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以前看小说，看过一个《后西游记》，记得里面是孙悟空的后代，叫孙小空，还是住在花果山。因为想要自己也当孙悟空，所以就跟孙悟空一样，到处求学，这里找师傅那里拜码头，但是到处找了一圈，什么也没学到，只好回到花果山。终于在打坐的时候顿悟，其实他不需要什么师傅，他的师傅只能是他自己，于是学得众多本领，云云。

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游学，曾经慕名去见过不少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胡适、梁漱溟等人。那时的毛主席不名一文，又是从遥远的湖南来的一个乡下人，其湖南口音连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都很看不起，更不用说胡适之流已经名闻全国的名教授们了，自然是对毛主席很不屑一顾的。不过毛主席圣人气象，无可无不可，当年的事情其实并无所谓。后来在延安，梁漱溟来访，毛主席与之长谈，还说起来当年他在岳父家见过梁漱溟，并说那时的自己是个开门倒水的后生，梁漱溟漫无所应，显然是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就与毛主席见过面了。不过，以毛主席的性格和谈话的风格而言，说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让大家的心态放松一点，不要让梁漱溟太拘束。毕竟那时候的毛主席已经是CP领袖，而梁漱溟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要深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得跟正式谈判似的，自然不免把梁先生推到蒋委员长那边去了。

不过胡适同志就不太知道天高地厚了，别人给他跟杆子，还真就拿自己当腕儿了。40年年代末，国共之争正酣，胡适同志就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教训起CP来了，说国共两党应该搁置争议，团结起来云云，不妨按蒋委员长说的办，CP把军队和根据地都交出去，和平建国。结果自然成了大笑话，CP没当回事，KMT也没当回事。到台湾后，胡适同志又提到过这个事情几次，每次都要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慕名来求见他的时候，是如何的穷酸，他当时对毛主席是如何的居高临下，云云。言下之意当然是很明显的，他没想到当年的穷乡巴佬如今居然把他们都赶到海岛上去了，真是咸鱼翻身，而他胡先生一肚子的学问却救国无门，可见苍天之无眼可见历史之无情。胡适同志是自由派的祖宗，祖宗的教导后辈们当然记得很牢靠，于是乎到了1990年代，自由派就开口闭口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被知识分子们看不起，因此记恨，才有了后来的反右啊文革啊之类的“历史悲剧”。祖宗不会反躬自省的毛病后辈的徒子徒孙们也不能幸免，可见有乃祖必有乃孙。

这个事情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固然穷酸，但是为什么这么名教授们就没看出来他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热将来会主演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戏呢？就算是毛主席小心眼，记恨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要说说知识分子们不识人呢？胡适同志也是可笑，当他如此惬意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也曾居高临下地看不起过毛主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毛主席见到他的时候，说不定心里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呢？现在没有毛主席当时看到胡适同志的这些八卦的反应，我想，以毛主席的性格，大概是一笑了之吧。

我没有毛主席的气度，所以要换了我是毛主席，我的想法肯定是：当初认识这个人就是个错误。

到上海来的这几年，见过不少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对这种事情的态度一般是既然来了，约我见面，那就是看得起我，我也不能当拿自己当回事了，不给人家面子，所以除了少数我比较反感的人之外，一般都是来者不拒。见了面自然是聊天，聊得来就多聊聊，聊不来大不了应付几句拉倒。不过，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传自己观点的人，很多时候，如果人多，我都是听的比说得多，尽管有时候偶尔说几句就会让别人很不愉快。所以，这几年见到的人比较杂，可以说什么样的人都有，跑江湖的、扯大旗拉杆子的、宣传自己的所谓理论的，很多。这些人里面有聊得来的，也有聊不来的，有聊了以后成了朋友的，也有聊了一次再没见过的，当然也有聊得成了敌人的。我对这些人当然有自己的印象、观感。不过我基本上还是坚持一个原则，私下跟别人谈谈这些人可以，但是不会在明面儿上公开地说别人的坏话，比如写帖子之类。应该说明的是，朱学勤那次是个例外，因为我不认为那次是聊天，而是听他演讲，所以后来写了帖子。

