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冯玉祥：在新旧之间

Thu, 07 Aug 2008 15:18:57 GMT

CP对冯玉祥的定性是爱国将军。这些年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蒋粉沉渣泛起，所以凡是反对过蒋委员长的人都被污蔑得一塌糊涂了，冯玉祥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冯玉祥身处军阀之中，多次参加军阀战争，而且几乎每参加一此都要改变一次立场，所以政治道德名声也被搞得很不好了。

我以前也有这种看法，这一阵子看了他的回忆录，才对他有了点“同情的理解”。

从这个回忆录来看，其实他对革命还是很心向往之的，也自命为革命军人，所以他把自己历年来的行为都解释成了革命行动，包括他的每一次叛变，在他看来，都是革命行动。辛亥革命期间他只是营长，参与的革命行动就不说了，几次军阀战争中他的停兵不前，直奉战争时他发动兵变，回师北京，驱逐溥仪，再后来从西北起兵参与北伐，驱逐直奉军阀。凡此种种，他认为他都是在革命，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奋斗。

他出身北洋，与北洋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他一步步崛起，都是离不开北洋系的支持的。他的基本班底16混成旅，也是拿北洋政府的粮饷的。加上他性格比较仁厚些，所以做事总是不够干脆利落，显得拖泥带水的。所以每次参与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很矛盾的，既倾向革命，又无法断然与北洋系切断血脉联系。第一次是护国战争，他奉北洋军之命前进到四川，准备阻挡护国军，但他又明知道老袁的做法不对，他应该支持护国军。这个时候若是给稍微有些决心的人，当然就断然起义了，直接转向护国军参加革命算了，但他又不肯，还是要劝他的上级跟他一起背叛老袁。第二次奉命到闽粤参加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之间的战争，走到江苏，又是停兵不前，犹豫不决。但是，当碰到张勋复辟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很果决的，立刻发起对张勋的攻击了。

一直到他在河南发动驱逐河南督军赵倜，他才算是独立了一点，基本上可以自己筹措解决粮饷问题，对北洋系的依赖小了很多。后来先后做陕西、河南督军，他的实力大增，也基本上能够独立成军了，部队扩充到了三个师三个旅，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之后他做事就显得果断了很多。之后参加直奉战争，第一次立了功，却被怀疑，于是他联合陕西的胡景翼和孙岳，一起发动兵变，在直军和奉军大战之际，突然回师北京，驱逐了溥仪，也导致了直系的崩溃。之后他又受排挤，通电下野，去了苏联考察。可惜他在苏联的时间太短，对苏联革命了解不深，否则以他同情工农的朴素阶级感情，还是很可能转变成CP的。

但是，他在苏联尚未深入了解革命，国内形势已经大变，他的国民军已经被直奉鲁联军打得退出了北京，跑到了绥远，一部分部队甚至还投靠了阎锡山。所以他只好赶快回国，组织部队，重新振作。这时南方KMT的北伐已经开始，他也誓师参战。他曾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在绥远集结，直取北京；一个是先回甘肃宁夏，救援西安，再出潼关，与直奉鲁联军作战。李大钊同志这时给他消息，劝他从长计议，先从西北开始。他听了这个意见，就转回宁夏，集结部队，解了西安的围，然后出潼关，参与对直奉军作战，国民政府也委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就此参与北伐，而且基本上可以说，陇海线以北差不多都是他打下来的。也因此，后来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都是西北军的部队在盘踞，石友三、韩复榘、鹿钟麟、张自忠等，都是他的部下。

当时人和现在人大多都说他本身也是军阀，但是从他自己而言，其实不能这么说。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他也没有自己把持政府，而是请了段祺瑞出山，段出山后，他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也就离开了北京，赴任去了。再后来人家逼他，他也就走了。北伐成功后，他也有讲军队交给国家自己出国留洋的打算。这在迷信武力相信只有用武力才能完成全国统一的北洋系里来说，大概没有别人了。而且，西北军的纪律远较其它军阀军队为好，不但很少扰民，而且干了很多事情，比如所到之处都大规模修路、植树、建设公共设施，甚至还开办学校，培养技术工人。这也是别的军阀没做过的事情。

国共分家时，他的态度虽然对汪精卫下决心有决定性作用，但在他自己而言，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他部队里工作的CP同志们确实也有政治幼稚的表现，而且他最后采用的办法也并不是抓起来杀掉，而是集中起来礼送处境了。有人拿了他的钱去搞了工人运动，他也并没有追究，而且认为这种事情并不违背他的意愿。而且，西北军里也潜伏了不少CP党员，直接促成了后来在江西反围剿前线红五军团的阵前起义。抗战之处，西北军也没有像东北军那样不抵抗就直接逃跑，至少还是组织了有效抵抗的。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最后都失败了，但毕竟还是抵抗了的。

整体而言，他本人虽然倾向革命，但思想上仍趋向守旧。比如对于当时部队里的体育锻炼，他就比较不喜欢现代体育运动比如篮球足球等，因为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中国人买洋货都是在变相的支持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应该推广打拳耍大刀之类的传统锻炼方式，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基本上是夹咋新旧之间的，虽然在努力趋新，但实际上对新东西并不理解，底子仍旧是传统的，终究与革命有隔膜，他认定的革命目标仍是打倒军阀除列强，为国家保秩序为人民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而现代革命中的主义政治，他始终都不理解，所以在国共纠纷这些问题上就搞不清楚是非曲直。但是在保卫共和反对复辟上，他又显得格外果决，而且坚持必须将溥仪驱逐出北京，才算是最后完成革命。在抗日战争时，他虽然已无实权，但仍旧对抗日表现得格外积极，随时都有为国牺牲的准备。

所以说，大体上，他在北洋系里自然算是先进，而在革命者中，却总是落伍，不合时宜。

先别忙着批判，还是学习施密特吧

Tue, 05 Aug 2008 14:49:28 GMT

前一阵子把《政治的概念》学习完，接着又把以前买的《宪法学说》也学习了一遍。就是一个字，好。我朝搞宪政的同志们啥时候才能有这觉悟呢，啥时候才能明白重要的不是对宪法进行表决也不是去搞那些条款而是谁在决定要不要宪法这样的道理呢？明白了这些，大概就不会再有民元之初是先孙总理破坏天朝宪政前程的胡扯蛋了，也不会胡扯什么蒋委员长的宪法如何现代，如何前景一片大好了。不过这恐怕还要很久，想起来就让人伤心。谈宪政的人水平如此，我朝的宪政看来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是没什么大希望了。

接着也就顺便把《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学习了一遍。这书大概是06年在博师打折买的，一直没翻过。上星期周末开完会回家时顺道在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随便转了转，看见这书又再版了。在书店里看了一阵子，就感觉第一篇的对话还有点意思，于是想到自己也有这本书，还是回家来看看。回家来拿出来看了才知道，内容变化相当不小。这哪儿是什么《政治法学与施密特》，完全就是施密特批判论文集嘛。

第一篇施特劳斯的还好，接下来的两篇就很糟糕，洛维特我还知道，马丁是没听说过的。前一阵班博在群里讲，洛维特那本《从康德到黑格尔》相当不错，很是推荐，我还到书店里去找过。这次一看他评论施密特，感觉真是大失所望，水平简直接近当年薛涌批甘阳，活是徐友渔批汪晖。除了义正词严地喊口号背顺口溜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马丁不知道是个干什么的，文章的水平简直直追南方报系的社论，就是再三再四地重申普世价值，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对马克思、韦伯的评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朝的自由派同志们自己的评论用的洋鬼子的名字。

新版的变化较大，但是因为这两年不看新书，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天朝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这几年似乎已经回过神来了，去年我记得世纪中国上还发过一个天朝的同志们批评施密特的小专辑，虽然多是隔靴搔痒，但是比起过去那种看见洋鬼子的名字就望尘膜拜来，还是要让人感觉欣慰很多的。那次评论的多是所谓法学家，而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这些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力地倡议用行政代替政治，所以把实质性的问题都用程序问题遮盖了，而施密特这样讲政治的法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在坏这个行当的规矩，必欲诛之而后快了。可惜的是我朝的法学研究员们水平还不如男足，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半天施密特，跟男足过了中场就射门的意义接近，看起来勇猛，实际上总是偏离球门的距离在十里之外。

