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突然想到

五四的核心是爱国

Mon, 05 May 2008 15:16:07 GMT

今年把长假取消了，不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真是坏透了。原来很多人呼吁给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放假，本来是为了多放几天假，让大家多休息休息，哪知道结果政策出来的时候成了现在这样，五一长假取消，清明端午和中秋分别放假一天。真是下有要求，上有对策。弄得本来想出去玩一下，去哪儿都觉得时间太短，加上搬家的事情还没搞完，只好去西塘逛了一圈拉倒。不过老古这样的同志们还是很高兴的，五一劳动节终于不再是黄金周了，虽然劳动者们没得到什么好处，很多工厂都没放假，但是不再是刺激内需的消费黄金周了，老古之流的同志们还是很高兴的。

紧接着五一假期的就是五四，今年的规格挺高，胡主席还去了北大，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让大家理性爱国。我不知道我记错了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青年节好像已经是很多年没见过了。当然，这也有原因，就是今年的同学们都特别想去逛家乐福，这么做多少也有些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即便如此，青年节能见到胡主席，规格也还是很高的，是让人欣慰的。青年们这些年来困扰于毕业就是失业的问题，多少年没这么受人重视过了，所以是很让人欣慰的，这次终于让人知道青年们不光知道考试和找工作，还知道爱国。

到底为什么五四成了青年节，我搞不太清楚。不过，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和作为反帝爱国的五四是两回事，这个我还是搞得清楚的。而且，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的主体力量虽然是青年，但主题并不是青年，而是爱国。到后来也是社会各阶层都参加了的，并不只是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更不用说了，青年们虽然也积极参与，但是主导运动方向的并不是青年们，而是他们的老师们，虽然按现在的标准那些老师当时也还是年轻人，但在当时却已经不能算是青年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虽然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无论德先生还是赛先生，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救国。用我们的哲学家的话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是很可悲哀的。救国的激情当然也还是源自于爱国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有共通之处的。更何况，五四运动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到了高潮，所以才成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去年五四的时候我曾应小宝之约给他们网站写过一个小文章，为新文化运动辩解几句。因为这几年文化保守主义来势凶猛，五四据说是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所以是全盘错误的。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意识，才能有反帝爱国这一说。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就没听说过这种事情。虽然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转化过程迟至北伐才最终完成，但是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一切。文化保守主义即使舌灿莲花，我想也不至于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中国的现代转型失败，像其它传统帝国那样四分五裂，无论是新儒家还是国学，都是无所附丽的。老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名字应该是爱国节，而不是什么青年节。即使要定为青年节，也应该明确地将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

当然，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庆节，就是十月一日，但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纪念日，而不是现代中国的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现代中国是从1919年开始的，而新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1949年开始的。CP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得到正解，毛主席为什么说1959年的革命是一场由CP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因也就在这里。1919年在毛主席的概念里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就是因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起点。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共同任务就是救国，旧民主主义救不了国，所以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所谓的新中国，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中国诞生了，而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要迟至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才在法理上也在实质上诞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这样卖国有理爱国有罪的时代里，号称理性清醒的人士们没有搞清楚，爱国实际上就是爱现代中国，就是捍卫从1919年以来形成的现代中国，而这个现代中国正是他们自己所追溯的自由主义祖宗们所诉求的。

大门口的陌生人

Wed, 02 Apr 2008 14:57:44 GMT

这一阵没什么好电视剧看，吃完饭回来上网之前的一个半小时没办法打发，所以就看看潘长江新拍的这个电视剧。要说起来，还真得说潘长江的眼光要比赵本山好一点，觉悟也要高一点。潘长江这次的电视剧里搞的俩女主角还真不赖，尤其是满一花，本来不认识，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她还是王学兵的女朋友，演乡长的叫原华，都不错，怎么说也比《乡村爱情》里的谢大脚和王小蒙强N倍。要说谢大脚和王小蒙能有那么多人喜欢，那就不是侮辱电视剧里的人的智商了，连喜欢这个电视剧的观众的智商都侮辱了。

觉悟上就差得更远些，赵本山的片子基本上还是《刘老根儿》和《马大帅》那个套路，以搞笑为主，不太主流意识形态，而潘长江前年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和这次的《清凌凌的水蓝荧荧的天》都很主流意识形态，很宣传和谐农村，很建设新农村，都讲村官带着全村的老百姓共同富裕奔小康，主题是比较明确的。《豆包》的主要剧情是转折，是讲豆包从自己顾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向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的农村富裕带头人转型，豆包是当上村官后开发旅游就完了，而这次的钱大宝千辛万苦治理被污染了的水库最后搞观光农业大家共同富裕。这俩片子中间稍微有些重复的地方，但钱大宝走得还要更远些，新加入的环保算是个新元素。

让人比较遗憾的是，赵本山和潘长江似乎对农村的理解都很不够，搞出来的电视剧最后都是农村搞旅游，好像农村除了搞旅游就没别的出路了似的。上纲上线一点说，这种搞法多少有些猎奇的味道，或者用后现代的术语，叫东方主义也行。再就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始终甩不开东北的背景，弄得好像全国的农村都在东北、全国的农民都讲一口东北话、都是事前拍胸脯事后拍大腿的东北人似的。

农村的出路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今天就说说农村语境下的同学这个事情吧。

用现在读过书的同志们都熟悉的话说，农村是个熟人社会，都是隔三差五就能见到的人，大家都很熟悉，哪个婆娘跟哪个男人有染、哪家的妯娌吵架不和睦、谁家的猪拉屎的时候跑到邻居家的地里去了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传得全村人都知道。在这种背景下，要是一个村子里来了一个外乡人，就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哪怕只是隔了一个镇子，只要是从外乡来的，就总是会马上成为全村人都特别热心的话题。一般人往往对农村有种印象，以为农村的人特别好客，对陌生人特别热情，其实完全是误会，这并不能表明农民就比城里人更热情好客，在大家相互都很熟悉的环境里，大家都相信外乡来的陌生人能够带来外面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往往能够成为一家人在邻里之间炫耀的资本。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并不是外乡人本身，而是外乡人所携带的信息。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农民，我这么说绝对没有任何污蔑或者矮化农民的意思，而是想说明，农村人做事有自己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与城里人的行为逻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城里人像米国人想像非洲那样想像农村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丽误会而已。

对于以血缘和亲戚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农村来说，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学”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人际关系。不过，也许让城里人无法理解的是，农村人在对待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和孩子们的同学的态度上，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同样是人家孩子结婚娶媳妇，如果是亲戚关系，现在我们那里一般还是20块钱，而如果是同学，马上会升级，大多数是50或者100块。

按照通常的逻辑推理，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一般而言，应该是关系越亲近就越应该多送礼以显示这种亲近，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在于，对于农村的人来说，以血缘关系纽带的人际关系是在农村的背景下形成的，遵循的是农村的行为逻辑，而“同学”这种人际关系则是遵循的城市活类城市的环境下的行为逻辑，因为学校里教给学生的都是城里人编出来的教材，一切都是以城市生活为前提的。送礼这个事情即是如此，亲戚间送礼是按照农村的标准来的，而同学之间送礼则是按照城市的标准来的。

在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过程里，每次升学考试都是过一遍筛子，一部分人继续朝上走，一部分人则逐渐往下沉淀下去了。被晒下去的人，尤其是被高考这个筛子筛下去的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换过程，放弃自己在学校里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基于城市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退回到农村去，重新适应和遵循农村的思维和行为逻辑。比如说，一个人在高考的时候被刷下去了，刚毕业的前几年可能很热衷于参加同学之间的活动，而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亲戚们的活动是很被动的参加的，但是经过几年现实生活的磨练以后，他就会越来越看重亲戚关系，而对同学关系越来越淡漠，除非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送礼当然不是白送的，是一种维护人际关系的方式，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对一般的农村人而言，按照城市的标准送礼来维护这种人际关系，成本当然是偏高的。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如果能够长期维护下来，也是能够带来效益的，很多亲戚办不了的事情往往可以通过同学来办。比如说在潘长江的这个电视剧里，钱大宝要借钱治理水库的污染，最后差10万，村里的人没一点办法，帮不上一点忙，而在关键时刻他的高中同学们就站出来了，帮了他，凑了10万给他了，为他解决了困难。而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同学的帮助的人，在学校里总是那种比较活跃的人。

同学这种人际关系在农村是飞地，是熟人社会里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飞地的面积越来越大，这种基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多，而农村人原来习惯的那种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在渐趋淡漠。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逻辑在农村也变得越来越主流了，尤其是随着普及义务教育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陌生人的交往逻辑取代熟人的交往逻辑的速度明显加快。传统的亲戚间的亲密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生疏了，除了一些礼节性的往来之外，实质性意义已经越来越少了，而新兴起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逻辑所包含的实用主义也在农村越来越盛行。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Mon, 12 Nov 2007 15:26:36 GMT

