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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07

冯玉祥:在新旧之间

CP对冯玉祥的定性是爱国将军。这些年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蒋粉沉渣泛起,所以凡是反对过蒋委员长的人都被污蔑得一塌糊涂了,冯玉祥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冯玉祥身处军阀之中,多次参加军阀战争,而且几乎每参加一此都要改变一次立场,所以政治道德名声也被搞得很不好了。

我以前也有这种看法,这一阵子看了他的回忆录,才对他有了点“同情的理解”。

从这个回忆录来看,其实他对革命还是很心向往之的,也自命为革命军人,所以他把自己历年来的行为都解释成了革命行动,包括他的每一次叛变,在他看来,都是革命行动。辛亥革命期间他只是营长,参与的革命行动就不说了,几次军阀战争中他的停兵不前,直奉战争时他发动兵变,回师北京,驱逐溥仪,再后来从西北起兵参与北伐,驱逐直奉军阀。凡此种种,他认为他都是在革命,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奋斗。

他出身北洋,与北洋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他一步步崛起,都是离不开北洋系的支持的。他的基本班底16混成旅,也是拿北洋政府的粮饷的。加上他性格比较仁厚些,所以做事总是不够干脆利落,显得拖泥带水的。所以每次参与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很矛盾的,既倾向革命,又无法断然与北洋系切断血脉联系。第一次是护国战争,他奉北洋军之命前进到四川,准备阻挡护国军,但他又明知道老袁的做法不对,他应该支持护国军。这个时候若是给稍微有些决心的人,当然就断然起义了,直接转向护国军参加革命算了,但他又不肯,还是要劝他的上级跟他一起背叛老袁。第二次奉命到闽粤参加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之间的战争,走到江苏,又是停兵不前,犹豫不决。但是,当碰到张勋复辟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很果决的,立刻发起对张勋的攻击了。

一直到他在河南发动驱逐河南督军赵倜,他才算是独立了一点,基本上可以自己筹措解决粮饷问题,对北洋系的依赖小了很多。后来先后做陕西、河南督军,他的实力大增,也基本上能够独立成军了,部队扩充到了三个师三个旅,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之后他做事就显得果断了很多。之后参加直奉战争,第一次立了功,却被怀疑,于是他联合陕西的胡景翼和孙岳,一起发动兵变,在直军和奉军大战之际,突然回师北京,驱逐了溥仪,也导致了直系的崩溃。之后他又受排挤,通电下野,去了苏联考察。可惜他在苏联的时间太短,对苏联革命了解不深,否则以他同情工农的朴素阶级感情,还是很可能转变成CP的。

但是,他在苏联尚未深入了解革命,国内形势已经大变,他的国民军已经被直奉鲁联军打得退出了北京,跑到了绥远,一部分部队甚至还投靠了阎锡山。所以他只好赶快回国,组织部队,重新振作。这时南方KMT的北伐已经开始,他也誓师参战。他曾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在绥远集结,直取北京;一个是先回甘肃宁夏,救援西安,再出潼关,与直奉鲁联军作战。李大钊同志这时给他消息,劝他从长计议,先从西北开始。他听了这个意见,就转回宁夏,集结部队,解了西安的围,然后出潼关,参与对直奉军作战,国民政府也委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就此参与北伐,而且基本上可以说,陇海线以北差不多都是他打下来的。也因此,后来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都是西北军的部队在盘踞,石友三、韩复榘、鹿钟麟、张自忠等,都是他的部下。

当时人和现在人大多都说他本身也是军阀,但是从他自己而言,其实不能这么说。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他也没有自己把持政府,而是请了段祺瑞出山,段出山后,他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也就离开了北京,赴任去了。再后来人家逼他,他也就走了。北伐成功后,他也有讲军队交给国家自己出国留洋的打算。这在迷信武力相信只有用武力才能完成全国统一的北洋系里来说,大概没有别人了。而且,西北军的纪律远较其它军阀军队为好,不但很少扰民,而且干了很多事情,比如所到之处都大规模修路、植树、建设公共设施,甚至还开办学校,培养技术工人。这也是别的军阀没做过的事情。

