近真相———对于“真相”，我们只能保持如同反函数对数轴一样的敬畏，而不能指望“再现”。它是历史叙事，但不是斗志高昂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狂欢，而是在陕北方言背后隐藏着的书写草根阶层的历史的企图。
　　相关链接：《从两个蛋开始》杨争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我们生活中的饥饿

Mon, 14 Nov 2005 15:27:10 GMT

1
失业后的生活平淡如白开水，波澜无惊。愤怒已不复再，未来尚须时间，一切都在平静中打发着时光，我的生命也随着我的失业一起暗淡了下来。朋友说，你还真是个无产阶级雇工。再回头想来，去年有人说的“泪眼看人？不就是那个不得志的小职员吗”这样的话居然也让我觉得有些像是安慰。
曾经在读元曲的时候深为那些渔樵理想感动，以为只要有个合适的条件，自己就可以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的晨钟暮鼓的过日子了。如今看来，确实这种想法于我太奢侈了。
日子一天天的在电脑里消耗，朋友处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所能做的也只有安安静静的读书了。既然我的文字已被人定性为煽情、毫无内容、了无意义，那就不如索性沉静下来，老老实实的读书吧，不要写让人厌恶的文字了。什么左派的臭名，什么自由的念想，都渐渐遥远起来了，若不是碰到什么事，大概我真的就要这样“安心”下来了罢？
然而恶因既在自己的内心，就难保随时跑出来。朋友叫我，去爬山吧。天气并不很好。正是台风的时期，一阵一阵的下雨，不大不小，空气又沉闷，我有些不大愿意去，却终究没有能耐住他说有本书的奖励的诱惑，于是去了。
雨中的山色一片灰暗，并不好看。三个人走在一起，其实就是聊天。天空还阔的胡乱扯淡，也没什么主题，大不了是我们已经争辩了无数次了的资本主义、我到底是什么派一类。下了山，天色尚早，就趁机会聊了一阵。他突然问我，李思怡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愕然不知所谓。于是他才讲了。
我们的时代，悲惨已成贵人宴席上的佐酒之物，贫困不过是闲人们的谈笑之资，感动已经变成了奢侈而遥远的记忆。还有谁会感动呢？孙志刚的死去终于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一项拖延已久的政策终于被废除，然而却并未引起人们更深刻的思考，多的倒是“换位思考”的冲动。固然，从学理上说，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是，难道学理可以不顾现实，可以无视良知？在良心与学理面前，难道人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与冲动果真只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清议”？既然都渐渐的退热了，那就不再追究了吧，毕竟我不是鲁迅，没有资格“一个也不宽容”，更何况，我现在不过是个民工，又有什么资格去反驳一个“青年学者”呢？照某些人的说法，我算是那种需要被“启蒙”的人，得等待着别人来拯救。只是我想知道，假若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工，假若孙志刚不是大学生，还会有这么多的愤怒吗，还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吗？再换一个想法，假若孙志刚不是被警察打死，而是被一群流氓打死，还会有人如此关注吗？
假设只是假设，我们的生活还是得靠真实。虽然我在无聊之中天天上网度日，却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与朋友谈玄、在网上搜索一些自己有兴趣的文章上面，却并没有关注太多的社会事件——一个民工有什么资格去忧国忧民呢？论坛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刘晓庆出狱、刘涌案我终究未置一辞，甚至连新闻频道，我也没有浏览的习惯。朋友说，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母亲因为小罪被警察抓了起来，母亲哀求说，她的小孩没人照看，希望能回去料理一下，却被拒绝了。过了十多天之后，当邻居闻见死尸的臭味再报警窗如的时候，孩子已成尸体，只有孩子稚嫩的小手抓扒留下的痕迹还在门上。
朋友很愤怒。他说，他已经与另外的一些朋友（他说的是他的朋友，我在这里并没说是“我的朋友”）通过气了，他们准备搞一个活动，以纪念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向谁表示抗议，而我想到的却是更加遥远的事情：为什么警察没有同情那位母亲？也许，警察们会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徇情枉法，也许会被另外的人们赞为法大于情的法制的忠诚卫士。
有人正在旁边说，这种事情多的是，只不过现在的舆论环境比以前好了，所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而已。我们能知道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也许是吧，真的我们的社会都进步了，不是都21世纪了吗？我们生活在新时代里呢！