刚才看见一个对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研讨会记录，也谈一点。

因为比较长，参加的人很多，烂人也有，好人也有，所以没耐心看，只挑着看了一点甘阳的评论。甘阳说：“我觉得汪晖之所以这么重视郡县和封建的一个关键就是封建可能会开出来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情势，郡县制是一个一统制的趋势。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和汪晖的当代语境的理解有关，他比较注重多元制的问题，所以在他几个地方，比如清代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帝国系统这样一个方面强调的比较充分。”

汪晖在方法上始终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判断从第一次读汪晖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读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都一直没变过。所以我觉得甘阳这么说不太对，汪晖有这种意识，原因还是在于他方法上的后现代主义，说得更简单些，就是结构主义。汪晖是先认定中国在现代之前是帝国，然后再逐步往上推，去找这个帝国生成的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晖所谓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实际上一直是在被人误读，这个厚厚的四卷本不是什么思想史，而是观念史，而且是结论先行的观念史，他的目的在于描述“现代中国思想”的生成过程。先有一个对古代中国的大体判断，然后是对一段时间之后的状态的判断，在这两点之间划一条线，然后再在历史中间去找铺路石，而最后铺成的这条路的名字就叫“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或者叫“现代中国思想的生成”。包括感言说的章学诚、戴震、章太炎，还有更早的朱熹，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前提下为汪晖的目的服务的。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汪晖喜欢说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萌芽”），都被这个叙事的过程给掩盖掉了。

汪晖关心的始终是观念，是“现代中国思想”。这是一个偏正式短语，它的主词是“思想”，“现代中国”是对“思想”这个词的限定。汪晖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思想史问题，比如说现在人谈论的比较多的儒学命运之类，这些都是副产品，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现代中国思想”所赖以成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比如公私、国家、民族、自由、科学这些观念在中国是怎样发育和成长的。而对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来说，最主要的是“照着讲”，而不是去分解它。就好比我们要讲一个枪的发展历史，那么就必须讲枪从出现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这个才叫思想史。而汪晖不是这样的，他给我们的是枪托是怎么制造的，枪管是怎么出现的，是一个个零件的制造过程，这个是观念史。

所以说，整个这个书是一个生成史的叙事，而不是一个很规范的思想史研究报告。

具体到前面引用的甘阳的这段话来说，汪晖的这个帝国的假设来自他说过的比较帝国研究给他的灵感。帝国这个概念，在描述很多国家的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不能成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个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延续不断的，即使在最弱的南宋，皇帝也是天子，而天子是没有所谓国家的，有边界才有国家，天子没有边界，也就没有国家。我去年曾开玩笑说过，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有所谓的帝国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也就是不曾存在过但是被追赠成立了的“兴帝国”，嘉靖帝在大礼议之后把他老爹追赠为皇帝，但是却没有把他爹放到明朝的天子谱系里去，这就等于让兴献王成了他的封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帝国。比如说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这个叫帝国是可以的，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叫帝国也没问题，但是明朝能叫帝国吗，清朝能叫帝国吗？要是皇帝知道自己只是帝国的皇帝而不是天下共主，他肯定是火大的。

坦率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刚出版时的冷淡反应固然反映了现在的同志们的不学无术，但是后来的过度拔高也同样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现在有人拿汪晖比附章太炎，这个是完全不通的。章太炎是以复古的方式开新，是推着中国思想从古代朝现代走的，汪晖刚好是反的，他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前现代的中国，这怎么能一样呢？还有人说他是儒，这就更加误读了。他是很同情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遭遇，但是这个不是判定他是儒家的充分条件。判定一个人是否儒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应该是他是否认同儒家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化价值是否具有充分的自信。

与很多人的过高评价不同，我反倒认为从这个书的写作过程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很失败的研究。起点很明确，但是汪晖的方向并不明确，所以他自己陷入到这个题目里去了，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个题目的控制能力，只能顺着这个题目自身的逻辑不断地朝回走。而一个失去对自己的题目的驾驭的研究，恐怕是不能算是成功的研究的。

朱子的实证主义

Thu, 27 Sep 2007 15:17:13 GMT

总算是把关于易经的部分读完了。说实话，收获不是很大，因为朱子谈到的很多相关资料都是我没看过的，而且我连最起码的易学常识都具备，只能当作一般的书来看，也看不出他与其他人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这段后，就到了《尚书》，就好多了，看起来顺很多，速度也快多了。

P1982 或问读尚书。曰：“不如且读大学。若尚书，却只说治国平天下许多事较祥。”

P1983 曰：“尚书如何看？”曰：“须要考历代之变。”曰：“世变难看，唐虞三代事，阔达辽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

因为他认定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所以他在这里谈了许多考据的事情，比如说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关系，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优劣等。但是他做这些辨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不必解者”剔除出去，留下与“圣人之心”有关的部分，有些诘屈聱牙比较难读的也不用去太过深究。所以，他认为读尚书还不如去读《大学》。

上次跟小宝闲聊的时候也说起过，实际上在宋之前，诚敬是不用特别强调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体系，只要进入这个体系，自然就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逼迫着自己去信，不会产生怀疑。而在北宋以降的语境下，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已经大大减弱，信不信已经成为了问题。比如欧阳修在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文王在世时未曾称王，认为《史记》的记载有误。

朱子还说，今文尚书出自伏生口授，但是如果用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对照，就会发现，伏生口授给他女儿然后他女儿又教给晁错的是尚书中比较难读难记的部分，而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却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朱子举例说，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等篇中都有不少难理解的地方，象“载采采”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也是很奇怪的。此外，他还发现很多可能是后人伪作，比如尚书的《小序》，他认为作者连汉人也不是，而是魏晋时人，对孔安国极其反感。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实证主义精神。

江南文化主体意识的背后

Wed, 26 Sep 2007 14:36:31 GMT

因为润泥要我帮他看看我这边的长途汽车票代售点有没有他要的票，所以晚上就去了一趟后门那边。吃完饭出来，想起来已经一星期没去博师了，就去看了看。新书不太多，不过刚到的这套却很不错，是江苏古籍版的史料笔记。共计约有十多种，我看了一会，只买了三本，分别是《南明史料》（八种）、《吴越春秋》和范成大的《吴郡志》。还有本《太湖备考》，本来也想买的，但是看了一会，感觉内容比较驳杂，没什么太大意思，就没买了。

这套书以前似乎看见过，但是印象不十分深刻，以前也未买过。问了老板，说是他这里的基本算是全套，但是也不一定，他不是特别清楚。这十多种全部是关于江苏尤其是苏南这一块的史料笔记，那里有的只有一本关于泰州的勉强可以不算在苏南这一块，可以算到淮扬地区去。内容包括象南明史料这种史料性的笔记，也包括太湖备考这样的资料汇编，甚至还有《寒山寺志》，基本上都是吴人撰写的吴地风土人情方面的笔记，古迹风物尤其详悉，其中还有顾颉刚写的一本，其中谈到了吴语。从作者方面来说，清人占了一半以上，除了《吴越春秋》的作者是汉人之外，其余都是宋明时期的江南士人。不仅江苏古籍的这套丛书中有大量的吴人写吴地的笔记和资料汇编，实际上，中华书局那套史料笔记宋明清三朝中也有不少是关于江南的，我最近在公交车上看完的《戒庵老人漫笔》虽然也涉及一些时事和考据方面的事情，但主要内容还是江南风物和士风。从地理上说，主要集中在苏州、镇江、常州、无锡这一带，恰恰是古代吴郡的辖区，也是传统的吴地中心区域。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人们常说明朝中晚期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士风颓靡，色情小说尤其蔚为大观。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与其说是明朝中晚期中国出现的特殊情况，不如说是宋明以降江南地区士风变化的结果。而这个地方按照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恰恰是宋明以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这种文化上自觉地建构自身的主体性的冲动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当然是正相比的关系。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快的地区尼德兰就是最早脱离欧洲这个笼统的概念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认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应该是很清楚的，这种文化上的分离主义取向背后是政治上谋求独立的前奏。比如台独，在政治台独开始之前，台湾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搞台湾史研究了，说台湾的文化传统与大陆不同，台湾的方言与大陆也不是一个语系，甚至最后认为从大陆架结构上说，台湾也与大陆不是一个板块。在所谓政治上没有开放而思想上开放的小蒋时期，其实就是台湾的这种文化独立运动发展最迅猛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民进党收的其实就是当时的文化独立运动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实。

那么，如果没有欧洲资本主义的入侵，江南地区会不会也象尼德兰脱离欧洲一样脱离“中国”呢？可能性其实挺大的。以前看过一些米国中国研究的书，说是不能拿中国和欧洲比，尤其是不能拿笼统的幅员辽阔、广土众民的中国和小小的欧洲来比较，比较恰当的比较应该是西欧与江南地区的比较。而且，按照这种研究路径，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很得中国人的喜欢。现在看来，其实这种研究本身也是离散主义的，与把新疆算到中亚、把东北算到东北亚、把西南算到东南亚一样，都是在中国的文化分裂。