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法学研究员讲，要研究我朝自己的宪法，不能再搬运西夷的理论和宪法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评论了一下54宪法，说来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先前的同志们提起来宪政史就是温柔的抚摸晚清到民国那几次不成功的失败试验的历史遗体，说到宪法视就是从宪章运动开始扯起，一直到米国第某某条某某款修正案，如数家珍，而对我朝建制以来的几部宪法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变化，则不甚了了，甚至连我朝五六十年代整体上有主席制到内阁制之变这样简单的变迁都不知道，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年的工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施密特，主要的还不是忙着去批判他，而是学习他对祖国的爱，和他对魏玛宪法这样没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分赃协议都能如此当一回事的指著精神。在这方面，天朝的同志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批判施密特的事情不妨暂且缓缓吧。

拜托，就饶了朱元璋吧

Fri, 01 Aug 2008 15:00:51 GMT

这几年明史大热，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读物都卖到地摊上去了，这是好事。现在的天朝，就是需要重温那种开国时期质朴、雄浑、大气的风格，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当皇帝不能光靠理性人那种蝇营狗苟，政治不是一点不讲道德，不但不是靠厚黑学才能成功，而且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玩得了政治。

但是影视剧就很糟糕了。记得前几年有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有朱元璋，不过那个片子里讲的主要不是讲太祖的，只是配角，那里面的太祖完全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整天不干正经事，就知道跟着一个疯姑娘在宫外到处乱跑。完全是还珠格格那种风格，所以我一看就很厌恶。06年又看见过一个陈宝国版的《传奇皇帝朱元璋》。只是听别人说这个片子的主题不是太祖艰难奋斗的历史，而是讲太祖怎么与蓝玉争风吃醋，最后又找借口杀了他。一看这种戏不够感情凑的路数，我就反胃，就没看了。

去年瓦修在群里说，胡军版的很不错，值得一看。所以前一阵子就买了回来，但是只看了前面几集，就没再继续看下去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实在受不了太祖下面的同志们管太祖叫“大帅”，还有编剧同志发挥他的天才想像力搞出来的“上位”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主公就是主公，不管太祖的头衔是小明王给的什么左元帅还是元廷给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还是太祖称王之后，他手底下的人都很清楚，这就是主公。叫上位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男上位女上位么？称王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是吴王殿下，王上这种称呼当时都已经不流行了。

编剧是朱苏进同志，看样子这个同志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所以完全搞不清楚这种片子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明朝开国武功之列，人才之众，开辟以来，除了我朝，还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的。20万人对60万人的水战，这是天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了；解放全国的时候耀兵昆仑，除了我朝和明朝，再没有第三个朝代这么干过了；北伐的同时南征和西征，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大规模征服，这也是我朝之外没有过的，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数十万步骑兵排阵野战，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明朝得国之正，这种大气、开阔的风格古今无出其右者。

但是编剧和导演似乎完全没搞清楚什么叫开国皇帝，什么叫开过战争，还以为他们是在拍康熙帝国、雍正王朝之类的清宫戏呢，上来就是宫廷斗争，就是朝臣之间相互算计，君臣之间相互猜疑。李文忠、邓愈、冯胜、傅友德、沐英这些人都没有了，蓝玉成了愣头青，刘基除了整天猜测皇帝会不会害自己就啥正经事都不干。三路北伐没有了，傅友德远征云南没有了，李文忠十八岁就评定闽浙也没有了，就剩下了李善长和刘基在那里你斗我我斗你。同志们，这是康熙帝国，不是大明开国的气象，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就敢下手拍？

是朝廷就会有斗争，是君臣就会有猜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太祖的时期，主题是开国，是气势恢宏的开过战争，刘基和李善长的功能是张良和萧何，刘基这个时候还不会考虑怎样保存自己，而且他的特长也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经常能出奇谋，能断大事，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有主意贡献，李善长的长项也不是搞什么淮西党，而是竭心尽力地搞好后勤保障工作，支援前线。太祖这个时候也不会对刘基有什么太大的疑心，而是非常信任的。

还有宋濂、吕昶，都被搞成没用的腐儒，都老糊涂了，还在朝廷那里混日子，朱昇干脆连个脸都没露。徐达、常遇春完全被搞成了黑旋风，就是个鲁莽武夫。要知道，明朝的江山，至少一半是徐达打下来的，就靠一个黑旋风，是不能杀进东京夺了皇帝鸟位的。徐达的性格是比较沉稳，常遇春的风格是比较勇猛，但他们与李逵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编剧没有能力把这么多有性格的人的性格都呈现出来，还是导演根本就把握不了那么多线索，根本捉摸不到那个时代的主题？实在不行，找本明史随便翻翻，看几篇传记，大概就是几天的功夫吧，导演就是再怎么日理万女，也不至于忙到连这点工夫都没有吧？

再说说演员吧。胡军应该说表现得还是很好的，刚一开始的部分不太好，就是他还没有独立成军的时候，表现得太懦弱了，那时候太祖的特点是仁义、厚道，但又很勇敢，能够任大事。后面称帝以后的表现是不错的，问题都出在编剧和导演身上，跟演员关系不大。皇后的演员很糟糕，马皇后是天朝历史上第一个在宫里开办女子学校的，也是第一个编写女子教材的，那水平自然不用说了。但是这个片子搞得完全就是一个小市民，哪里有一点开国皇后的气质。刘基的演员也还行，但是过于装神弄鬼了，这个同志应该学习一下明史刘基传，刘基的基本特点是为人刚直敢言，遇事不苟，不是阴阳先生。不过，这个同志要是能在新版三国里演一下诸葛亮，兴许效果会相当不错。其它的演员都不说了，胡惟庸和宋濂的演员最糟糕，连话都说不好。

1946：国共和谈与美苏争霸

Sun, 27 Jul 2008 14:40:53 GMT

CP电视剧一向被认为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没什么技术含量，老是掩盖基本事实。所以我以前一直不肯看，一直到后来朋友给我推荐看《长征》，这种印象才得改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CP和共军，别的看的比较少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CP基本上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至少是比私人医生回忆录和红太阳之流更可靠些，大体上都是用的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看的是唐国强版的毛主席，所以后来看到别人演的毛主席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古月，无论气质气度还是气势，都相差太远。因此，《中国命运的决战》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多次，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从今年三月藏乱以来，不知道为什么西藏卫视想起了这个电视剧，我印象里现在至少是第二遍了。但一直都没有看，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还是有些收获。

抗战结束前，老毛子出兵天朝东北，驱逐倭寇，二战就此结束。随后国共双方开始争夺，一边争夺一边谈判。按照一般出版物里给人的印象，CP方面的说法都是说，KMT根本对谈判毫无诚意，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却加快向东北增兵，积极准备大打内战。米国鬼子尤其不够义气，掺和天朝内政，帮蒋委员长向东北输送兵力。当然，CP准备全部抢下东北，作为根据地，以便一旦与KMT打起内战时能背靠苏联，这一点共军的宣传里也从来都是承认的。华北、山东运送了大量兵力，山东可以说是基本上把主力都抽调过去了，延安也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大概是三万名左右。

但是《中国命运的决战》里其实把这个线索交代得是比较清楚的。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时，老毛子仍然赖在东北不走，既没有交给KMT，也没有交给CP。而且CP上去接收的部队都比较苦，有时候老大哥不开门不让路，原来中央说的老毛子会供给武器的说法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莫文骅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过这一点，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对老毛子本来抱着很高的期望，到了那边才知道，老毛子在东北的纪律极差，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那一套，对东北人民来说是换汤不换药。按照这个电视剧里马歇尔和蒋委员长谈判时所说，老毛子之所以不肯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是因为国军尚未到达东北。所以老毛子就很不厚道地发了一个声明，说是他们占领东北不走，是应蒋委员长的要求。而蒋委员长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请求老毛子继续占领东北。

而按照英美苏三夷的万恶邪谋，米国为了减少霉菌伤亡，换取老毛子出兵，就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在东北保持帝俄时代的特权的要求。对老毛子而言，蒋委员长的亲美倾向众所周知，如果中国由蒋委员长完成统一，显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到东北后，显然对波茨坦阴谋的理解出现了误会，认为米国已经许诺讲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而从米国方面而言，如果东北变成了老毛子的殖民地，当然是很不利的，不仅整个朝鲜都将被老毛子威胁，倭国的安全将会受到安全，而且老毛子的爪子就会伸到太平洋上来。一向把太平洋当成自己家洗脸盆的米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所以马歇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答应帮助蒋委员长向东北迅速运送部队，全面接收东北。不过，这种行动在CP那里显然马上就变成了米国帮助蒋委员长打内战的证据。这也是很大的误会。就米国的立场而言，米国不愿意老毛子占领东北，运输国军去那里接收，最多不过是让国军去那里堵住老毛子通向太平洋的魔爪罢了。有史迪威的经验，而且那是费正清之流第一代中国研究的同志们都已成熟，很清楚天朝的历史，一个统一的天朝无论由谁统治，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殖民地，一定会谋求大国地位，成为米国的对手。就这个角度而言，米国对华政策的要点实际上是保持国共对峙，但又能大体上维持平衡，不致一方消灭另一方，实现统一。这样的天朝才最符合米国利益。