2
杭州的房子特别贵，对一个民工来说，真的租不起。托一个朋友的面子，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像停车库似的房子。一排有四家人，左边的一家是一位江苏农村来的中年人，带着儿子。儿子在隔壁的医院里做保安，每天晚上上夜班，他自己则在医院里收些废弃了的纸板去卖。右边的两家是江西来的，他们在菜场里卖鱼，有个人来了已经八年了，儿子今年上小学，也在杭州读了。无聊的时候，我常坐在院子里抽烟，借着房间里射出的灯光看书。他们也坐在院子里，有时实在太热，干脆就在院子里放一个躺椅，睡在上面。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与他们聊天实在比坐在酒吧茶馆或是高级酒店里更让我能畅所欲言，更感觉舒坦。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我却常常能体味到他们自有的幸福，不因为又挣了多少钱，不因为又升了职称长了工资，只是一家人坐在月下聊天。而这样的幸福于我，已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奢侈。
对门是一栋老房子。青灰的砖瓦，格局有些老派。别的我不大懂，只见得前面两个浮雕像不是俗物。听别人说，民国时候，这个房子里住的好象就是浙江省的什么省主席一类的高官。邻居有进去过的，说是里面很大，我看着却并不大，大概是很深吧。去年春节以后，突然来了一群人敲敲打打的弄了能有一个月，终于搬来了一些人住在里面。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子，大概都是二十岁左右，是附近的一个星级酒店的服务员们。起初也有几个男生，其中一个还跟我下过几盘棋。闲聊中得知，他们工作很辛苦。那时的员工不够，他们就拿着一个月五、六百的工资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我问他有没有加班费，他一脸的茫然，恍惚这是火星人问的话。时常听见有人称赞“浙江模式”如何如何，其实，只有那些“民营企业”里的劳动者们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超长时间劳动，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在浙江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有时晚上无聊，就买瓶啤酒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喝，心也随着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不知道想到的都是什么，偶尔就跟邻居聊起他们卖鱼的收入与种地的比较一类。有人号召做社会调查，其实对我来说，无须一本正经的下乡去调查，只须坐在院子里跟他们聊了就行了。他们的欢乐、艰难就都知道了。邻居的弟弟在另一个稍微远些的酒店里做事，也经常跟他下棋聊天。他压底了声音悄悄跟我说，你知道那些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妓女！
我一阵愕然。想起了妹妹。她也跟这些姑娘们一样大，倘若她也来城市里讨生活打工呢，是不是也要这样？是不是也要被人看成“妓女”？二十岁啊，正是天真、单纯的年级，大学里这个年级的女生们正穿得漂漂亮亮，背着书包，和男生牵着手并排走呢，而她们的青春却是这样。然而她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正在被别人窃取，都很开心。时常能见到她们在外面的小店里买了水果，三三两两的牵着手走在一起，在楼上大声的说说笑笑，在楼下的传达室里看《还珠格格3》，一切似乎都很平常。有朋友说，他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所以没有道德评价的态度。是啊，这也是职业，有人的职业是主宰别人的命运，有人的职业却只能是出卖劳动力，而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日子平平淡淡的过，我心里那个“她们真的很快乐吗”的问题越来越远，再也不能激动起来了。有时我坐在门口看书，她们就在楼上坐着聊天，也许在她们眼里，比她们大不了太多的我还是个老冬烘也不一定。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穷有穷开心，富有富过法。这是一个朋友的话，那就当这也是她们的生活吧，我再愤怒又能如何？
一个人过本该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在我已是平常的事。我照例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院子里边喝边看着天上并不存在的月亮，想着自己曾经写下的那些酸溜溜的诗，节日就这样过去了。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刚才起床，就看见几个姑娘相互掺扶着进来了，手捧着肚子，不时的听见她们在上面呕吐的声音。我有些诧异。邻居悄悄告诉我，她们工作的酒店里昨天晚上给她们吃螃蟹中毒了，有二十多个人。酒店的管理层怕影响名声，就不让张扬，把她们从附近的医院里抓将回来，都关起来了。
我说，这是违法的，他们知道不知道的。邻居笑了笑，违法？他们会害怕法律？你们知识分子（他们是这样看我的）就是傻，连这都不知道，现在的老板，谁把法律当回事啊？