但是，有些同志就此就把我在当面聊天说的闲话拿着到处宣扬，时常挂在嘴边，固然让我受宠若惊，但老实地说，如果是那些我觉得人品不太好的人，我会常常有前面说过的感觉，后悔认识这个人。尤其是有些人仅凭跟我聊天的印象，就对毛派做某种判断，我觉得就比较好笑了。且不说我在毛派里是无名小辈，还轮不到我来代表毛派，即使以我的观点，在毛派里应该也算是很少数的少数派，对毛派缺乏基本的了解，就拿我来代表毛派，就是很大的误会了。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毛派是个不好的帽子，怕这个帽子会污了自己的羽毛什么的，我一介民工，无名后辈，没什么羽毛可爱惜的。当年明太祖要把孟子从四书里删出去，钱唐当庭力争，太祖说，你不怕死吗？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能为毛主席受过，是我莫大的荣幸。只是，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对毛派评头论足的同志们的是，不要拿我当毛派的典型。毛派是远比我个人更丰富的传统、政治立场和群体，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如果因为反感我而反感毛派，那是大可不必的。

简单点说，就是毛主席说的我都赞成，我说的未必毛主席都同意；毛主席的缺点我都有，但是我的缺点毛主席却未必全有。所以说，如果要批评毛主席，我愿意同受其责，但是要骂我，请不要捎带毛主席，也不要捎带毛派。

顺便也说一下，2005年底，为了交流方便，我建了一个QQ群，后来大家经常在里面聊天，经常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扯淡，说过很多话，我还在博客上转载过不少。但是我在群里说的很多话，有些不太适合对外公开的，也就是我没有在博客上帖过的，还希望同志们不要到处散播，免得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闲话来。倒不是不敢承认这些话不是自己说的，只是有些话不在场的人未必明白当时的语境，散播开来未免走了样子，以讹传讹，以致于我“欺世盗名”了。比如最近有人说我要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就属于连我都觉得惊讶的事情。我是想过考研，但还没想过要考跟经济学有关的，更不用说金融这么资产阶级的专业了。

《士兵突击》里的团长有言曰：有些看上去蛮简单的事情其实蛮复杂，有些看起来蛮复杂的事情呢其实又蛮简单。简单的事情之所以会复杂，复杂的事情之所以会简单，多数情况下都是二道贩子们给弄的。本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情，经过二道贩子们的解释，简单的就变复杂复杂的就变简单了。二道贩子们的功能，就如一个墨镜，戴着的人觉得自己很酷，看到的世界跟别人不同，以为没戴的人都是傻瓜，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就整风运动而言，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大体上来说，基本的线索应该还是很清楚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来据说是掌握了很多独家材料的历史学家们的考据，就不太一样了，据说历史真相被他们发现了，原来CP一直说的都是谎言，所谓的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就是为了打倒政治上的反对派。更让人觉得惊奇的是，原来说的整风运动不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而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对异己分子的大面积迫害。

整风运动，完整的说，应该是整顿三风。毛主席当时的讲话什么的，提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的整顿三风，很少用整风运动这个说法。具体一点说，所谓三风，就是党风文风学风。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学风是反对教条主义，文风是反对党八股。反对宗派主义，是为了增进团结；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改变党内一般同志对马列主义的教条态度；反对党八股，主要是强调要做调查研究。