在战乱时期江南往往能免于战火之灾，不发生严重的发展中断，而北方容易发生大规模战乱，战乱对北方的影响也常常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如果不是外敌入侵而是中国沿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路径逐渐演进，一旦北方发生战乱，江南地区趁机独立的可能性就尤其大。其实，这种事情在清末已经上演过一次了，就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这种精明的利益算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在北方。南方人很容易将外地对北方的入侵只当作对中国北方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入侵，而对北方人而言，对中国任何一个部分的入侵都是对中国的入侵，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阻止。

而且，从长期的规律来看，只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和平，只要政治中心还在北方，北方就会追赶上去，经济中心也会渐渐北移，最后形成以中部地区而非东南沿海为经济中心的正常结构。对这一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此，也不用太担心江南会分裂出去，就象不必太担心台独一样。

江南文化主体意识的背后

Wed, 26 Sep 2007 14:35:57 GMT

农村的土地集中化

Thu, 21 Jun 2007 15:26:51 GMT

今天在群里闲聊，又说到了农村。其实五月这次回家，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是农村里的土地又开始集中了。回来之后本想写一点感想，但是一直生病，也没写成。今天聊天，说到了，就说几句。

虽然土地并没有完全私有化，但是使用权转让已经比较多了。我们那边是沙土地，水果的质量比较高，尤其是苹果。从西安往上走，过了乾县，就能在路边看见很多苹果园了。我们那里大概是90年代初期就开始有人大量栽种苹果树的，但是当时因为资本缺乏和市场全国化程度还不高，所以并没有发展起来，主要的还是自己生产，苹果都只能卖给外地来的客商，利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栽种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很多人虽然栽种了，但并没有用心去经营，几年以后主动退出。我家就是这样的，曾经栽种过五亩地的苹果树，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差不多六七年以后，就把树都砍掉当柴烧了。

我没有详细地跟踪过这个过程，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在2001年之后，最早栽种苹果树的人开始赚钱了。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长期的栽种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渠道优势是别人不具备的，也就是所谓的先发优势；其次是市场全国化的程度明显提高，很多人已经摆脱了对外来客商收购的依赖，自己能够组织货源，直接发往销售目的地。这之后，先前本来就有积蓄的人可以拿出钱来投资，还能赶得上，但是更多的人没有足够的钱去投入，只能处于低端，或者为别人生产，或者自己利用农闲时间为别人干活。

因为大多数人的经营能力不够，也缺乏足够的资本去投资，所以只能站在边上干看着，而已经赚了钱的人则可以用已经赚到的钱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个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法则，规模产生效益，集中化经营，即用资本去整合更多的土地，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同时产生的就是那个古老的定律，分工导致效率的提高，为了提高效率就进行社会分工，而最后导致《镀金时代》里的那种状况，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部分，被异化。

没有钱的人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而且是低价转让，也与“资本主义秩序的自发扩展”有关。正象很多人讲的那样，土地事实上承担着很重要的农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而随着资本主义规则向农村的扩展和深化，原来的许多东西都已经必须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反映才能得到认可。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象原来那样用粮食产量来计算投入—产出了，而是习惯于转换为货币来衡量种地还是否划算。

比如说，原来人们会算，一家四口人，投入两个劳动力一整年的劳动时间，去种十亩地，用六亩地种麦子，收成是六石小麦，即2400斤，另外的四亩地可以用三亩来种经济作物，获取货币收益以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工业品，另一亩地轮休。而现在的计算方式则不是这样了，六石小麦必须被换算为货币收益，以现在市场上小麦大约接近七毛钱一斤的价格计算，则一亩地的收益只有280元，六亩地的收益也只有1680。这还只是毛利润，如果扣除必须的化肥、耕地、播种等投入，其实是没有钱赚的，只挣到了口粮。

相应的，如果一个人是一个熟练的苹果园工人，无论是修剪还是给苹果套袋，或者施肥什么的，只要能掌握其中一门，他每天就可以挣到30元，一亩地一个工人修剪需要大约三天的时间，而且每天管一顿饭。收益大约是100元。如果在忙季手快，而且技术相对好一点，可以很稳定的赚到1000元。苹果生产被分解为几个季节和几道工序之后，供人们一年可以获得的货币收入大约就在2000多元，而需要投入的时间却并不多，其余的显然比种地要划算很多。所以现在已经比较流行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别人了，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成为工人。

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大量的劳动力则非忙季的时候无事可干。没事情干了只好发扬国粹，打麻将，搞别人老婆，干点无聊恶的事情，或者打架啊什么的。所以，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正在越来越差，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农村里狗在变得越来越多，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自愿去血汗工厂出卖劳动力的人越来越多。

古文经学

Fri, 15 Jun 2007 16:03:01 GMT

前一阵在群里闲聊，我曾说，子班有古文经学气，有将学问与世事两分的意思，学术是学术，经世是经世，学术不为经世歪曲，经世亦不用经学拘囿。因此在学问上甚精深，论事经世则出纵横家而入法家，出法家而入纵横家。品性操行全不在考虑中，也不相信个人修养于政治有什么助益之处，大有现代政治的味道。

其实这个不光是我对子班的看法，也是我对古文经学的看法。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到了清学，已经沦为琐屑。明末清初三先生虽然也治小学，但毕竟有大关怀在里面，不光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到了乾嘉时代，就只是为学术而学术了，没什么关怀可言。考据之风大盛的同时，怀疑主义也潜滋暗长，已经有了近代所谓科学主义的习气。古史辨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乾嘉学术的现代版。现代新文化运动多出自章太炎门下，其实也与此不无关系。章太炎给商鞅平反，给韩非翻案，上承古文经学无用之气，下开五四一代机巧之心，其罪莫大。

清学争汉宋，门户分明，至有所谓“六经皆史”之说。后人多敬畏之，以为高明。其实不然。这话恰好说反了，正确的说法不应该是什么“六经皆史”，而是“国史皆经”。中国史籍本就有经书的意思在里面，褒贬讥奖，皆在一字之间，唯识者知其然。所以，中国古代的史籍从来不讲什么科学主义精神，而是讲史识。

司马光在世时，有人誉称，孔子以下，孟荀皆不必论，一人而已。但他却讲，他一生所学尽在《资治通鉴》中。今人只把通鉴做历史看，其实大不然，通鉴本就不是史书，而是经书，是经世济邦之术。朱子论读史，让门人多读前四史，说通鉴难看，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通鉴本身已经无法当成历史事实来看了，而是夹带了很多司马光对人和事的看法在里面，朱子宗二程，去司马光比较远，自然觉得读起来有隔膜，所以才“难看”。

当然，这不是说今文经学就好。其实从心地上说，我倒是更喜欢古文经学些，之所以越来越不喜欢古文经学，是因为比较讨厌古文经学不能立其诚、于人心性修养全无功用的毛病。今文经学其实比古文经学还不如，学术上只知道妄自比附，一派空疏，时务上机心尤重，人一沾上便心术不正。

内斗

Mon, 04 Jun 2007 15:01:52 GMT

在群里闲聊，突然想起来看《贞观长歌》时一个很深切的感受：不在内斗中灭亡，就在内斗中爆发。

其实不光是《贞观长歌》，《康熙帝国》、《雍正王朝》都是一样的意思，关键词都一样，内斗。

到底是在内斗中爆发，还是在内斗中灭亡，关键是看掌舵的人技术怎么样，这个技术里的关键是圣人心和帝王术，两者缺一不可。

如今谈帝王术的实繁有徒，懂圣人心的却寥寥无几，所以大多流于后门看历史之类，哀哉。

朱子论读史

Sun, 03 Jun 2007 14:45:19 GMT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祇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杞。

　　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编年难得好者。前日周德华所寄来者亦不好。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记。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时举。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一代帝纪，更逐件大事立个纲目，其间节目疏之于下，恐可记得。人杰。

　　饶宰问看通鉴。曰：“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道夫录云：“更无踪迹。”饶廷老曰：“通鉴历代具备。看得大概，且未免求速耳。 ”曰：“求速，却依旧不曾看得。须用大段有记性者，方可。且如东晋以后，有许多小国夷狄姓名，头项最多。若是看正史后，却看通鉴，见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国人。某旧读通鉴，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后却来看他。”芝。

　　问：“读通鉴与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却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洽，便记得起。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又问：“致堂管见，初得之甚喜。后见南轩集中云：‘病败不可言。’又以为专为桧设。岂有言天下之理而专为一人者！”曰：“尽有好处，但好恶不相掩尔。”曰：“只如头一章论三晋事，人多不以为然。自今观之，只是祖温公尔。”曰：“诚是祖。但如周王不分封，也无个出场。”道夫。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节。

　　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寿昌。

　　史且如此看读去，待知首尾稍熟后，却下手理会。读书皆然。

　　读史有不可晓处，札出待去问人，便且读过。有时读别处，撞着有文义与此相关，便自晓得。义刚。

　　问读史。曰：“只是以自家义理断之。大概自汉以来，只是私意，其间有偶合处尔。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鉴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端蒙。