所以，米国和老毛子当时的对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也就是保持国共相互捣乱，不能统一的现状，而双方又都能在天朝找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让天朝充当两个大国角力的战场。这也就是米国积极斡旋，不支持蒋委员长打内战的原因；斯大林对CP不抱希望，其实也是在暗示，不希望由CP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不过他们也太小看了天朝。毛主席这样的盖世英雄就不说了，三锤两梆子就武装统一了全国；或者CP不幸被蒋委员长消灭，蒋委员长也不会同意两个超级大国在天朝的土地上撒野；就是谁也不能统一，能大体形成均衡，也是总有一天要发现这个真相从而转向外御其侮的。当然，幸运的是CP全面胜利，统一了全国，这一历史的重担就转移到了朝鲜。

从历史结果上说，虽然霉菌成功地阻止了老毛子走向太平洋的步伐，但是老毛子也并没有全输，米国从此也离开了天朝大陆。唯一的赢家是天朝，彻底完成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现代转化。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蒋委员长太小气，始终没能实现与CP的和解，从而完成天朝的全面统一。要是委员长能在五六十年代就想通，慢说是阿扁之流没有任何机会，就是米国的洗脸盆太平洋，恐怕天朝早都能插一脚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确实是天朝的历史性罪人。不过，我还是坚定地相信，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Wed, 23 Jul 2008 15:08:00 GMT

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个战乱，但基本上没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在天朝凶猛生长的步伐，还是在一直保持着逐步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同志们的西洋镜似乎不太坚固，禁不起事实的检验。冯玉祥少年生长在保定，从军后基本上也一直都是在北京周围的地区，保定、天津这一带。按理说，这一带密迩京畿，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很严重。不仅普通群众一般吃不到细粮和肉蛋禽，就是有朝廷养活的军队里面，实际上伙食也相当糟糕。所以冯玉祥后来入川的时候很感慨，觉得四川的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人民群众不仅平时能吃上米粉肉，能喝酒抽大烟，就是缴纳皇粮的积极性都要比北方高很多。

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发展到1949年，民国前期北洋政府就不算了，就从北伐之后开始算起。王宗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在江西的生活水平极低，吃饭毫无保证，日常也以红薯和红米为主食，能吃上大米的时候极少。河南的秦基伟的记忆就更不用说了，十二岁就成了孤儿，基本上也吃不饱饭。李志民是湖南浏阳人，但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记忆也十分深刻。换句话说，那时的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有这个记忆。这不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而是传说中蒋委员长治下的黄金十年的时期。就算是资本主义萌芽再怎么蓬勃生长，市场自由只需再怎么自发扩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总是说不过去的。

这种情况的彻底解决一直要到解放战争结束，也就是全国基本上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到土改结束，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之后，虽然59到62年间因为政策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饿死了人，但我想情况虽然严重，但这并不比翻案史学里说的那些时期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法计算，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吹捧黄金十年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那些时期，比如秦基伟的亲人都饿死，王宗槐的亲人都饿死，像这样的情况算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总不能说这也是共产主义流毒所致吧。

冯玉祥的历史可能性

Tue, 22 Jul 2008 15:16:39 GMT

从上星期开始在路上学习冯玉祥回忆录，感慨颇多，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是冯玉祥生得早了，如果晚上十来年，加入CP，功业应该不在彭德怀之下，无论人品素质还是战功，都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之艰难。

冯玉祥生于1880年代，11岁从军，早期经历接近朱德。不过他比朱德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从军就在保定，在京畿区域，得到的机会更多些。而朱德僻处西南，滇军自从蔡锷之后，就每况愈下，没什么表现了，所以得到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大概也正是因此，冯玉祥一直没有得到像朱德那样下定决心离开部队去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是一直在国内盘桓周旋，起起落落。

冯之参军，纯属偶然。他父亲是淮军，钱不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因为多少可以拿点军饷，所以当时的兵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有了空缺，才能补上去，一般人家的子弟要当兵是很困难的。冯玉祥的大哥先去当了兵，也还是没能缓解多少家庭经济压力，于是冯又补兵。当时因为刚好有个名额，他父亲的朋友帮他补，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怕去问了他再回来已经失去机会了，于是就随口绉了一个名字，也就是冯玉祥。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其实本来是不叫这个名字的，而是叫冯科宝。补上兵的时候他还在学校念书，补上后还是在家里，也没去部队生活，但书也没再念了，后来多少有些文化，全靠自学。

以前知道红军长征时平均年龄只17岁，还觉得不能接受。现在看来，红军已经算是相当好了，陈赓从军时只有12岁，一样当兵吃粮拿饷。部队能搞出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部队腐败之严重，战斗力更是可想而知。甲午战争期间，他跟着他父亲上过前线，但只是挖战壕修炮台。后来他父亲因为裁军被裁掉了，他仍留在军中。八国联军入侵时，他所在部队从保定开往大沽口作战，出发时部队的亲属送行，哭声震天。这样的部队当然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到了前线，还没见着敌人，只是老远听见枪响就直接溃散跑了，跑到半路还要抢劫老百姓。

此后他因为个子高，为人比较沉稳，就逐步升迁。庚子之后，新军加强，旧军被淘汰，他也跳槽到了新军，也就是北洋军，然后随着部队扩编等等，他也逐步升迁。辛亥时他已经是营长了。辛亥后北洋军继续扩编，他也从营长升到团长，又升到旅长。他的部队属陆建章部，先被派到河南剿匪，后面又转入陕西剿匪，再转到汉中，后来又南下到了四川，其时他的部队分散在陕西，他所带的部队只有两个营。倒袁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四川，跟着陈宦，陈时任四川总督。陈起初未敢参与倒袁，首鼠两端，一边奉命布置与滇军作战，一边与滇军信电往来联络，随时准备转舵。

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新军和旧军比起来，完全是不同的。无论日常训练，作战原则，还是战术，都绝然不同。不过那时的新军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旧军习气，所以未能真正实现现代转变。但与旧军作战，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总体而言，编练和战术水平仍然在一战前，所以后来碰见按照一战后的军事原则编练的北伐军就很崩溃，基本上没什么抵抗能力。从战术水平上讲，对部队作战的机动性显然注意不够。彭德怀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跟冯玉祥处在同一水平，刘伯承也恕几近之，这一点跟林粟基本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徐帅也有相当差距。但是冯若当时风云际会，跟着CP混了，在井冈山混过一阵子，当能洗心革面，军事水平应当也能有所提升，但是超过彭德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回到政治上来

Fri, 18 Jul 2008 16:25:28 GMT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什么办法都行。

在遭遇重大危机、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决断，拿个主意，这就属于政治能力的范畴了。吏不需要这种能力，吏们需要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官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危难识纯臣。有个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开动脑筋，作出决断，制订方案，为下面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这是官们需要干而且必须干的事情。没什么理由，就一点，官是有主权的，而吏没有。主权就意味着作出决断。权力的权，本身就是衡量的意思，权力就是衡量轻重，作出决断的意思。

比如说范仲淹，没上过水利高等专科学校，但是要他去负责修治黄河，那么他上任后除了了解情况外，并不是要由他拿出一个修治方案来，而是要他在做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决定用哪个。决定以前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基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做方案，在决定之后想方设法执行这个方案，实现目标，这都属于吏要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官僚们应该干的事情。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决定采用哪个方案，这就是范仲淹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官的职权范围。

我朝建制以来，别的事情都好，惟有这一点不好，就是官吏不分，官从吏中铨叙提拔。搞到最后，就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别的不说，就先向上级请示，上级没有指示，自己坚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在毛主席的年代，对政治能力还是非常强调的，政治干部和专业的技术干部是截然两分的。比如说部队上，政治干部就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就是军事干部，除了少数的个别情况，两者之间是不大能自由转换的。建国后也一再提过红和专的辩证关系问题，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又红又专，但一般来说，对党来说，最重要的考察干部的仍然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行政能力。