整风运动的出现，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长征结束后，全国党员不足十万，红军只剩三万，党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抗战开始后，无论是党还是红军，膨胀得都特别快。到1940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已经超过五十万，党员超过一百万。三年时间，这个速度显然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无论是军队还是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新力量加入太多，党和军队原来的作风就被严重稀释了，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秦基伟在抗战开始后到山西，党让他去把一批从北平等地流亡过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组成军队，他去干了。但是军队的毛病很多，天天要开秦基伟的批判会。虽然秦基伟对此没有抱怨什么，反倒在回忆录里说，这样挺好，逼着他学习。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明白点事理的人应该都会明白，作为军队，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这将意味着什么。再举一个例子，前一阵说过的，陈赓去支援越南抗法的时候发现，越共军之所以战斗力比较差，原因就在于当时军队的干部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一接到上面的命令，首先想的不是去怎么贯彻执行，而是先去挑刺、批评。

还是先把陈赓这个故事讲完。陈赓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告诉胡志明，这么搞不行，部队的干部还是要以从基层的战士选拔提拔为主，这样越共军的战斗力才逐渐提高了。

那么整风运动干了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干了陈赓要胡志明在越共军里干的这个事情，让干部革命化，把革命纪律建立起来，让大家通过学习都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前，你是知识分子，可以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但是参加了革命了，那就对不起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黑社会也得有个规矩，不能由着你胡来，更何况这是革命队伍，是要救国救民乃至实现共产主义的，当然就要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让全党全军都变成一个战斗的团体。

因为党和军队在抗战中快速膨胀增加进来的新力量主要是年轻人，而干部主要是大中学生，所以当时也有特殊的情况。年轻人的天性嘛，就是比较容易被言辞所激动被理论折服，一旦遇到点挫折就会灰心丧气，然后直接一跳直接跳到厚黑学阴谋论去了。所以，确实就象高华同志说的一样，在延安的时候，王明的风采和演讲确实给他赢得了不少粉丝，很受欢迎。但是，这对年轻人的教育来说恰恰是最危险的。只有打破了这些迷信，才能让年轻人躁动的心沉潜下来，从一个热血救国的流亡青年变成坚定的党的干部。所以整风运动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

整风运动里面出现了逼供信，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没错，确实搞出了不少的问题，这个也没错。但是，整风运动错了吗？官府的说法是没有错，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局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是基本上大多数还是得到纠正了，毛主席也在开会的时候道歉了。当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说，那些杀错了的人，毛主席道歉也不能起死复生。但是，这不能说是整风运动造成的，就象一个美女脸上长了痘痘，不能说之所以长痘痘是因为美女长了脸。

毛主席说，整风运动增强了团结，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就以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大多数还是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的，而且改造到底成功没有是能明显感觉到的。

比如中将莫文骅同志，整风运动的时候是在延安，但是我认为他的改造就基本上没成功。他在回忆录里就牢骚特别多，比如他认为自己才兼文武，但是长期做政工，他是不满意的；比如他认为自己是正兵团级干部，应该评上将，但是只得了中将，他也是不满意的。而且，他很喜欢写诗，在他的回忆录里放了很多诗，其实都是打油诗，有些纯粹是顺口溜，但他认为这些都能显示出他跟泥腿子出身的共军不一样，他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同样是搞政工的，李志民同志的改造情况就要好得多。李志民是1903年出生的人，做过小学老师，参加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共军游击队，后来逐渐转到红三军团，从一开始就是政工干部，干了一辈子的政委工作。从学历上说，其实应该说他的学历要比莫文骅高一点，虽然他没有做过军事主官，但是从他不经意地几次提到军事的情况看，他的军事水平也是不低的。但是他对自己搞政工毫无怨言，文革结束后，他作为上将，跑到福州军区去做政委，也没有怨言，整个人就显得特别的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而且，他的书法相当不错，抗战的时候经常给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写锦旗，但是他从不衿傲，并没有觉得他比别人高明。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整风运动，才使全党全军都变得比以前更加团结了，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所以共军才能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势如破竹，扫荡全国。试想一下，如果党和军队的干部主要的还是今天抱怨自己的职务明天埋怨自己的上级的同志们，天天光知道发牢骚不肯出力想办法，那共军还玩什么呢？以前我们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也可以说，没有整风运动，没有延安升起的红太阳，也就没有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还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与一般流行的说整风运动是清算和打倒王明不同，在七大的时候，许多人都要求讨论历史问题，做一个决议，但是毛主席主张，七大时间很紧张，不要讨论历史问题了。因为他很清楚，历史问题讨论起来就很麻烦了，没有结束的一天了。而且，在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他发现王稼祥没有当选，还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特别提出，候补中央委员应该选上王稼祥。不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永远都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这才是毛主席。