　　读史亦易见作史者意思，后面成败处，他都说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陈蕃杀宦者，但读前面，许多疏脱都可见了。“甘露”事亦然。贺孙。

　　问芝：“史书记得熟否？苏丞相颂看史，都在手上轮得。他那资性直是会记。”芝曰：“亦缘多忘。” 曰：“正缘如此，也须大约记得某年有甚么事，某年有甚么事。才记不起，无缘会得浃洽。”芝云：“正缘是不浃洽。”曰：“合看两件。且看一件，若两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绰看过，心下似有似无，济得甚事！读一件书，须心心念念只在这书上，令彻头彻尾，读教精熟，这说是如何，那说是如何，这说同处是如何，不同处是如何，安有不长进！而今人只办得十日读书，下着头不与闲事，管取便别。莫说十日，只读得一日，便有功验。人若办得十来年读书，世间甚书读不了！今公们自正月至腊月三十日，管取无一日专心致志在书上。”又云：“人做事，须是专一。且如张旭学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若不是他专心致志，如何会悟！”

嘉靖也是个托派

Thu, 15 Mar 2007 15:33:46 GMT

《明通鉴》写得很烂，文采基本没有，我看的这个版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标点比原著的文采还要烂，看着很不舒服，所以进度非常的慢。不过，经过我这一阵的艰苦奋斗，总算是快要把第二本看完了。看完这本，就只剩下不到一半了。

到了嘉靖，大明就到了中间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过去了。等到他挂了，再让几个子孙上来混了混，大明朝就算是走到头了。相对来说，这段时间没什么大事情，几个倭寇闹一闹，也起不了什么大波浪。西北的吐鲁番和北方的小王子什么的也都是小打小闹，加上弘治和正德间大修长城，基本没啥特别大的威胁了。所以这段时间就显得很寂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发生，大体算得上太平，所以就很有空。人一没事情干，就会无聊，无聊了就要找点事情干干，打发时间。嘉靖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搞新秩序。

老霍说，狗日的王莽才是托派的祖宗。这个话有辩证法的味道，我一直很喜欢这个话。一方面是不断革命，不断破坏秩序，但另一方面，却总是宣称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秩序。老托在回忆录的一开头就说过，他其实喜欢秩序。他还说过，与自由派比起来，他更喜欢保守派。王莽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儒教徒，不断地托古改制，不断破坏现秩序，不断建立新秩序。反映在具体做法上，主要的就是他所谓的“制作”，找一大堆人研究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以此为蓝本，制礼作乐。一直都到全国造反了，他还在忙着他的制作大业，他坚定地相信，只要他把这些事情完成了，造反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息的，不用刀兵。不过，还没等到他的制作事业完成，义军就攻进长安，他也死于乱军之中了。

嘉靖其实也是个托派，他本人是大学者，对儒家那一套很有研究，也很迷信。大礼议的时候，支持他的张璁、桂萼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以前那一套是王莽搞出来的，不足为法，所以要改。后来搞到有人建议或者把兴献王的陵墓迁到皇陵来，或者把都城搬到安陆去。不过现在看来，他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还不是这些，而是把孔子的庙祀之礼都给改了。把孔子的谥号从原来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改成了“至圣先师孔子”，又把宋朝定的祭祀时用的天子之礼降低了规格，说是这样更符合礼制。同时，把孔子他爹、曾子他爹、子思的爹都从原来的孔庙里请出来，另外建了庙。最出奇的是，他破天荒地为此专门写篇文章，跟大臣辩论了一番。还连天地祭祀大典和制度都改了。

礼乐就是秩序。而且这个秩序是个双重含义的秩序，既是精神秩序，也是政治秩序。不断破坏现秩序，建立新秩序，其实就是在不断革命，苟日新，日日新。

后来对他妖魔化得比较厉害，尤其是他后二十年不上朝，成了政治笑柄。其实他早期还是很励精图治的，精力非常充沛，一改从宪宗开始的经常出现的皇帝不上朝的习惯，不但坚持按时上朝，而且按时开经筵，请大臣讲课，还主持将几次大礼议的文件都汇纂成书。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还要求翰林院专门给后宫嫔妃们编一个教材宫学习，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抓女性教育的。有大臣建议让他向宋朝的皇帝学习，端拱渊默，不必事皆躬亲，他还大为生气。

也就是说，早期的嘉靖皇帝不但勤政，爱管事，而且水平还不错，基本上保持了天下太平，哪儿出了点事情，他也基本上能摆平。不过后来他确实没那么勤快了，经常怠工，而且比较喜欢搞点道教活动什么的。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不断革命失败了。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不断革命，他发现总是反对的声音比支持的声音大，支持他的人总是小人，而反对他的人大多数都是舆论评价比较高的人。象我前一阵说过的那样，越是高标的人，受到挫折就越容易颓废。他后来的表现其实就是不断革命失败后的症状。

把老托自传读完了：给敌人的机会

Wed, 07 Mar 2007 15:23:49 GMT

按柏拉图的说法，爱欲这玩意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政治和男女之事都是，文学就更是了。当然，这种看似玄乎的理论不光西夷有，天朝也有，《红楼梦》里就讲过意思大致相似的话，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类的圣人与那种著名的大恶人、大文青都是来自一个东西，天地之气。朝上的就是圣人，朝下的是恶人，不上不下的就是文青。

这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就揭示了一个东西，有时候很多人做很多事完全是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状态下做的，因为无所谓他们愿意与否，这都是本能驱使的。是猪就要挨刀，是狗就要吃屎，是之谓天性也。所以圣人说，“天命之谓性”，既然是天命，也就是上天安排好的，一己的凡胎肉体就是无法反抗的了。比如前二年的电影里《鹅毛笔》里的萨德，不是他爱写，他要写，而是他必须写，他不写他就难受，就跟他饿了必须吃饭憋了必须撒尿一样，身体本能使然。

写作如此，政治亦然。

所以，我以前说过，托派不是观点问题，而是性格问题。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不做托派，不是他自己选择立场，而是命运选择他。看完老托自传，我对这一点越发确信了。原因自然很简单，从一开始，托派的老祖宗老托就是这种人。干政治对他来说，这是本能，是天命。郎咸平以前讲过，学者和科学家都是神经病，别人考一次数学都烦得要死，一个人能把一个数学问题研究一辈子，这就是偏执。偏执这个词说得通俗点，就是神经病。老托就是这种神经病。

但凡这种神经病，一般具备几个主要特征：1.只要学会一个东西，就坚持到底，死了也要爱，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2.相信自己知道的就是绝对真理，天大地大都没有这个真理大，就算是天塌地陷，也要实现正义。3.从不反思，相信错了的都是别人，对了的都是自己，觉得天底下最纯洁、最无辜的就是自己，别人都比自己脏比自己坏。4.不管自己干什么都是跟自己的真理有关的，就是吃饭睡觉也是，相信自己是为了真理的实现做贡献呢，不是因为自己饿了累了。5.永远精力充沛，我们那有个疯子，一天到晚地走，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嘴里喃喃自语，从来不觉得累，而且看上去身体很健康。

老托就属于这种人。具体表现就不说了。从本质上说，这种人最适合干的事情是当哲学家、或者干脆直接党文青算了。政治是关于人的事情，与真理啊正义啊这些东西有关，但不光是这些，要复杂很多，他们不太适合。

老托说，列宁临死的时候指定的接班人是他，而不是斯大林，斯大林是搞阴谋才上位的。而且，老托对这些人习惯的叫法是“列宁的追随者”，而不是斯大林阴谋小集团、官僚主义分子啊什么的。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他把自己后来搞的一个小团体就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看来，列宁的追随者都不是列宁主义者，就他这个不是列宁的追随者而且入党很晚的人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当然，这么说也没错，为了反对老托，斯大林先是利用三架马车还有很多后来的“反对派”，后来大权在握又都把这些人都干掉了，确实很老谋深算，很阴狠毒辣，很法西斯。但是，老托骂斯大林的时候不这样骂，他骂的词有很多，但主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条，斯大林是个庸才。还在他跟斯大林还没开始交手的时候，他就说过，列宁不喜欢斯大林，列举的三条理由中有一条就是：斯大林的低级品位。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他这么革命而且亲手缔造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没能接上权杖的原因的时候就说，斯大林主要都不是因为他的老谋深算啊这些，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官僚主义庸才集团的需要而出现的。也就是说，除了他和他的那些追随者粉丝们，别人都是庸才，尤其是或先或后或早或晚地投降了斯大林的那些人。