1978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的路线指导下，专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政治干部都被当作极左分子清理掉了，最后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政治上就是政治淡出，行政凸显。这种制度三十年未动，到现在，我朝就只有行政干部了，没有政治干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如此，所以出了像贵州这样的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对朝廷的面子影响很大。90年代藏乱的时候，群众围攻警察，警察问上面怎么办，上面也不说话，只说要保持克制，等待中央指示，结果等中央指示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志被群众打伤了。事后检讨起来，大家一致同意，假若当时能有同志敢拿个主意，边干边向中央请示，事态未必会闹成后来那样。今年以来出过的几个事情，皆是如此。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前90年代的时候搞三讲，让大家讲政治讲正气讲道德，最后没有搞起来，现在出了事情，才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发这个通知，虽然说不上及时，但好歹还是希望能于事有补，能引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同志们注意，尤其是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光拣没有错误但也没有成绩的同志们提拔的局面了。说到底，还是要继续搞三讲。

自由派是纯粹不爱国

Wed, 16 Jul 2008 14:45:28 GMT

以前我曾经说过，自由派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毛病，就是不爱国。那时候还想着要把话说得周全一点，不要说死，留点口子。看完天葬，这个感觉一下没了，完全没必要周全，留这个口子。自由派的通病就是不爱国，不要基本这俩字儿了，没必要。按自由派同志们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嘛。以前以为总不至于傻到真的这么想，现在看来是高估了他们的智商，要修改这个估计，他们还确实就是这么傻。

八平方以后，跑到外面的当年的领袖同志们很是搞笑，还真以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中国国家领袖了，还跟达赖老贼煞有介事地会谈了几次，说是只要中国成了民主自由的国家，西藏的事情就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就不会再侵略西藏了，云云。于是乎藏毒的同志们就和民晕同志们会师合流了，拜把子成了兄弟。为了在国外讨点吃饭钱，讨好一下西夷们，这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嘛。但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反共，就连西藏的主权都敢放弃，这智商未免也太令人刮目相看了。

按照民晕同志们说的，西藏要不要继续留在中国，要有西藏人民决定。这话说得确实是很合乎自由派的逻辑的，但是未免也太不用脑子了。别的不说，就光凭这一条，这些同志们大概永无回归故土之日了。西藏能不能独立，不能由达兰萨拉说了算，也不能由藏族同胞投票决定，更与民晕同志们的许诺没什么关系，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算。湾湾，新疆，内蒙古，都是一样的道理。施密特说得好，公投的结果是不是要独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要公投的决断到底是由谁作出的。西藏人民还没有权力用投票来决定西藏要不要独立，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别的不用说了，仅仅就这一条来看，民晕同志们就活该在海外要饭。过去这二十年都不算，只要这一点没什么变化，以后就还要继续要下去。国内的那些念叨着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派的同志们，迟早也是要走上这条路的，除非他们能自己修正自己。不过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来自由派有这个觉悟。不过，这样的同志看样子是没啥觉悟的希望了。王力雄不是说了吗，人民藏族同胞就是爱把钱都捐给寺庙，就是爱过穷日子，就是不要现代化，人家觉得这才是幸福。对民晕和自由派的同志们来说，亦然，他们觉得就是要在米国要饭才幸福，那也没办法。这话范跑跑已经替所有的自由派同志们说出来了，生在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幸，愿他们早日都能到他们的祖国米国去吧。祝福他们。阿门。

没有自知之明只好糊涂到底

Tue, 15 Jul 2008 15:10:49 GMT

五代的时候很乱，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日子里，大家谁都想做皇帝。这个时候有些人还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并不想做皇帝，只是机缘巧合到了这个位置，除了自己尽心尽力之外，也还是在等待命世英雄降世的，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每天晚上都向上天祈祷，让上天早降英雄，一来好拯救生民于水火，二来好让自己解脱。所以明宗的时期在整个五代十国来说，算是难得的稍微安定些的日子了，只可惜这个同志短命，只几年就魂归西天了，又大乱起来了。不过，他的这种自知之明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些同志就不怎么好了，明知道自己不行，夤缘上位，明知道自己才德不敷，却偏要硬撑，打肿脸装胖子，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不知道怎么收场，然后就开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往往活得糊涂，死得也糊涂，糊涂过一辈子。后来人中有些人人品不好，利用他，就吹捧他，于是乎这种同志反倒成了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比如说胡乱邦同志。

这一阵子在路上看了《天葬》。这个书整体上比较糟糕，就属于文人装学者，打肿脸装胖子的，搞了很多生造的不通的名词，又弄了很多笑话，别人已经批评很多了，我就不掺和了。看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点，胡乱榜同志完全是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还以为自己是猪八戒，在背媳妇呢，光靠蛮力和勇气就行了。看看他在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他搞的那个什么六条，完全就是在出卖西藏主权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缺乏最基本的素质。我记得看过一个吹捧他的采访，讲他的子女对他的印象如何，作者极力把他塑造成一个为了革命工作可以抛弃一切的CP干部，孩子都放在根据地老乡家里养大的。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是这个作者显然是帮了倒忙，作为一个处于权力核心层的政治家，他的素质和气质未免就太差了。他完全是个事务型的官僚，高瞻远瞩地做决策完全不是他的长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完全是拆东墙补西墙，为了丰胸把脸上的肉割下来贴上去了。为了变修，连CP的基本路线都不顾了，就给地富反坏右搞什么落实政策，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收买人心，得到支持。这就完全属于基本概念性的错误了，没有搞清楚，政治不是做生意，与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并不就等于政治。靠守财奴式的的精明算计搞政治，结果当然是很明确的，丢了西瓜，最多能拣个芝麻，有时候连芝麻也拣不到。所以在毛主席那时候西藏人民没什么独立意识，倒是落实政策了以后，给了西藏人民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反倒给自己培养出来一个掘墓人来。

当然，作为天葬这样的反动读物来说，给他唱赞歌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落实政策不就是给地富反坏右落实了政策，打击了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嘛，翻了个的世界又颠倒了回去，站起来的又跪下去。所以右派同志们对邦邦同志一向是感情很深的。虽然八平方之后官府不太允许公开谈到他，但是这几年文禁渐弛，给他做发难文章的出版物和文章就多了起来，大有胡汉三又回来了之势。说什么他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说穿了不就是解放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嘛。当然，要说是地富反坏右纪念他就是对他的感情有多深，那未免也太高估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的道德水平了，他们才没有这么知恩图报，有的只是得寸进尺；他们的怀念不过是对幽灵的呼唤，指望着再出一个这样的同志，来给他们更多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已。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那些曾经站起来却又被邦邦压着跪了下去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的后代们也跟着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给他叫好，而且这些人往往还表现得特别真诚，特别让人感动，就很可惜了，很不幸，也很可悲。

扯得远了些，还是回头继续说邦邦。邦邦同志的悲哀在于，他不知道自己不行，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即使感到很吃力，也还是努力硬撑，结果坏了事。这种同志当然不是百无一用，还是有用的，就是做炮灰。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原则下，这种同志冲在前面，成功了功在圣君，失败了那就对不起，咎在臣下了。必要的时候，只好让这些同志牺牲一下，做点贡献。86年以前的修修一帆风顺，邦邦跟着小平同志与有荣焉，等到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日渐坐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了，只好把他抛出来抵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乱箭了。所以说，邦邦同志生也糊涂，死也糊涂，糊涂了一辈子，到死也没有翻然悔悟，糊涂到底了。

赤壁

Sat, 12 Jul 2008 15:59:58 GMT

今天又给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做了回贡献，进了回电影院，看了《赤壁》。

整个片子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场面确实很宏大，而且效果相当不错。一起去的同事说的比较专业，在这里引用一下，就是武戏比文戏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但是我朝的同志们确实跟米国的差别比较大，吴导到底是在好莱坞混过的，对场面的掌控水平要高很多。看看我朝的同志们搞出来的黄金甲之类，那场面就太水了，搞得很业余。一样是用银子砸，张导都拿去买菊花和搞黄金甲去了，人家就基本上都花到地方上了。这是我朝的同志们还要继续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印象二是这种片子港台的演员同志们把握得不太好，远不如大陆的同志们。这个片子里可以说表现最好的就是张丰毅了，虽然他的形象还是太正了些，少了点奸诈，但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刚灭了荆州时的曹丞相的霸气和骄狂的。其它像侯勇、尤勇，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尤其值得表扬的是胡军同志，可以说全片最出彩的就是刚开场赵云大战长坂坡那一段了，效果很好，胡军表现得也很敬业。相比之下，金城武就搞得太业余了，总是做忧郁状干什么呢？没一点点诸葛亮的自信、洒脱和从容。