在新中国诞生59周年之际，就以这篇博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59岁生日。

这一阵朝廷人事变动比较频繁，被抹了乌纱帽的同志们比较出名，但上来的最出名的反倒是跟问责风暴没什么关系的青海副省长马同志。据说是得了什么劳什子经济学奖，是什么经济学家，所以媒体上大肆的宣扬。山西换了省长和副省长，宣传规格就没这么高。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马同志是知识分子这一条，还是经济学家。

这三十年来，自由派造孽无数，那真是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鼓吹知识分子崇拜这一条。知识分子所到之处，那就成真理的化身道义的代言人了，闹到现在，连CCP的干部政策都败坏了，其罪大焉。

本来党的干部政策是在革命年代就已经成熟了的，用汉宣帝的话说，就是我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大革命失败前，知识分子在党内到底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下台，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革命过程里暴露无遗，所以干部政策有些变化，尤其是那段时间CP成了苏共在天朝的支部，所以那段时间的情况比较复杂点，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干部政策不太一样。在中央，主要是在苏联啃过面包学过俄文的同志们党权，同时也提拔了一些没什么水平但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干部，比如项英向忠发这些同志。但在各根据地，则比较强调出身问题，当时最主要的两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是一样，比较愿意提拔工农干部，而一般上过学能识文断字的土鳖知识分子们就比较受排挤受打击，尤其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按照当年的同志们回忆的说法，基本上干部里面能识字的都杀完了，出身越苦文化水平越低就被认为越富于革命精神。到延安后，毛主席崛起，干部政策也有所变化，毛主席一再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讲，要信任知识分子干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干部也要学习知识学习文化，过去那种越是不识字越是革命的观念不对。到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基本上就大体形成了，政治第一，能力其次，学历再次；有水平没文化的要学习，有学历没政策水平的基本上都不能担任领导干部。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的，比如那时候王实味同志、范文澜这些同志就是在搞基础研究的，而陈伯达胡乔木这样的同志就能在南书房行走。到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应该说也是非常好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待遇之高，空前绝后，但知识分子们不识好歹，放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要，却片片热衷参与政治斗争，要跟CP轮流坐庄，终于闹出了反右运动。这个事情闹到现在，居然成了毛主席没文化所以嫉妒以至迫害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可见知识分子吃了忘了挖井人的白眼狼本质。

现在的同志们一提起来毛主席那时候，就都是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毛时代，歌颂伟大的改革开放。但是这些同志们不想想，毛主席月工资只有400多块的时候，现在也被知识分子们拉进自己一伙的戏子的收入居然可以达到1000多，而他们所歌颂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老师们却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看不起病来了。就这样，这些同志们居然还一个劲儿地鼓吹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北大不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么，怎么北大每次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参与政治的热情高于所以其它地方呢？蔡元培不是独立自由的很么，怎么就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老袁复辟的学术带头人了呢？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啊，都是扯淡，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个狗皮膏药罢了。孔子其实说得也很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恭。知识分子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还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想吃饱饭，吃饱饭了想有钱，有钱了想泡妞，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也是肉身凡胎凡夫俗子。

俗话说得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自由派鼓捣了这么多年，还真就把不少人骗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上学的时候看所谓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民国那几年的知识分子们的情况，而且每每看到在建国后如何被迫害被压制最后悲惨地死去都要扼腕叹息拍案怒斥一阵子。好在社会这个大课堂教育了我，让我迷途知返，早日对看穿了所谓著名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点小，著名学者的专业是枪手，经济学家拿钱给民营企业家唱堂会之类的八卦，多少知道了一点，对知识分子也就不再那么仰之弥高了。