国共分家时,他的态度虽然对汪精卫下决心有决定性作用,但在他自己而言,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他部队里工作的CP同志们确实也有政治幼稚的表现,而且他最后采用的办法也并不是抓起来杀掉,而是集中起来礼送处境了。有人拿了他的钱去搞了工人运动,他也并没有追究,而且认为这种事情并不违背他的意愿。而且,西北军里也潜伏了不少CP党员,直接促成了后来在江西反围剿前线红五军团的阵前起义。抗战之处,西北军也没有像东北军那样不抵抗就直接逃跑,至少还是组织了有效抵抗的。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最后都失败了,但毕竟还是抵抗了的。

整体而言,他本人虽然倾向革命,但思想上仍趋向守旧。比如对于当时部队里的体育锻炼,他就比较不喜欢现代体育运动比如篮球足球等,因为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中国人买洋货都是在变相的支持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应该推广打拳耍大刀之类的传统锻炼方式,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基本上是夹咋新旧之间的,虽然在努力趋新,但实际上对新东西并不理解,底子仍旧是传统的,终究与革命有隔膜,他认定的革命目标仍是打倒军阀除列强,为国家保秩序为人民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而现代革命中的主义政治,他始终都不理解,所以在国共纠纷这些问题上就搞不清楚是非曲直。但是在保卫共和反对复辟上,他又显得格外果决,而且坚持必须将溥仪驱逐出北京,才算是最后完成革命。在抗日战争时,他虽然已无实权,但仍旧对抗日表现得格外积极,随时都有为国牺牲的准备。

所以说,大体上,他在北洋系里自然算是先进,而在革命者中,却总是落伍,不合时宜。

August 05

先别忙着批判,还是学习施密特吧

前一阵子把《政治的概念》学习完,接着又把以前买的《宪法学说》也学习了一遍。就是一个字,好。我朝搞宪政的同志们啥时候才能有这觉悟呢,啥时候才能明白重要的不是对宪法进行表决也不是去搞那些条款而是谁在决定要不要宪法这样的道理呢?明白了这些,大概就不会再有民元之初是先孙总理破坏天朝宪政前程的胡扯蛋了,也不会胡扯什么蒋委员长的宪法如何现代,如何前景一片大好了。不过这恐怕还要很久,想起来就让人伤心。谈宪政的人水平如此,我朝的宪政看来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是没什么大希望了。

接着也就顺便把《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学习了一遍。这书大概是06年在博师打折买的,一直没翻过。上星期周末开完会回家时顺道在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随便转了转,看见这书又再版了。在书店里看了一阵子,就感觉第一篇的对话还有点意思,于是想到自己也有这本书,还是回家来看看。回家来拿出来看了才知道,内容变化相当不小。这哪儿是什么《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完全就是施密特批判论文集嘛。

第一篇施特劳斯的还好,接下来的两篇就很糟糕,洛维特我还知道,马丁是没听说过的。前一阵班博在群里讲,洛维特那本《从康德到黑格尔》相当不错,很是推荐,我还到书店里去找过。这次一看他评论施密特,感觉真是大失所望,水平简直接近当年薛涌批甘阳,活是徐友渔批汪晖。除了义正词严地喊口号背顺口溜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马丁不知道是个干什么的,文章的水平简直直追南方报系的社论,就是再三再四地重申普世价值,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对马克思、韦伯的评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朝的自由派同志们自己的评论用的洋鬼子的名字。

新版的变化较大,但是因为这两年不看新书,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天朝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这几年似乎已经回过神来了,去年我记得世纪中国上还发过一个天朝的同志们批评施密特的小专辑,虽然多是隔靴搔痒,但是比起过去那种看见洋鬼子的名字就望尘膜拜来,还是要让人感觉欣慰很多的。那次评论的多是所谓法学家,而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这些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地倡议用行政代替政治,所以把实质性的问题都用程序问题遮盖了,而施密特这样讲政治的法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在坏这个行当的规矩,必欲诛之而后快了。可惜的是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水平还不如男足,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半天施密特,跟男足过了中场就射门的意义接近,看起来勇猛,实际上总是偏离球门的距离在十里之外。