3
大哥不听话，一定要去打工，去陕西的小煤矿上挖煤，刚一去那边就出了事，幸好他命大，没赶上，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了。
他个子矮，又瘦又小，单薄得很。大三那年回家。早上我还正睡觉，就听见有人喊我。赶忙爬起来披了件衣服，他就进来了。比以前更单薄更瘦弱了。我问他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债又还了三千了。结婚时欠的债，如今孩子都十岁了，是真的该还了，再不还就不象话了。只抽着烟说了一会，他就说得去镇上上班去了。我问他这大冬天的这么冷，还在干吗上什么班。他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才听五叔说，他在镇上做蜂窝煤，早上八点开始到晚上八点，自己带着馒头吃，很辛苦呢。那次回家并不高兴，发生了许多事，都是没想到的，很快我就走了，之后再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前一阵。
堂弟说打工并不容易，他没找到工作，所以就回家去了。我问了弟兄们的情况，一个小我三岁的堂弟去了天津，似乎两年了没有回过家；大哥去了新疆，也没回家过年；一个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大学毕业去了青海，另一个说是要准备考研，借了很多钱带走了。总之，他回家感觉没什么人了。是啊，都打工去了，还能有什么人呢？
君子们奇怪我怎么跟“历史潮流”做对，老是谴责“民营企业”，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无产阶级雇工的兄弟，实在学不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嚷嚷，给他们保护私有财产也罢，给他们参政的机会也好，在无产阶级雇工们说来，都是不相干的事。我们需要的不过是能按时拿到工资，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坐在楼顶上表演“民工跳楼秀”，家人能够看到我们没有缺胳膊少腿的回家，民工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市民社会的事就让市民操心，中产阶级政治就让中产阶级出力，我们无产阶级雇工需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东西。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的劳动力究竟值多少钱？这是个问题。

4
快十点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要来我这里。好吧，来就来，好几个月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典型的浙江人就是个子不高，瘦，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精明。
我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门口，边喝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工资的问题。他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值一个月500块，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得市场定价，市场决定了是500，你给501就是浪费。
我又问他，一个毕业的大学生真的只值500块吗？他还是很坚定的点了点头，说是的。
我突然想起耶稣在山上的故事来。众人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把她抓去见耶稣。众人都喊着：“砸死她，砸死她！”耶稣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好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这妇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走了。我不知道，要是这个故事搁在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会是“众人”都举起自己手里道德的石头去砸那个妇人了吧，既然连“你为什么不忏悔”都说得出来，还有什么说不出来，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有人当着我的面说：“让别人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话说得多好啊，跟共产主义战士似的。可是他自己却又说，他手下的员工的工资只有400块一个月。要是他给他们每人加100块钱的工资，我想他们一定很快乐，不知道他肯不肯？
我问他的话，他没有用一分一秒去思考，就给出了答案。是的，无产阶级雇工，能有什么资格要求权利呢？加班没有加班工资，节假日不能休息，超长时间劳动，对于一个“劳动力趋向于无限供给”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供给大于需求，当然价格低廉，刚念过两天经济学的人都会背这样的顺口溜。可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供给和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之间是否真的是跷跷板游戏那样简单？这个劳动力市场又是怎么形成的，它一开始的价格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广东那样号称高速发展的地方可以十年不给工人加工资，为什么大学生就业的工资要求只能是低于自己的投入的水平，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们面对公众时可以隐藏掉自己身后的血汗工厂堂皇的装出一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样子？
也许，当经济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时候，我们该回头去反问他的基本假设了：劳动力真的也是商品吗？它的价格真的只能由市场决定吗？甚至我们还要问，既然大学生的回报与投入的正在越来越不成比例，为什么却依然有那么多人去挤独木桥？
市场，在今天是一个多么天经地义的借口？用了它的名义，经济学教授可以要求中文系的人去搞汉字识别软件，老板们可以毫无愧色的给员工开出一个月400块的工资，工人们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可以一夜之间被当成“包袱”甩掉，民工在城市的艰难处境可以被“合理”的接受……而这些，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回头去问，市场真的值得我们如此虔诚的膜拜吗？除了服从市场，真的人就没有一点可以做的了吗？