只是跟文化是两回事，有知识的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未必有知识。知识与操守就更加没关系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比别人更会扯淡，更能“批判”官府，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比官府老爷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很生气，为什么自己这么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华掌握着真理却没有官府老爷们那么多贪污受贿包二奶的机会。这些同志们一边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状骂官府骂朝廷的时候，私底下有几个不搞学术美女不带一届研究生换一茬二奶的，而且他们比官府老爷还爽，用周星驰的话说，官府老爷们的二奶得到的不过是身体还没得到人家的心，这些同志们是啥都得到了。

鲁迅先生教育我们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唱着宽容的高调的那种人，往往是最无耻的，可惜我们没记住，所以同志们还以为敢于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秀的同志们就算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了，做了官就会比CP干部们强多少了，其实大谬不然。这些同志们的所谓批评，不过就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算罢了，跟独立自由没一点点关系。这些年来的所谓学者型官员，出了事情的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在这里再列举了，基本上可以说明，学者型官员并不会比官僚型官员少贪少包，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比他们的批判对象贪的更狠包的更多。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相信自由派，宁可相信CP，都不要相信知识分子。

还是继续看李宗仁回忆录。这个挺长，而且每天只能看一点点，进度很慢，估计得看一阵子了。

话说北伐军攻下武昌之后，KMT的内斗就开始了，比CCP还内斗得厉害。关于CCP的农民运动搞过火了的事情以及CCP由此引起的在政策上的分歧，去年我看张主席回忆录的时候写过博，这次就不谈了，主要谈下KMT。

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先总理就驾鹤西归了，剩下的人里，按李宗仁的评价，汪精卫小气，胡汉民做循吏有余做革命领袖则不足，谭延闿完全是个老官僚，元老派党内势力虽大，但不掌握军队，所以没什么太大发言权。所以没什么能够领袖群伦的人。为了先把元老派打压下去，汪主席和蒋委员长就都比较左倾，成了年轻一派的代表，排挤元老派。后来廖仲恺被刺，元老派在党内斗争中败下阵来，就去北京开了会，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反对汪蒋的左倾政策。说起来，其实元老派这个做法也不能算是太过分，人家在西山开会的地方不在别处，就是在先总理灵柩所在的西山碧云寺，人家这是保卫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哭祖庙。

北伐开始后，四军、七军和八军沿粤汉线北上，取湖南，夺湖北，蒋委员长则出东北，在江西与孙传芳对峙。但是说起来，与西路军相比，黄埔系为主的中路军战绩平平，很不怎么样，搞了半天，也只占了孙传芳主动后退时让出来的赣南一带，别的地方都没什么进展。四军占武汉后，李宗仁力主直取中原，横扫幽燕，一统神州。但是蒋委员长不干，蒋委员长坚持先取东南富庶之区，再图北进。后来商量来商量去，达成的结果是七军东进，配合中路军评定东南，八军继续北上，进取中原，与已经出陕西参加北伐的国民军冯玉祥汇合。之后两个战线上都很顺利，八军前进到中原，顺利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汇合，七军东进也与中路军合力扫平了江浙赣皖沪一带，把孙传芳打垮了。并且，中陆军与东路军汇合后，继续北上，前锋很快就进抵鲁南，着手准备消灭张宗昌了，并且在徐州与冯玉祥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但这时中央就出现了党权和军权之争。