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法学研究员讲,要研究我朝自己的宪法,不能再搬运西夷的理论和宪法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评论了一下54宪法,说来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先前的同志们提起来宪政史就是温柔的抚摸晚清到民国那几次不成功的失败试验的历史遗体,说到宪法视就是从宪章运动开始扯起,一直到米国第某某条某某款修正案,如数家珍,而对我朝建制以来的几部宪法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变化,则不甚了了,甚至连我朝五六十年代整体上有主席制到内阁制之变这样简单的变迁都不知道,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年的工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施密特,主要的还不是忙着去批判他,而是学习他对祖国的爱,和他对魏玛宪法这样没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分赃协议都能如此当一回事的指著精神。在这方面,天朝的同志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批判施密特的事情不妨暂且缓缓吧。

August 01

拜托,就饶了朱元璋吧

这几年明史大热,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读物都卖到地摊上去了,这是好事。现在的天朝,就是需要重温那种开国时期质朴、雄浑、大气的风格,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当皇帝不能光靠理性人那种蝇营狗苟,政治不是一点不讲道德,不但不是靠厚黑学才能成功,而且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玩得了政治。

但是影视剧就很糟糕了。记得前几年有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有朱元璋,不过那个片子里讲的主要不是讲太祖的,只是配角,那里面的太祖完全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整天不干正经事,就知道跟着一个疯姑娘在宫外到处乱跑。完全是还珠格格那种风格,所以我一看就很厌恶。06年又看见过一个陈宝国版的《传奇皇帝朱元璋》。只是听别人说这个片子的主题不是太祖艰难奋斗的历史,而是讲太祖怎么与蓝玉争风吃醋,最后又找借口杀了他。一看这种戏不够感情凑的路数,我就反胃,就没看了。

去年瓦修在群里说,胡军版的很不错,值得一看。所以前一阵子就买了回来,但是只看了前面几集,就没再继续看下去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实在受不了太祖下面的同志们管太祖叫“大帅”,还有编剧同志发挥他的天才想像力搞出来的“上位”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主公就是主公,不管太祖的头衔是小明王给的什么左元帅还是元廷给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还是太祖称王之后,他手底下的人都很清楚,这就是主公。叫上位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男上位女上位么?称王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是吴王殿下,王上这种称呼当时都已经不流行了。

编剧是朱苏进同志,看样子这个同志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所以完全搞不清楚这种片子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明朝开国武功之列,人才之众,开辟以来,除了我朝,还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的。20万人对60万人的水战,这是天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了;解放全国的时候耀兵昆仑,除了我朝和明朝,再没有第三个朝代这么干过了;北伐的同时南征和西征,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大规模征服,这也是我朝之外没有过的,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数十万步骑兵排阵野战,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明朝得国之正,这种大气、开阔的风格古今无出其右者。

但是编剧和导演似乎完全没搞清楚什么叫开国皇帝,什么叫开过战争,还以为他们是在拍康熙帝国、雍正王朝之类的清宫戏呢,上来就是宫廷斗争,就是朝臣之间相互算计,君臣之间相互猜疑。李文忠、邓愈、冯胜、傅友德、沐英这些人都没有了,蓝玉成了愣头青,刘基除了整天猜测皇帝会不会害自己就啥正经事都不干。三路北伐没有了,傅友德远征云南没有了,李文忠十八岁就评定闽浙也没有了,就剩下了李善长和刘基在那里你斗我我斗你。同志们,这是康熙帝国,不是大明开国的气象,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就敢下手拍?