与庸才相对的是什么词呢？学过小学语文的人都知道，就是天才。天才的反义词是庸才，庸才的反义词是天才。

朱子在解释三代禅让制的时候说，不是尧没把位子传给儿子，他传给儿子了，但是民不归丹朱而归舜，因为到尧死的时候，舜干宰相已经干了十八年了，已经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之后，舜又重演了一次，把位子传给儿子，结果广大人民群众不跟他儿子走，跟禹走了，也没传成。再后来，禹也是把位子传给了儿子，但却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禹在培养他的接班人益的时候，也让他儿子参与政事了。结果，禹死的时候，益干宰相才干了七年，而启已经干了十年了，所以人民群众就跟着益走了。

指定的继承人没接上班，而原来没指定的人却接了班，朱子讲这个故事是想证明一件事，后代传说的禅让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世袭制，父有国者传其子，从来都是这么理所当然的。而我想讲的是，老皇帝指定的接班人能否顺利接班，不能光看是不是有阴谋家夺权篡位，自己也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不是说你拿着一个诏书说我是先帝指定的你就能即位，政治不是这么玩的。

列宁的追随者，这话用天朝的词汇翻译一下，就是先帝旧臣。一般来说，先帝旧臣们总是比较倾向于让先帝指定的接班人即位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先帝指定的接班人是先帝遗体嘛。但是，列宁指定了老托做接班人，而老托没接上却让斯大林接上了，而且，先帝旧臣们都跟斯大林走了，这说明什么呢？老托说，因为斯大林搞阴谋，其实不光是这么简单，也说明老托自身有缺陷。比如加米涅夫，在列宁临死前还去找过老托，而且，即使根据老托自己的转述他的言谈间透露出来的信息都表明他对斯大林不那么放心，为什么这么有争取潜力的人最后都跑去跟斯大林混了？老托反正还是那句，斯大林搞阴谋。到死，他没想过，其实别人的机会很多情况下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给的，而不是他们创造的。

边读边写：《托洛茨基自传》

Tue, 06 Mar 2007 04:07:20 GMT

在继圣上面是作为《与托洛茨基同行》的跟帖发的，看到哪儿就随便写一点，今天汇集起来。
一

有几个感觉比较有意思。

1.老托的文青气息很重。但凡这种人谈政治，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而且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定正确的。再一个特点就是比较习惯于在开始谈政治之前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发动攻击。比如他在第二次流亡期间谈到的那些人，就都是先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说该人品行如何如何，然后才开始说到自己。

2.老托对列宁是很不服气的，但又不得不服气。比如说，他经常剖白说，他的某个论点后来受到了斯大林集团的批判，但这个观点却是列宁所赞成的。而且经常会很小心地流露出他觉得自己比列宁强的意思。

3.他的流亡者意识非常深。这种人是天生的流亡者，没办法的，只要你稍微一刺激，他就会反映很强烈。不过反过来说，每次流亡都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第一次流亡让他成了俄国革命的风头人物，第二次流亡让他成了国际共运的标志性人物。他是本能地做反对派，即使让他做了头号领袖，他要做的仍然是反对派，不是观点分歧，而是本能。所以我是比较能理解斯大林后来对老托的处理办法的，怎么都不是，让他存在不行，让他不存在更不行，类似曹操碰上祢衡。

二

他的重点不突出。比如说他对童年、少年时代的叙述，就显得冗长而无趣，介绍了很多只出现了一次的人，而且没什么典型意义。但是导致他转向同情普通劳动者的事件他却没提到。然后他逃亡的时候，写得非常细致，但是见到列宁的时候却只是淡淡地提了几句就过去了，看不出一点兴奋之意。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之所以写成这样，有几个可能：

1.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心气高，看不上列宁，所以觉得不过如此，不值得大书特书。

2.当时应该是兴奋的，但是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老托认为不应该表现得很兴奋，所以有意这样处理了。

3.老托本人的叙事能力按我的看法，其实是偏低的，至少不会高于一般人的记叙文水平，所以什么事情都显得很平淡，没有重点是他的特色，见到列宁也不例外。

再接下来，对1905年革命，他的叙述也非常平淡，即使他写了《1905》，如果说这一事件对他真的有很大影响的话，那么至少应该概括性地提到他的基本判断和看法，但仍然阙如。

他对共产国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之类重大问题上，都显得没有重点，很混乱，不够清晰。如果真如他所说的，这个自传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辩护的话，那么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态度是应该非常明确的，但都没有。

一般来说，能够反复进行反思的人，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因为他们通过反思可以意识到这些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在影响自己后来的生活和道路。老托没有这么做，只能说他比较缺乏反思精神。

三

总算读到传说中很精彩的十月革命的那段了，呵呵，不过说实话感觉还是很混乱，没头没尾的，还是没搞清楚他怎么从纽约一回来就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就已经到马戏场演讲去了，然后就是十月革命了，没一点线索。

他讲到自己跟列宁共事的时候有句话很有趣，列宁的文章他修改那就叫“修改”，而对他的文章，列宁做的都是“补充”，呵呵。有趣吧？修改的意思是说错了，所以要改，改的就是错的，而补充是说都是对的，但不够全面，又加上去的叫补充。也就是说，列宁可能犯错，而他老托不可能。

至于文笔的问题，呵呵，萧伯纳的看法是萧伯纳的看法，我的看法还是那样，没有高于普通人的平均水平。至于说他与伯克，那就不是一个级别了。说他比伯克革命我信，说他比伯克文笔好，那就是扯淡，除非谁能证明博古、王明们的文笔比苏大胡子和贾谊好。伯克的文章是值得反复读的，即使只是作为修辞学教材，也值得反复读，老托还不行。

四

他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说了掌权之后的感觉，呵呵，很有趣：昨天还受人迫害，今天就突然要掌权，这真让人头晕目眩。而且最后这句还是用德语说的，就更有意思了。让我想起来在米国晃荡了几年回来说中文的时候夹杂英文单词的同学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还讲了一些不知道啥意思的话，比如他说，在那个时候乱哄哄的，列宁的意见就是法令。这是啥意思呢？是说后来出现的不好的结果都应该由列宁的独断负责吗？

五
又看了点，其实我觉得条约那段是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讲战争的那段时间。

他的军事经验成长得还是很快的，比如对华沙战役的感觉，他凭直觉感觉出来的就是对的，斯大林就显得比较毛躁，明显经验不足。不过起初他的做法也比较单一，就两条：一重用“专业人才”，二严刑峻法。你当逃兵我杀你，一个师临阵脱逃杀师长，一个团临阵脱逃杀团长，办法比较简单。不过公平地说，这个也是必要的，治乱世用重典嘛。

重用“专业人才”这个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在红军初建战斗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他不得已起用了很多旧军官，排斥原来的革命同志。这个事情可以有两个理解：2.他确实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2.他意识到自己在布党内的孤立，所以他必须另外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列宁和斯大林都这么怀疑的，他在前线的时候，中央有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他敢在红军里面用多达三万的旧军官，而且当列宁提出压缩的时候，他还敢说只要你这么做，就马上会引起军队叛乱，可以说明老托的政治素质还是不低的，知道什么叫尾大不掉——列宁就屈服了，只好承认既成事实，让老托为所欲为，并且，为了顾全大局，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为老托辩护。不过他做的不对的地方是，他不应该以没有“专业素质”的理由排斥原来的革命同志们，比如伏罗希洛夫。而且他打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这个团体。

从这个角度说，后来斯大林对军队的清洗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跟咱这边的反右类似。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到四十岁了还没有孩子，很着急，只好随便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帮他做了很多事情。可是过了几年，自己又生了孩子。亲生的孩子虽然小，但总是要长大的，长大了自然要求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的东西。领养的哥哥配合则罢，不配合就免不了起冲突。

话再反过来说，在红和专之间，他能果断地选择专，而放弃红，说明老托其实在政治上也是相当“灵活”的，并不拘泥。不过这些白专的同志们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都是天生的官僚主义者。小的时候还好，一旦时间长了长大了，就会要求越来越多，轮流坐庄之类的迟早都是要提出来的。

后来老托指责斯大林的体制是官僚主义体制，其实如果他当时成了事，后果也还是一样，可能变修更早。不同的只不过是，斯大林依靠的是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官僚，而老托依靠的是接收的旧官僚。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Mon, 05 Mar 2007 07:12:15 GMT

我的房租合同上写的日期是2005年3月5日，所以，我到上海的日期也只能从这天算起。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人头脑里的时间改变了真实的时间。比如很多人的生日本来记得的都是阴历，报户口办身份证的时候说的也是阴历，但有司的工作人员同志们就直接写上去，慢慢地很多人也就只好过阳历里的阴历生日了，时间往往相差较远。不过久而久之，也就无所谓了，正所谓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其实，前年的三月五日只是看了房子交了押金，什么都算不上。两天后我才到上海来交了全部的房租，又买了些东西放进去。要再过一个星期，我才能算是真正来到上海。但是，既然房租合同上写了是三月五日，我也只能把这个错误的日子当成来上海的真实日期了。

来上海的这两年的生活，只能用一句话概括，一地鸡毛。别的就不提也罢。

发一个去年的所谓访谈吧，是一个校友，小朋友。生平第一回干这种事情，还是在网络上，其实就是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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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13:33:27
噢，那我们就开始慢慢聊了哈
师兄现在住上海还是南京呢？