武汉打下后，党内主流意见认为，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应该迁都武汉，号令全国，而将总司令却力主迁都南昌。此时KMT党内主流仍以左倾为主，因此后来达成的结果就是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北迁武汉，同时指定了一个决议，要取消将总司令在北伐时被赋予的党政军民一手包办的大权。将总司令当然不干，马上翻脸，与元老派合流，要求清共。不过当时委员长的形势也不太好，后来的党国砥柱薛岳等人都有左倾趋向，本来蒋总司令视为嫡系赖以拱卫京畿的第一军却人心浮动，颇有响应武汉之势。所以，蒋委员长马上电召已经随军前进到鲁南一带的李宗仁率七军回师，并将第一军几个师分别调开，以第七军担任南京卫戍。同时，白崇禧在上海策划了我们现在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蒋委员长和元老派完成了统一。

这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谭延闿，汪主席在北伐开始前即因与将总司令斗争失败，下野去国了，所以这时候担任党主席的是张静江。一个圆滑老官僚，一个残废，而且都管不了军队，所以没什么用，主事的居然是鲍罗廷。关于鲍罗廷这段时间里的操纵国民政府和KMT、CCP的情况，张主席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所以后来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跑到武汉去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并准备讨蒋，任命这时留在武汉的主要军事骨干唐生智为讨蒋总司令，并责成分路东下，准备进攻南京。蒋委员长一看形势不妙，就选择了以退为进的战术，通电下野到日本去了。将总司令此去收获不小，不仅抱得宋美龄归，而且得到了倭国军方的表态支持。

这时党内形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俗话说，时危思纯臣，这时候同志们才想起来，还是汪主席好，怎么着也没用枪指挥党。而且，汪主席短暂的担任党主席的那段时间，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的。所以党内的同志们就呼吁汪主席早日回国，收拾残局。汪主席回国后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与李宗仁见了一面。但是按李宗仁的说法，这时候汪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分共的意思，而且非常的左倾。所以，汪主席一看京沪一带已经成了反共派的天下，就转身到武汉去主持国事去了。汪主席原想着自己回到武汉，当可解决一切，哪知道到了武汉一看，他根本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唐生智和鲍罗廷才是拿主意的人。

冯玉祥出陕后，一开始挺顺利，一直打到占领了河南大半，并且实现了与中央军的会师，还在徐州与将总司令开了会。但是张宗昌也不是吃素的啊，七军从前线回撤到南京去解决清党危机的时候，张宗昌不仅自己稳住了阵线，而且帮孙传芳也恢复起来了，然后孙传芳再次南下，对付北伐军，张宗昌则专意对付冯玉祥。东线七军回撤后，留下驻守徐州的是北伐军收编的原孙传芳的老部下，根本不堪一战，所以孙传芳马上就前进到了浦口，而且天天用打炮轰南京；在西线，张宗昌也迅速组织反攻，将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回到了京汉线一带。当然，冯玉祥也不是那么不中用的人，调整计划后，马上又继续向东推进了，把张宗昌打跑了，而且一直打到了河北。

汪主席一看唐生智不可靠，他一看武汉的架势，知道再左倾他就要成武汉的同志们的人质了。于是想到了北上找冯玉祥同志帮忙。汪主席他们在洛阳开了会，达成了协议，原在河南的北伐军后退到湖北境内，河南尽归冯玉祥，同时，冯玉祥答应支持汪主席分共，后来他就把国民军里原来派去工作的CCP都给礼送出境了。在分共的做法里，其实除了四一二在上海和在湖南比较血腥外，在别的地方比如江西、国民军等国军里，也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见了CP就杀。汪主席回到武汉后，即动员党国要员们分共，并得到了唐生智的支持。当然，唐师长这时候也比较火大，他部下的健将何健同志的老爹居然在老家都被革命的农会会员们给批斗了，他当然也不愿意继续跟CCP合作了。后来就有了分共的决议，CCP就转向南昌，准备武装起义，枪杆子里出政权了。

后来东征军还真东下了，南京也没客气，组织了西征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打了几仗，唐军不支，接连败退，后来基本上就缩回到自己的老家湖南去了。这时候，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和党中央都迁都到南京了。汪主席到南京后，将总司令也从倭国回国，再次担任北伐军总司令。