印象三是吴导也太媚俗了些。这些年给曹操翻案的人太多，差不多说自己喜欢曹操讨厌刘备、抹杀刘备一方对赤壁之战的贡献已经成了现在的正统了。所以吴导跟风，特别突出周都督和曹操，而刘备一方则被压抑得很严重。但是压抑也要有个限度，不能搞到让张飞变成李逵、让关羽变成步兵的地步。赤壁之战的过程到底如何，究竟孙刘两家谁出的力更多，到现在其实也还是疑案，并没有结论。所以我觉得维持《三国演义》里面让两家都有表现的做法还是妥当的，现在就贸然把功劳都记在周瑜的名下，对刘备未免太不公平了些。

印象四是吴导貌似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甚至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很缺乏。赤壁之战的时候孙刘两家只是联盟，可以说是联军，但是吴导直接让孙刘两军合编了，这未免也太滑稽了些。慢说是孙刘两家当时只是联盟作战，相互利用，就是两军都是一家子，不同的系统协同作战，也不能这么混编在一块。比方说淮海战役时的华野和中野，虽然大家都是共军，但是因为是不同的系统，也只是协同作战，最多是在协同作战的时候把个别部队配属给另一方，也没有达到混编的程度。再比如说地点，之所以叫赤壁之战，只是说大家是在那里打仗的，但是吴导干脆让东吴水军的训练基地跑到那里去了，未免就太离谱了。如果说赤壁在哪儿还没有历史定论的话，周瑜屯兵的地方还是很清楚的，吴导也搞错，就太过分了点。

总结来说，就是吴导之流以后还是尽量少碰中国历史题材吧，他基本上没什么感觉。比如说武将马战，他基本上就是模仿好莱坞大片里的西方人，为了搞出效果来，最后干脆让大家都跳下马来步战了，就得不偿失了。说实话，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马战拍得最好的还是要属央视版的《三国演义》，虽然说碍于当时的武打设计水平，做得还不够，但是至少把步战和马战完全区分开来了，让大家明白马战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他的愚蠢的和平主义，动不动就鸽子，也太老套了，大概是为了照顾国际市场吧，就不多说了。

施密特的误会

Wed, 09 Jul 2008 16:05:14 GMT

2004年夏天，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了《政治的浪漫派》，看完就赶紧看了一本《资治通鉴》。说来话长，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杨策送给我的，盗版，三本，字很小，油墨印刷，所以每次看完都要洗半天手。杨策买了后没看，毕业的时候顺手给了我，我就带到了杭州。那时拿出来看，也是稀里糊涂，不明所以。杭州那两年半，焦虑像失恋的哀愁似的，老绕着我转，挥洒不去。所以那时候看来看去，最后也就是《毛选》和《马恩选集》至今还有些印象，别的都不甚了了，后来也没打算深刻认识，看过就随手都扔了。

到上海后，生活上每况愈下，飘泊无定，情绪却慢慢平静下来了，看了一些书。先看完了《读通鉴论》，然后接着把通鉴完整地读了一遍，接着就看了续通鉴和明通鉴，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别的，比如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和语类等等。看的收获就是到现在已经很习惯说“无所谓”和“不着急，慢慢来”了，对新书的兴趣与日俱减，对以前不屑一顾的盗版书倒是越来越有兴趣。于是想到再看看施密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认真看看游击队理论。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是想看看施密特是怎么谈毛主席的。也就是说，看《政治的概念》其实跟我看《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之类区别不大，都可以算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外来的和尚念经未必比本地的和尚更动听，不过也算是另一种风格，换换口味也是好事。俗语有云，家花不如野花香嘛。

不过看下来的感觉让我很失望。施密特的毛主席研究看来做的工夫不够，还很肤浅，跟那种把中国革命的悲剧源头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水平相去不远。当然，换个角度来说，毛主席之于施密特，只是材料，施密特没打算当什么毛主席研究专家，一直不断地强调他的法学背景，强调他是一个专业学者。用毛主席的话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是个钟馗，施密特为了打鬼，借助毛主席。

施密特当然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他搞出来的游击队理论的发展线索，从克劳塞维茨到列宁，再从列宁到毛主席，再从毛主席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到法国军官萨兰。

先看看这个线索上的几个人的身份，当然是施密特所描述和理解的身份：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入侵军队的参谋部参谋，列宁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打游击的CP领袖，胡志明则是个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领袖。

萨兰同志比较有趣，本来是法国殖民军队的军官，在奠边府战役中打了败仗，后来又辗转被派到了阿尔及利亚，去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法国的同志们本来韧性就差，阿尔及利亚闹了一阵子，法国国内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于是国内出现了支持个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两种意见。萨兰同志毫无疑问地站到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边。当他得知法国准备同意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时，终于按奈不住，跟一帮失意军官搞了一个小组织，要跟法国政府打政治游击战。这种同志学艺不精，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政治游击队连根据地都还没建立起来，萨兰同志就被捕上了法国的法庭。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倒算是条汉子，接近春桥同志在修修法庭上的表现。

这个线索很明显，就是游击队理论发端于高度技术化的现代军事体制，经过发展，在共产主义革命里转了一个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现代军事体制。只不过，在萌芽的时候，游击战理论在职业军官们眼里不啻于今日学院派教授先生们眼里的民间思想家，等到转了一圈回来，已经成了现代军事体制不得不重视的敌人。游击战的战场不仅从山地跑到了政治领域，游击队的成员也从没文化的山区农民变成了受过严格现代军事训练的职业军官。施密特最为关心的敌我划分也变得愈加困难了，因为敌人已经从外部跑到自己内部来了，原来以地理空间划分敌我的战争法则已经作废，新的战争法则已然形成，不管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承认与否，都已经不得不与游击队作战了。

不过，也许是蛮夷不学，对毛主席的研究并不十分精深，有些很关键的事情施密特显然并不清楚。比如说，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莫文骅回忆录里讲过，延安时期毛主席曾组织过一个读书小组，专门研讨过《战争论》，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也不能算是很高：他理论不错，但是实战不行，最多只能做个参谋。从前后关系上看，《战争论》也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轮廓早在苏区时期即已形成，而读《战争论》已经是四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列宁对游击队理论的贡献对毛主席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太大影响，毛主席对列宁感兴趣的时候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至于作战指挥，毛主席对列宁恐怕不会评价太高。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故事是，聂帅在回忆录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米国军官到晋察冀根据地考察后，很受启发，于是跑到已经成了倭寇殖民地的菲律宾也搞了一个游击队，准备持久抗战，也跟萨兰同志的政治游击队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第三个故事是越南同志的所谓游击战，完全是中国人教给他们的。或者干脆一点说，胡志明的游击战跟克劳塞维茨和列宁没什么关系，而是来自CCP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要不是陈赓告诉他们军事干部应该主要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他们还继续用热血青年充当军官，别说是萨兰同志了，越南同志恐怕还得再摸索几十年才能知道游击战怎么打。

第四个故事比较重要，但是施密特显然不知道。话说1959年藏乱，达赖叛逃印度，藏族同胞也搞了不少游击队，准备抵抗共军。但是藏族同胞没有到苏区学习过，也没有陈赓这样的同志教过，显然不知道游击战是怎么回事，上来就是直接围攻大城市，以为占领了拉萨就算是革命成功了，所以同志们麇集拉萨周围。当时形势相当紧张，拉萨城内守军不多，难以抵御。要是蒋委员长，那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让周边部队火速增援，然后被共匪们在半路上分割包围歼灭。但是毛主席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向拉萨增援，反而让周边部队后退，让开拉萨周围地区，作出拉萨防备薄弱、易于攻取的姿态。藏族同胞们不明就里，一哄而上，准备收复拉萨，结果被周围的共军全部包围消灭在了拉萨城下。

换句话说，毛主席不仅是游击战高手，其实也是反游击战的高手。这恐怕是施密特不了解的，所以才能有游击队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误会。毛主席一生最讲辩证法，其实问题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类的概念游戏，而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本来就是一只苹果的两边，历史命运让不同的人分别咬住了两边。施密特以为他看到了苹果的全部，其实他看的时候还是忘了一件事，就是要把苹果拿起来转一转，否则看到的仍然只是一边。即使看到的是两边接触的那一边，也仍然是一边。

纪念七七事变

Mon, 07 Jul 2008 14:58:15 GMT

今天是七月七日，中国人民抗击倭寇侵略的纪念日，但是官府的宣传对此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出席抗倭纪念活动，只有网上的同志们还能要和几声，虽然声音小些，总算是聊胜于无。

我们都习惯了一个说法，就是八年抗战。以前陈光兴说过，对台湾人民来说，抗倭不是八年，而是五十年，是从1895年被倭寇占据了就已经开始了的。按照这个逻辑，其实也可以说，东北人民的抗倭斗争是从1931年就开始了的。八年抗战这种官方历史叙述确实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因为这等于把东北和台湾都放到中国之外去了，东北人民和台湾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了。