将进酒 13:33:22
在上海呢

ET 13:34:51
那现在是工作还是做自由知识分子呢？

将进酒 13:34:57
呵呵，我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啥自由知识分子。我是民工

ET 13:36:44
你又开始论战了
不过你对于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看法呢？

将进酒 13:38:24
呵呵，不是论战，只是我对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比较恶心而已。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有很多误会的东西吧，比如说把士大夫也说成知识分子，这个是在污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现代社会体制分工的产物。古代的士大夫是什么都管的，跟现代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一点余英时以前就已经反复说过了，他更多的用的是“士人”这个概念，可惜咱这边一直在混用

ET 13:40:42
同意您的说法
但用民工自称也太谦虚了吧
嗬嗬

将进酒 13:42:43
呵呵，这个不是谦虚，而是一个对事实的描述。我在这里生活，但这里不是我家，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不享受这个城市市民的任何待遇，这个跟民工有什么差别

ET 13:43:37
嗬嗬，那也就是说你也根本没有打算在上海安家
那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设计吗？

将进酒 13:45:09
呵呵，民工的特点跟农民是一样的，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收成会不会好，所以没有长期计划，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ET 13:47:01
那能写书，整天关心自由主义的民工还是属于另类的民工吧
嗬嗬
传说您当年号称财院第一才子，能回忆一下在财院的生活吗？

将进酒 13:51:48
哦，这个是错误的，我从来没这个称号。我们九八级的才子姓王，名字我不记得了，大概是三班的，我在二班。他是个文学青年，当时我对这种人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我当时属于比较堕落的那种，上课睡觉，下课了打牌打游戏打篮球，晚上会去图书馆看看杂志什么的，平时会在图书馆借点书来看。不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学生，从来不出风头，默默无闻。不过图书馆背后的小山我一直记忆很深刻，呵呵，大一的时候经常上去喝酒。还有岳麓山北面下面的橘子，呵呵，每次跟同学上去玩，都会偷摘。再就是省委党校吧，那边的环境很好，经常跟同学一起去里面散步、聊天

ET 13:53:02
当时都是谁教你们啊？还有印象吗？

ET 13:54:20
现在我们谈论的语镜下才子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
而是思想比较革新的一派
也就是说
比一般人更早
自我认识
自我觉醒
的一批人

将进酒 13:57:59
哦，那我也不属于这种类型，我一直属于不太合作的那种，不主流。当时的老师我一般都是比较反感的，从行政到任课老师，我记得有个教民法的女老师，他们都觉得很好，讲课很认真，当时我就觉得很讨厌，给大学生上课跟高三老师似的，后来果然挂了一半的人。那时侯我听过的课只有两门比较认真一点，一个是法制思想史，一个是财政学，财政学那个老师很有趣，但是名字我不记得了，好象是姓佘还是余，不是很清楚了

ET 14:00:45
为什么说不太合作呢？不主流呢？
也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物了
不怎么参加，也比较反感体制内的活动
那你当时是一个人这样还是有其他能一起讨论的朋友什么的不
您当时都看些什么书呢？
上课不去挂过吗？
为什么你们当时还开财政学呢？
后来你们的同学一般都到什么方向去了呢？
都是银行吗？
您当初为什么也选择财院呢？

将进酒 14:05:55
当然挂过啊，我总共挂了四门，按当时的规定，再挂一门就要不给毕业了。我们当时还是财经学院，一二年级就是上公共课的，三四年级才上专业课。公共课里面就包括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东西，象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这种我们都开过。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对经济学还是很有兴趣的。大一的时候看过大量的农业经济方面的资料和书，还有国际政治。最快的时候我记得一个星期可以看三本，一本文学，一本国际政治，一本理论化一点的。那时侯课不多，时间比较多，而且我跟别人不太熟，没什么活动，除了偶尔出去喝酒，基本就是躺在床上看书。不过很遗憾，上大学之前，我立志要把二十五史看完，结果没看成，当时我还不会用图书馆，进去就是瞎逛的，根本找不到。而且当时也感觉不到现代人写的历史跟古代作品的差别，所以就把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基本看完了

ET 14:08:17
上大学之前，我立志要把二十五史看完，结果没看成
？？
您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什么志向呢？
嗬嗬，不介意跟我们说一下您高中时候得理想吧
上了大学觉得和高中想得有什么不同不啊？

将进酒 14:08:31
当时上财院应该说是一个意外，我自己没想到。那时我们住北栋，三十个人一间大宿舍，而且湖南的天气比较潮湿，很不习惯，当时很失落，想回家不读了。一年级快完时搬了宿舍，就好多了，也就慢慢习惯了。我们同学毕业后基本上是去银行和金融机构。我到杭州，而且是很不相干的单位，别人都觉得很奇怪的。

ET 14:10:12
师兄的老家是哪里呢？
为什么自己选择去杭州呢？
你们毕业的时候还有分配吗？

将进酒 14:11:06
呵呵，高中的状态跟大学还是很不一样的吧。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到了大学，发现到了另一个世界，身边的人生活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我原来熟悉的那些东西全都不合适了，需要改变。所以中学那个时候的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自信。大学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都是比较自卑的吧，自己是一个小圈子，不太跟别人一起活动。一直到大三以后才逐渐好起来，大家慢慢融合了。

ET 14:12:39
传说当年财院美女很多
银行子弟也多
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将进酒 14:13:49
我老家在甘肃，当时到杭州也是很意外的原因，这里就不说了。我们那时已经没有分配了，不过有个很搞笑的事情。97级，也就是我们的上一届，他们虽然不分配工作，但是整个西南的几乎所有金融单位都会来招人，所以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记得是广东农业银行在财院招了70个人，结果到后来只有15个人按时报到了，其他人全部毁约。所以到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广东农业银行总共才要30个人好象，但是去应聘的有足足200人，大家想挤都挤不进去了。

ET 14:15:54
广东农业银行总行吗？
这还都毁约啊？
什么世道啊？
你们也算是经历了合并这件事情吧，对于你们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将进酒 14:16:05
呵呵，美女是挺多的，不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吧。我倒是记得教学楼前面的草坪很好，春夏之交就会开小黄花，我们躺在草坪上看，很喜欢，喜欢得让人突然想堕落，呵呵

ET 14:16:58
你说的是梯教还是二教啊？还是水教？

将进酒 14:18:19
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应该说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事情都只是苗头。比如说，湖大的就业渠道其实是远不如财院好的，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说不清了，尤其是法学院，大家都是混在一起去应聘那些金融单位的招聘的，两边就有利益上的纷争了。当然，这些后来可能慢慢就好了，因为你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财经学院了，没想过要去金融单位工作

ET 14:19:55
那你当初为什么也选择进法学院呢？

将进酒 14:19:50
水上教学楼，当时只有这一个教学楼，新教学楼那边那时还是成人教育学院。我们住北栋，南栋住成教的学生，那边的女生都是湖南姑娘，很漂亮，呵呵，我记得附近的公安专科学校曾经来这边跟成教打架。我们就站在门口看热闹

ET 14:20:53
那只能上小课了？讲座什么怎么搞？

将进酒 14:21:36
呵呵，这个也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吧，都是意外，自己也不知道会去这个地方。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里人都说，我以后毕业了只能去搞计划生育了，是很郁闷的。而且，因为那些老师天天就知道做生意，我比较讨厌，所以也连带地很不喜欢法学。到三年级，无意中看法学评论杂志，才慢慢有兴趣了

ET 14:22:27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里人都说，我以后毕业了只能去搞计划生育了，是很郁闷的。？？？
为什么这样说啊？
计划生育和法学院？
有联系吗？

ET 14:23:12
您家人想象力可真丰富啊……

将进酒 14:22:58
阶梯教室还是有的，讲座都在梯教105，我那时侯比较喜欢听讲座，不管讲啥，都会去听，连讲计算机的都去听了。当时最轰动的应该是贺卫方的讲座吧，他是个天生的好演员，呵呵，有讲有演的

ET 14:23:33
02年那次吗？

将进酒 14:23:30
呵呵，因为农村人也不知道学了法律出来能干什么啊，就是这么想象的

ET 14:23:53
合并之前的法学讲座好像也不怎么多吧

将进酒 14:23:44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将进酒 14:24:25
还可以，不光是听法学院的讲座，其他学院的也会听啊，我记得会计系有个很年轻的老师，姓夏，他讲座我们也去听的，虽然听不懂

ET 14:25:17
那您听讲座的时候喜欢提问不？

ET 14:25:47
像现在一样
对于甘阳在清华讲座的批评
嗬嗬

将进酒 14:26:36
从不，呵呵，我在任何地方听讲座都不发言的，到现在也是。当然，这不意味着我没想法，但是我觉得这种场合不是表达自己想法的场合。而且讲座老师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用一种俯视的语气来跟你说话，我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