5
没有朋友的日子虽很清静，却不好过。蚊子在房间来回的飞，等待着机会下口，书上的字一排一排的，我的生命也就这样慢慢的消耗着。看得厌了，我就去大门外，蹲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骑自行车的，开轿车的。街对面的咖啡馆终于关门了，不再有昏黄而暧昧的灯光了，再不能看见穿着修长的的白裙的服务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隔壁一家更大、灯光更暗的却已经开业了。玻璃橱窗里面的大大笨笨的沙发和台子，有说有笑的人们，服务员高举着的盘子，都在灯光中闪烁。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是那些侍者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人一起吃饭。大约是五个人，冬天的杭州有些冷，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小餐馆里很热闹，服务员很忙，来回的跑着，喊着，应着，我们就在这热闹中闲聊，等着我们要的东西。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忽然对她说了句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愤怒，我能用自己的良心保证，他当时有拿那个女服务员开玩笑的意思。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不承认他有什么不对，旁边的人也都以为我有毛病，这种小事也要计较。就算是真的，对一个服务员还要那么客气干吗呢？
可是我不能这样认为，我不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也要做那样的工作，是否也要面对这样对自尊的伤害。而我自己，已经经历过了。在旁人，也许我当时显得过于神经质，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我不能，我无法把这些看成平常的事，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的兄弟姐妹说不定日后也要面临同样的处境。我今天放纵这种事情，就等于参与了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自尊的侮辱。
常有读了我的文字的朋友说，很感动，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大事就让“大人”们操心去吧，我们是“小人”，小事总是能做到的，尊重服务员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可是，凭心自问，谁这样做过呢？当我们在网上大谈特谈给农民国民待遇、要求平等的时候，我们可曾平等的对待别人，把那些服务员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呢？也许君子们不需要这样做吧，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消费者，是上帝，他们去消费就是在帮他们了。然而，在我这样的民工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那点微薄的工钱，更需要别人把他们当成人来看。

6
哀莫大于心死。然而我们今天有“心”的不知道能有几个人？起码，我们的同情心我还没有看出来过。
刚到杭州的时候，西湖边还没成建筑工地，还可以去走走。每天晚上，就一个人到湖边去走走，不为什么，就为了看着那一池平静的水，也让自己稍微平静些。然而那里并不平静。来往的游人腆着肚子走过，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的闪烁，天南地北的方言里分明都是阔绰之后的语气。而那些戴着草帽等待着顾客光临的船工们却又瘦又黑，得不时的拉生意。远处断桥边上的灯火连成一串，像是美人的项链。而最扫兴的却是那些无奈的人们不时的问我“要不要去开心一下”。他们不知道，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
近处有家电影院，每次去书店都要从那里路过。每次路过，都会看见三个女的，浓妆艳抹。两个年龄稍微大些，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一个稍微年轻些，估计只有二十多岁吧。每每路过那里，我都看见她们坐在门口等待着别人的光临。我去书店里看书，从七点到九点，去的时候她们在那里，回来的时候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是做成一笔生意了没有。只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年龄大些的似乎在从一个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手里接钱。此外，再没见过，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坐在那里，明亮的眼影下，常常露出的却是慌张。我不知道，她们还有没有未来？“老大嫁作商人妇”，她们是已嫁的呢，还是未嫁？她们的家人，孩子又是如何看她们呢？
而这些，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的趣味甚至地下到了去窥探乞丐的隐私的地步。曾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组图片，那是一个小女孩，像如今流行的乞丐那样，她把自己瘦弱的腿放在了肩膀上，下雨的时候，她住在电话厅里。可是那些被我们当作“良心”的记者却英勇的卧底调查了乞丐们的生活，并且出了一本书，堂皇的和被当作纪实文学来出卖，我想要问的是，真的我们的趣味已经低下至此了吗？我们真的已经无聊到了去了解乞丐的生活的程度了吗？

7
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思考的能力。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为市场经济时代到来额手相庆时，却不知道，危险也在逐渐到来。作为一个素称礼仪之邦的国家，《厚黑学》这样公开宣扬无耻之术的书居然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取代了那些曾经热闹一时的关于哲学的书。今天，它已经光荣的隐退了，功成身退，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崇仰的一种人格，可是它并不是这样。它是被淘汰掉了。在《厚黑学》之后，我们已经把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个又一个名字用“厚黑学”揣度了一遍。才短短十年，我们的厚黑学比任何一门学问都发达得更快，今天已经到了“办公室政治”的时代了。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听来的故事。一个病人要穿过高速公路，是夜里，车很少，时间非常紧张。可是站岗的人就是不肯，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等到规定的开闸的时间，他们终于过去了，然而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我们的同情心既然已经没有了，那么，李思怡不是结果，而是开始，是我们缺乏同情心的生活带来的后果正在慢慢显示出来，我们还会遇到比这更加悲惨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饥饿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因为缺乏同情心。