不过，也应该澄清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就是七七事变的性质。1939年7月7日对中国人民来说之所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不是因为倭寇从这一天开始侵略我天朝，而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天朝的妥协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抵抗倭寇的侵略了。所以说，这一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开端，而且，这场战争是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全民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如果说1949年革命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同样可以说，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中华民族不愿意再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了，即使是死也要抵抗下去了。

对倭寇而言，倭寇对我天朝的侵略也在这一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全面侵华。在这之前，未能得到倭王授权的倭寇实际上并没有对我天朝宣战，所以倭寇在我天朝每次发动的侵略在倭寇的历史记事本上写着的都是“事变”，比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意思就是，这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驻华倭寇与我天朝边防部队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属于局部性冲突，并不飞全面战争。而在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我天朝开始进入抗战阶段，倭寇的战争也升级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谋求蚕食我天朝了，而是要动用其主力部队，全面占领我天朝。

对于KMT的国民政府而言，七七事变意味着，妥协退让的出路已经被全部堵死了，已经退无可退了，只有奋起抵抗才是唯一出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唯一说明的就是这一点：面对任何侵略者，企图以妥协来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是不可能的，任何退让除了为日后的被迫反击制造更多的困难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明，委员长那种自曾汉奸、李卖国贼、袁大头以来的纵横家的套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下没有市场效率，面对侵略，抵抗是唯一的求生机会。

对于今天来说，这个铁的法则仍然成立。这也就是在今天纪念七七事变的现实意义。要么改变这个不正义的国际秩序，要么在这个秩序之下成为别人的瓜分对象。天朝啊，你准备好了吗？

夏天

Sat, 05 Jul 2008 06:54:36 GMT

这几天上班，每次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都能听见树上的知了在死命地叫，才意识到终于出梅了，已经是夏天了，夏天的七月。记忆中的七月总是不太好的。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初，完了是忐忑不安的等待，等待完了还是等待，怀着希望，又总是让人失望。毕业的时候又是七月。

02年的7月2日，我背着两个大包，和江苏的一个同学登上从长沙到上海的火车，从此离开学校。那次对面坐了一个小姑娘，是长沙民政专科学校的，浙江人，刚上车时拼命哭，外面一个小哥们也一起哭，看样子是毕业要分开了，都不舍得。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很狼狈，已经不记得是谁送我上车的了，或许是杨策，还是他比我走得早，已经记不清了。晚上就跟对面的小姑娘聊了一夜，她说学校最好找工作的专业是殡仪，才知道殡仪也算是堂而皇之的专业了。

早上五点还不到，火车到了杭州，我就下车了，同学要到上海转车，就继续坐着走了。那时的杭州正热，我出了火车站，乘上31路公交，从东站到了浣纱路的工作单位下车。但是单位上班是八点半，我到的时候只有六点，门还都没开，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着。那时候刚到杭州，很陌生，所以很紧张，心里不住地胡思乱想，想到如果这个单位突然没有了怎么办，我一个人在杭州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呢？所以很着急，到八点左右的时候，单位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但是我面试时见过的人还没来，别人我都不认识，只能继续等着。后来面试时见过的同事来了，才好了。单位把我安排在值班室暂住，后来就在那个值班室里过了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

03年的夏天，又是很热。当时在杂志社工作，同事间流传的消息说，杂志因为一些问题，要不办了，所以他们劝我早谋出路。但是老板又告诉我，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让我不要慌。那时涉世未深，就听了老板的话，没有另外找工作，别人帮我推荐的一个地方，自己终于也放弃了。一直等到那个夏天过完，事情才终于尘埃落定，杂志不办了，我离开杂志社另找出路，后来就进了报社。那时我住的小平房很热，也没有空调，通风也不好，所以我常常拿着躺椅坐在门口，借着屋子里的灯光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就看看对面的小楼上的酒店服务员们，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总是在叽叽喳喳，吵吵嚷嚷。也经常跟隔壁住的到杭州打工的人聊天，跟他们下棋。

04年的夏天，我常到浙大一个朋友那里去。他在浙大做博士后，有个两室一厅的宿舍，本来他带着他外甥住，但是他外甥不久就到深圳培训去了，他一个人无聊，所以经常叫我去他那里。每次在他那里都要辩论，他当时还在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经常是我们下班后去打篮球，打完吃过饭买个西瓜回去，吃完西瓜开始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开始辩论，每次辩论都到早上三四点才睡觉，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往往他已经去上班了。那个夏天，我们俩经常骑着自行车在浙大西溪校区和玉泉校区之间来回，我一个人也经常骑车在杭州到处乱窜。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们没有往来了。那时也来过上海几次，第一次来应该是住在海宁路那边的一个宾馆里，但是现在每次下班路过海宁路，再没看见过那个宾馆，后来就是火车站北广场那边的一个酒店了。总体上说，那时候的日子还是很舒服的，不太想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到处乱逛，很自在。阿海家的猫放在我那里养，也是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它就用爪子抓凉席，弄得吭哧吭哧的响，让我不能继续睡觉。

05年的夏天，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张脸吧。一张茫然无助的脸，一张焦虑不安总是汗津津的脸。还有那几件丝质的裙子。

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红日》

Sun, 29 Jun 2008 15:12:35 GMT

看了几天《红日》了，说几句。

第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军事素养比较差，所以抓不住解放战争第一年国军和共军两方的作战特点，基本上是在瞎指挥。这个时期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国军进攻共军防御，但是在作战方式上，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国军的进攻是用防御的方式，而共军的防御却又用的是进攻的方式，也就是积极防御。尤其是华野部队，是这一时期共军里最能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所以到苏中战役结束后，国军的作战特色就是三个师以下的部队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到《红日》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就更加明显了，十一个整编师上演一线平推，等于是要把共军逼到大海里去的。而共军则通过积极的运动来调动国军，使国军在运动中拉开距离，捕捉战机。导演对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把握好，导致粟裕在向各纵队司令员讲解战局时基本上不着边际。

第二个特点就是很俗套，基本上照搬了《亮剑》以来的那种战争片的风格，主角搞得土里土气，很粗糙，讲粗话，爱骂人，兄弟部队之间争抢俘虏和缴获，部队战士之间相互动不动称呼兄弟。尤其是20多集的时候，讲一个共军小干部强奸了一个老百姓小媳妇，上演挥泪斩马谡，老百姓求情。这些都是以前已经见过很多的情节了，没什么创意。最最让人恶心的是穿插的军长泡妞的故事，感觉军长都能给人家小姑娘当爹了，还泡人家，看着比较不舒服。戏不够，感情凑，这都成这几年战争片的基本模式了，很恶俗。为什么不能搞得精干一点，简练一点呢？干吗一定要搞那么长？

第三个特点是这个编剧不太好，似乎是对历史不太熟悉，对主角的人物形象设计问题比较大。沈振新的原型显然是王必成，但是性格又跟王必成是完全相反的。王必成的性格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是粟裕的爱将。但是这个沈振新又是相反的，爱嚷嚷，爱说粗话。最不能接受的是沈振新居然在电话里跟粟裕讲话时一口一个老子，甚至干脆摔电话。人所共知，这么干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许世友这个大水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硬伤，比如说把策划重点进攻的功劳算到张灵甫头上去了，其实之所以搞重点进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军经过第一年的作战，机动兵力损失严重，已经无法再集结起大量部队搞全面进攻了，结果在这里却被弄成了张灵甫策划的天才之作。这里的另一个硬伤是，张灵甫用的地图居然是把外蒙古划在外面的，要知道，现在台湾用的中华民国地图还是只驼背鸡，外蒙古还是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的。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片子和《亮剑》相比，缺乏一股精神，想要硬气又没有硬气起来，可制作的人似乎又不想搞成传统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怪物。人虽然讲粗话，但是缺乏那种粗砺、大气、狂野和向上的精神，比较接近《新四军》，很糟糕。