ET 14:27:12
那您听完以后写东西吗？在学校的时候

将进酒 14:29:34
那时侯写过很多读书笔记，但讲座好象没怎么写过，就是完了会跟同学私下谈一谈，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个人的看法，一般来说，演讲的学术价值是要打很大的折扣的，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带有表演的性质，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秀，没什么太大意思——当然，个别人的演讲是极端重要的，比他们的学术著作也许还重要

ET 14:30:18
可以举例吗？

ET 14:30:49
你的读书笔记都是怎么写的啊？还保留着吗？都写了哪些书呢？

将进酒 14:31:37
呵呵，都是乱写吧，有些是摘抄，有些是自己的看法，这些主要是一二年级干的，后来很少干了。三年级的时候发宏愿要写一个九十年代批判，呵呵，写了十多万字，一直写到毕业离校，后来没再写了

ET 14:32:44
。三年级的时候发宏愿要写一个九十年代批判，呵呵，写了十多万字，一直写到毕业离校？？
这个就是观念的投枪的雏形吧？
嗬嗬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将进酒 14:32:30
在还是在的，但是没有再翻过了，就不提了吧，呵呵。

ET 14:33:21
好像人到大三就更加不现实地向以后的工作的事情了吧
你怎么还有这样的宏愿呢？

将进酒 14:35:01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观念的投枪里的所有文章，除了晚清宪政改革这篇是我的毕业论文之外，其他的所有文章都是毕业后写的。那时写的稿子现在还在，不过这个是纯粹的文化批评，而且带有强烈的文人腔，很矫情，后来又发现很多人都写了，所以就不再写了。当然，也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对搞文化批评的人其实一般都不是很喜欢，觉得他们在干高中学生就能干的事情。

ET 14:37:17
那真正的思想批判应该是怎样的呢？
为什么你毕业后又发生了转化呢？

将进酒 14:40:11
因为生活在变化，你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从书上接受的那个了，你用演讲看见的和感觉到的世界已经没办法再用以前学的那些东西来解释了，或者说以前的那些所谓的批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绝对政治正确但却毫无意义的东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找另外的出路。人都会这样的，这个没什么稀奇的吧

ET 14:41:14
你从杭州搬到上海也有一段故事吧？
还是很自然的选择

将进酒 14:41:54
补充一下，也有些人是不跟着自己的生活变化的，现实越是复杂，他的想法越是简单，对自己原来学到的那些东西越是相信，从来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的。这个时代有很多所谓的“思想者”，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将进酒 14:42:04
呵呵，这个问题不谈

ET 14:43:07
你毕业后没有再读研究生了吧
以后会去读吗？
又回到大学教书育人的打算吗？

将进酒 14:45:17
恩，一直有读书的打算，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现在不能去。教书也许会作为一个职业选项，但是育人这个实在是不敢说

ET 14:46:33
那你现在过得是不是买书度日，卖文为生的生活啊？

ET 14:47:02
如果读的话会读什么专业方向，选择什么导师呢？

将进酒 14:46:55
呵呵，我既不卖书，也不卖文，我说了，我是民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生活

ET 14:48:38
嗬嗬,你看您有谦虚了
这次校庆您还回来吗?

将进酒 14:48:30
导师和专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环境吧，其实学校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04年的夏天，我有次去浙江大学打篮球，完了出来，哎呀，感觉学校连天都比外面蓝，呵呵。不过这种生活也许已经很遥远了吧

将进酒 14:49:06
呵呵，这种峨冠博带的盛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没什么大兴趣

ET 14:49:54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校庆的人物呢?

ET 14:50:13
你不觉得现在的大学教育有问题吗? 对于您的大学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您也有为这种教育方式担忧过得的是吧

将进酒 14:53:46
呵呵，这些都过去了，有什么好遗憾的，如果有，大概是三四年级不应该老打牌玩游戏。现在的教育整个都是比较失败的，大学失败，研究生失败，博士更失败。大学教育成了高中教育的延长期，研究生成了大学的延长期，硕士毕业了还找不到工作，或者觉得自己在外面可能混不好，就去大学里面混碗饭吃。现在这种现象很普遍，很糟糕。现在批评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改变的不多，而且很多在批评的人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的恶果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更进一步显现出来

ET 14:55:36
你觉得这种恶果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体现呢?

将进酒 14:56:15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读的中学是我们镇的中学。我们那时大学扩招虽然开始了，但还是难度比较大的，我们学校大概只有20%的样子。离开了家乡的人是很少回去的，而这些人一般是高考成绩比较好在学校里也比较优秀的人，稍微差些的就只能读师范专科学校。可是恰恰是这些也许需要重读三四年才能勉强考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人，后来又回去我们读过的中学当老师了。总是最差的人去做老师，教育怎么可能好起来呢

ET 14:58:57
可是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啊
如果教师待遇不提高
他当然有自由选择更好的岗位啊
这应该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吧
即便不是师范学校出来的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吧
现在法学院好多人大博士
我觉得脸高中历史老师都不如呢

将进酒 15:02:25
这个是当然的，北京上海的高校最好的博士都出国或者留校了，次一点的是去了本地的高校，只有更差的才会考虑省会城市。这样的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地站到讲台上去。这个是大学扩招的恶果之一，以后会越来越严重的。大概会有两三代人会被这种愚蠢的恶性循环教育体系害了，这个危害现在还不明显，以后会越来越明显的

ET 15:03:38
所谓的大学精神的缺失也是扩招的恶果了吗? 你觉得现在还有所谓的大学精神拉吗?

将进酒 15:07:04
所谓大学精神，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文科传统，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去积累，着急不来。不过现在所谓的大学精神的缺失我觉得是比较矫情的，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发育完全过，哪儿来的什么缺失？如果说市场经济一来，大家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大学精神就没了，那只能说明这些人本来就不该呆在大学里混饭吃，而不是说市场经济把大学精神给冲没了。

ET 15:07:59
能具体解释一下文科传统吗?

将进酒 15:13:41

相对来说，文科比理科更需要学术传统，也更在意一个学术谱系的传承。但是这个东西要慢慢去培养，去发育，最后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有抱负的人来主导大学改革，就会取得很大的成绩。总归还是要靠人去做吧，不做是什么都不会收获的。现在批评体制的人多，真正做事情的人少，或者有权力做事情的人总是不做或者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比较可怕。

ET 15:16:35
那你认为如果要改变,就拿我们法学院来说吧.应该寻求做什么东西?
要从哪方面着手更行之有效
就好像我们批判思想界和社会的种种不足
我们是否也应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呢

将进酒 15:21:03
关键还是人。举例来说，比如人民大学，其实以前不怎么样，但是纪宝成这几年又是搞国学院又是搞三农学院的，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但客观地说，人民大学这几年的文科明显就逐渐好起来了。还有同济，以前其实就是个纯粹的工科学校，但是这几年就逐渐好起来了。再比如浙江大学，自从金庸去了之后，整个杭州城里唯一有点人文气息的杭州大学因为跟浙江大学合并，也慢慢变得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行政管理机构，然后能有懂事的人去找更多能做事的人，差不多就可以了。

长平之战猜想

Thu, 14 Dec 2006 15:17:26 GMT

昨天在群里聊到长平之战。虽然这场战争规模很大，但史书上记载却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没办法想象当时秦赵两国的交战实况。我素来不晓军事，猜测一下吧。

秦军的长处在于步兵作战能力比较强，多兵种结合的方阵战斗力较好。而赵军的长项则在骑兵，机动性较好。车战这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各国都有退化。但秦国为了方阵需要，仍有所发展，所以可能稍强。但是，当时的骑兵没有马镫，作战方式以远距离弓箭为主，所以不能作为主要兵种使用，只能配合其它兵种作战。在这时的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仍然是步兵。

秦国是进攻方，赵国是防御方。但是秦国的步兵和方阵优势比较明显，在野战中占据优势。但是，赵国作为防御方，如果能够依托城防工事和地理优势，坚壁清野，秦军战线较长，后援与补给困难，时间长了自然会退军。也就是说，只要赵军坚守不战，等待秦军绝望退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赵国前期的主帅廉颇采用的办法是选重要关隘进行防御，尽量避免与秦军野战。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替换了廉颇，指挥这场战争。赵括针对赵军的优势和不足，调整了战略方针，采用集中兵力、重点防御、以攻为守的办法，两翼的兵力向中间区域秦军的正面集中。

秦军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发现，这么耗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寻找机会突破赵国的防御线。所以，秦军采用了向两翼增兵，对赵军形成钳形攻势。因为赵军有四十万人，所以如果秦军必须追加兵力，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在两翼加强攻势。这就是赵军将全国的青壮年男子都征为军士的同时秦军也在国内大量征兵投入战场的原因。