是朝廷就会有斗争,是君臣就会有猜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太祖的时期,主题是开国,是气势恢宏的开过战争,刘基和李善长的功能是张良和萧何,刘基这个时候还不会考虑怎样保存自己,而且他的特长也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经常能出奇谋,能断大事,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有主意贡献,李善长的长项也不是搞什么淮西党,而是竭心尽力地搞好后勤保障工作,支援前线。太祖这个时候也不会对刘基有什么太大的疑心,而是非常信任的。

还有宋濂、吕昶,都被搞成没用的腐儒,都老糊涂了,还在朝廷那里混日子,朱昇干脆连个脸都没露。徐达、常遇春完全被搞成了黑旋风,就是个鲁莽武夫。要知道,明朝的江山,至少一半是徐达打下来的,就靠一个黑旋风,是不能杀进东京夺了皇帝鸟位的。徐达的性格是比较沉稳,常遇春的风格是比较勇猛,但他们与李逵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编剧没有能力把这么多有性格的人的性格都呈现出来,还是导演根本就把握不了那么多线索,根本捉摸不到那个时代的主题?实在不行,找本明史随便翻翻,看几篇传记,大概就是几天的功夫吧,导演就是再怎么日理万女,也不至于忙到连这点工夫都没有吧?

再说说演员吧。胡军应该说表现得还是很好的,刚一开始的部分不太好,就是他还没有独立成军的时候,表现得太懦弱了,那时候太祖的特点是仁义、厚道,但又很勇敢,能够任大事。后面称帝以后的表现是不错的,问题都出在编剧和导演身上,跟演员关系不大。皇后的演员很糟糕,马皇后是天朝历史上第一个在宫里开办女子学校的,也是第一个编写女子教材的,那水平自然不用说了。但是这个片子搞得完全就是一个小市民,哪里有一点开国皇后的气质。刘基的演员也还行,但是过于装神弄鬼了,这个同志应该学习一下明史刘基传,刘基的基本特点是为人刚直敢言,遇事不苟,不是阴阳先生。不过,这个同志要是能在新版三国里演一下诸葛亮,兴许效果会相当不错。其它的演员都不说了,胡惟庸和宋濂的演员最糟糕,连话都说不好。

July 27

1946:国共和谈与美苏争霸

CP电视剧一向被认为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没什么技术含量,老是掩盖基本事实。所以我以前一直不肯看,一直到后来朋友给我推荐看《长征》,这种印象才得改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CP和共军,别的看的比较少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CP基本上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至少是比私人医生回忆录和红太阳之流更可靠些,大体上都是用的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看的是唐国强版的毛主席,所以后来看到别人演的毛主席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古月,无论气质气度还是气势,都相差太远。因此,《中国命运的决战》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多次,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从今年三月藏乱以来,不知道为什么西藏卫视想起了这个电视剧,我印象里现在至少是第二遍了。但一直都没有看,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还是有些收获。

抗战结束前,老毛子出兵天朝东北,驱逐倭寇,二战就此结束。随后国共双方开始争夺,一边争夺一边谈判。按照一般出版物里给人的印象,CP方面的说法都是说,KMT根本对谈判毫无诚意,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却加快向东北增兵,积极准备大打内战。米国鬼子尤其不够义气,掺和天朝内政,帮蒋委员长向东北输送兵力。当然,CP准备全部抢下东北,作为根据地,以便一旦与KMT打起内战时能背靠苏联,这一点共军的宣传里也从来都是承认的。华北、山东运送了大量兵力,山东可以说是基本上把主力都抽调过去了,延安也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大概是三万名左右。

但是《中国命运的决战》里其实把这个线索交代得是比较清楚的。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时,老毛子仍然赖在东北不走,既没有交给KMT,也没有交给CP。而且CP上去接收的部队都比较苦,有时候老大哥不开门不让路,原来中央说的老毛子会供给武器的说法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莫文骅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过这一点,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对老毛子本来抱着很高的期望,到了那边才知道,老毛子在东北的纪律极差,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那一套,对东北人民来说是换汤不换药。按照这个电视剧里马歇尔和蒋委员长谈判时所说,老毛子之所以不肯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是因为国军尚未到达东北。所以老毛子就很不厚道地发了一个声明,说是他们占领东北不走,是应蒋委员长的要求。而蒋委员长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请求老毛子继续占领东北。