不过，很快汪主席就觉得自己又失策了，觉得不该相信将总司令。于是他又转到广东去了。北伐时留守广东的是四军李济深部一部，七军也留了一部分在广西。但汪主席此去广东，并不是找他们去的，而是找张发奎去的。张发奎在南昌时，就支持倒蒋，所以南昌起义的时候张主席其实并不是反对，而是在周恩来去南昌之后，中央开会讨论，觉得还可以再争取一下张发奎，让他一起反蒋革命，所以张主席要求暂缓起义。张发奎虽然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南昌起义的革命任务他后来还是干了的。他认为，要革命，还是要先回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后，他就请命率部南下追击。共军在潮汕一带失败，贺龙叶挺离队，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赣南，而张发奎则一直进到广州，并用调虎离山之计让李济深离开广州到了南京，然后组织军队准备西征扫荡桂军留守部分，统一两广，然后再出师北伐。惜乎他跟共军一样，有心回天，屠龙无术。他刚离开广州西征，共军就在广州又搞了暴动，他后方不稳，前线战事不利，最后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汪主席从南京转到武汉，再从武汉转到南京，又从南京南下广州，搞来搞去，革命也没搞成，最后的结果不过是证明了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汪主席其实是比较能干的党务官僚，而且革命比较积极，早年还有过刺杀满清摄政王的壮举，资历又老，但是他跟先总理一样，搞来搞去也没明白这个道理，中国的事情，关键的时候还是得枪杆子说了算。

北伐开始前，毛主席曾在KMT中央干过很长一段时间，代理中宣部长的时候，还是汪主席的手下，所以他对先总理去世后KMT的这段党争因该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他从办报纸的文人改行搞农运，积极支持北伐，换来的结果却是有枪杆子的KMT专了没枪杆子的KMT的政，这些他当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概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段KMT的内斗史，他才会在八七会议上说了那句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KMT的革命也算是搞得轰轰烈烈的，但是以革命始，以内斗而且是枪杆子指挥党终，从这个意义上说，KMT其实是一个政治上很幼稚的党，还不具备现代政党的政治能力。后来蒋委员长一统山河，神器独占，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摆平KMT党内的派系斗争，在与CCP的斗争中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他和KMT都跑到了小岛上。

反观CCP，情况则大不一样，就要成熟得多。CCP从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始，除了几次失败的枪杆子的反抗外，其余时间都完全是党指挥枪的。红四军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与朱的争论，关键其实也就在这里，虽然毛主席也经历了暂时的失意，但终究还是证明了枪杆子指挥党的路线的错误，重又回到了党指挥枪的路上来。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要改组中央，这是CCP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这次若是张主席成功，则相当于迁都之争中蒋委员长最后取胜，CCP的历史便要改写了。所幸CCP到底政治上要成熟得多，加上有毛主席这样不世出的人物，终于避免了这个错误。

从这一点上看，KMT的失败和CCP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很多后人看起来十分宏大严肃的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显得很慌乱，这一点我知道，但是还没想到北伐开始的竟然是这么仓促。

北伐前，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也初步完成了对广东的统一。这时候的形势是，在西南除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之外，云南还在唐继尧手里，贵州也还在袁祖铭手里，北方是直系吴大帅和奉系张大帅，东南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湖南也还是赵恒惕，西北是冯玉祥。国民政府虽然喊了很长时间的北伐，但是始终没能打过湖南。

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之后，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准备先完成两广的军政统一，然后再出师北伐。但是他和国民政府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桂军自治，理由是广西穷广东富，不能拿广东的钱去养广西的军队，中央财政怕吃亏。所以桂军这时虽然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但是两广并没有真正统一。李宗仁去广东游说国民政府北伐，也是废了好大力气也没有结果，因为蒋委员长和汪主席等人这时候都忙着内斗，没工夫去想遥远的全国的事情。