史书的记载上还有一句话很费解。《史记》记载，秦军用2.5万人的一支“奇兵”（不是骑兵）从赵军中间插了进去，将赵军分为南北两部分。40多天后，秦军总攻，赵军全军覆没。我猜想，秦军的办法应该是，在两翼突破之后，不断向东扩大战果，逐步合围。在合围接近成功的时候，秦军突然用《史记》中说的“奇兵”直插赵军正面，随后的时间里对赵军进行切割包围，最后歼灭。

说明：纯属猜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还是岳飞之死

Sun, 16 Apr 2006 14:34:52 GMT

做宋朝的皇帝是件很郁闷的事情，得事事谨慎，处处小心，时时不能忘了外间的士论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谤讪，看着一个大臣不顺眼，也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得慢慢来，只要谏官就是死扛着不上章弹劾，大臣也不自己申请外调，皇帝就拿大臣没啥办法。而且，就算是真的开始打击一个大臣了，速度也是慢得可以，得先从朝廷调出去到地方上典藩，而且往往带着资政殿学士或者观文殿大学士的，然后再落阶官，提举宫观，拿着高工资闲居。接着再降为节度使，副节度使。一直要降到参军一类的闲散官才能动手。

所以，岳飞死时仍然带着很高的官职，这属于极其少见的事情。而在这个案子里，事情也许不是外间猜测的那样，高宗是主谋，而秦桧只是从犯。续通鉴上没有记录任何高宗对此事的言论或评价。自始至终，一直都是秦桧在主导。但是，同样不能不承认的是，高宗当时对岳飞的态度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宠爱了，自从岳飞提过立嗣的事情之后，高宗对岳飞的好感度可以说下降为零了。此后再没给过岳飞好脸色。

还应该提到的是，当时削弱沿江各大帅的权力是从张浚主政时就开始的，而不是秦桧一个人搞成的。岳飞与张俊、韩世忠是同时被调进京城的。张韩二人给的新官职是枢密使，而且封了公爵。岳飞是枢密副使，但没有封公爵。而且，张俊与岳飞都在任上视察过淮河沿线的军事情况，岳飞还曾对韩世忠以仅仅三万兵力而让金军不敢窥伺淮东反倒有能力寻找机会向北方挺进大大地感叹了一番。

不过，岳飞北伐的成绩到底如何，现在还是很难说的。绍兴四年的北伐中，立了大功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当时官阶还不是特别高的杨沂中。绍兴十一年的北伐，岳飞进军中原，攻取商、虢、陈、蔡的时候，他的根据地是顺昌府，而这个地方原来的防御负责人是刘琦。正是刘知府出色的防御作战能力打破了兀术南侵的整个作战计划。同时在淮河沿线的作战也与岳飞无关，是张俊与韩世忠在负责。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所以高宗下十三道手札调岳飞往下游赴援，但岳飞按兵不动。刘知府在顺昌防御战结束后升任节度判官，官阶仍然与张韩有差距。这时岳飞才从进驻顺昌，然后派遣军队四出略地，并且一度恢复洛阳。而这时兀术确实驻节在汴梁，曾有打算迁往河东以避岳飞，但这时金军的主力已经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岳飞的胜利就是建立在友军的这些成绩之上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朝廷当时的态度虽然是和议为主，但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在陕西方面的作战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并且恢复了秦州。

所以，岳飞的死和高宗的关系也许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

人文系的八十年代与“人文精神再出发”

Tue, 04 Apr 2006 07:10:46 GMT

[QUOTE]任何立足当下的历史反思都存在某种诉求，在过去“小气”的划分中，这诉求是明确的，比如在蔡老的《神圣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觉到作者的精神诉求和认同目标，可是现在，这样赤诚地袒露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迂阔地划分，大家审慎得不敢轻易点头和摇头。伴随“可能性”的增加，我们的话语在逻辑层面不断滑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我所担心的大约是这滑动带来的磨损。[/QUOTE]

又看了一遍上次的讨论，很喜欢这段，尤其是“我们的话语在逻辑层面不断滑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我所担心的大约是这滑动带来的磨损”这句，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

为什么“大家审慎得不敢轻易点头和摇头”了？也许这里有前三十年的实践的“失败”所带来的挫败感，也许还连带地影响到了“大家”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信心，或者还有诸位留恋不已的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残留会时不时的出来活动一下。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朱学勤的一个说法的，80年代的文化热带着很强烈的“虚火过旺”的特征。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许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所谓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试图通过向文化、经济和法律的迂回来解决政治问题，未免有些失之于迂阔。

其实1989年的事情已经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布了一个方案的失败。套用朱学勤的一个说法，人文系失败了。

到了1990年代，迂回的主要路线已经从文化转移到了经济上，于是经济学家取代1980年代的作家和诗人、经济学取代了哲学和文学。人文系只好退回书斋，再套用朱学勤的说法，搞“书斋里的革命”。当“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已经成了习惯的时候，迂回原来的目的已经被慢慢消磨掉了，剩下的迂回本身成了意义，成了为迂回而迂回了。有目标的迂回终于变成了无目的的漫游。

为什么诸位总会觉得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状态是积极的、向上的、蓬勃生长着的，而九十年代就没有这般给人以希望的品质？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那么难于理解的，1980年代的迂回、“文化热”是目标明确的。而九十年代是人文系已经被妥帖地安排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小橱窗里的时代，人文系熟稔的“文化”与“精神”这些概念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每个人都在梦想着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在指望着一夜成名，那些革命年代里灌输给人文系的理想主义气质在这个年代除了被人鄙视，几乎找不到地方落脚。

我一直觉得，给“人文精神讨论”做总结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关于张承志的种种争论。当张承志几乎声嘶力竭的表白和坚守都能在这个年代被当作一个吸引眼球的POSE和秀的时候，人文系还能说什么呢？当拒绝崇高、渴望堕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除了躲进书斋继续“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人文系还有什么办法？

面对乡镇企业的兴起与衰落，面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口号，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象征着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全面降临，面对房产拉动的经济增长，面对下岗人数日益扩大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人文系几乎毫无办法，除了谴责还是谴责。而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恰恰是最不相信道义的力量的，它更相信谁的拳头大谁就更可靠，谁的钱包鼓谁就是大爷的逻辑。经济学家们说得还要露骨，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别跟我讲道德。人文系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文精神失落了！人文系惊呼。不过，有趣的是，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人文精神的生意却出奇地好。

我不知道学术界是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结束点放在哪一年的，但我印象里一直是在1996年。恰恰是从这一年开始起，以“人文精神”自我标榜的各种讲座的书在全国各地都成了最热门的畅销书，《在北大听讲座》似乎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还在大发人文精神财。可悲的是，“人文精神”的生意与人文系无关，只与那些聪明的书商有关，与习惯了到处走穴的名人、“科学家”们有关。看着这一幕，人文系都有什么感想呢？

人文系过去了，财经系登场了，到今天我们才渐渐明白过来，财经系的那些名人们其实都不过是枪手而已，于是政法系跃跃欲试，准备要登场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场域委实说得上精彩刺激，好一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也许是已经看明白了这演员轮换演出背后的逻辑，又也许是找到了商业社会里的多元主义命门，居然有人提出了“人文精神再出发”的说法。可是，究竟是怎么个再出发法，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夜重新开始呢，还是直接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小橱窗里往外跳？“再出发”是不是意味着对前一次的出发的否定，是不是对前一轮的死亡宣布？关于这些，迄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也许还应该补充一个问题，这一次是重新迂回呢，还是正面冲击？是到了该有个决断的时候了。如果还没有作好这个决断，毋宁先不要出发。

文化研究论坛文革专题编者按

Wed, 15 Mar 2006 08:24:15 GMT

有人说，当代中国的问题，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两革研究”。一个是文革，一个是改革。

看起来，这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文革是文革，改革是改革；文革是破坏，改革是建设；文革时期社会混乱、经济濒临崩溃、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国家蒸蒸日上。

但是，问题却又没有这么简单。一否了之，无论对历史还是对未来，都是不负责的态度。文革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那样完全对立或者是相互否定的。随着近年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日间浮现出来，对文革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呼声似乎也正在越来越高。而且，国内外的诸多研究也一再地表明了一个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仅没有象我们说的那样崩溃，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文革及“十七年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十年前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而且影响深远的论战，是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当时“新左派”曾提出过一个广为诟病的意见，文革需要被重新认识。这一意见在当时几乎遭到了一面倒的批判。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渐渐发现，他们讲的不无道理。我们今天不仅需要总结改革之前的经验教训，也需要从那个时期的遗产中整理出对我们解决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益的部分。

文革，毕竟是回避不了的，正如今天的改革已经无法止步。所以，与其迂回绕过，倒不如勇敢面对。让人聊感欣慰的是，这几年国内外学界、思想界对文革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至少可以说，比以前那种简单的坚持意识形态定论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惟愿这样的势头能够继续下去，“两革研究”能够日渐深化。在这里，我们奉上的是本站网友的一些讨论及整理的口述录。如果这些资料能够对我们在“权术文革”之外开拓出更广阔的文革研究方向，我们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