李志民回忆录

Fri, 27 Jun 2008 16:20:47 GMT

这一阵在路上看电子书，断断续续的，把《李志民回忆录》看完了。

李同志是湖南人，高小毕业，做过小学老师，大革命的时候先参加的KMT，后来转为CP。因为当时KMT的地方机构不完善，所以是由CP去帮助建立的基层组织。李同志的老家来的三个KMT支部负责人，实际上都是CP。大革命失败后，这些KMT的基层组织很容易的就转成CP了。后来被组织上安排去参加游击队的工作，做政治委员，后来就坐了一辈子的军队政治工作。游击队后来被编入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在延安抗大学习，后来调到抗大晋察冀分校工作，再后来就留在晋察冀工作。他在冀中军区工作的时候，先后跟郑维山、杨成武和杨得志搭过班子。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部队被编为野战军，他先在二纵当政委，后来晋察冀野战军编成解放军的野战兵团18、19兵团，19兵团就是他当政委，杨得志当司令员。后来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战役，然后入朝参战。不过他到朝鲜时，前面的战役已经结束，只赶上了五次战役。彭回国后，杨得志代理司令员时，他又担任过志愿军政委，一直到回国。不过，他抗美援朝的经历跟别人不一样，战争结束后，别人都已回国，他仍在朝鲜，一直到1957年才正式回国。回国后担任过军事学院副政委，文革结束后又担任过福州军区政委，跟杨成武一起，1980年退到二线。80年代后期去世。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是上将。前面两次都搞错了，以为王宗槐、莫文骅是上将，结果是中将，李志民是货真价实的上将。不过他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个。王宗槐对自己的军衔比较满意，莫文骅有些怨言，认为自己本该得上将，却只得了一个中将。前面看的都是军事主官的回忆录，看作战指挥能力，最近接连看的这三个都是政工将领，所以比较有意思，可以对比。

三个人里面，王是孤儿，没有什么文化，从回忆录里就能看得出来，人很简单，没什么花花肠子；莫文骅文化程度较高，有些知识分子习气，比如他刚参加红军，就说到了自己的军衔是上尉，后来转成少校等等，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在意，评衔的时候觉得自己本来是正兵团级干部，应该得上将，却因为高岗的原因只得了一个中将；李志民虽然算是小知识分子，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工农化花改造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像个纯粹的革命军人的样子，没什么抱怨，对评衔的事情提都没提。

从作战能力上来说，感觉王宗槐比较弱，只是普通的政工干部，没什么军事能力；莫文骅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是不错的，而且确实在红七军做过连长，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军事主官，做政工后比较不服气，一直想转成军事主官。在抗大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重新担任军事主官。但是没能得到毛主席批准，所以他是比较不服气的。建国后一直做政治工作，而且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应该做军事主官。文革结束后，他曾有机会去海军做北海舰队司令，当时就比较想去，但是后来还是去坐了装甲兵政委。李同志的军事水平应该不弱，比如不经意间提到的五次战役的一些排兵布阵方面的问题，点评很到位，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但是他并没有抱怨过，而且颇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自豪，还专门总结过志愿军的政治工作，被当作全军政治工作教材。书法貌似也不错，在抗战时期经常给英雄写锦旗。

不过，跟军事干部的回忆录相比，政工干部的回忆录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比较长，叙事没什么节奏感。故事性不强，而军事干部的叙事要简练很多，繁简也比较得当，不会巨细必录，节奏感也强。再一个特典就是能感觉到共军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分别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像杨成武、罗瑞卿、邓华这种既能搞政工，又能担任军事主官的人不多。一般来说，共军的军事干部主要是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提拔，而政工干部则比较注重文化素质。比如吴法宪同志，就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是班里唯一识字的，所以马上就得到重用了，成了政工干部。

而这一点对共军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经验。陈赓在支援越南的时候就发现，越南的部队因为基层军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所以纪律性不强，接到上面下来的命令，不是考虑怎么去贯彻落实，而是先开会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所以陈赓特别向越共提出，应该注意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军事干部。而政工干部则能够派上多种用途，比如说政委经常会兼任地方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就此脱离军队，转为政治干部，比如秦基伟的搭档阎红彦，解放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没有再参加军队工作，所以55年就没有授衔。

再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杨得志的军衔问题。现在有很多人给一些上将鸣不平，认为他们应该当大将，比如刘亚楼、萧克等等，甚至连许世友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人都曾经在评衔的时候闹过。但是，客观的说，我认为最应该得大将的不是他们，而是杨得志。别的不说，就凭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就光这一点，别人恐怕就没有过。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的部队仍由聂帅负责，作战不甚得力，绥远战役尤其失败。此后，晋察冀的部队整编，聂帅就成了军区司令员，不再担任野战军司令员了，而司令员恰恰是杨得志。而且，杨得志上来后，晋察冀部队作战水平明显提高，清风店战役实际上就是杨得志组织的。从这一点上说，杨得志才应该得大将。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李志民同志先后跟杨成武、杨得志、杨勇搭过班子，跟军中的三杨都合作过，这恐怕也是军队里的奇迹了。

鬼子扫荡，学社需要用代理

Tue, 24 Jun 2008 15:07:25 GMT

不知道怎么的，大概是跟奥运会有关，这一阵突然扫荡了，学社也未能幸免，换了一次IP也不能逃出生天，看来米啥希望了，暂时还不想学社8，就先用代理凑合着，等奥运会之后再说。

自由主义到底为不为范跑跑买单？

Fri, 20 Jun 2008 16:18:46 GMT

不那么健忘的人我想应该还都记得1990年代那个十分著名的问题：自由主义要不要讲道德。当时的辩论我记得是很热闹的，一方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另一方是被称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们。不过，当时的经济学正是耀武扬威四处劫掠的帝国时代，甚至连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打算抢上山去压寨夫人，人文知识分子们的那一点点“人文精神失落”的哀叹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三五个回合，人文知识分子们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了，道德在这个弥漫着据说是一种叫做启蒙理性的空气中也很快就窒息而死了。

不过老话说得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然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只不过是时钟上的指针稍微转动了一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进入了据说是高科技发达的信息化时代的中国人不知怎么的突然又怀旧起来了，从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路跑到了孔孟程朱，从哈耶克、弗里德曼一直挖根挖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形势发生了逆转，保守主义如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还带着东边山头的土气，自由主义就如气门松了的皮球，越来越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当惯了高人、住惯了山林、习惯了指点江山挥指方遒的老自由主义们固然还在刻舟求剑，也还是阻挡不了识时务为俊杰的新一代自由主义早已见风转舵。据新一代小字辈的自由主义们说，是亚当斯密也是伦理学教授，经济学家怎么可能不讲道德，自由主义也要讲道德，市场经济也需要道德，云云。

按照改革开放的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再说。自由主义到底讲还是不讲道德，既不由攻击自由主义不讲道德的人们说了算，也不由新老自由主义们的红口白牙说了算，忠不忠看行动，关键还是看自由主义们的实践。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正当自由主义们费了九牛二胡之力给不讲道德的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柔软的下腹部打上了一块罗尔斯、德沃金等一班进口的道德补丁的时候，范跑跑事件就出来了。

按理说，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个好事情，只要自由主义们能说清楚，范跑跑的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不符合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就能证明自由主义其实是讲道德的。但是，奇怪的是，据说是既懂哈耶克又懂施特劳斯、既背过四书五经又能念通殷海光的新老自由主义们似乎突然都变得健忘起来了，又忘了他们说的自由主义也要讲道德之类的话了。他们不但没有良知泯灭的人们一起谴责范跑跑，反倒激发起他们争先恐后地或用口水或用笔墨镇压道德红卫兵的热情来。

于是乎，由于有先见之明的文人学士大人先生们的提醒，早就对压制自己肚子里男盗女娼的所谓伪道德的人们就如同苍蝇进了厕所一样地聚集起来了，挥动着如椽巨笔，鼓动着如簧之舌，镇压起据说是不过是伪君子的道德红卫兵们来了。据这些高明的人们说，这种道德压制了人性，是伪道德，维护这些伪道德的人都是伪君子，与其要伪君子，还不如要真小人，云云。
但是，就算是自由主义们口吐莲花舌灿祥云，问题也还是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到底讲不讲道德？如果是讲道德的，那么在据说是最具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学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范跑跑算不算是自由主义的好学生？如果是，那么范跑跑的言行是不是与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相符合的？如果是不符合的，为什么一谴责他就成了什么道德红卫兵，就要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然，如果自由主义们这个时候能理直气壮地回到老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理直气壮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不讲道德，不要道德，人性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是希望这么认为的同志们去火星上从刀耕火种起步重新自发扩展去吧，已经在千百万年的社会生活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的人类的世界不适合他们。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总之还是那个问题，希望自由主义们能够为此买单，老实地回答问题，不要老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什么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啊、人性啊之类的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养的狗在外面咬了人，狗的主人掏点钱给被咬了的人打个防疫针也是应该的，据说是血统十分高贵可以远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近可以追及1949年之前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总不至于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吧？