而按照英美苏三夷的万恶邪谋,米国为了减少霉菌伤亡,换取老毛子出兵,就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在东北保持帝俄时代的特权的要求。对老毛子而言,蒋委员长的亲美倾向众所周知,如果中国由蒋委员长完成统一,显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到东北后,显然对波茨坦阴谋的理解出现了误会,认为米国已经许诺讲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而从米国方面而言,如果东北变成了老毛子的殖民地,当然是很不利的,不仅整个朝鲜都将被老毛子威胁,倭国的安全将会受到安全,而且老毛子的爪子就会伸到太平洋上来。一向把太平洋当成自己家洗脸盆的米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所以马歇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答应帮助蒋委员长向东北迅速运送部队,全面接收东北。不过,这种行动在CP那里显然马上就变成了米国帮助蒋委员长打内战的证据。这也是很大的误会。就米国的立场而言,米国不愿意老毛子占领东北,运输国军去那里接收,最多不过是让国军去那里堵住老毛子通向太平洋的魔爪罢了。有史迪威的经验,而且那是费正清之流第一代中国研究的同志们都已成熟,很清楚天朝的历史,一个统一的天朝无论由谁统治,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殖民地,一定会谋求大国地位,成为米国的对手。就这个角度而言,米国对华政策的要点实际上是保持国共对峙,但又能大体上维持平衡,不致一方消灭另一方,实现统一。这样的天朝才最符合米国利益。

所以,米国和老毛子当时的对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也就是保持国共相互捣乱,不能统一的现状,而双方又都能在天朝找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让天朝充当两个大国角力的战场。这也就是米国积极斡旋,不支持蒋委员长打内战的原因;斯大林对CP不抱希望,其实也是在暗示,不希望由CP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不过他们也太小看了天朝。毛主席这样的盖世英雄就不说了,三锤两梆子就武装统一了全国;或者CP不幸被蒋委员长消灭,蒋委员长也不会同意两个超级大国在天朝的土地上撒野;就是谁也不能统一,能大体形成均衡,也是总有一天要发现这个真相从而转向外御其侮的。当然,幸运的是CP全面胜利,统一了全国,这一历史的重担就转移到了朝鲜。

从历史结果上说,虽然霉菌成功地阻止了老毛子走向太平洋的步伐,但是老毛子也并没有全输,米国从此也离开了天朝大陆。唯一的赢家是天朝,彻底完成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现代转化。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蒋委员长太小气,始终没能实现与CP的和解,从而完成天朝的全面统一。要是委员长能在五六十年代就想通,慢说是阿扁之流没有任何机会,就是米国的洗脸盆太平洋,恐怕天朝早都能插一脚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确实是天朝的历史性罪人。不过,我还是坚定地相信,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July 23

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个战乱,但基本上没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在天朝凶猛生长的步伐,还是在一直保持着逐步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同志们的西洋镜似乎不太坚固,禁不起事实的检验。冯玉祥少年生长在保定,从军后基本上也一直都是在北京周围的地区,保定、天津这一带。按理说,这一带密迩京畿,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很严重。不仅普通群众一般吃不到细粮和肉蛋禽,就是有朝廷养活的军队里面,实际上伙食也相当糟糕。所以冯玉祥后来入川的时候很感慨,觉得四川的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人民群众不仅平时能吃上米粉肉,能喝酒抽大烟,就是缴纳皇粮的积极性都要比北方高很多。

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发展到1949年,民国前期北洋政府就不算了,就从北伐之后开始算起。王宗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在江西的生活水平极低,吃饭毫无保证,日常也以红薯和红米为主食,能吃上大米的时候极少。河南的秦基伟的记忆就更不用说了,十二岁就成了孤儿,基本上也吃不饱饭。李志民是湖南浏阳人,但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记忆也十分深刻。换句话说,那时的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有这个记忆。这不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而是传说中蒋委员长治下的黄金十年的时期。就算是资本主义萌芽再怎么蓬勃生长,市场自由只需再怎么自发扩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总是说不过去的。

这种情况的彻底解决一直要到解放战争结束,也就是全国基本上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到土改结束,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之后,虽然59到62年间因为政策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饿死了人,但我想情况虽然严重,但这并不比翻案史学里说的那些时期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法计算,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吹捧黄金十年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那些时期,比如秦基伟的亲人都饿死,王宗槐的亲人都饿死,像这样的情况算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总不能说这也是共产主义流毒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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