在湖南，赵恒惕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是因为赵大帅是北洋政府委任的，所以他手下的唐生智师长正四处联络，准备驱赵独立。而且，吴大帅一直想插手湖南，苦于找不到门路，所以他一边支持唐师长驱赵，一方面又表示支持赵大帅。唐师长这时面临的形势是，他的势力主要在湘南一带，而赵大帅在湖南北部一带，唐师长虽然只是区区师长，但他的部队在湘军四个师里仍然是强的，打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在，如果他驱赵，吴佩孚必然南下援赵，而他又远不是吴大帅的对手。如果他战败了，他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向南退入广东，二是向湘西南退入广西。但他的湘军前辈谭延闿和程潜这时都在广东，是被他赶过去的，所以他势必不能往广东去。那么他的出路就剩下往广西去了。

在唐师长发动驱赵之前，为了有点底气，就派人向李宗仁求援，希望桂军能派一两个旅支持他，李宗仁就派了一个旅入湘援唐去了。唐师长发动驱赵后，赵大帅明知不是对手，立刻通电下野到上海去了，吴大帅这时正收拾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此时不在军中，到苏联访问去了），就疾驱南下，到长沙衡阳一带打唐师长来了。唐师长本就心虚气短，一对仗马上败下阵来了，幸好桂军援军这时已经赶上来了，冲了直军一下，才算稳住了阵线。

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两广联合北伐的好时机，所以他第一次到广州跟国民政府衮衮诸公谈北伐的事情去了，而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没想过北伐的事情。但是他跟蒋委员长、谭延闿、张静江等人谈了几次，都没什么结果，最后只说是先让桂军和唐军打一打看。然后就是争取到了这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的支持，李济深在李宗仁统一广西时就曾奉先总理之命配合过桂军，所以两军有点交情。四军驻扎得比较分散，主力一时间集中不起来，驻在广州边上的只有叶挺的独立团，所以独立团就率先出发了，而这时蒋委员长还没有誓师北伐。

这时国民政府打的算盘当然是，如果前线打得好，当然就北伐，打得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宗仁的桂军这时总共只有四万人左右，还得分一部分防备唐继尧突然偷袭，剩下的部分才跟着李宗仁北伐去了。所幸四军、七军和八军也就是唐师长的部队改变的国民革命军打得还不错，上去就稳住了战线，并且北进到了长沙。这时国民政府才觉得机会来了，蒋委员长也在广州誓师北伐了。所以按李宗仁的说法，北伐其实是他促成的，而且是他们在前线已经打得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了，广州的国民政府才决心北伐的。

李宗仁的回忆录挺有意思，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黄埔系军人很不看好，认为黄埔军人虽然革命精神可嘉，但业务也就是军事水平很一般。李本身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生，而黄埔军校前三期都是六个月就毕业的学制，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培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去政治去了，真正学军事的时间很少。所以李宗仁认为黄埔军人的军事水平不行，反而受到蒋委员长的偏爱。李说，时为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告诉他，北伐开始后，虽然国民革命军除了四军已经先期出发了之外，剩下的六军的待遇并不一样，甚至连本来应该每个士兵发一双草鞋的待遇都不能做到公平，蒋委员长视为嫡系的第一军的待遇就要好很多，而别的军就常常不能领到。军官犯错也是一样，黄埔军人克扣军饷，委员长只是找去单独谈话，训斥一顿就算了，最后还是会另外拨款填补亏空的。

再比如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之所以会比别的地方财政上更宽裕，固然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竭泽而渔的功劳，但是主要的来源却是两项，就是鸦片税和赌税。而且官府的财政比较离谱，收税居然是承包给私人的。官府对一个地方的税收做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在商人中进行招标，中标的先把税交给官府，然后再由商人去搜刮人民。不过，正是对广东的搜刮和赌博鸦片这两个中国近代的大脓包的税收才支持了北伐战争的财政，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统一全国，也算是得国不正了。

不过，听说台湾编有李宗仁回忆录批判，这个书以前还没看见过，如果有哪个朋友有电子版，还望不吝赐读。