石勇萧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学

Mon, 14 Nov 2005 15:21:46 GMT

　　石勇：“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像以往的任何一次“君临天下”的“运动”一样将一些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可以发现许多自由地骂人而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当然这些人不值一哂，也许朱学勤想“清理门户”就是清理这些“假冒伪劣”。不过，很多事情的发生还是令人措手不及。今年第4期的《天涯》刊载了温铁军、汪晖、秦晖的对话，连秦晖这种我平素尊敬的、稳重理性的学者也竟然动不动以自由主义作为真理来评判别人，说话之前就先在地假定别人是什么什么，而自己又是什么什么，这令我“大跌眼镜”。　　
　　
　　萧武：那是去年十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问题。后来有一套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叫《激进民主》，还有《反对资本主义》什么的。秦其实不是汪的对手，加上温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秦能顶得住的，所以他当时显得很不平和，几次失言。
　　
　　石勇：在我印象中秦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而仅仅是偏向自由主义而已。他也并非歇斯底里、气急败坏之徒。但一说话就自由主义者代表什么什么，而左派又如何如何，先在地剥离概念存在的特定的语境，并将各种本应加以澄清的事实混淆起来。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新左派就是极权主义者的帮凶似的，而自由主义者则是一些令人尊敬的“自由斗士”、“民主人士”。正因为这些话是从秦晖的嘴里吐出，所以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种屡试不爽的话语霸权，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语境下。

　　萧武：当时我有个很深的印象，秦会动不动说“左派”如何如何，汪就反击说，什么是左派。其实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派性问题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它也相当于是打棍子，先给你扣一个大帽子，然后说你有这个问题。这当然有问题，但正如先说一个人是一条狗再来扯上其它问题一样，不屑于作事实判断，首先就作出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很危险，倒果为因，用假定来解释事实了。当然，这么一来，操持这种话语方式的人可以不战而胜。一开始似乎就赢定了。但这不是讨论，而是―――我认为是―――讨伐。
　　
　　石勇：所以说，首先都不界定“左派”，不界定真左派和假左派的区别，不界定真左派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资源以及思想倾向，便笼统地将“左派”钉入极权主义者曾经打出的旗号所铸就的耻辱柱上，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当下的典型的思维方式，总以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他们习惯于运用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不仅在于“自由主义”确实与自由民主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以及极左（不是真左）的极权主义朝廷确实让罪恶挥之不去，还在于背后存在着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扩张。说丑点这有些仗势欺人，企图以身后的庞然大物来压服对手
　　
　　萧武：呵呵，我们俩会合了。权力与资本、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共谋和勾结，尽管似乎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自由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假设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这就有问题了，首先是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在今天要分为不同的层面，不能笼统；其次，就是忽略自身内在的不协调，他也不是铁板一块。
　　
　　石勇：的确如此。其实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冲击下已陷于尴尬。意识形态的惯性维持的是一种权力秩序，并用它来保证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仍然需要谎言和奴役，尽管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已开始渗透入官方的政治，特别是经济的架构中。官商勾结证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已开始了合谋，而“吸收资本家入党”更意味着这种勾结已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时的意识形态攻讦实际上不过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他们夺权的烟雾弹。就是为了夺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全盘扫清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敌视工农，甚至民族主义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他们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自由本身。因为无论如何，将工农侮辱为“愚民”、只盯着资本家的腰包鼓了没有却无视他们的苦难的人只能将自身的自由建筑在别人的不自由之上，尽管这种“不自由”也许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自由的“条件”。
　　
　　萧武：一开始自由主义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派别，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无数种版本。但是，我们能说哪一种自由主义的版本是正宗的吗？密尔固然强调多数人的自由也不能构成对少数人的自由进行剥夺的条件，但他也认为“文明人”可以像收拾野兽一样的收拾“野蛮人”。这就可以看出，这种自由绝对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文明人”，更进一步说是贵族（当时在英国如此），是能人、强人、资本家的自由（在当下中国正是这样）。而柏林更是认为：自由（消极自由）的无法实现并不在于人们无法对之进行享有，而是没有能力具备实现它的条件。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仍是为强者、社会精英的自由和弱者、工农的不自由进行辩护，或者说是为前者自由地强加于后者的不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我们看到，抛开强者能人可以动用手中掌握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影响政治不论，连制约工农的自由的条件（经济条件）也主要是一种由强者施加的政治――经济政策或制度的结果。这就非常虚伪，一边嚷嚷着抽象的自由，一边抽空你实现自由的条件，其结果使自由只成为少数人享有的东西。而哈耶克的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则更是将这种自由主义推到极端，在他眼中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东西都内含了极权主义的指令，而原子似的个人的残酷竞争对于自由的意义则纯粹看的是先天或后天拥有的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这将社会的弱者排斥在自由的享受之外，也即对平等的敌视将自由与少数人等同起来。德沃金、罗尔斯虽然强调公平，这种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尝试却很难成为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旨趣，或者说，对哈耶克等人的推崇和对罗尔斯等人的漠视恰恰是与他们潜意识的自由只能是资本家等人的自由而非工农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石勇：关于平等与自由的冲突的话题的确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在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根源于公平与效率的不可兼顾。然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都是保证人的尊严的手段，它们并不是最终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的价值相对性是可以加以评判的。固然从历时态的角度讲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可以弱于自由，或者说，它似乎使整个社会陷于一种相对的无效率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似乎对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远远没有自由所能起的作用大；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结果是：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本身优于自由，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的自由，而不像“自由主义”那样隐含着某些人的自由的逻辑判断那样。甚至在我看来，即使某些人能自由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只要这种自由仍然以弱者的不自由为代价，它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信条必须作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果，而不是相反，靠后者的具体性消解这种信条本身，最终以“自由”的自欺欺人来实现一种愚弄、奴役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