当然，自由主义如果说，这狗是条疯狗，与他早已没有了关系，那也好办，就请别在别人打疯狗的时候说三道四唧唧歪歪什么人道主义之类。
是为至嘱。

学社大难不死

Wed, 18 Jun 2008 14:01:49 GMT

学社这两天出了点问题。已经差不多三天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什么帖子的问题又被封掉了，就用代理上去看，但是我删掉了所有14日发的帖子，也还是上不去。后来做技术的朋友才告诉我是空间的IP被封了，需要换一个。一直到今天，才换好，算是恢复正常了。不过从这次也算是得出一个经验，国外的空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也还是有些优势的，最明显的就是生命力比较顽强，不会被一刀砍死，即使挨了刀，还可以裹疮再战。所以跟经常上学社的朋友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学社哪天上不去了，可以用代理上，随便什么代理都行。如果这次换了IP还是不行，那就只能等待xueshe8了。

目前的地址仍然是www.xueshe7.com，一如既往地欢迎每个朋友，当然也包括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只要不是来封我们的就行，多我们一个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坏处，还是希望同志们能高抬贵手，谢谢。

陈赓的不幸

Thu, 12 Jun 2008 15:10:04 GMT

1955年的十大将里，除了粟裕，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是陈赓了。我也一直都比较喜欢陈赓，是个真正比较爽快直接的人，又比较开朗、乐观，不像陈毅之类的同志，表面上好像很豪爽，其实做起事情来也是跟着风向转，没一点定见。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这次总算是看了一个，弥补了这个缺憾。当然也还是盗版书，作者是穆欣，至于是不是文革前中央写作班子里的那个，我就搞不太清楚了，对他不太熟悉。

应该说，这个传记还是很好的，比我之前看过的彭德怀、刘伯承和林彪的传记都要好很多，比我看的粟裕的那个传记更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个作者显然显得专业得多了，术语基本上都能对得上号，在战役叙述上也能分析双方的形势和陈赓的考虑，以及战役的发展过程，陈赓在战役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基本上都顾及到了。不像我前面看过的几个传记，只是拼命地吹捧如何如何厉害，但是到底厉害在哪儿，就是把书看完也说不清楚。

当然，也在有些问题上显得比较模糊，比如说在洛阳战役中，陈些兵团虽然是作战的主力，在军史上此役也一般被记在陈赓的功劳簿上，但是熟悉情况的人应该都知道，洛阳战役实际上是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合作完成的，而且中央明令在战役的总体策划上由陈唐负责。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陈唐兵团从中原一路转战过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而陈谢兵团虽然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里很冒尖，但跟当时的陈唐兵团比起来，还是要稍逊一筹的。但是这也无妨，我还是很喜欢陈赓。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陈赓在政治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且不说他在黄埔时期的那些传奇事迹，就是他平时的为人，也是很不错的。比如说，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面说，在七大上刘同志作为一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的时候，唯一向毛主席进言，反对过分抬高刘同志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赓。这个传记里面还讲，在他晚年的时候，有次去看郭沫若写的话剧蔡文姬时，因为郭沫若给曹操翻案翻得太过分了，说曹操如何简朴，陈赓看了就很不高兴，说，如果真是这样，都可以给曹操发入党申请单了。

在军事指挥上，陈赓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尤其是共军传统的围点打援的战术，运用得也是出神入化的。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到越南当顾问的时期，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按理说，他是受过黄埔的教育的，而黄埔的人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德式军事教育的影响，实际上对机动性强调得并不够，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徐帅，战法上还是不够灵活，而陈赓却基本上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摆脱了这种束缚，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比较强调部队作战的灵活机动，很是难得。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生于1903年，且从12岁就参军的陈赓，完全投入军事斗争的时间却有些太晚了。南昌起义后他没能继续去从事军事斗争，而是被派去搞了很长时间的情报工作，对他来说其实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从资格上说，其实他跟徐帅差不多，而且都是到鄂豫皖做师长的，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半路上负伤被送到上海去了，等他到中央苏区的时候，连黄埔四期的林副统帅都已经是一军团军团长了，而他还只是相当于师级干部。长征的时候中下层干部提拔得很快，而他却一直没动。一直等到四方面军一部到陕北后，才派他去接替萧克，担任原属四方面军序列的三十一军军长。

不过，最不幸的我觉得还是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处境。当时中央曾计划调他到西北加入彭德怀集团作战，他说动了毛主席，就没去，留在了刘伯承集团。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看，他活动的区域原来是太岳地区，后来渡黄河南下，又到了伏牛山区，都是山区，比较贫瘠，而且原来共军的活动比较少，所以他的部队发展比较慢，膨胀得也不快，那边的大仗也少，他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小。所以，他的部队不仅要承担军事任务，还要承担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作战。加之他的顶头上司刘伯承本人军事素养也不差，所以他发挥的余地是比较有限的。

比他小四岁的粟裕显然就比他幸运多了。粟裕在南下浙北莫干山作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承担的跟粟裕一样的任务，但是粟裕没干多久就申请回到苏中去了，在那里七战七捷，扬名立万了。后来的发展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长期承担的都是作战任务，以消灭敌人为主，不用管什么根据地建设之类的问题，地盘丢了，只要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也还是功劳大大地。粟裕最幸运的就是碰上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打仗是不行，但是恰恰因为粟裕有个这样的领导，所以作为副手的他才能更多的发挥作用，无形中给他增加了不少发挥的余地。

从参加打淮海战役开始，尤其是南下以后参加进军西南的战役以后，就能明显地看出来陈赓的与众不同，他不仅在战术上比较熟悉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形成的那套基本的战术，而且战略上也相当成熟。比如广东战役时坚持大迂回、大包围，反对林副统帅提出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给他配一个政治上比较强，但是军事上比较弱的顶头上司，他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比如说晋察冀，去跟着聂帅混，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个比较好的选择。聂帅的根据地建设那就不用说了，绝对一流，在陕北、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豫皖苏几大根据地里，就属华北的根据地建设搞得好，可就是打仗一塌糊涂，老打败仗。要是让陈赓去跟着他混，陈赓负责战役策划和指挥，聂帅在整体上负责，搞根据地建设，给前线输送兵员和给养，陈赓成长的空间就大多了。

不过，从性格上说，陈赓比较急躁，作为方面军负责人，这是他比性格上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没有让他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也可能是他的幸运，成就了他的荣誉，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和假设的空间。

关于三农问题的两个回帖

Tue, 10 Jun 2008 14:19:01 GMT

一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现金收入，使农民在现在的条件下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

中国很大，本身就是个大市场，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小农经济的高成本低产出和低附加值是致命的缺陷，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尤其是不可能光靠农业生产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传统上看，农民的现金收入主要都是来自于手工业，但是作为农民副业的农村手工业在今天的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也没有生存空间了。

从建国后的历史看，基本上也是现代化的思路。比如大跃进，从农村的角度看，就是把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来，同时通过招工等方式，使一部分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大跃进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但是农村的自发工业化并没有停止。文革前三年过去之后，不少村子都利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力，搞了社队企业，而这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

原来认为农民不能全进城，进城了资源禀赋无法支撑，我觉得这个担心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是不成立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就只能依靠竞争来配置资源了。如果现在还无法改变市场化的这个基本方向和现实条件，那么通过竞争来争夺资源，只要是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二

建国初期，毛主席和刘就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发生过分歧。当时按照刘的看法，在完成土改以后，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刘这种想法当时是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的，尤其是在华北小集团，华北局就批评了当时对集体化改造比较积极的山西省委。而毛主席则认为不能停止与土改之后形成的现状，而应该继续前进，通过合作化，对农村进行集体化改造。当时在政治局里，只有高岗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意见，而且在东北这么搞了，因为张闻天反对，官司打到中央，刘以中央的名义回电给东北局，对高岗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极左。但毛主席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说“岂有此理”。所以毛主席才看中高岗，进京后让他当了计委主席，成了经济内阁的负责人。

毛主席的主要出发点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是认为，土改后很快农村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农村出现了雇佣劳动，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个。高岗打官司的就是这个事情，高岗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剥削劳动力，但是张闻天认为可以。毛主席认为，只有搞了集体化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才能保证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不过，站在今天来看，我觉得毛主席当时对形势可能也有些误判。毛主席当时看到农村的互助组运动发展得很快，所以断定农民发展社会主义的热情是很高的，所以才要求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更快一些。但是今天回头来看，那时候农民的互助组就象我前面已经说过的80年代的那种状况，更多的是因为生产资料短缺和资金缺乏造成的结果，并不代表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情有多高，后来农民对大食堂的反对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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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21 Dec 2007 16:22:5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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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22 Aug 2007 07:30:58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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