萧武：非常奇怪的是凡是主张公平、平等的都被看成左派。这固然是左派的传统，即始终站在弱者一边说话，因为弱者没有“自由”的“条件”，只能要求平等和公平。只有平等和公平才能让他有条件去实现自由。但是，甚至连自由主义者罗尔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左派，就像甘阳所说的那个“自由左派”。这显然有问题了。一说到公平平等就让一些人不舒服，是怕弱者与自己平等了让自己不再“自由”地掠夺、剥削、侮辱别人了？还是怕与自己拥有平等的使用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或权利后使自己丧失了原先那些足以震慑别人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怕“吃大户”？说丑点这是对弱者的歧视：这些人不应该与自己平等的，因为他们是“愚民”；说好听点则是他们想拥有迫使他人在实际生活中“不自由”的地位。我发现我自己这次最得意的发现是，改革过程是生产富人和穷人的过程，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勾结的，无权势者是被完全抛弃了的，包括民工、失业工人等等，都与此有关。
　　
　　石勇：这不难想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有一种形式，即谁都看得到的权钱交易，这种联手借助于一定的经济手段，并在冠冕堂皇的改革的名义下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官僚和资本家的名下。当然，这种瓜分在现在已属于很低档的了，现在鼓吹的是“卖”，将这个原本值一万块钱的家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某个人，当然，这个人不管是谁，都少不了给官僚以好处。而这个家原本的主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主人却被扫地出门。“全民所有”再怎么抽象，也应该有工人的一分，甚至有农民的一分，但他们却被残忍地以改革的名义将本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更进一步说，现有的国有资产无论如何少不了工农的创造，甚至主要就凝聚为工农的劳动，那么这种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瓜分的改革不正是对工农的掠夺吗？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分赃”的过程，是一种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抢劫。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集团是获益者之一，但它要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私有化（为了更好的掠夺），要求市场的完全放开（扫清掠夺的道路），另一方面需要转移视线，需要将这种掠夺的需要与政治上的夺权结合起来，即以对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攻击的方式彻底实现政治上的保障并掩盖其利益需求。因此当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只可能选择哈耶克而不是罗尔斯，后者最多在学术研究上才有意义。更因此，政治、经济的指令迫使自由主义者必须将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哪怕对此行使话语上的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接受，不接受便丧失道义上的存在理由。这非常类似于十字军东征。满嘴自由，却不过是“自由，自由，多么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萧武：是的，所以说看起来壮烈、悲壮的自由主义大战意识形态的故事不过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这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要求的冲突，所谓市场形成的过程也充满了国家培养和扶持的痕迹。甚至可以断言，没有国家的帮助，中国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今天看起来好象自由主义在争什么自由市场，其实是谎言，真正的是资本的翅膀硬了，要求不再给权力上供。当然，它越是需要这么做，就越需要将自由主义理论整合成一种符合他们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像极权主义者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利用了儒家那样。任何理论都逃不过被利用的命运，特别是一搬到中国再由一些人解释，就全变味了。　　
　　
　　石勇：而且这种味道还弥漫着一些号称是“自由主义者”的、见风使舵、虚伪无耻的“打手”以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骂人的粪味。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我去年曾在某个网站与一位我所尊敬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许应该更准确地称之为民主斗士）发生过一些观点上的“交火”。后来，彼此失去了联系。再　后来，也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那会儿，我在不寐思想论坛见到了他。他因持反战立场（当然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反战立场）竟然遭到那些口口声声自由民主的人的痛骂，竟然骂他是极权专制的奴才！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天大的幽默：一个真正为民主而战的人，一个被官方监视的人竟然被一些嚷嚷自由民主的人如此攻击！这种打着某个旗号来诛杀异已的人非常可怕！如果说什么是极权主义者，这就是极权主义者，只不过换了一种话语方式而已，而什么理论香他们就利用什么理论。一句话，你不赞成他们，或者说你对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美国政府本身，更不可能是美国本身和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提出批评，那么你肯定就是极权专制的奴才了，因为你反对他们，而他们代表了自由民主。世界上再难以见到这种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了。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分脏”，因为就像我已说过的，一定时期内从自然所掠夺的财富总是有限的，那么短时期内某些集团的暴富只可能是从别的集团的口袋里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压来的。而非常明显，工农不掌握任何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更没有话语权力，他们只能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改革，说穿了就是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分脏过程，他们的狗咬狗无非是想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萧武：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一个专制呈“超稳定结构”的黑暗王国，但仍然存在自由主义的星星点点，儒家也有自由主义。而且自从五四以来，胡适等人曾对自由主义的扩张起过很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些自由主义与经济联系不大，或者说无法成为为当下的资本集团的行径进行辩护的工具。所以流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和资本的扩张是同步的，而且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理论体系实质上最主要的架构不是哲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话语。经济学在这里主要是指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那种西方经济学，不包含政治经济学，我问过新学院的芷若，她是学经济学的，但是他们就不开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课。
　　
　　石勇：审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我发现：经济学的“热门”乃是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全面改革以后的事情；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呼唤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从西方贩卖过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让丘拜斯等人风头出尽。而中国自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以来，经济学一夜之间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台，还是各种宏观的市场运作的策划，经济学家们所操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市场背后活跃着他们炫人耳目的身影。

　　萧武：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来看，强调产权、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裂背后隐藏着一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语码：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恰恰是在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大量下岗、农民纷纷涌入城镇成为廉价劳动力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非常耐人寻味。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必须造就出不同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的现代企业，这些“独立”的、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的诞生却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新生的“民族资本”性质的企业的崛起，二是对原国有企业进行“转轨”。前者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而后者则注定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到现在，整个中国似乎都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国有资产的流失怵目惊心，而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量“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摧残则可谓是天良丧尽。

　　石勇：但经济学家们似乎看不到这些现实，或者说，他们恰恰是在为这些现实进行辩护。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他们只强调“产权明晰”，强调私有化所给一些人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神圣”，却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合法地挣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改革带来社会进步的希望，但却提供给了权力和资本分赃的机会。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动甚至只是修修补补都必然带来利益的重新整合，也即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顿丰盛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晚餐不属于弱者，他们只能被扫地出门。当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动用它们所拥有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通吃一切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人便只能在庞大的权力――资本之网的捕捉中陷于绝境。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和他们所获得的极不相称。这可以称为是一种“掠夺”，合法的是政策的歧视性，不合法的则是在违反劳动法的前提下的各种野蛮行为。

　　萧武：可以判断当下中国的极度贫富悬殊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一个恶果。经济学家们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但这种“竞争”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相差何止万里。自由竞争必须排除权力的干预，必须排除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也即，市场遵循的只能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权力的意志，并且市场的无序和资本的贪婪性必须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规范和制约。然而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其过多的权力意志与法律的软弱使“自由市场”常常沦为权力与资本分赃的道具。而弱者的被扫地出门与诞生一大批利用各种制度、政策、市场的空子巧取豪夺的暴富者是相辅相成的。其结果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丧失了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道义依据。因为这些暴富者并不是以劳动，而是以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和对劳动者的残酷掠夺为其“存在”的严厉前提的：国有资产和劳动者应该获得的钱许多都转到了这些人的手里。　　
　　
　　石勇：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也是这个无序市场的获益者。他们对私有化和这种自欺欺人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背后有着利益的因素。他们认为走向市场经济必须付出代价，当然是弱者必须付出代价，就像当年英国的农民付出的“羊吃人”的代价一样。但我们先问一问：把一些人的钱掏出来让一些人暴富是合理的吗？进一步追问这是否不可避免？再进一步追问：这是不是一些人掠夺的幌子，是一些人扛着市场经济的旗子为他的行径进行掩护的烟幕弹？不错，希望是市场经济，但问题只是在于现在的市场竞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经济学家闭眼看不到这一点却为这样的野蛮掠夺进行辩护，这是否有些过分？为这样的官商勾结大唱赞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品格置于何地？

　　萧武：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每个人似乎是抽象的、具有同等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原子，因此“市场”博弈的最后结果可以不作任何价值判断。这样，手段看不见了，而结果则是合理的。这牵扯到了经济学。经济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便是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这也的确是事实，尽管这种自私的放纵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且，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时，并不在意社会的复杂性，而是就从动机上看，所以它的结论往往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因为这些人往往自己可能不是那样自私。那经济学的解释对象中的那些人一定是自私的，至少比自己自私。经济学话语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膨胀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他们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和利益。甚至我们回顾一下，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萌芽首先就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
　　
　　石勇：经济学的学科思维并不像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那样具有总体性和人文关怀。一句话，它排斥集体利益，强调原子似的个人利益，以为无数个人的利益总和便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似的，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可以忽视收入的巨大差距。人当然是自私的，但人毕竟是社会人，而且人有感情，因此将人单纯地假定为“经济人”只是一种不成立的抽象。这种抽象在将人的私欲呼唤出来时假定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会冲破道德的堤坝。当然法律可以制约，或者说他们强调法律的保护作用，但一个事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律不过是强者的保护伞而已。法律只是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谁制定游戏规则强迫别人遵守谁就得利。这样，非常明显，在市场上没有掌握任何竞争资源的人便将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这种被剥夺的处境得不到法律和道德上的支持，一句“市场规律”就冷冰冰地打发了。我们看到，无论市场能怎么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的流动，最终都得有一些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也即资源、阴谋的竞争构成了不平等的先决条件和最终依据。
　　
　　萧武：也许正是经济学的这些特征培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品格。有人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没有良心”。话当然不能这么讲，但是，经常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经济学家们从来对贫富悬殊这些足以造成社会动荡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使是资本原始积累对劳动者的敲骨吸髓，他们仍然在那儿一个劲地鼓吹。而且，事实上他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甚至已经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经济学家便成了资本的雇佣。如此一来，他们还能让我们如何相信？

　　石勇：对。这就是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令人诟病之处。经济学本是经邦济世之学，说穿了并不是为了某个资本家赚钱当顾问，而是为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当顾问，而这种顾问考虑的决不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它不仅应当看到收入，还应该看到收入的分配。当然，在为国家当顾问的同时为资本家当顾问也未偿不可，但由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资本的掠夺、剥削性质，资本的收益的来源以及它所反映的事实被残忍地忽略了。而整个社会看的也是经济利益，是不看见人的。那些经济指标远远比弱者的尊严和生命更为重要。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发展是不是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的体现者是人还是物？是一部分人还是大多数人？
　　
　　萧武：经济学家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价格，市场上表现出来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在兑换成为金钱之前的价值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的。这次北大改革中张维迎的方案、周其仁的谈话，态度都很明显，就是经济学家思维，他们就是要把所谓的东西都放到市场里来检验其价值，中文系的人就让去高识别软件。这样的经济学，当然是丧良心的经济学
　　
　　石勇：不仅如此，他们的思维是：一切都可以折算成钱来表征，或者说钱可以代表一切事物。他们所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和“市场”，已经涵盖到人类的一切领域了。如此思维，当然他们看到当然是社会总体经济指标增长了没有，或者仅仅看到所谓的“企业家”赚钱了没有，而弱者的生命和尊严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的。
　　
　　萧武：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觉得只要市场自由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发的成为有钱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有些人是不愿意进入市场的，但他们不考虑，还有些人是不适合在市场里的，他们也不考虑。他就是要假设你跟他一样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市场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石勇：市场的配置当然很有效率，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愚蠢到拒绝市场经济，一句话，冷冰冰的资本比冷冰的权力好一些。但是，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市场会不会在社会的行将崩溃中内含着失灵甚至也崩溃的危险？毕竟当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可以将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将危险化解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中。而中国只能掠夺工农，矛盾却无法解决。而只有公平才能化解这些如地火一样在运行的社会危机。的确也如你所说的，“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他们惯用的是一种强者思维、能人思维，也即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讲这话的，资本家当然不怕市场，因为他有能力在市场中生存甚至呼风唤雨。然而弱者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能在市场上生存的法宝，不拥有应对市场的资源和能力，他们只能被市场吞没下去。这就是你讲的他们不愿进入市场的原因。其实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背后还有一层心理因素在内：因为是“市场规律”，它的天经地义使资本家吃掉弱者显得天经地义，从而也减少或消除了他们的负罪感。
　　
　　萧武：所以市场竞争无法忽略公正。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方面让我们失望。人们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也正是基于他们这方面的冷血。现在关于市场的说法中，最能让人接受的可以说是秦晖，他讲只要起点公正、程序公正，结果的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乍看起来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其实不对，因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一样。拿中国改革来说，在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当然有人离资源近，有人离得远，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可能公正？更何况，国家在这个过程里还做了很多手脚——这一点我会在文章里有比较详细一点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